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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美国史
作者：苏珊-玛丽·格兰特
内容简介
在暴力和早期殖民者的壮志中诞生的美国，如今已经成为一个世界强国。不过，这个国家的历史仍然作用于当下，影响着美国民族身份的塑造。美国对于民族身份的追寻以及对于建国之本的困惑，正是这本书所探讨的根本问题。 本书大致按照时间顺序写就，从殖民时期的美洲开始讲起，当时，第一批欧洲人在经济利益的诱惑以及宗教虔诚的驱使下，踏上了美洲的土地，随之而来的疾病则对土著人口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 本书还探讨了美国的一些内在矛盾：这是一个打着自由的名号却建立在奴隶劳动力基础之上的国家；这是一个遭遇分裂和内战而被迫维护团结、重估理念的国家；这也是一个在20世纪的金融危机和全球冲突的背景下努力建立道德霸权、加强军事保障并且维持经济稳定的国家。书中对于美国社会政治图景变迁的翔实勾勒中，编织呈现了历史长河里各色人物的视角：奴隶和奴隶主，革命者和改革家，战士和政客，移民和难民。正是这些声音，和当今多元化美国社会中的其他声音一道，共同定义了今天这个新世纪之初的美国。
引论 一个新世界的形成
最终，所有事物融为一体，一条河从中穿行而过。这条河被世界上最伟大的洪流分割成许多分支，流过古老的岩石。在一些岩石上落下了永恒的雨滴。在岩石下，则铭刻着语言，其中一些词语是属于岩石的。
诺曼·麦克林《大河恋》，1976年
在欧洲，研究美国史的学者都很有可能无数次地被学生、同事、朋友、家人甚至是毫不相识的陌生人评论过，说他们研究的历史不过只有短短几百年而已。在说这些话的时候，那些人还常常带着诡异的笑容，其用意不言自明：研究如此短暂的一段历史一定是很简单的事情。而且，且不论历史的长短，谁需要去专门研究它呢？我们谁会不知道它呢？我们难道不都是彻底地被灌输了美国文化，或者在有些人看来，是被美国文化所感染么？美国文化难道没有通过电视、电影、流行文学和互联网渗透进我们的生活中么？我们难道不是和熟悉自己的国家一样熟悉美国的文化和政治么？甚至我们还可能熟悉美国多过于自己的国家。又或者说，也许在美国主导的媒体和网络传播背后，根本没有什么文化可言。我们生活在地球村，街角的商店是一家7-11（7—ELEVEN）。美国人难道不是和我们穿着一样的衣服、吃着一样的食物、听着一样的音乐、浏览着一样的网站么？美国历史已经深深地镌刻在世界史之中，从东海岸地区的政治图景到南部地区经历过诸多种族问题的社会图景，从达科他州的印第安部落居住地到得克萨斯州、亚利桑那州和新墨西哥州的边境之地，都刻下了美国的历史。但美国历史又比这些要宏大得多。它在好莱坞的电影中被曲解，在普利茅斯岩上的历史遗迹中被发现，并且还在一系列地点被纪念——首先是在瓦利福奇、斯通斯河和葛底斯堡，之后又遍及全球，在马恩河和贝洛森林、在诺曼底的奥马哈海滩、越南美山。为什么要探索美国呢？它无处不在。
然而，美国又是不存在的。美国在消失。如果我们凝望、注视足够长的时间，它也许会从我们的眼前消失不见。它已经悄悄走开，进入到一个大西洋范式（Atlantic paradigm）之中，也就是“美洲”范式。因为美国在自己的全名里自私地用了“美利坚”（美洲）这个名字，因此对于那些其他美洲国家而言，美国就被当成了一种潜在的威胁。对于这些国家而言，它们生活在这个帝国主义超级大国的阴影之下，而这道阴影也在边境之地将美国和其南方邻国分隔开来。每年都有上百人在试图跨越致命边境、奔赴新世界时死去。如今，这个新世界的阴影已经延伸到了旧世界中。从1945年美国向日本投射原子弹，到如今的“反恐战争”，我们难道不是一直生活在这个超级大国的阴影中么？这个阴影如今穿透世贸中心上空漂浮的碎片，在恐怖袭击暴行之后的报复行动中变得更加阴暗。
有些人担心这个世界上最后的超级大国会继续扩张自己的力量。对于这些人而言，也许还存有一线希望。一些人认为，只要否认美国为自己标榜的名号，就可以反击、否定和削弱美国的文化、军事和政治优势。借助语言的力量，也许可以有力地削弱这个帝国的力量，迫使其承认自己既不是世界的首领，也不是美国前国务卿马德琳·奥尔布赖特（Madeleine Albright）在1998年所说的那个“不可或缺的国家”。相反，借用社会学家迈克尔·曼（Michael Mann）的话，可以把它描述为一个“没有凝聚力的帝国”。这是一个阴暗压抑的帝国，人们只能庆幸其帝国和军事野心还没有获得更多的凝聚力。其他一些人认为，这个世界需要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所称的“自由帝国”，需要一个被良知与商业并行驱使、维护全球稳定和安全的新的“巨人”。因此，美国缺乏凝聚力、缺乏强大帝国的动力，对于美国自身以及全世界来说都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些人对美国的国内建设而不是国际影响更感兴趣，他们认为美国仅仅是很多国家中的一个，拥有现代民族国家本身固有的复杂性和矛盾性。不过，还有一些人并不认为美国是一个民族国家。甚至有一些人认为，美国根本就不是一个国家。
长期以来，民族主义一直被掩埋在一个外部强加的、支配一切的社会和政治意识形态之下。随着冷战结束、柏林墙倒塌、苏联解体这一系列国际事件的发生，民族主义重新显现，学界对于民族主义的兴趣也与日俱增，因而，这个现代国家的民族起源又一次受到了学者的检视。不过，没有一种民族范式可以适用于美国。这个移民国家说得好听点是一个多元国家，说得难听点就是一个非国家行为体——一个相互抵触的不同民族的组合体，它被种族、宗教和语言的争执所撕裂，其中只会有文化的混乱，而不会出现一个具有凝聚力的国家，更不要提一个具有凝聚力的帝国。不过，随着争论的继续，越来越多人将美国视作一个由公民国家主义（civic nationalism）凝聚在一起的公民国家。事实上，这不过是旧瓶装新酒，这个新术语实质上正是之前有些人可能更习惯使用的“美国信条”（American creed）。虽然这些争论也注意到，美国身份从一开始就是建立在排他性的白人种族核心基础之上，并将土著人、非白人、女性和非新教信徒都排挤到边缘，但争论的重点还是越来越多地转向了美国身份中具有包容性的公民理想。这种公民理想形成的基础正是《独立宣言》——这个国家的国本、宗旨，它摒弃了旧世界价值观，开启了新世界共和国。
今天，这个新世界共和国已拥有超过3亿人口，其人口和国土面积均位列世界第三，其人口仅次于中国和印度，国土面积仅次于加拿大和俄罗斯。美国的土地面积和海洋面积总计9826675平方公里，其中陆地面积为9161966平方公里，是欧盟的两倍。美国北部与加拿大接壤，相隔五大湖和圣劳伦斯航道，向南则与墨西哥接壤，相隔墨西哥湾和里奥格兰德河（Rio Grande，墨西哥称此为Rio Bravo，即北布拉沃河）。从地理位置上而言，美国处于一个中间地带。可以说，从民族层面上而言，也是如此。
不过，这里的人们却并不总是能照顾好这片土地。美国的自然资源富饶，其中包括银矿、石油、汽油、煤矿、木材、动物群，但这些资源都在遭受过度开发。到19世纪末，北美野牛已经濒临灭绝。同样，美国在几个世纪的人口和工业增长过程中也砍伐了大量森林。在早期殖民者看来，这片似乎有着取之不尽资源的土地，太快地变成了人造土地或者退化土地。不过，同样是从19世纪开始，人们也开始建立国家公园来保护这片土地。如今，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所担负的职责远不只是土地资源和自然资源的管理；从根本上讲，它的职责是保护传统。这是一个关乎政治和文化的问题，也经常会引发争议。争议的对象既包括国家公园管理局管理的自然景观，例如，美国最大的国家公园黄石公园或约塞米蒂国家公园，也包括它管辖范围内的战争遗址。在乔治·布什（George W. Bush）当政时期，一定程度上也是由于国际安全问题成为了重中之重，在国家公园管理局或印第安人部落自治区管辖范围内的土地上，石油勘测和采矿业又重新开启。在试图保护这些国家景观的同时，美国又给它们带来了毁灭性的威胁。
在守卫国家成为关键问题之前，美国人民所关注的重点一直是建立国家。在这个国家的大部分早期历史中，人口和市场主要集中在一条沿着密西西比河自北向南的轴线上。密西西比河从北部的明尼苏达州流向墨西哥湾，其间穿越了美国中部地区。在横跨美洲大陆的铁路建立起来之前，东部移民想要去西部海岸的话，只能沿着俄勒冈小道一路西行，其间还要翻越落基山脉。如今，俄勒冈小道上不再有车马西行，但在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广阔土地上，人口仍旧相对稀少。80%以上的美国人居住在城市中，其中80%以上人口母语为英语，10%人口母语是西班牙语。在宗教方面，新教徒虽然仍占大多数，但也仅为51%。在新教徒中，有近80%的白人、近13%的黑人、约4%的亚裔和约15%的西班牙裔，因有时西班牙裔也被归为“白人”，所以整个比例之和超过100%。
不过，种族归类的问题并不仅仅是人口调查上会遇到的特殊问题。它直接涉及美国国家身份问题的核心——美国人意味着什么、这个国家又象征着什么。例如，土著人占美国总人口的不到1%，相当于两百多万。这一群体又被细分为上百个部落单元。一个人是否算“土著”，既取决于这个人的基因遗传，也取决于这个人的文化归属；一些群体强调前者，另一些群体则强调后者。相似的，一个人是否被归类为黑人或者白人，则倾向于根据地理和语言来决定。从白人的视角来看，几乎每一个居住在或来自格兰德河以南地区的人都是西班牙裔；对于这些被混称为西班牙裔的人来说，非裔美国人看起来也和盎格鲁人没什么区别。
实际上，非裔美国人是所有种族分类中最易受时代背景影响的种族。刚从非洲国家来到美国的人可能很自然地会认为自己自动成了非裔美国人，而这也许会遭到美国黑人的抵抗。在美国，黑色和白色不仅是一种对客观基因标记的描述，同样也是对文化、传统、奴隶制的历史的描述。非裔美国人这个身份与祖上为奴之间几乎有一种必然的联系。当然，这本身就是有问题的，因为不是所有非裔美国人都曾被奴役。历史学家芭芭拉·菲尔茨（Barbara Jeanne Fields）指出，在美国，一个白人女性可能会生出一个黑人小孩，但是至少在美国社会看来，一个黑人女性是不可能生出一个白人小孩的。她由此强调指出，现代有关种族的文化假设本质上就是矛盾的：白人可以创造黑人，但黑人不能创造白人。正如著名非裔美国作家托尼·莫里森（Toni Morrison）在小说中所描述的，黑人想要变成白人，却无法成功。她认为，“白人性”需要黑人的在场。至少从文化概念上讲，要想成为美国人，就需要把一些非美国的事和人置于美国之外。从这个角度看，“白人性”和“黑人性”（或非洲民族主义）是一并起作用的，但是在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历史上，这很少会是一个平等的关系。
对于国家和个体而言，获得美国身份显然都是一项充满困难和挑战的尝试，但其在政治和文化上的妥协也越来越少。这些年以来，“熔炉”（melting pot）这个在美国曾经引人瞩目的理念已经让步于其他一些理念：比如对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的强调，以及种族和文化（更多是宗教）上的区隔，而一些人担心这些区隔会影响美国的稳定。就像联邦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给予各州不同程度的自主权一样，美国公民有时候也难以在州身份和社会身份、联邦身份和国家身份之间维持平衡。例如，美国内战（1861—1865年）中，这种平衡就被显著地打破了。其他一些时候，比如在面临外来的冲突和危机时，爱国主义的需求会弱化内部的区隔——虽然从不能让它们消失。这种爱国主义要么是由政府倡导，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那样，要么是由大众推动，比如“9·11”事件之后美国的反应，以及如今正在进行的“反恐战争”。
实际上，战争和美国身份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大多数国家都有暴力的历史，美国也不例外。但是，要想理解诸多关系松散、重度依赖奴隶劳动力的殖民地如何走到一起，以及最后竟以自由和平等之名推翻殖民地政权，则需要全面分析当时各方面的动因。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殖民者在解决美洲土著部落和英国皇权给殖民地带来的问题时，都是通过冲突来确立新世界的身份。在这里，冲突与新世界身份之间的关系很早就得到了巩固。
在美国还未建立之前，来到这片土地上定居（有些时候仅仅是短暂定居）的主要是欧洲移民、传教士、军队和商人，而驱使他们来到这里的原因正是欧洲的宗教冲突。因此，从最开始，冲突就充斥着整个移民过程，也体现在欧洲外来者对美国土著人的态度中。早期宣传家努力说服欧洲君主和商人，让他们相信“新世界”既能传播宗教也能带来利润——那里有需要皈依的土著人，也有钱可赚。这些说辞将掠夺与宗教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一种致命的结合体，在这种背景下，冲突自然也就不可避免。当然，这个国家的军事起点是在最终的殖民冲突中，也就是美国独立战争中被建立起来的。这场战争将国家和公民服务的概念联系在一起，也将美国国家主义与战争联系在一起。
独立战争结束后，对于这场战争的讲述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夸大了当时民众的爱国热情，因为这种热情并不总是确切存在的，但不管怎样，当时那些应召参战的民兵的确因创造了军事理想上的一段佳话而流芳百世。这不应该被夸大，但也不应该被低估。在今天的美国，战争退伍军人约占成年人口的10%，从大局看，10%并不是一个压倒性的比例，也很难被称为全民皆兵。不过，退伍军人以及战争给他们带来的后果，在美国政治和社会以及国防预算方面产生了强大的影响，因为相比总人口的投票率来讲（60%），有更高比例的退伍军人参与投票（70%）。
在这一背景之下，毫不意外，美国国家身份的特点就是在战争中打造团结，并强调自由是国家身份的支柱。不过，就算在这个国家诞生之前，这个“新世界”中的自由也有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两种内涵。如同当时的标语所讲，自由不是免费的。当然，它从来都不是。早期欧洲殖民者的自由侵犯了土著民族业已享有的自由。如同美国独立战争中保皇派所表现的那样，不是所有美国人都追求，或者必然会欢迎免受君主统治的自由。自由是美国实验中具有生命力的原则，但最为大肆宣扬这一原则的人却是奴隶主。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将启蒙运动描述为“人类意识的解放”，启蒙运动在18世纪也许影响了美国革命，但它并没有让作为美国革命者的奴隶们获得解放。
“我们认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独立宣言》（1776）宣称，“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实际上，这些如此冗长的“真理”只对那些要么是白人男性精英，要么是接近或有潜力成为这些人的群体有效。即使对于白人男性精英而言，这些真理也只是部分得以实现。当英国激进民主主义者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说服美国人相信他们的事业是“全人类的事业”时，虽然美国人已经完全做好准备接纳他的话，但他们还是将这个信息置于共和主义意识形态的背景下解读，在发扬平等和自由的同时，仍在捍卫着奴隶制。借助市场和传播网络的发展，各个殖民地至少可以在概念上建立起一个政治和文化的团结体。而实现这一概念则是另一回事。对于一些人来讲，只有当所有人都获得自由时，这个国家的理想才能最终实现。对于另一些人来讲，这个国家的未来只有当一些人终生为奴时，才是安全的。19世纪中叶，当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在内战中奋力维持国家统一时，有一项真理对他是不言自明的。“我们都宣称为自由而战，”林肯评论道，“但我们虽然使用了同一个词，表达的意思却是不同的。”
美国内战之后，奴隶制最终被废除，但是种族和民族区隔仍旧存在。尤其是当美国人为了完成自己的“昭昭天命”、自己在地球上的霸权向西部延伸时，美国身份也通过这种方式得到修正和提炼。19世纪末，美国通过美西战争的形式尝试涉水国际事务。在这一时期，盎格鲁—撒克逊人在美国的持续主导地位本就遭到一些挑战，而种族、移民、犯罪和城市问题更是让情况恶化。这时候，参加过美国内战的一代已经掌控了政治权力。他们年轻时的经历使他们颇具智识，但却并不一定会让他们或者这个国家对新世纪——所谓的“美国的世纪”——的到来做好准备。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美国在经济，也许还包括文化层面占据了全球性统治地位，“美国的世纪”才真正开始。
不过，“美国的世纪”却笼罩在冷战的阴影中，同时在很大程度上，又被越南战争所主导。在这一历程中，美国国家的理念产生了微妙的变化。美国的国家故事原先讲述的是以种族为核心的公民国家，现在则开始强调被排斥者为挑战这种排斥所做出的努力。人们开始重新关注美国的文化多样性，因此，美国一直以来对于公民理想的现实的自满情绪变得更加复杂。同时，它还强调了美国建国者在起草《独立宣言》建立的包容性前提。正如林肯所说，通过这一前提，所有美国人，无论祖先来自哪里，都可以宣称这个国家“就像写下《独立宣言》的那些人身上的血肉一样”。同样，在这一背景下，大西洋世界范式不仅可以平息国际世界的恐惧，还可以强调这种公民理想的力量。它突显出这个国家的边境不仅容易让移民进入，也容易让国际影响力——如果不说是国际势力的话——渗透进来，并且这个国家在对于殖民主义、后殖民主义、国家主义、区域主义、战争、身份、人种、宗教、性别和种族的理解上多么易变。
当然，直至今日，如何让这种公民理想与现实相符或者甚至只是相近，仍然是美国面临的一个紧迫问题。对于这个地理、人口和文化都错综复杂的国家而言，这个问题尤其棘手。美国研究普遍对于美国如何输出自己的民主理想、如何将之强加于美国以外的地区这一问题更感兴趣，但有时却低估了这个国家自身在历史中为了实现这一理想经历了怎样的挣扎。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如果说这个新世界的“巨人”总是发现自己处于一个矛盾的位置上，一边在海外“传授民主”，一边在海外“强求解放”，那么，美国自己的历史——不管是在19世纪60年代还是在20世纪60年代——则提醒我们，美国在国内也经常被迫展开相似的过程。与其说这是一种矛盾，不如说这是一种模式，一种在公民与种族、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之间保持平衡的困难行为。在一个似乎想要为他人实现自己仍在奋力争取的目标的国家里，这种行为算不上多么陌生。它所面临的挑战、所做出的选择、所达成的妥协是所有国家都必须思考的问题；在如今这样一个世界中，传播几乎实现瞬时性，所有边界都可以被打破，移民问题、宗教偏执和种族区隔带来的挑战继续威胁着现代民族国家的稳定，这些问题越发需要得到思考。
第一章 新发现的土地想象美洲
因此，全世界初期都像以前的美洲。
约翰·洛克《政府论·下篇》，1690年
美国最初只是一片土地，后来才成为一个国家。远在这个国家建立之前，人们就已经对这片土地开始了想象。最初踏上这片土地的人们有何梦想和雄心，如今已无从猜测，但可以知道的是，早期移民或徒步穿越白令海峡，或乘船而来，都是为了寻求更好的生活而踏上北美洲的大陆。不管他们最初的打算是什么，定居在此或是开辟贸易航线，寻找新家园或是仅仅寻找可以带回家乡的新资源，这个新世界对他们而言都充满诱惑。然而，真正在这里永久定居的只有印第安人部落，其他的早期移民尝试多以失败告终。甚至是维京人在10世纪和11世纪的入侵也未给这里的土著居民带来多少麻烦：那些维京人虽然在格陵兰岛强行定居，但没过多久就被印第安人赶走，这段短暂的历史也没多久便被土著部落所遗忘，同样，很快也被全世界都抛在了脑后。
正是在这种没有外来干扰的情况下，居住在美洲大陆的各个部落不断发展，逐渐形成了现代众多的美洲土著语言部族和种族群体。19世纪民俗学研究者杰里迈亚·柯廷（Jeremiah Curtin）指出，这个时期的美洲原住民族群本质上都是基于宗教信仰和血缘关系形成的原始社会。正如柯廷所说：
一个民族通过信仰将民族与众神相联系，通过血缘将个体与个体相联系，这两种社会联系是我们所知的原始人类最牢固的联系，也是史前时期仅有的社会联系类型。美洲大陆被发现之时，即使发展程度最高的印第安人群体也仍然处于这种原始社会阶段。
杰里迈亚·柯廷《早期美洲的创造之谜》，18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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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柯廷对美洲土著社会联系的描述完全可以用来描述15世纪的欧洲：当时，此起彼伏的宗教动荡和政治动乱也在不断地形成、割断类似的社会联系。但柯廷的这种观点是与如今的主流观点唱反调的，不管是提出“原始人类”概念，还是断言美洲只是等待欧洲“发现”的大陆，柯廷的观点都与现代学者对美洲历史的理解格格不入。
在与欧洲民族接触之前，美洲各土著部落之间在文化和语言上都存在一定的差异。当时实际的人口规模现在仍有争议，但大致限定在1000万—7500万，其中200万—1000万人生活在今美利坚合众国地区。相比之下，当时欧洲和非洲的人口规模分别为7000万和5000万。尽管各民族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贸易、商旅往来以及不可避免的战争，但由于美洲大陆地域广阔，定居各处的部落都得以发展繁荣各自的文化与族群。西海岸的一些农耕部落已建立起稳定并且也具有竞争性的政治社会，定居在今俄亥俄州和伊利诺伊州地区的霍普韦尔部落（Hopewell）精于金工，而居住在密西西比和密苏里洪泛平原上的卡霍基亚部落（Cahokia）则是最为复杂的印第安人部落之一。这些部落的发展并非一成不变。和当时的欧洲社会一样，他们也面临着冲突与竞争，不得不做出改变，去顺应变化的农作模式和日益扩大的贸易网络。事实上，美洲土著部落与之后入侵美洲的欧洲社会文化之间存在着诸多相似之处，这不仅体现在它们的迁徙模式上，也体现在两种文化的神话故事里，并且两者之间的这种相似性可能比差异性还要突出。
美洲土著有许多种创世神话，但本质上讲的都是一个相似的故事：世界的源与变、魔法巫术的变形、人类的诞生和人类融入世界的转变。欧洲关于美洲起源的神话与这些故事并无大异，只不过少了些法术招魂、神人同形同性的元素。欧洲白人移民美洲的故事从本质上说也是一个关于土地的故事，他们不仅声称美洲土地为自己所有，还将这种所有权与土地的精神联系起来。这种土地的精神到后来也有许多名称：自由、平等、昭昭天命（Manifest Destiny）。对于当时最早的那批欧洲移民而言，想将这片土地变为殖民地，第一步就是要去了解这片土地，了解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的土著居民。而由此开始的殖民过程最终却会让这些美洲土著部落流离失所、几遭毁灭。在这里，欧洲移民仿照欧洲，尤其是英国的法律、政治、宗教及社会结构，基于旧世界的价值体系构建起殖民文化。在随后的几百年里，这种殖民文化不仅从英国皇室的管辖中独立出来，还逐渐发展成为地球上最强大国家的文化。
一切都始于1492年热那亚水手哥伦布（Columbus）抵达西印度群岛的那一刻。哥伦布的这次航行得益于当时的欧洲强国葡萄牙精湛的造船与航海技术。和当时的美洲土著部落一样，15世纪西班牙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贸易往来。对物质资料的需求以及消费结构的改变促使西班牙频繁进行航海活动，但在其航海探险的兴趣背后，还有更大的野心：即获取香料、茶叶、丝绸，尤其是国际贸易的重中之重——黄金。当时这些商品多走陆运，香料、茶叶和丝绸一类从中国经中东地区运往地中海地区，黄金则是从撒哈拉地区途经非洲北段运到欧洲。这类贸易主要掌控在威尼斯人和土耳其人手里，而葡萄牙人希望能够避开这些中间商，直接获得商品。在此过程中，葡萄牙开始了奴隶贸易，这后来也成为大西洋世界经济、社会层面的一个典型特征。当时的欧洲世界不仅开始习惯于喝茶，还开始喜欢在茶里加糖，作为蔗糖生产者的奴隶就变得和蔗糖这种奢侈品一样有利可图，葡萄牙从亚速尔群岛和佛得角群岛的蔗糖种植园中获利颇丰，便是例证。总之，葡萄牙在蔗糖贸易上取得了成功，在非洲南部海岸开辟了航海线路，在非洲大陆西海岸建立了贸易站。看到这些活动为葡萄牙带来了利润，其他欧洲强国，尤其是其近邻西班牙便想要从中分一杯羹。正是出于这一目的，西班牙女王伊莎贝拉（Isabella）派出哥伦布前去寻找一条通往印度群岛的西路航线。
相比同时代的其他航海家，哥伦布显然低估了环球航程的距离，因此，当他很快抵达巴哈马群岛时，就相信自己已经到了东印度群岛。出于这种误信，他将当地居民误称为“印度人”（Indians）。这些“印度人”如何看待哥伦布已经无从得知，可以确定的是，哥伦布的抵达为欧洲拉开了一道序幕：欧洲强国对美洲的探索、占有和征服将在此一一上演。欧洲人与印第安人的相遇——也就是所谓的“哥伦布大交换”（Columbian exchange）——几乎完全只为前者带来了好处。从他们第一次接触开始，一切就显而易见：欧洲强国认为美洲是供他们掠取的。事实上，西班牙与葡萄牙为哥伦布的这一发现闹得不可开交，以至于教皇不得不出面干涉。在1494年西、葡两国签订的《托德西利亚斯条约》（the Treaty of Tordesillas）中，教皇作保规定了一条分界线，用于划分两国的势力范围。葡萄牙将视线移向巴西，而西班牙则着眼于南美其他地区及加勒比海地区。
一开始，殖民似乎不大可能成功。哥伦布最初试图在伊斯帕尼奥拉岛（今海地及多米尼加共和国地区）建立殖民地，就以失败告终。1502年，哥伦布最后一次远航美洲。同年，西班牙探险家尼古拉斯·德·奥万多（Nicolás de Ovando）设法在伊斯帕尼奥拉岛建立了一个西班牙贸易基地。同一时期，意大利探险家阿梅里戈·韦斯普奇（Amerigo Vespucci）在多次沿海航行之后，意识到哥伦布偶然发现的是一个全新的大陆，其面积之大、人口之多，远远超出欧洲人的想象。然而，直到1519—1520年费迪南德·麦哲伦（Ferdinand Magellan）率领船队环航地球之后，欧洲才对世界的范围有了完整了解，对世界人口的多样性也有了一些认识。
在没有切实证据的情况下，欧洲人对美洲大陆的反应大部分是基于想象的，这种想象甚至在欧洲人踏上美洲大陆之前就开始了。然而，他们几乎无法理性地理解其他民族的生活，更不用说与这些民族达成妥协——这又刚好是想象的反面。但要注意的是，哥伦布大交换造成的后果并不应该过分夸大，也不能将美洲土著部落的不幸遭遇完全归结于欧洲出于贪婪而实施的种族灭绝行动。贪婪固然是一方面，但在欧洲与美洲第一次接触时，并不全然是这种贪婪造成了美洲土著灾难性的人口剧减。疾病在其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天花、麻疹、黄热病都曾肆虐美洲。1492年，伊斯帕尼奥拉岛的泰诺人的总人口估计尚有30万—100万，却在之后的短短50年间几乎完全消失；16世纪，墨西哥人口也锐减了90%。几乎没有医学证据表明美洲土著部落特别容易感染欧洲菌株。事实上，即使在对这种疾病免疫的群体中，天花也可以带来毁灭性的后果：1861—1865年的美国内战期间，有38%的白人联邦士兵因感染天花致死，与1520年阿兹特克人（Aztec）的天花致死率几乎一样。
16世纪的美洲土著部落面临的危险并不仅仅是从旧世界带到“新世界”的这些疾病，更主要的问题还是带来这些疾病的人。从欧洲与美洲的第一次接触之后，来自欧洲的暴力与病毒就相继给美洲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而这种破坏一直持续到19世纪末期。欧洲虽没有一直遭受暴力冲突或传染病的困扰，但对这两者也不陌生。16世纪的欧洲本就充满了暴力，当时欧洲的宗教改革更是让暴力升级：1517年，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在德国发起宗教改革；1534年，亨利八世（Henry VIII）挑战罗马教皇的权威，颁布《至尊法案》（Act of Supremacy），自立为英国教会的最高首领。欧洲的暴力伴随着对黄金和权势的贪婪跨过大西洋，给美洲带来了毁灭性灾难。竞争与冲突对于美洲土著部落而言本不陌生，但欧洲几大强国在所谓“第一次地理大发现”时期爆发的竞争力还是击垮了他们。哥伦布发现的新大陆让英国和法国为之鼓舞，但两国也意识到随之而来的威胁，进而开始试图在欧洲和美洲挑战西班牙霸权。
英国尤其热衷于削弱西班牙的霸权，为此，于1497年派遣威尼斯探险家乔瓦尼·卡博托（Giovanni Caboto）去了纽芬兰。这次航行推动了欧洲渔业的发展，但英国却缺少必要的资源继续推进卡博托的探险。再往南，西班牙则是在垂涎于想象中美洲所能创造的更大财富。他们发现了一个便捷有效的方法：在宗教改革的大背景下，以宗教的名义来掩饰自己赤裸裸的贪婪。于是，西班牙征服者们从伊斯帕尼奥拉岛出发，效仿11、12世纪的十字军东征，向新世界进发。他们带着传教士，打着传教的旗号一路突进，对遇到的美洲土著部落进行传教，或者不如说是镇压。这一时期最出名的西班牙探险家是埃尔南·科尔特斯（Herná n Cortés）。他于1519年在墨西哥中部发现阿兹特克部落，在随后爆发的天花疫情的帮助下，他带领军队战胜阿兹特克人，并摧毁其主要城市特诺奇谛特兰（Tenochtitlán）。短短几年后，居住在今秘鲁地区的印加部落（Incas）也没能躲过弗朗西斯科·皮萨罗（Francisco Pizzaro）带来的灭顶之灾。
阿兹特克部落里有些野蛮传统让西班牙人大为震惊，但西班牙对美洲土著城市的摧毁，以及对当地部落实行劫掠屠杀的凶残程度甚至超过了阿兹特克人。尽管如此，“后哥伦布时期”的本质特点却不是残杀，而是欧洲对新世界在文化上缓慢但强势的侵蚀，这种文化侵蚀也一直贯穿于欧洲人在美洲的探索，以及后来进一步开拓美洲的全过程中。从最早的欧洲探险时期开始，欧洲人对于殖民者与当地土著之间的关系就有一种近乎矛盾的看法。从经济学的角度讲，当地土著似乎是理想的剥削对象。从宗教的角度讲，他们又适合作为传教对象。欧洲人对于适应新世界的文化毫无兴趣，也从未认真考虑过以欧洲规范去同化原住民将有何影响。在他们眼中，这些非欧洲人既是潜在的宗教皈依者，又是陌生的“他者”，这种不确定的矛盾视角不仅存在于西班牙殖民过程中，也是16—18世纪整个美洲殖民进程的一个整体特点。
要探究欧洲对后哥伦布时期美洲的影响，还必须考虑到当时欧洲自身的一些发展，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印刷业的崛起。印刷业被很多学者视为建立现代国家的基石之一，15世纪开始兴起的印刷术不仅带来了书籍和木版画的兴盛，也让越来越多的欧洲人拥有了地图。对于当时的欧洲来说，早期印刷业的发展主要推动了不同理念的宗教教义的广泛传播，但当欧洲的视线投向大西洋对岸之时，图像传播便与文字传播具有了同等重要的意义，正是这些印刷品里的图像帮助他们先期适应了彼岸的环境。在人类的一般活动中，当然也包括在欧洲的探险时期，一份地图往往更能反映出编绘团体的目的，而非编绘对象的实情。人类社会早期绘制的地图多服务于军事，当时欧洲编绘的美洲地图几乎就是一张藏宝图。例如，巴蒂斯塔·阿格内塞（Battista Agnese）于1544年编绘的世界地图中，就清晰地标注了去往新世界中西班牙银矿的航海路线以及麦哲伦环球航行的路线，但对于北部地区的绘制却相当模糊——而正是在这片北方土地上，日后建立起了美利坚合众国（见图1）。
从早期的美洲地图可以直观地看到欧洲当时地理知识的范围与局限，也能看出欧洲对于美洲的想象。阿格内塞1544年绘制的地图显示，16世纪的北美洲仍是一片“未知之地”，南美洲则被描述为一片财富与危险并存的土地。早期地图里的这些附加信息都倾向于制造轰动效应。哥伦布航海之后发行的出版物中也有关于新世界的插图，其中对于西班牙殖民者和美洲土著的描绘都不讨人喜欢，给欧洲对于美洲的想象蒙上噩梦般的阴影。这一时期的很多插图都出自荷兰裔雕刻师特奥尔多·德·布里（Theodor de Bry）父子之手，他们在1590—1618年绘制了多卷版画图集，为关于欧洲美洲接触主题的各类出版物创作了许多版画，其中就包括让·德·莱里（J. de Léry）的《让·德·莱里巴西大陆之旅（1556—1558）》（Le Voyage au Brézil de Jean de Léry 1556—1558，1578年）。德·莱里是一位法国新教牧师，同时也是一名作家，他跟随一支探险队去了巴西，而后在图皮南巴人的部落附近定居下来。德·莱里亲眼目睹了那里的部落生活，尤其是看到图皮南巴人如何“将一些敌人杀死、分解、烤熟并吃掉”，感到万分震惊。这些描述配上布里的版画，可能也让当时的读者震惊不已。
在描述新世界里的土著部落时，德·莱里的文字和德·布里的图像并不都是令人不安的，也会经常侧重呈现一些和平的生活景象。但涉及欧洲美洲接触的内容时，德·布里呈现的往往都是些残忍的场景，尤其是那些反映西班牙人残暴行径的版画。在他的版画中，西班牙殖民者和他后来描绘的图皮南巴人形象极为相像。他曾为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Bartolomé de Las Casas）的《西印度毁灭述略》（Short Account of the Destruction of the Indies，1542年）创作版画（见图2），从书名就已经可以想见书中描述的内容。德·布里为这本书绘制的插图并非凭空想象，而是至少部分忠实地反映了书中关于欧洲如何探索新世界的文字描述。
德拉斯·卡萨斯是西班牙的一位多明我会（Dominican）牧师，他目睹了西班牙在伊斯帕尼奥拉岛以及古巴的暴行，从个人经历出发，发自内心地控诉了西班牙殖民者对土著部落施以的骇人听闻的残忍行径。德拉斯·卡萨斯极为反对这些暴行，指出美洲的土著部落应当得到认可与平等对待，他在这方面的思想无疑超越了同时代的人。然而，他主张的解决方案却仅仅是换一种剥削对象：用非洲黑奴来代替印第安人劳动。他自己在晚年也对此懊悔不已。
图1 巴蒂斯塔·阿格内塞绘制的世界地图（1544年）。
图2 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著述的《西印度毁灭述略》（1542年、1552年）。
英国内外的扩张
尽管德拉斯·卡萨斯在书中着重笔墨渲染了西班牙殖民者对待美洲土著的残忍行径，但相比欧洲殖民美洲早期其他国家来说，西班牙的做法并不算格外残暴。那些想和西班牙争夺美洲控制权的国家，尤其是英国，也没有理由认为自己在这方面优于西班牙：在欧洲内外，它们为了实现扩张领土的野心同样不择手段，没有任何的道德的优越感可言。对于美洲土著来说不幸的是，16世纪末期的英国对于殖民扩张的态度主要受一个新教徒团体影响。这是英格兰西部诸郡一个家族式新教徒团体，其中包括沃尔特·雷利（Walter Ralegh）、其同父异母的哥哥汉弗莱·吉尔伯特爵士（Sir Humphrey Gilbert）及其表亲理查德·格伦维尔（Richard Grenville）。他们主张英国应当进行侵略性扩张，不该容忍其他文化。这种主张基于他们——或者说他们自认为的——通过阅读当时的出版物形成的对于美洲的认识以及对于西班牙殖民美洲的了解，例如西班牙历史学家彼得·马特（Peter Martyr Anghiera）的《新大陆》（De Orbe Novo）。该书从1511年开始陆续出版，第一卷《八十年》（Eight Decades），1530年出版，1555年由英国人理查德·伊登选译为《近几十年来的西印度新世界》（The Decades of the Newe Worlde or West India）。然而，他们还没开始盘算在大西洋对岸开启征服之旅，就被更近的一片土地——爱尔兰，吸引了注意力。
在当时的英国，宗教改革后的天主教徒与新教徒之间一直存在冲突，亨利八世早逝所引发的皇室动荡更是让冲突愈演愈烈。由于爱尔兰信奉天主教，这种冲突也蔓延到了英国与爱尔兰的关系上。英国人将爱尔兰人视为危险的陌生“他者”，效仿三千多英里之外西班牙殖民者对待美洲土著民族的残忍手段，对爱尔兰人进行了残酷迫害。信奉天主教的爱尔兰对以新教为国教的英国构成潜在威胁，也一直是西班牙和英国权力斗争中的一枚卒子。因此，伊丽莎白一世（Elizabeth I） 1558年继承英国王位后，加大力度让爱尔兰归于英国皇室治下。这一举措本不一定会影响英国后来在美洲的殖民活动，但伊丽莎白派往大西洋对岸扩张势力的那批人马，却正是16世纪六七十年代派到爱尔兰的原班人马。
在吉尔伯特、雷利和格伦维尔这些新教徒看来，爱尔兰人这些盖尔人的后代是未开化的野蛮民族，他们对王权的忠诚度值得怀疑，他们自己的政权也非常残暴；因而，征服爱尔兰岛不仅是一个正确举措，在这个过程中使用残忍的手段也是正当的。据当时的目击者托马斯·丘奇亚德（Thomas Churchyard）描述，吉尔伯特采用将爱尔兰反叛分子斩首的手段，并且规定砍下的头颅“必须摆在通向他住所的道路两边，这样就没有人能够随便走进他的住所，如果非进不可，那就必须走过一条摆满头颅的大路”。吉尔伯特以这种方式“给人民带来了极大的恐惧”。[1]对爱尔兰和美洲来说，这就是一个恶性循环：英国将西班牙对待美洲土著部落的暴虐之举看在眼里，在镇压爱尔兰时也采取了同样残暴的手段，而镇压爱尔兰的经验又使得他们日后在美洲面对土著部落时愈发肆无忌惮。不管是在镇压爱尔兰还是在殖民美洲时，他们都认为当地居民的文化是劣等文化，为了让这些土著“开化”就得使用极端手段。这也为后来开了先例：在接下来的几百年里，这些新教徒白人一再边缘化新世界里的美洲土著、非洲黑人、天主教徒和信奉天主教的爱尔兰人，以此来划清优劣界限，巩固自己的主导地位。
16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英国王室处于动荡之中，镇压爱尔兰也消耗掉了本可以在远方大干一场的资源。吉尔伯特在爱尔兰肆行暴虐的时候，也阅读了来自新世界的出版物，尤其研读了法国海军军官、航海家让·里博（Jean Ribault）的《佛罗里达最新发现实录》（The Whole and True Discovereye of Terra Florida，1563年）。里博在书中强调指出，大西洋彼岸可能存在着巨大的财富等待发掘。他曾于1562年带领探险队远航至美洲东南部，试图在那里为法国胡格诺派教徒建立定居点。但殖民者的内讧、与土著部落和西班牙殖民者的冲突，以及过于严苛的纪律管理都让他的初次尝试遭挫，而这些挫折英国殖民者后来也遇到了。起初，里博在南卡罗来纳邻近海岸的帕里斯岛上建立了定居点，但在他返回法国补充供给期间，定居点陷入困境，很快解体，首批定居者里有许多人都回到了法国。直到几年后，里博才成功地在今佛罗里达州杰克逊维尔附近的卡罗琳堡建立起殖民地，但他也在1565年被重新占领佛罗里达地区的西班牙人杀害。尽管如此，里博的经历仍然让英国对在美洲建立殖民地产生越发浓厚的兴趣。事实上，里博也曾和潜在的英国支持者以及伊丽莎白女王一世本人探讨过。显然，里博的这本书激起了吉尔伯特的兴趣。于是，1578年，吉尔伯特获得特许，可以在地球上任何一处不受基督教管辖的地方建立殖民地。1583年，他终于组织了一支探险队远赴纽芬兰，却在返航的路上葬身大海。对于爱尔兰人来说，上帝总算是行使了一点正义。
吉尔伯特这次探险之行的其中一个投资者是1580年刚刚封爵的沃尔特·雷利爵士，既然吉尔伯特未能从新世界成功归来，雷利便顺理成章地接替他获得了特许，可以在美洲的任何地方建立领地。在当时的官文里，他被获准假期，以殖民为目的去“搜寻、发现、调查、考察那些遥远、野蛮、未开化的土地、区域和边疆，前提是这些地方不属于任何基督君主、没有任何基督教徒居住”[2]。1584年，阿瑟·巴洛（Arthur Barlowe）和菲利普·阿马达斯（Philip Amadas）奉命前往美洲先期考察，他们到达了今北卡罗来纳州沿海的罗阿诺克岛。同年秋天，他们返回英国，带回两个土著人和一袋珍珠。根据巴洛的报告，美洲不仅适合定居，而且人民友善、物产富饶。“那里的土壤是全世界最丰饶、最芳香、最肥沃、最健康的”，巴洛在报告中写道，而且那里的岛屿拥有“许多漂亮的森林，林间有许多的野鹿、野兔和其他野禽，即使在炎热的仲夏也能见到很多，让人难以置信”。“我认为世界上没有其他的任何一个地方能比得上这里的物产丰饶，”他指出，“我自己也曾见过欧洲最富饶的地方，但与美洲比起来实在差太多了，简直无法形容。”当地的土著也很热情好客，每天都给考察队提供“肥壮的雄鹿、野兔、鱼，都是顶级的野味”，还有“各种各样非常棒的蔬果，甜瓜、胡桃、黄瓜、葫芦、豌豆、各式根茎作物”。这片乐土上庄稼生长的速度也让欧洲人赞叹不已：他们种下一些带去的豌豆，震惊地发现这些豌豆在短短十天里就长到了14英寸高。很显然，这片土地有着无限的可能。
巴洛虽然热衷于详尽地描述在美洲见到的自然风貌和当地土著，但也还是在报告中写到了一些不祥的方面。虽然这些土著在来访者面前表现得和平安宁，但他们并不是和平主义者。欧洲探险队之所以没能见到这个岛上的国王维吉纳，正是因为他在一次战斗中负伤，还在休养。巴洛承认，他们的东道主“一直在和邻近的部落打一场可怕的战争”。他还提到，当地土著对于“我们的短柄小斧、长斧和刀”有着极大的热情，这些人“愿意用一切东西来和我们交换武器，但我们不会给出任何一件”。[3]
指望英国人放弃任何武器几乎是不可能的，不管是在当时还是在以后。至少在雷利眼里，罗阿诺克岛的吸引力并不在于其富足的自然资源，而完全在于其地理位置：该岛毗邻西班牙在佛罗里达的殖民地，它为英国的船舰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停靠基地，直接可以威胁到西班牙在美洲的主导地位——这才是雷利的主要目的。早在巴洛和阿马达斯返回英国之前，雷利就委托他的朋友、牛津毕业的地理学家理查德·哈克卢特（Richard Hakluyt）撰写了一篇在当时从未公开的短文，以此说服伊丽莎白一世支持雷利对新世界的殖民计划。两年前，与探索美洲相关的书籍开始大热之时，哈克卢特就曾写过《发现美洲的几次航行》（Divers Voyages Touching the Discoverie of America and the Islands Adjacent unto the Same, Made First of all by our Englishmen and Afterwards by the Frenchmen and Britons，1582年）。如今，在雷利的鼓励下，他又写了《论西方之探索》（A Particular Discourse Concerning Western Discoveries，1584年），为英国殖民美洲进行辩护。
当时的英国面临着贫困和人口过剩带来的困境，哈克卢特的论述很能引起女王的共鸣。16世纪和17世纪的英国人口不断增长：从1520年的230万到1603年的375万，再到1690年的520万，但经济并没有跟上这种增速。就在哈克卢特写下这篇论述的时候，人口剧增带来的副作用已经相当明显。哈克卢特指出，“我们的人口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多到“人们几乎没法比邻而居：非但如此，他们甚至准备好了互相吃掉对方”。在他看来，人口过剩带来的失业问题使得一部分人要么是威胁到社会秩序，要么至少是成了“英联邦的累赘”。这些社会弃儿倾向于“偷窃、做贼、做出各种淫荡下流之举，让英国所有的监狱每天都烦恼不堪”，他们注定了要么“饿死”，要么“可悲地被绞死”。哈克卢特提出，一个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就是将这部分过剩人口用来在美洲建立并且维持英国的殖民地。这个论断在日后也会成为英国为自己殖民美洲提供的理由。在哈克卢特看来，许多技术和贸易都存在过剩情况，殖民美洲将会让各类工匠、农夫、水手、商人、士兵、上尉、医生、律师、神学家、宇宙学家、水文工作者、天文学家、历史学家、老人、瘸子、妇女和小孩都有事可做。殖民地能让这些人通过自己诚实、简单的劳动，不再成为别人的负累。
哈克卢特的名单里没有传教士，这尤其能够说明问题：他在描述殖民可以带来的好处时，最先强调的就是殖民可以帮助“传播基督教新教信条，使得信奉新教的贵族可以团结在最高首领，也就是女王陛下的麾下”。简言之，殖民能够促进新教的传播。在此过程中，殖民会传播自由，将土著部落从异教的危险中拯救出来，也从西班牙的“傲慢与专横”中解救出来。哈克卢特指出，“西班牙的暴徒如此众多，如此凶残”，“荒谬地屠戮那些温顺、谦逊、友善、温和的人民，摧毁那些城镇、省份和国度，这是西印度地区最亵渎神灵的举动”，因此如果由“英国女王这样一位仁慈的君主”来统治美洲，传播“博爱、礼仪与自由”，那么土著部落当然会奋起反抗西班牙的统治。
然而，哈克卢特主要关注的还是殖民能为英国迅速带来的物质利益。他指出，殖民美洲将会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帮助英国获得“欧洲、非洲和亚洲的所有商品”，“为我们衰退的贸易提供补给”，为“大量闲散人员”提供工作。更重要的是，殖民美洲还能“有力制约西班牙国王在西印度群岛的统治”，有利于“扩大、维持、保护英国海军，尤其是体现我们国家实力的伟大舰队”。由于担心这些不足以说服女王，他还特别强调道，英国不能再“搁置殖民计划”了，因为就算女王不去殖民美洲，其他国家也会这么做。英国的荣耀已经到了一个紧要关头。[4]
幸运的是，巴洛提交的报告中，不管是关于丰富的自然资源，还是关于那些不太和平但还算顺从的当地土著的描述，和雷利通过哈克卢特传达给女王的内容都没有明显的矛盾。因此，女王给了雷利一定的赞助，拨给他一艘名为“泰格号”（the Tyger）的战列舰。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为雷利的整个行动定下了基调：这是一项军事行动。在伊丽莎白一世的统治下，16世纪80年代的英国政局趋于稳定，但都铎王朝也还没有充足的经费可以拨给殖民美洲的行动。如果不是指望在海上打劫西班牙商船，没有哪艘英国船会冒险开往外海。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理应将罗阿诺克岛上的本土居民从西班牙魔爪之下拯救出来的罗阿诺克远征之行，从一开始就落在曾在爱尔兰殖民地肆行暴虐过的那群人的掌控中。像理查德·格伦维尔、托马斯·卡文迪什（Thomas Cavendish）以及拉尔夫·莱恩（Ralph Lane）这样的人当然拥有威胁西班牙所需的军事技能，但却缺少必要的外交手腕来帮助他们和罗阿诺克岛上的本土居民打交道、在其附近定居。1585年4月，“泰格号”向罗阿诺克岛出发，和这些军人同行的还有形形色色的水手、士兵和移民，其中包括画家约翰·怀特（John White）、数学家托马斯·哈里奥特（Thomas Hariot），以及前一年跟随巴洛和阿马达斯回到英国的两名当地土著：旺奇斯和曼泰奥。
这支探险队穿越大西洋的航行一帆风顺，但刚到罗阿诺克岛就出了问题：“泰格号”意外搁浅，为新殖民地准备的供给品遭毁。尽管如此，莱恩还是带领人们建起居住点殖民地，筑起堡垒。莱恩最初的几份报告都充满乐观，维吉纳的子民和以前一样热情好客，慷慨地提供了食物和必需品。起初，“泰格号”船上供给品的损失似乎并没有造成太大的不幸，但在长期看来，这是否引发了后来更多的问题则无从评价。是否是这次行动的军事性质注定了这些移民完全不能独立生活，也很难评判。可以确定的是，这些最初的殖民者和后来的殖民者一样，都没有尝试去实现自给自足，而是几乎完全依赖于当地居民自愿和慷慨的赠予。当这些东道主的慷慨赠予不能满足殖民者的需要时，他们就开始借助暴力保障自己的生存。
在罗阿诺克岛上，殖民者杀鸡取卵式的暴力最终给他们自掘了坟墓。莱恩谋杀了国王维吉纳，随后返回英国。此时，前一年离开的格伦维尔正在返岛途中，当他到达罗阿诺克岛后，发现莱恩和其他殖民者都毫无影踪。格伦维尔留下一小部分人驻守堡垒，带着其他人去了海上，想要劫持更多的西班牙船只。1587年7月，艺术家约翰·怀特携家人在当地土著曼泰奥的陪同下抵达罗阿诺克岛，同行的还有一百多个有意向在此定居的人。怀特将他们留在岛上，跟随舰船返回英国补充供给，恰好赶上1588年的英国都铎海军与西班牙无敌舰队的大海战，他的舰船被征用出战。等他1590年终于回到罗阿诺克岛的时候，发现那里的殖民地已遭废弃，所有的殖民者，包括他的女儿和外孙女，都不知去向。唯一留下的就是刻在一棵树上的“Croatoan”字样。这可能是指克罗托安（Croatoan）部落，但殖民者到底是得到了他们的救助还是遭到了他们的杀害，成了未解之谜。对于英国人来说，罗阿诺克岛上“消失的殖民地”最终命运怎样，无从得知。
这个不幸的开端对于英国未来的殖民行动而言并不是个好兆头，但英国人对穿越大西洋去寻求机遇的热情并没有因此减退，反而与日俱增。雷利将这片土地命名为“弗吉尼亚”，从此它真正在英国人对世界的认知里有了一席之地。这片土地不再是未知之地，而是成了地图上一个确知的地点，在英国人的想象之中，更是潜在的财富来源。在英国人心中，和托马斯·哈里奥特的描述一样，这片土地是“新发现的土地”（New Found Land），既然被“发现”，就不会被遗忘。哈里奥特在1588年首次出版了《关于弗吉尼亚新大陆的真实简报》（A Briefe and True Report of the New Found Land of Virginia），两年后又由怀特绘制插图，德·布里配上版画，再由哈克卢特译成英语。从各种意义上说，这本书概括了当时英国对新世界的理解。比起之前的各类报告和宣传性文章，它更慎重地评估了美洲的土地与人口，甚至也承认了罗亚诺克探险之行的失败，但同时又鼓励英国继续探索殖民美洲的新可能（图3）。
这份报告对各类探索殖民美洲的议题进行了探讨。对于很多新世界“归来者散播的诽谤性质的可耻言论”，哈里奥特也进行了反驳。在他看来，这其实只是一个期望值管理的问题：
有些人从小在优越的环境中长大，一直住在城镇里，这种人（我也许会说）是从来没有见过世界的。只是因为在那里没有任何英国城市，没有漂亮房子，没有他们自己以前吃惯的佳肴，也没有羽毛铺就的软床，他们就觉得美洲的生活苦不堪言，从而写出这样的报告来。
哈里奥特强调，弗吉尼亚非但不是凄惨之地，反而是自然资源丰饶之地，对商人与移民来说都颇为合适。他以奢侈品为例展开论述，指出弗吉尼亚的蚕“和我们这里的普通胡桃一样大”，只需种下桑树，就可以发展产值高、利润也高的蚕桑业。发展正是哈里奥特的核心论点：那里的物产丰饶，不管是木材、矿石、皮毛、水果还是粮食作物，都只需英国人去稍事简单劳作即可获得，相当经济可行。哈里奥特的这番论证对于英国人来说不仅有着利润上的诱惑，也为他们日后篡夺那些土著民族的土地提供了辩护依据。哈里奥特又将话题转向弗吉尼亚的当地居民，指出“与我们相比，他们是一个可怜的种族，因为缺乏技术和判断力，对我们所拥有的东西不了解，也不会使用，明明眼前有更具价值的东西，却只看重那些在我们眼中微不足道的东西”。尽管如此，哈里奥特也认为他们“非常心灵手巧，尽管没有工具，也没有像我们一样掌握工艺、科学和艺术，但在他们自己从事的事情上仍然展现出了卓越才智”。他认为，向当地居民指出他们非英式生活方式的错误不会太难，一旦他们明白“我们掌握的知识与工艺、处理事情的速度都远远超过他们”，“他们就愈发可能想要得到我们的友谊与爱，更尊重我们，愿意取悦、服从我们”。[5]简言之，在文化和宗教上让当地土著遵从欧洲的社会规范，似乎确有可能。
图3 托马斯·哈里奥特《关于弗吉尼亚新大陆的真实简报》（1588年、1590年出版于伦敦）标题页。纽卡斯尔大学特藏。
怀特为哈里奥特这本书绘制的插图也强化了书中的文字论证。他画的美洲阿尔贡金人在历来所有的美洲原居民图像中可能是最写实、最具表现力的。不过，在那些有兴趣了解土著人生活背景的读者眼中，怀特为这本书绘制的第一幅插图可能更容易引起强烈共鸣（图4）。在16世纪晚期，哈克卢特和哈里奥特等人向欧洲呈现的美洲是一个新世界里的伊甸园。有些人确实相信伊甸园的存在，例如哥伦布就一直相信新伊甸园在圭亚那（今委内瑞拉境内）奥里诺科河的源头。几乎是在哥伦布航海的整整100年后，雷利也向同一个方向出发，只不过他要寻找的是利润，而不是天堂——是黄金国，而不是伊甸园。尽管如此，殖民地诱惑一直都在那里，在人类被逐出伊甸园之后，它又给了人类第二次机会，在这个想象中的伊甸园重新开始。他的这本《关于弗吉尼亚新大陆的真实简报》从喻义上说来，就是一本《创世记》。不过，在怀特的插图中，夏娃的手已经放在了苹果上。如果说弗吉尼亚是一个新伊甸园，那么这个伊甸园中最初的居住者即将面临遭到驱逐的噩运。
到了16世纪80年代，伊丽莎白统治下的都铎王朝已经充分实现稳定，开始考虑加大对海外贸易与探索的投入力度。新型合股公司的出现也为筹集资金进行海外探索创造了更多的机会。为寻找去往印度群岛的东北航线而创立于1553年的莫斯科公司是首例特许合股公司（joint-stock company），该公司获得特许执照，可以通过销售可转让的股票为其海上航行筹资。1606年，伊丽莎白去世三年后，伦敦公司成立，并于1609年更名为弗吉尼亚公司。正是弗吉尼亚公司这样的特许合股公司展开了对新世界的未来探索。那时，雷利已将自己对弗吉尼亚的所有权卖给伦敦当时的头号富商托马斯·史密斯爵士（Sir Thomas Smith），后者和哈克卢特一起再次向弗吉尼亚发起了探险。不过，这一次的殖民计划和之前的已经大不一样。罗阿诺克岛的经历消减了他们从美洲大赚一笔的欲望，时局的改变也给他们的谋利手段带来更多限制：詹姆斯一世（James I）登上英国和苏格兰的王位后，英国不能再与西班牙公开敌对，也不能再在大西洋上打劫西班牙商船。想要谋取利润，只能寄希望于那些关于弗吉尼亚的出版物中详细介绍过的美洲植物、作物、矿石以及美洲土地本身了。
图4 托马斯·哈里奥特《关于弗吉尼亚新大陆的真实简报》（1590年）书中第一张插图。纽卡斯尔大学特藏。
因此，弗吉尼亚公司希望能够说服移民将各自的财力资源和劳力资源汇集起来，共同实现对弗吉尼亚的殖民。“冒险家”可以通过购买弗吉尼亚公司的股份来获得免费船票，也可以通过自行购买船票来直接获得股份。根据公司的长期规划，由此获得的利润可为以后的移民提供资金。不管是无业人员还是技术劳工，都可以通过与弗吉尼亚公司签订契约加入移民，为公司工作满七年后，就可以在新世界里自由打拼。对于美洲的土著部落，弗吉尼亚公司从一开始就对与他们接触持谨慎态度，但又满怀野心地想让这些人皈依基督教新教。弗吉尼亚公司的创办者强调，该公司关注的不只是利润，还有灵魂。但在其下达给负责此次探险的克里斯托弗·纽波特（Christopher Newport）船长的指令里，写的却是“唯有发现大量黄金，对南海有确切了解，或者发现沃尔特·雷利爵士当时派出的探险队失踪队员，方可返回”。尽管如此，他们仍然试图为这次探险贴上道德标签，粉饰公司的真实意图。“创办本公司的目的，”他们强调道，“并不只是为了贸易，而是为了更崇高的事业。”[6]至少在他们宣传的愿景里，投资者、印第安人以及英国的穷人都将是这次新世界探险的受益者。
正是带着这种远大期望，104名男人和男孩在纽波特船长的带领下，乘坐苏珊·康斯坦特号（Susan Constant）、神佑号（Godspeed）和发现号（Discovery）前往美洲，于1607年4月抵达切萨皮克湾的南部海角。但他们在那里没能呆上多久，勘察海岸的时候就被当地人赶回船上。不过，哈克卢特给这些人下达了为殖民地选址的指令，仅用了一个月的时间，他们就找到了合适的地点。那是离海60英里远的一条河边，他们给这条河取名詹姆斯河（James River），将这个地方命名为詹姆斯敦（Jamestown）。詹姆斯敦殖民地从一开始就陷入了困境。酋长波瓦坦（Powhatan）统治下的当地阿尔贡金部落对殖民者的到来自然是疑心重重，有时也咄咄逼人，但这还不是詹姆斯敦殖民地遇到的最大威胁。在最初的几年里，殖民地面临的最主要问题是饥饿。而此前，不管是在巴洛、哈克卢特和哈里奥特的报告和论述中，还是在罗伯特·约翰逊（Robert Johnson）《新不列颠》（Nova Britannia: Offering most excellent fruites by Planting in Virginia，1609年）之类的宣传文件里，都一直在反复强调美洲的物产丰饶——饥饿是他们最预料不到的情况。
约翰逊在书中许诺，美洲将会是一个“各方面都值得称赞、充满希望”的“人间天堂”，那里有着“最芳香的空气、最健康的气候，比英国温暖得多，非常适合我们的习性”。他承认那里也的确存在“野蛮、未开化的民族”，这些人“没有法律，只依靠本性行事”，但也向读者保证这些人“通常都是非常亲切而温和的”，也很乐意“得到改善，接纳更好的生活条件”。约翰逊还特别强调了之前的探险队带回的信息，指出“那片土地为人类的生存提供了丰饶的物产，盛产鱼类和贝类，有无数的陆禽、水禽，还有野鹿、牡鹿、兔子、野兔，以及许多适合佐餐的水果、根茎”。此外，那里还有“山谷和平原，其间流淌着甘甜的泉水，像是大自然的血脉”。[7]生活在这样的富饶之地，还有可能缺什么呢？
缺什么的答案相当简单，虽然其原因令人费解。英国殖民者来到罗阿诺克岛的时候，一来是想要为自己谋得利益，二来可能也想视传教的情况去帮助愚昧的当地土著，但事实上，弗吉尼亚给了英国殖民者一个下马威，一切都偏离了原有的计划：当地居民毫不友善，作物种植也没有效益。不过约翰·史密斯（John Smith）船长这位由詹姆斯国王任命的殖民督导还是努力阻止了饥荒的发生。他不仅确保詹姆斯敦殖民地平安度过了最开始几年的险境，还为美国谱写了一段不朽的建国传说：他曾被波瓦坦的女儿波卡洪塔斯救下，后者（英国人称之为丽贝卡）后来嫁给了詹姆斯敦的一位移民约翰·罗尔夫，这是美国多种族、混血儿社会性质形成的一个最早标志。史密斯既能迫使殖民者工作，也能与波瓦坦部落联盟协商，争取额外的供给。但1609年秋天他离开詹姆斯敦之后，形势就急转而下。到了1609—1610年的冬天，也就是所谓的“大饥荒期”，殖民地人口从史密斯离开时的500人骤降为60人。
史密斯自己在后来记述殖民史上这个可怕时期的时候，对于造成悲剧的原因是清楚了解的。在《弗吉尼亚、新英格兰和萨摩群岛通史》（Generall Historie of Virginia, New-England, and the Summer Isles，1624年）一书中，他讲到英国移民在美洲的情况时，大多照搬了哈里奥特之前的描述，而詹姆斯敦这些早期移民的所作所为也的确与哈里奥特当时的观察相去不远。史密斯此前还曾谴责过阿尔贡金人“拥有这么肥沃的土地，却耕作得如此糟糕”，后来却发现英国殖民者在作物种植方面也是半斤八两，而再之后发生的事情更是证明了他们压根不会靠土地生活。据当时一位幸存的殖民者讲述，史密斯离开之后，困扰詹姆斯敦的问题来源于殖民者自己。他们发现粮食吃光，就开始不顾一切地采取行动，有些“更悲惨的人”甚至孤注一掷，挖出一具当地土著的尸体来吃。还有一个殖民者谋杀了自己的妻子，“碎尸后偷偷吃掉了一部分，人们发现后将他处死，他也活该被处死”。“她是被烤着、煮着还是碳烤着吃的，我不清楚，”作者评论道，“但是我从来没听说过碎烧妻子这道菜。”他指出1609—1610年的这些事件几乎“邪恶得让人不敢描述，罕见得让人无法相信”，但其实是由于“缺少天佑、勤勉和管理，而不是人们通常以为的美洲自身的土地贫瘠或缺陷”。[8]
波瓦坦部落联盟的帮助以及1610年、1611年英国运来的补给品都确保了这样的惨剧不会再在詹姆斯敦重演，但殖民地仍然需要努力挣扎才能走向繁荣。殖民地的首任总督德·拉·沃尔勋爵（Lord De la Warr）和副总督托马斯·盖茨爵士（Sir Thomas Gates）颁布了《殖民地教会、道德和军事管理法》（Lawes Divine, Morall and Martiall），对殖民者开始强制实行军纪管理。管理法中对各种轻重罪行，小到偷一根玉米穗，大到亵渎神明，都做出处以死刑的规定。殖民者内部的关系既已如此紧张，其与波瓦坦部落联盟之间的关系在1610年之后急转直下，也就不足为奇。在许多方面，早期弗吉尼亚殖民地的故事和西班牙殖民“黑色传说”之间有的都不只是一时的相似。弗吉尼亚非但不是大自然的许诺之地，反而是一个能够夺人性命的地方。在皮萨切克上演的是与哥伦布大交流完全相反的一幕，在这次小规模交流中，遭殃的并非当地土著，而是殖民者。疾病和时常挑衅的当地土著共同让弗吉尼亚公司的计划泡了汤，挫败了他们想要在新世界建立起永久殖民地，或者说一批相互扶持的殖民地的企图。尽管史密斯等人认为殖民者遇到的这些困境和“美洲地区的缺陷”毫不相干，但这些困难的确也是环境造成的。弗吉尼亚公司给1606年第一批殖民者下达的指示里曾提到过他们不应该“在低洼或潮湿的地方种植作物”，但詹姆斯敦的地址还是选在了一个有害健康的地方，到了夏季更是变得愈加有致命危险。值得注意的是，弗吉尼亚殖民地的高死亡率以及无法从这个曾经的应许之地获得任何食物与财富的困境并不意味着英国早期美洲梦的结束。一切都才刚刚开始。
尽管詹姆斯敦给出了和罗阿诺克截然相反的证据，16、17世纪的英国主流观点仍然是：新世界里的自然资源就算得到了当地居民的开发，也还开发得远远不够。简言之，正如哈里奥特建议的那样，英国殖民者应该更好地开发利用这些自然资源。英国的这种殖民信念，在托马斯·莫尔为人广泛阅读的著作《乌托邦》中就已经有了预示。莫尔根据“大航海时代”初期阿梅里戈·韦斯普奇的海上探险，写了《乌托邦》。他和哈克卢特一样，对自己所处的社会环境，尤其是贫困及其引发的社会动荡问题表示担忧。在莫尔虚构的有些令人生畏的乌托邦岛上，将过剩的人口转移到某些遥远的内陆殖民地去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这些殖民地由乌托邦人治理，”莫尔告诉读者，“如当地人愿意前来和他们一起生活，他们就与其联合起来。如实行联合，双方逐渐容易地融成一体，形成共同的生活方式及风俗，给双方都带来极大的好处。”但是，如果“当地人不遵守乌托邦法律，乌托邦人就会从为自己圈定的土地上将他们逐出”。在莫尔的半虚构世界里，反对这种驱逐将会导致冲突。他笔下的乌托邦人“认为如果某个民族放任自己的土地荒废，不去利用，又不让按照自然规律应当依靠这片土地为生的其他民族使用，那么发起战争就是完全正当的”。[9]
将近两百年后，在18世纪来临之际，英国知识分子仍在思考这些道德和实践难题。1690年出版的《政府论·下篇》中，思想家约翰·洛克在探讨所有权和财产的性质时，提出“全世界初期都像以前的美洲”。他指出，劳动赋予土地价值、确立土地的产权。没有劳动，美洲的土地就一文不值；如果不以欧洲标准加以改善，任何人都可以拥有这些土地。“关于这一点，没有什么比美洲几个部落的情况更能作为明显的例证，”他观察指出，“这些部落土地富足，但生活上的一切享受却是贫困的。”然而，16世纪和17世纪早期的英国殖民者对于在新世界付出劳动毫无兴趣，更不用说与土著部落共同创造一个多种族、舒适安逸的乌托邦社会。在他们的想象中，新世界和当地土著近似处于未开化状态，因而在他们看来，他们在美洲的出现就是对美洲所有权的声明。在哥伦布等探险家以及格伦维尔等有意定居者的新世界探险之后，17世纪初期的美洲已不再是未知之地。不过在英国人的想象里，这个已经有人居住的环境还是被当成了一张空白的画布，上面投射着欧洲的诸多期望与抱负。
17世纪早期，英国对美洲的无限遐想带着明显的性别色彩，从其命名上就可窥见一斑。尤其是弗吉尼亚（Virginia），由雷利为歌颂“童贞女王”（Virgin Queen）伊丽莎白一世而命名，这片土地不只被描述为伊甸园或处女地，更是常常直接被比喻为处女。雷利对圭亚那有一句描述很出名，他称圭亚那“是一个还有着处女膜的国家，她从未被洗劫过，不曾有过半点改变或变革”。这种女性化的描述不只存在于雷利笔下，也不只局限于美洲南部。不管是在早期的描述性文献、还是在后期的宣传性文章中，都出现过类似的表达，形容弗吉尼亚的魅力时必会提及这类字眼。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一种殖民修辞：新世界不仅是一片等待男性探险家和冒险家去征服的土地，还是一块潜在的孕育着物质可能、有着繁育能力的土地。从某种意义上说，新世界是英国移植的胚胎，是英国梦的继承者。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哈克卢特将弗吉尼亚比作雷利的“新娘”，告诉他这位新娘将会“很快繁衍出大量的新后代，让你和你的子孙后代欣喜不已，也让那些轻率鲁莽地指责她不孕的人羞愧难当”[10]。受到都铎王朝时期对繁殖力的迷恋的影响，这种描述新世界的语言可能也许不足为奇，但其背后还有更多的原因。
从最早的美洲探险开始，尤其是17世纪初英国开始试图殖民美洲以来，殖民带来的可能无疑俘获了不只是英国，也还有欧洲的想象。在各类出版物、印刷品和表演中，关于新世界和当地居民的想象的描绘互相矛盾，而这些矛盾又源于16世纪晚期和17世纪早期的欧洲社会对于先天遗传与后天培养、社会关系和宗教问题的百家争鸣。从蒙田（Montaigne）的《论食人部落》（On Cannibals，1580年），到莎士比亚《暴风雨》（The Tempest，1611年）中“美丽的世界，有这么出色的人物”的台词，再到弥尔顿（Milton）《失乐园》（Paradise Lost，1667年）中“最近哥伦布发现的美洲野人，也这样/用羽毛的腰带围腰，让身体的其他部分裸露在外/野处于岛上的林中，多树林的岸边”的诗句，关于殖民新世界的众多话题一直得到广泛的传播和探讨。不过，在英国人测绘美洲地形图的过程中，他们的目的却发生了改变。弗吉尼亚殖民地的推广者意识到至关重要的一点：不能在美洲这个美丽新世界与英国之间划出一条太过分明的界限。将美洲陌生化的确能够营造异域风情，可能也更具吸引力，但弗吉尼亚公司意识到，未来移民与投资者不同，他们更感兴趣的也许是那个陌生环境是否容易转换为熟悉的环境。因此，宣传资料里开始暗示，只要稍下工夫，这个新世界就会变成一个旧世界的改良版，如果再多加点努力，这些“赤身裸体的野蛮”居民也能驯化成英国人。
新世界的早期报告里，一直将美洲描述为既有异域特质又可待本土化的地方，其原因显而易见：就像一个人无法向别人描述他们没有见过的颜色，在向英国人描述美洲的时候，也必须以欧洲，特别是英国作为参照。那里的自然资源虽然更为富饶多样，但也是一个英国人可以认知的自然环境。哈里奥特在详细描述了许多陌生的香草和植物之后，就向读者保证弗吉尼亚也有“和我们英国几乎差不多的韭菜”。德·布里为怀特绘制的阿尔贡金人（图5）制作版画时，也将他们与苏格兰地区的先住民皮克特人的图像（图6）放在一起，以“表明大不列颠过去的居民就和弗吉尼亚的土著一样野蛮”。换言之，美洲的今天，本质上是英国的过去。美洲的原居民虽然怪异，但也是平常人类，并非无可救药。
罗伯特·约翰逊跟随哈里奥特的脚步，也写了一本鼓动人们移民美洲的书。他给这本关于美洲的书取名《新不列颠》，原因可想而知。约翰逊在书中指出，美洲与英国仅仅是地貌不同，本质上是一样的。他将弗吉尼亚描述为一个扩大版的英国，有着“漂亮的橡树、榆树、山毛榉、桦树、云山、胡桃木、雪松和冷山，郁郁葱葱”[11]。这里正是伐木、圈地之前的英国。美洲在实质上就是一个乘着想象之船跨越了大西洋的“想象中的英国”。
图5 《一名弗吉尼亚部落首领》。托马斯·哈里奥特《关于弗吉尼亚新大陆的真实简报》（1590年）书中第41页：“弗吉尼亚部落首领的打扮如图中所示。他们将长发编成辫子束在耳下……”纽卡斯尔大学特藏。
图6 皮克特人，托马斯·哈里奥特《关于弗吉尼亚新大陆的真实简报》（1590年）第68—69页：“皮克特人是大不列颠英格兰地区从前的本土居民，他们穿着兽皮，如图中所示在身上绘满图案。他们的头发齐肩，露出额头。”纽卡斯尔大学特藏。
当新世界从潜在的利润源转变为可能的定居地，一切都随之改变。英国人最初只是观察着美洲的土地和居民，现在转而开始将自己嵌入那个环境，将自己的野心、抱负和想象与美洲的实情相结合。但是，罗阿诺克岛和詹姆斯敦早期的经历都表明这绝非易事。“大饥荒期”之后的十年里，弗吉尼亚公司巩固并且在一定程度上重建了詹姆斯敦殖民地。它开始推行“人头权”政策，通过将土地和公司财股分给移民来留住他们。1616年之前到达弗吉尼亚的每人获得100英亩（约合600亩）的土地，之后到达的则每人获得50英亩（约合300亩），持有公司股份的人还会获得额外的土地。殖民地严苛的军事管理法在1618年后换成了一个更接近英国普通法的管理体系。1619年上任的弗吉尼亚公司财务主管埃德温·桑兹爵士（Sir Edwin Sandys）也带着大批新移民涌入弗吉尼亚，而其中许多移民都是从英国各个教区的贫民院里强行拽来的。终于，新世界的许诺里至少有部分似乎就要实现了。对社会压力与日俱增的旧世界而言，新世界将会是一个安全阀。但此过程中，新世界也迎来了一系列的新型社会压力。
将土地拨给移民看似相当简单，但事实绝非如此。这些土地早已有人占用，新移民不太相信他们有合法权利获得这些土地。1609年，就在约翰逊出版《新不列颠》的那年，罗伯特·格雷（Robert Gray）也出版了一本宣传册《冲向弗吉尼亚》（A Good Speed to Virginia）。在宣传册里，格雷质疑“我们有什么权利或依据闯到那些野人的土地上，拿走他们合法的继承，在他们的地盘上安顿下来，而不被他们诽谤或挑衅”。约翰逊没有完全避开英国人将如何“让自己有正当理由撵走那些印第安人，侵犯他们的权利与财产”这个问题，他反驳了对于移民者为了“个人利益”移民美洲的控诉，指出“发展上帝的国度，破除野蛮民族的迷信，让他们看到宗教之光”是必要的。[12]自从哈克卢特提出这个观点以来，让美洲土著皈依基督教新教就成了英国殖民美洲的理由，一直在各类关于新世界的论述中反复出现。1583年，另一位伊丽莎白时期的冒险家、格伦维尔和吉尔伯特的同盟者乔治·佩卡姆（George Peckham）出版了《新找到的土地的晚期发现的真实报告》（A True Reporte of the Late Discoveries of Newfound Land）。在这份报告中，佩卡姆极力维护英国声称的美洲所有权，指出新世界正面临着来自法国和西班牙的竞争，特别需要英国的解救，它“正在祈祷我们的救援与帮助”。但大约30年后，切萨皮克的实际情况却是：就算存在援助，也不是外来者给予当地土著援助，而是恰恰相反。这可能也使得两者之间的关系不可避免地走向恶化。
到了17世纪20年代，殖民的目的已经愈发清晰：给当地土著带去基督教福音的目的退居次位，首要目的是掠夺他们的土地以及他们的文化。弗吉尼亚公司给托马斯·盖茨下达指令，让他捕获一些当地小孩，确保他们“说你们的语言，以你们的生活方式长大”，但任务执行失败。第二年，他们又建议德·拉·沃尔勋爵送“三四个当地小孩到英国”，让这些小孩接受英式教育。[13]弗吉尼亚公司对待美洲土著的这种手段一直沿用到20世纪。他们此举起初有何意图已无从知晓，但的确透露出当时的殖民者对待波瓦坦部落联盟的态度开始有所转变。波瓦坦去世后，他的弟弟欧佩坎诺（Opechancanough）继位掌权。殖民者与欧佩坎诺达成和解，将当地居民的整个家庭都带到英国殖民地。这种做法看似和解，真正意图却是想让印第安人渐渐隐形。这也预示着麻烦的到来。
史密斯并不相信当地人会和外来者轻易融合成为一个多种族的美丽新社会。那些继任的詹姆斯敦殖民地管理者也不像史密斯那样着迷于各种美洲土著文化，他们不但不欣赏这些当地文化，反而愈发认为这些文化很可疑。弗吉尼亚殖民地建立之后，开始试图兑现雷利、哈克卢特、哈里奥特和约翰逊提出的承诺——在新世界创造一个新英国，让这片土地英国化，让当地人民遵守英国的社会、政治和宗教体制。这并不是弗吉尼亚公司创办人最初的打算，但殖民的现实情况与想象中大相径庭，造成了许多改变。如何确保詹姆斯敦殖民地继续生存发展已在很大程度上超出弗吉尼亚公司的掌控，也与转移英国贫困人口毫无干系。
归根结底，最后让詹姆斯敦得以生存的是17世纪的两种贵重商品：烟草和奴隶。这两样商品都不在弗吉尼亚公司最初的计划里。在许多年里，烟草的种植也一直遭到管制，并没有其他作物种得多。但这场与“罪恶之种”的早期斗争注定失败，因为烟草能卖的价格实在太高，完全可以满足殖民地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需求。1619年，弗吉尼亚公司首次运送了约90名“年轻、漂亮、接受过公正教育的年轻姑娘”到弗吉尼亚给殖民者做妻子。他们希望“妻子、孩子和家庭”也许会让弗吉尼亚的男人们“更加安定，减少流动”。弗吉尼亚公司担心，家庭纽带的缺失不仅会使殖民地必须靠源源不断的新来者帮忙维持种植园，还会让不少人仅仅到那里“赚到一笔就返回英国”[14]。这次速配行动的受益者以烟草支付了他们妻子的船费。但烟草的种植需要土地，也需要劳动力，而殖民地还无法提供足够的劳动力。不过，当年他们很快就找到了解决这个困境的长期对策：1619年，一位荷兰商人将第一批非洲黑奴带到切萨皮克，从此，为美洲最初的移民，也为他们满怀野心来到的这片土地打开了一个全新的想象世界。
注释：
[1]Thomas Churchyard, A Generall rehearsal of warres andjoined to the same some tragedies and epitaphs (London, 1597), quoted in Canny, “Ideology of English Colonization, ”582 (see Further Reading).
[2]The patent granted to Ralegh in 1584 is included in Arthur Barlow, The First Voyage to Roanoke, 1584: The First Voyage Made to the Coasts of America, with Two Barks, wherein Were Captains M. Philip Amadas and M. Arthur Barlowe, Who Discovered Part of the Countrey Now Called Virginia, anno 1584. Written by One of the Said Captaines, and Sent to Sir Walter Ralegh, Knight, at Whose Charge and Direction, the Said Voyage Was Set Forth (Boston, 1898) 12-17.
[3]Barlow, First Voyage to Roanoke, 1584, 3, 7, 5.
[4]Hakluyt's Discourse can be read in full in Richard Hakluyt, The Voyages of the English Nation to America (Edinburgh, 1889) Vol. II, 175-276.
[5]Thomas Hariot, A Briefe and True Report of the New Found Land of Virginia:of the Commodities and of the Nature and Manners of the Naturall Inhabitants:Discouered by the English Colony There Seated by Sir Richard Greinuile Knight In the yeere 1585 . . . Illustrations by John White. Translated out of Latin into English by Richard Hackluyt (New York: J. Sabin ＆ Sons, 1871) 6-7, 25.
[6]The Records of the Virginia Company, Vol. II, The Court Book (Washington, DC: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06) 527
[7]Robert Johnson's Nova Britannia: Offering most excellent fruites by Planting in Virginia (1609), American Colonial Tracts Monthly, No. 6 (Rochester, NY:George P. Humphrey, 1897) 6, 10.
[8]Smith, Generall Historie of Virginia . . . in Travel and Works of Captain John Smith (Edinburgh: John Grant, 1910) Part I, 378, 360; descriptions of Virginia after Smith left in The Life and Adventures of Captain John Smith (New York; H.Dayton, 1859) 185-187.
[9]Thomas More, Utopia (Harmondsworth, Middlesex: Penguin, 1986) 79-80.
[10]Hakluyt quoted in A.L. Rowse, The Elizabethans and America (New York;Harpers, 1959) 51.
[11]Johnson, Nova Britannia, 10.
[12]Johnson, Nova Britannia, 11.
[13]Instructions quoted in Alden T. Vaughan, Transatlantic Encounters: American Indians in Britain, 1500-1776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51; see also the Records of the Virginia Company, Vol. III, 13-15.
[14]Records of the Virginia Company, Vol. II, The Court Book, Part A, 256, 269, 566.
第二章 山巅之城一个救世主国家的起源
我们必须明白，我们将成为一座山巅之城。所有人的眼睛都在注视我们。因此，如果我们所行之事违背了上帝的差遣，使他收回了赐予我们的帮助，我们就会成为整个世界的传说与笑柄。
约翰·温斯罗普《基督慈善之典范》，1630年
弗吉尼亚公司在1619年把英国女性送到弗吉尼亚，这一举措旨在维持殖民地的长期稳定，让英国殖民者至少不会觉得这片新土地与自己曾经生活的地方差别过大。然而，引入非洲劳工的目的则有所不同。在生而自由的英国殖民地中，这些人却很快变成了奴工，也成为殖民地经济发展的基石。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个在新世界中建立起来的社会，注定与英国人和非洲人曾经生活的地方大相径庭。虽然英国女性的到来出于自愿，非洲奴工的到来出于强制，但两个群体同样要面临在新世界中重新开始生活的挑战。第一批非洲人的到来，意味着北美殖民地已经成为经济和社群层面正在崛起的大西洋世界的一部分。新世界提供了生产的原材料——糖、烟草、可可粉，英国则作为最终的加工者。但实际上，英国对于新世界的生产过程和人力成本并没有非常充分的了解。
弗吉尼亚公司的创立标志着这个时期，新资本主义力量开始崛起，一个强大的商人阶层正在形成。这一阶层既意识到新世界带来的机遇，也有能力筹集风险资本，而这种能力是早期来到美洲的“冒险家们”所没有的。不过，弗吉尼亚公司渐渐发现，筹集资金相对简单，真正难的却是控制那些进行实际生产工作的工人。如果想要推动早期资本主义革命，便必须要在各个方面提高生产效率，但在早期的切萨皮克地区，除去烟草种植业之外，生产效率普遍不尽如人意。
一直到1620年夏天，在这个新世界中，弗吉尼亚公司对于财富的追求也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但它仍旧对未来保持乐观。虽然弗吉尼亚公司承认“诸多灾难的存在，正是因为全能的上帝乐于允许所有善行和神旨的敌人，来打击、压制和磨砺弗吉尼亚神圣的种植业，以及基督教和英国人民”，它同时也表明殖民地“已经迅速变得伟岸、强壮、富饶和繁荣，远远超过了之前的发展”。和之前的报告如出一辙，弗吉尼亚公司再次否认了那些“玷污和败坏这个国家”、认为这个国家“贫瘠萧索、无利可图”的谣言。同时，它也强调弗吉尼亚事实上是“一片富饶广阔、水源丰富”的土地，它“拥有上帝赋予的所有自然的恩赐”，“劣等民族根本不配享有”。弗吉尼亚公司宣称，英国想要获得的东西在这里应有尽有。类似于皮草、大麻、亚麻和木材这些在俄国、挪威和德国等国家昂贵稀缺的物品，在这里却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得。“法国和西班牙的酒、水果和食盐，波斯和意大利的蚕丝都可以在弗吉尼亚找到，并且质量毫不逊色。”[1]由此不难窥见，弗吉尼亚公司对于这个新世界的想象有了一定程度的修正。它已经忘却了寻找金矿未果的失望之情，并且根据新世界的实际可能，重新调整了自己的征程。
遗憾的是，这份报告中的很多内容仍然是一厢情愿的想象。切萨皮克的生活仍旧充满了挣扎。正当弗吉尼亚公司在潜在的投资人面前为这片土地高唱赞歌之时，殖民地总督乔治·亚德利（George Yeardley）却抱怨说，新的移居者在到达这里时并没有准备好充足的食物，让他不得不用自己储存的粮食来养活他们。“阁下，我希望，”他向埃德温·桑兹（Edwin Sandys）请求说，在运送更多移民者来到这里之前，“请给我充足的时间来创造定居条件，建造房屋、安顿移民”，在他们启程之时，“请每人至少携带六个月的补给”（图7）。不过，在亚德利写这封信时，殖民地刚刚迎来了一次相当大的丰收。至少在某些方面，这片土地兑现了它的诺言，虽然既不是按照它所设定的方向，也不是通过一种它可以控制的途径。次年（1621年），弗朗西斯·怀亚特爵士（Sir Francis Wyatt）接替亚德利成为殖民地总督，弗吉尼亚公司发布了一项命令，强调要“建立和支持那些主食商品的生产，这些商品对于种植业的维持和增长都至关重要”。他们特别注意限制“烟草的过度生产”，另一个重要的措施便是禁止殖民者“穿戴黄金饰物和丝质衣物，除非他们能够发展自己的蚕桑业，通过自己养的蚕来制作衣物”[2]。然而，殖民地居民显然并没有像弗吉尼亚公司所希望的那样在意这些服装的样式，在切萨皮克地区很少有人听从这一禁令。
烟草一开始被殖民者用来购买妻子，当时购买一位英国女性的价格是120磅烟草，在1619年，每磅烟草的价格是3先令。但烟草的价值并不仅止于此，它还为殖民者提供了一条快速致富的方法。和这个新世界的其他产品一样，烟草在欧洲迅速打开销路。弗吉尼亚烟草最早是被约翰·罗尔夫（John Rolfe）引入殖民地的。相比西班牙烟草来讲，它的质量略有逊色，但和玉米或其他更为必需的主食类作物相比，它的价格更高，故而种植者甚多。虽然利润可观，但烟草对于殖民者的健康并无益处，事实上，对于殖民地的发展则损害更大。例如，虽然售卖女性的主意是为了抚慰那些加入到这场广漠荒原冒险中的男性们，让他们在财富之外感受到家庭的温暖，但这个方法并没有那么奏效。
图7 弗吉尼亚公司《殖民地情况和弗吉尼亚事务公告》（伦敦：费利克斯·金斯顿，1622年）。
当英国女性到弗吉尼亚后不久（图8），因为需求太高，“新娘的价格”从120磅烟草迅速飙升到150磅，使得女性成为只有成功的种植者才买得起的奢侈品。即便如此，对于殖民者而言，女性这种商品的吸引力也仍然无法与烟草抗衡。正如弗吉尼亚公司批评的那样，殖民地移民“过分尊崇他们挚爱的烟草，以至于不再种植其他主食作物”。新娘市场虽然没有让这个趋势继续恶化，但也丝毫没能让它有所好转。到1620年，烟草已经成为标准货币单位，并且在之后的许多年里都是如此。虽然弗吉尼亚公司在新娘的选择上付出了“非同寻常的精力和谨慎”，也期望市场中的女性可以嫁给“诚实且能力卓越的男人”，但整个交易中的商业贸易因素还是使这一期望化为泡影。具体来说，1621年，弗吉尼亚公司在一封详述泰格号向殖民地运送女性的信件中明确指出，经济利益是它最关心的事情。它期望“一名妇女能卖150磅优质烟叶”，还指出“如果任何一名妇女死去，其他妇女的价格就需要按照相应的比例增加”[3]。
这种将女性视作商品的做法凸显出切萨皮克殖民地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同时也反映了它一开始对于商品和个人的态度。在最初的几十年中，殖民地的基本食物供给仍旧过分依赖印第安波瓦坦部落和弗尼吉亚公司，发展壮大则要依靠新移民劳动力的大量涌入。这些新移民来自英国贫困的家庭和教区，大多数人都在殖民地从事烟草种植业。殖民地从未试图变得像英国社会那样自给自足，也没有像推广人曾预想的那样，把它发展成返销国内市场以谋取利益的发财工具。詹姆斯敦仍然只是一个边陲小镇，居民酗酒成性，工作却消极怠慢。它不仅要面对来自外部攻击的威胁，还要被弗吉尼亚公司和移民者自身对殖民地未来不切实际的期望所消磨。正如一本关于19世纪弗吉尼亚历史的书籍中描述的那样，烟草对于殖民地有着显而易见的负面影响。
图8 《购买妻子》（摘自E.R.比林斯：《烟草：历史、种类、文化、生产和商业》，1875年）。在这幅图片中，来自英国的妇女很可能是乘坐那艘停泊在她身后码头上的船抵达的。在她身旁站着一位想要购买她的人/她未来的丈夫。另一侧放着几只装满烟草的木桶，用以支付她来弗吉尼亚的船票。这幅图片将这些元素并置在一起，强调了这笔交易的商业本质。伦敦韦尔科姆图书馆特藏。
房屋遭到遗弃，栅栏腐败不堪，田野、花园和公共广场，甚至是詹姆斯敦的街道上都种植着烟草。城镇居民痴迷于眼前利益，却忽视了自身的安全。他们散居荒野，开辟出小块的沃土种植粮食。然而，这也让他们与印第安人毗邻而居，后者所带来的威胁则随时可能爆发。[4]
最初，土著对殖民者恐怕并没有太多善意。就算有，两者之间的关系也不可避免的渐渐恶化，最终导致了1622年3月的大屠杀，造成超过300名殖民者死亡。即便如此，殖民者仍旧将烟草种植放在优先位置，却不愿增派人手驻防。资料显示，大屠杀发生一年之后，弗吉尼亚仍然“只有烟草而没有其他商品”，很少有人尝试种植对于殖民地的未来至关重要的“主食产品”。到了大屠杀之后的第二年，也就是1624年，由于弗吉尼亚公司宣布破产，弗吉尼亚成为英国皇家殖民地（royal colony）。这些建立殖民地的商人们所怀揣的新世界的财富梦想，最终“灰飞烟灭”[5]。
弗吉尼亚公司的倒闭并不意味着英国在切萨皮克移民地就此终结，也不意味着当地烟草种植业的结束。对于詹姆斯敦殖民地来说，幸运的是，即使英国国王詹姆斯一世和查理一世（Charles I）强烈反对烟草消费，其管制方式也仅仅是将弗吉尼亚向英国进口烟草的垄断权收回到自己手中而已。因此，大量伦敦居民涌入烟草商店，英国皇室赚了个盆满钵满。虽然吸食烟草成为风靡一时的恶习，但烟草业所带来的经济价值为它进入英国社会扫清了所有障碍。因此，对于弗吉尼亚来说，殖民地的创建者弗吉尼亚公司在1624年倒闭这件事并没有造成什么实际影响，不过是一桩普通生意的失败。唯一不同的是，对于土著居民而言，1622年之后的一段时期，不仅见证了切萨皮克地区“土著人—白人”权力关系的改变，也成为白人对于“印第安人”态度的转折点。
在托马斯·哈里奥特1590年的著作《关于弗吉尼亚新大陆的真实简报》中，约翰·怀特绘制的插图强调了阿尔贡金人和英国人本质上的相同之处，并试图以此消除英国人对陌生世界的恐惧。弗吉尼亚公司则利用这种观点，在逻辑上顺理成章地对土著居民——最初是儿童，之后是整个家庭——进行教化，使他们了解英国习俗，实际上，就是希望将他们同化。然而，到了17世纪中叶，出现了一种排他性的文化论调，将陌生者视为异类，最终归为他者。1609年的《弗吉尼亚第二宪章》（The Second Charter of Virginia）强调了让弗吉尼亚人“宗教皈依和化约的重要性”，要求他们“真诚地信仰上帝和基督教”。然而，这部分内容仅仅在结论中一笔带过，并且基本上是一种马后炮的做法。即便如此，在切萨皮克地区，利润总是比虔诚重要。
英国殖民者有时会依靠土著人，有时又向土著人发起进攻，他们很快放弃了宗教皈依的主意，改以武力征服。虽然弗吉尼亚公司直到倒闭都在强调，将阿尔贡金人转化为圣公会信徒至关重要，但在切萨皮克地区，文化交流已经沦为了商品流通的过程。从暂时殖民到长期定居的转变中，白人男性在殖民地享有了默认的主导地位，女性、土著和非洲人则艰难地占据了中间地带。有所区别的是，白人女性很快便被看作是殖民地规划中的关键组成部分，但不管是土著还是非洲人，都很难在其中找到一席之地。
1622年的大屠杀，加上1644年和1675年发生的冲突，都强化了“印第安人”凶险蛮族的形象。对自私的英国人来说，获得这种印象大有裨益。正如约翰·史密斯所讲，很多殖民者都将屠杀看作是“有利于种植业的事情，因为如今我们有了正当理由，可以使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摧毁他们”。弗吉尼亚公司秘书爱德华·沃特豪斯（Edward Waterhouse）在当时对此保持着足够的直率。他宣称英国人“如今可以凭借战争权和诸国法律（law of nations），入侵这个国家，摧毁那些试图摧毁我们的人”。除此之外，他还大言不惭地认为“我们理应享有他们的耕地，将费力的鹤嘴锄变为胜利的刀剑（其中既有便利、益处，也有荣耀），并占有其他的劳动果实”。[6]最终，沃特豪斯认为“征服”土著人“比秉持公正的态度教化他们要容易得多”，他不仅憧憬着夺取“印第安人和我们同等享有，甚至享有更多商品”的机会，更陶醉在暴力征服前景中。他宣称可以通过诸多方式达成这一目的。
武力；突袭；焚烧谷物以造成饥荒；烧毁和摧毁他们的船只、划艇和房屋；破坏他们的鱼舱；既然他们通过打猎得到冬天的大部分食品，那么就在他们捕猎时攻击他们；骑上战马追赶他们，让猎犬追逐他们，让猛犬撕咬他们……除去这些方法之外，还有其他一些，诸如在他们逃跑时，将他们赶到他们的敌人的包围圈中，再鼓动和教唆这些敌人攻击他们，这样一来，他们的毁灭和屈从便指日可待了。[7]
预想到在英国人穷凶极恶之后，仍旧会有一些土著人存活下来，沃特豪斯建议把他们“强行变为奴役和奴工”，为殖民地提供必需的劳动力。[8]但事实证明，土著人并不是可靠的奴工。不过在切萨皮克，这并不是一个多么严重的问题，毕竟退一步讲，他们还有非洲劳工。
种族和宗教：切萨皮克
要想理解这种以非自由劳动力为基础的经济和文化，就需要将它的发展置于17—18世纪弗吉尼亚地区的劳动力、阶级、性别和种族关系的背景中，并且与同一时期其他的美洲殖民计划加以对比。困扰着弗吉尼亚殖民冒险的很多问题，即使不是全部，也都在美洲其他地方有所显现。从佛罗里达殖民地到新法兰西殖民地，对于东部沿海地区的土著人而言，欧洲人的到来都是十足的灾难。即使欧洲人仍然坚持宗教归化的最初方案而不是动用武力征服，他们带来的疾病也足以对新世界的人口造成无法弥补的损伤。在17世纪法国对北美洲的殖民中，贸易者和耶稣会远征军起到了主导作用。这些人不仅意在加强法国的政治权力，还希望在新世界的阿尔贡金人和休伦人中扩大基督教的精神影响。但同时，来自新法兰西的报告也指出，随着“基督教信仰已经开始在这些人群中传播，所有致人死亡的事情也都随之在这些地方出现了”[9]。虽然在17世纪，“信仰”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横跨大西洋来到美洲，但很多移民者的初衷并不仅仅是传颂教义，而是逃离他们祖国的宗教迫害，在这里寻找一个安全的避难所。
17—18世纪，欧洲人对美洲大陆展开了各自的探索和殖民，这一浪潮很大程度上仅仅是16世纪席卷旧世界的信仰浪潮的一部分。新教改革的长期影响不仅将很多欧洲人带到了美洲，同时也影响了他们在这里发现的土著部落。虽然英国殖民者在北美占据了主导地位，这种主导却既不是预先注定的，鉴于早期的侵袭，这种主导地位的可能性实际上也不大。法国和西班牙似乎才是这个新世界中最强大的欧洲势力。尽管西班牙人把法国胡格诺派定居者从后来的南卡罗来纳和佛罗里达驱逐出去，尽管新法兰西地区的法国传教士在北方面临种种困难，18世纪，西班牙的势力还是在渐渐衰落，而法国的影响力却在逐渐上升。与此同时，法国探险家路易·若利耶（Louis Joliet）和耶稣会传教士雅克·马凯特（Jacques Marquette）在1673年发现密西西比河向南注入墨西哥湾。这一发现引导法国人沿着俄亥俄流域继续探索，发现了今明尼苏达地区，并在密西西比、亚拉巴马、密歇根和路易斯安那建立了殖民地。如今伊利诺伊州和蒙大拿州的乔利埃特地区（Joliet）都以这位探险家的名字命名。然而，从法国人对于航线的规划中可以看出，比起殖民来说，他们对于贸易的兴趣更大。到了1700年，切萨皮克的白人人口已经增至约9万人，从魁北克到路易斯安那一线的法国殖民者仅有25000人，这一数字大约是当时英国在北美洲所有殖民人口总数的1/10。
当然，数字并不能说明全部问题。早期美洲的英国殖民者在人口上的优势掩盖了英国殖民地长期以来的不稳定。当时，大多数切萨皮克移民，不论男女，都是签订契约的雇工，不得不通过工作支付移民的成本。他们的工作环境非常恶劣，很多人（30%—40%）过早死亡。即使对于熬过最初“适应”时期的人，他们的平均寿命最多也只有35岁。因此，弗吉尼亚的白人中有为数众多的单身男性、寡妇，当然也包括孤儿。英国人在切萨皮克地区建立起的第二个移民地马里兰，类似的情况也非常普遍。虽然马里兰殖民地是殖民者为了逃离英国本土的宗教迫害而建立的，这与弗吉尼亚殖民地建立的目的有所不同，但两个殖民地的遭遇却极为相似。
马里兰最初是英王特许领主独占的一个殖民地（proprietary colony），这种殖民地通常会被授给一个总督或庄园主。而马里兰的贵族领主正是巴尔的摩男爵一世乔治·卡尔弗特（George Calvert）。他向查理一世申请委任状，希望在此地建立以女王亨丽埃塔·玛丽亚（Henrietta Maria）命名的殖民地。1932年卡尔弗特去世，其子巴尔的摩男爵二世塞西莉厄斯·卡尔弗特，亦称塞西尔·卡尔弗特（Cecilius/Cecil），肩负起建立殖民地的重任。由于自己的父亲曾因其天主教信仰而遭受迫害，塞西尔·卡尔弗特不仅希望马里兰可以成为一个天主教徒的避难所，更希望在这片殖民地中，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可以和平共处。这个愿景自然没能完全实现。马里兰的早期历史证明，不论它的创立者有何抱负，殖民地的生活现实都是一样的：如果想要远离旧世界的宗教迫害与政治阴谋，3000英里的海洋也不够遥远，旧世界的纷争蔓延到这里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虽然卡尔弗特和殖民地的统治者都是天主教徒，签订劳动契约来到这里的移民却和弗吉尼亚地区一样大多是新教徒。随着1641年英国内战的爆发，他们之间对于控制权的争夺也日趋恶化，几乎摧毁了这片殖民地。
对于17世纪40年代逐步升级的暴力，卡尔弗特采取了双管齐下的策略。一方面，因为弗吉尼亚是国教和保皇派的领地，并不容忍其他宗教和议会党人的存在，他便去寻找弗吉尼亚的异教徒，并鼓励他们来马里兰定居。他任命了一位新教徒，也就是弗吉尼亚议会党人威廉·斯通（William Stone）作为总督；另一方面，他强调殖民地保护宗教自由的立场，并通过1649年《宗教法案》（Act Concerning Religion，或《宽容法案》）来确立这一官方立场。这项法案表示“在那些强制限制宗教信仰的国家中，这种做法常常会带来危险的后果”，并宣称所有马里兰居民都“不应因为他（她）的宗教信仰，抑或因为在此省或岛自由选择进行宗教礼拜而遭受任何形式的麻烦、骚扰或羞辱，也不应被强制信仰或礼拜任何未经本人同意的宗教”。以任何“非难性词语”攻击“异教徒、教会分裂主义者、拜教徒、清教徒、独立派、长老会天主教神父、耶稣会会士、耶稣会天主教徒、路德教会成员、加尔文教派成员、再洗礼教徒、布朗派、律法废弃论者、巴罗派、圆颅党或分离主义者（Separatist）”的人都将面临10先令的罚款、监禁的威胁，并需要公开致歉。在当时，这份名单可谓包含甚广，但它却并没有将犹太信仰涵盖其中，而是规定耶稣作为“上帝之子”的理念，以及三位一体学说都是高于一切的，对此持异见者将被处以死刑。[10]
然而，卡尔弗特反对宗教不宽容的立场很快便遭到攻击。在斯通上任6年之后，清教徒在殖民地的影响力逐渐扩张，他们开始试图废除《宽容法案》，并再次实行限制宗教自由的法案。这导致了1655年塞文河战争（the Battle of the Severn）的爆发。这场动乱被称为美洲土地上最后一场英国内战。卡尔弗特在这次战争中败北，但两年之内，他又重新夺回了殖民地的控制权。虽然这只是一场规模不大的冲突，但这场战争和马里兰殖民地本身的经历凸显了殖民地生活的两个方面，而这两个方面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也将给殖民者带来越发深重的担忧：其一，宗教——尤其信仰自由——对于新世界的意义重大；其二，面对英国乃至欧洲政治和宗教的冲突，殖民地是如此不堪一击。
欧洲将战火烧到了美洲。至少在美洲脱离大英帝国的统治之前，它所面临的并不是殖民者自己制造的冲突，而是更广阔的欧洲冲突。许多人正是为了避免这些冲突而来到美洲，却不得不在新世界里继续面对它们，为生存而挣扎。当然，来到美洲的英国殖民者也完全有能力煽动殖民冲突，但这些冲突和他们的祖国毫无关系，而是与他们作为生而自由的英国人的身份息息相关。在他们与土著“他者”的接触过程中，这种身份遭到挑战，并最终得到强化。很大程度上，这就是切萨皮克的经历。然而，如果不仅想要寻找破坏性的证据，还想在国家层面了解美洲早期历史中种族和宗教问题建设性的融合，那就必须要向北追寻，观察一个非常不同的殖民冒险之旅，一个被宗教信仰所驱使，但后来却演变为种族暴力的殖民地：新英格兰。
出埃及记：圣经之国的起源
没有一个英属美洲殖民地像新英格兰一样背负了如此多的意识形态包袱。在美洲的发展过程中，新英格兰同时还肩负了其他殖民地未曾有过的民族主义重担。1620年，到达美洲的五月花号（the Mayflower）虽然只载了100多位移民来到美洲的大西洋沿岸，却缔造了一段神话，而这个延续至今的神话，恰恰就是起源于普利茅斯岩这样一块岩石之上。政治家罗伯特·温思罗普（Robert Winthrop）在1867年写道，五月花号“在每一个新英格兰人的内心中都被奉为神物，一队拓荒的朝圣者乘坐它来到这里，并在美洲的海岸上确立了宗教自由的伟大原则”[11]。和马里兰的建立如出一辙，新英格兰殖民地的建立，如同它的命名所清晰体现的，同样是源于英国本土的宗教分立。至少就宗教而言，在1620—1642年来到新世界的清教徒就是希望可以在这里寻找到一个全新的、更好的英国。
清教出现在16世纪末期的英国，其信徒认为英国教会中的天主教组织和教皇制度是一种威胁，故而创立清教与之抗衡。清教运动从来都不是单一的、连贯的，更像是一面意识形态的旗帜。在这面旗帜之下聚集的信仰者，不论其理念是极端还是温和，都共同坚持这样一种信念：英国教会应该和新教改革倡导的神学教义更加紧密地结盟。在新教改革的领导者约翰·加尔文（John Calvin）看来，一个人的灵魂注定只有两种结局：得到拯救或永世受难。这些人要想获得救赎，就必须成为上帝的选民（God's elect），也被称为“有形的圣徒”（Visible Saints）。因为人具有主观能动性，所以清教徒相信，就算上帝已经预先指定了一个人的最终命运，也还是可以通过努力获得愉悦成功的生活，就算这样做未必能获得永恒的祝福，也还是有可能扭转局势获得救赎。
对于一些英国清教徒来说，教会改革看起来确有可能；但是对于那些在1620年到达科德角半岛的清教徒来说，教会的腐败已经蔓延甚广，所以他们不再指望改革教会，而是试图与之一刀两断。那些分离主义者，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清教徒前辈移民，在1608年便离开了诺丁汉郡的司寇比，来到了荷兰莱顿。十几年后，他们回到英国，只为了从那里向新世界进发。在几次不成功的尝试后，他们最终于1620年9月从南安普敦起航，向着目的地弗吉尼亚进发。但是因为遭遇了一场冬季暴风雨，他们到达的地方要向北偏离许多，既不在弗吉尼亚公司的管辖范围之内，也与英国国王颁发的许可状中标注的地点相距甚远。但鉴于弗吉尼亚公司尚且存在，他们的殖民地许可状仍旧有效。这些分离主义者知道他们并没有到达既定的目的地，也不确定自己从法律上讲是否能占有这片土地。于是他们自己拟定了一份契约，即《五月花号公约》（Mayflower Compact，图9）。公约中约定了他们的组成。
一个公民政治体，是为了使我们能更好地生存下来并在我们之间创造良好的秩序。为了殖民地的公众利益，我们将根据这项契约颁布我们应忠实遵守的公正且平等的法律、法令和命令，并视需要任命我们应当服从的行政官员。[12]
图9 描述签订《五月花号公约》的浅浮雕作品，位于普罗温斯敦布雷德福大街。照片由彼得·惠特洛克拍摄。
《五月花号公约》是第一个试图在美洲建立“公正且平等”的政府的书面文件，新英格兰也因此与构成未来美国的其他殖民地区区别开来。但是，如果说建立一种政府制度的前提是需求的存在，那么实际上，新英格兰和距它向南约五百英里的其他英国殖民地并没有什么不同。换句话讲，虽然远离切萨皮克，普利茅斯殖民地的最初经历几乎就是詹姆斯敦那些殖民地的一个翻版。
殖民者起初遭受到来自土著的暴力威胁，但新英格兰地区的土著因为一场传染病的缘故，没能对这些分离主义者进行持续的进攻。很多研究者认为这场流行病是天花，但也有可能是黑死病的某个变种。这场传染病在1616—1619年使得科德角半岛到曼恩一带多达90%的土著居民丧生。对于英国人来说幸运的是，还是有些土著在这场毁灭性的疾病中存活了下来，因为乘坐五月花号来到美洲的殖民者仅靠自己的力量根本无法适应新英格兰的严酷环境，在这一点上，他们和弗吉尼亚第一批到达切萨皮克的殖民者没有什么区别。这种状况不可避免，不仅仅因为这些移民都是持分离主义信仰的传教士。事实上，这场由商人资助的殖民之旅和詹姆斯敦的事业一样，都是为了谋取利益。因此乘客中还有一些裁缝、一个丝绸工人、一个印刷工和一个店主。但鉴于17世纪时“农民”这个词就是指地主，以致于甚至是船上被指派去做农民的那些移民也不知道如何耕作。此外，他们也没有掌握任何生存必需的实践技能。正如殖民地的领导者威廉·布雷德福（William Bradford）所说，在这个世界中，“没有朋友欢迎他们，没有酒馆招待和抚慰他们饱经风霜的身体，没有房屋可供他们休憩，甚少城镇可以向他们提供帮助”[13]。除此之外，在17世纪，狩猎和捕鱼都是贵族的特权。因而有一半的普利茅斯殖民者没有等到第一年冬天结束就死去了，活下来的殖民者则被迫求助土著为他们提供食品来维持生存。
处在挣扎边缘的殖民者幸运地遇到了两个会说英语的阿尔贡金土著：一个是帕丢赛特人提斯匡托姆（Patuxet Tisquantum），殖民者习惯称他为斯匡托（Squanto）；另一个是阿贝内基族人萨摩赛特（Abenaki Samoset）。在分离主义者于1620年到达美洲之前，斯匡托曾被英国探险家托马斯·亨特抓捕，带去西班牙和伦敦住了一段时间。此前一年他回到家时，发现在自己离开期间，部落中的其他人都因疾病死去了。之后他见到了这些新殖民者，帮助他们与当地土著建立了友好的关系，而这些土著则帮助殖民者播种。他们之间的传奇还不仅于此。次年，土著与殖民者为了感谢上帝的恩赐，共同举行了庆祝活动。这一天后来成为美国一个全国性的节日，即感恩节（虽然这个节日一直到美国内战期间，即1863年才确定为全国性节日）。从此后十年的经历来看，这个历经挣扎但终获成功的殖民地也许树立了一种非常不同的殖民冒险的先驱。
普利茅斯传来的报告鼓舞了另一群英国本土的清教徒，他们对查理一世治理下的英国教会感到绝望，在萨福克镇律师、地主约翰·温斯罗普（John Winthrop）的领导下，决定放弃眼前腐败不堪的天主教旧世界，移民到新的圣经之国。在另一家商业公司，也就是成立于1629年的马萨诸塞湾公司的资助下，这些清教徒从英国出发，驶向马萨诸塞。美洲历史上所谓的“大迁移”（1629—1642年）也自此开始。这些人只是移民的先锋队，在接下来的十年中，有超过两万名清教徒来到美洲，形成了五个主要的殖民地：普利茅斯殖民地、马萨诸塞殖民地、罗得岛殖民地、纽黑文殖民地和康涅狄格殖民地。在美国建国时最初的13个州中，有3个州来源于这些殖民地（地图1）。
如果说切萨皮克早期殖民者被吸引到美洲主要是因为这片土地似乎可以提供丰富的自然资源，那么对于清教徒来说，这枚硬币的背面——美洲并不是一个新伊甸园，而是一片蛮荒之地——几乎具有同样的吸引力。未开化的土著和未开垦的土地固然令人不安，却也充满诱惑。对清教徒来说，他们完全准备好了迎接这个挑战，充分利用这个机会为虔诚的生活建立一个基准，也可以成为这个世界的一个范例。约翰·温斯罗普借用《登山宝训》（the Sermon on the Mount，马太福音 5:14）中的话，在通往新世界和新生活的阿贝拉号上，向众人进行布道。“我们必须明白，”他告诉这些人，“我们将成为一座山巅之城（A City upon a Hill）。所有人的眼睛都在注视我们。因此，如果我们所行之事违背了上帝的差遣，使他收回了赐予我们的帮助，我们就会成为整个世界的笑柄。”[14]清教徒试图实现圣经中的许诺，确保在上帝的光辉下创造的“世界之光”和“山巅之城”永远不会被隐藏。温斯罗普在海上的布道同时也充斥着对旧英格兰的控诉，他认为旧英格兰已然屈从于撒旦。他还激励新英格兰的殖民者去证明清教不仅是正直的，清教徒的这种选择也是正确的，足以让他们的敌人懊悔终生。
地图1 新英格兰殖民地地图
在社会和经济层面，清教徒殖民地明显比那些建立在切萨皮克的殖民地更稳定。在殖民者定居马萨诸塞的第一个冬天，饥饿给他们的生存造成了极大威胁，但来自英国的补给最终帮助他们渡过了难关。这里的生存环境更好，移民往往以家庭为单元，有时一个教区的全体教徒会整体迁移到这里，这意味着清教徒有效地复制了英国本土的基本结构。他们在新英格兰建立起一个白人社会，到了1700年，新英格兰的人口增长至大约9万人。因此，新英格兰不必再专门进口女性，单身男性和孤儿的比例也小得多，女性至少在精神层面被认为是和男性平等的。在社会地位上，情况则不太一样。实际上，为了确保社会稳定，殖民地实行严格的父权制度和宗教结构。这种结构既有包容性，又有排他性。上帝是教堂的首领，教堂又是社会和家庭生活的核心，男性则是家庭的领导者。温斯罗普在书信中如此总结这种安排：“一个家庭就是一个小的国家，一个国家则是一个大的家庭”，因为“一个家庭注定不能取悦所有来客，同样道理，一个国家也不可以。”[15]在马里兰，立法事务由一人决定。在弗吉尼亚，负责立法事务的总督由弗吉尼亚公司任命，弗吉尼亚公司倒闭后，则由英国国王任命。新英格兰的立法制度与这两个殖民地有所不同。清教徒基于最初的许可状建立了殖民地，许可状的解释权属一个普通法庭和一名选举出来的总督所有。不过，这种制度和我们今天理解的平等或民主并不一样。虽然清教徒传颂的新教教义鼓励个体对于圣典的解释，但这已经是清教徒殖民地所能接受的最大限度的个人主义了。对于一个生活在宗教不宽容的世界中的人来讲，清教徒所创建的新世界并没有显著的区别，这里同样不会容忍差异和争执。但是，这两种情况自然都会很快出现。
既然允许个体对于圣典做出自己的解释，便不可避免会产生对于“山巅之城”的不同理解。马萨诸塞湾殖民地的宗教信仰很少遭受撼动，直到1631年，一个与温斯罗普观点大相径庭的牧师来到这里，他就是罗杰·威廉姆斯（Roger Williams）。比起马里兰殖民地的卡尔弗特来讲，威廉斯在强调宗教自由方面走得更远（他在名单中加入了犹太教），尤其支持教会和任何国体严格分离。在之后的一份出版物中，他将他的信仰表述为“上帝并不需要任何公民国家制定或强制一个统一的宗教”，威廉斯的这一立场从侧面否认了清教徒拥有任何特殊的宗教指令。而温斯罗普却认为他们是被特别选定的一群人，与上帝签订了一份“契约”。[16]于是，这种观点使威廉斯很难再在马萨诸塞湾继续待下去。他在罗得岛建立了一个新的殖民地。如同马里兰殖民地收留南方的宗教异见者一样，这个殖民地也成为北方各个宗派异见者的避难所，而且比马里兰更具包容性。
仅仅隔了几年，在1634年，清教权威就遭受到了来自安妮·哈钦森（Anne Hutchinson）更加猛烈的挑战。她直言不讳地表达了对于马萨诸塞清教首领的反对，并导致了我们现在所知的“唯信仰论危机”。1637年，在审讯哈钦森时，温斯罗普指控她“在我们接受教诲时说出有损于教会和牧师的异端言论”，温斯罗普接下来的话透露出清教徒对于性别关系的一些理念，“你因在自己家中私自集会而被最高宗教会议判为有罪，在上帝眼中，这一举动不可恕、不合宜，也与你的性别不相称”。哈钦森被宣判为“一个不适合我们社会的女性”、逐出马萨诸塞，从而也来到了罗得岛。[17]
温斯罗普的“圣经之国”在前十年中一直遭受批评，很多人认为他对自己的人民不够宽容。而新英格兰虽然看起来比切萨皮克稳定得多，但这种稳定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错觉。对于宗教问题的处理方式让新英格兰与其他殖民地区别开来，却也同时使它饱受折磨。在其他方面，这些看似走向不同极端的英国殖民地之间的相同之处远远多于不同之处，这点在他们与阿尔贡金土著的关系上尤为明显。那些离开马萨诸塞去建立独立殖民地的异见群体自然会变本加厉地侵占印第安人的土地。对于希望获得上帝宽恕的清教徒来讲，这也不是一个值得担忧的问题。让新英格兰的土著彻底皈依基督教，本身就是他们的职责之一。
这些“走入荒野的清教徒使团”并不仅仅是为了获得救赎，还希望帮助他们眼中这些无知的群体。虽然让土著皈依基督教并不是殖民地中最初几十年的首要事务，但清教徒也获得了些许成功。1632年的一封书信赞扬了他们“与印第安人慈爱、公平和善意的交易”，印第安人对清教徒产生了“热爱和敬佩”之情，也因而对英国人表现出明显的遵从。[18]然而，这种“明显的遵从”是有限的，并不适用于新英格兰地区所有的土著部落。例如，佩科特部落在1637年攻击了康涅狄格殖民地附近的居民，白人殖民者和他们的纳拉干族同盟也对此展开了全面而残忍的反击。他们攻击了位于米斯蒂克的佩科特村庄，屠杀了那里的大部分居民，再把幸存者卖到了加勒比海为奴。
从当时一份参与屠杀的清教首领的记录中，可以清醒地洞悉到那时占主导地位的白人思维模式。“看到他们在火海中煎熬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威廉·布雷德福回忆道，“同样恐怖的是，血液汇流成河并且凝固起来，散发出一股恶臭。”尽管如此，布雷德福仍旧认为这场屠杀和之后对于佩科特人的清洗是一种“甜蜜的牺牲”，也是上帝支持清教使命的一个例证。康涅狄格军队的首领约翰·梅森（John Mason）赞美这场屠杀“是上帝的行为，在我们眼中它非同凡响！”除此之外，温斯罗普在之后写给布雷德福的信中也表达了这样的期望：这场屠杀再次证实了佩科特人和“其他所有印第安人”一样，都是白人殖民者“共同的敌人”。就连远在500英里之外的切萨皮克的爱德华·沃特豪斯恐怕也会认可这一观点，毫不怀疑地表示同意。[19]然而，这种观点虽然拥护者众多，但也不是没有例外：约翰·埃利奥特就在某种程度上表达了反对意见，于1650年在内蒂克建立了第一个由土著基督徒组成的“祈祷之镇”。至少对埃利奥特这样的一些人来说，他们在让阿尔贡金人皈依基督教、理解阿尔贡金社会的过程中虽然有着文化帝国主义色彩，却并没有带着明显的种族敌意。可惜的是，像埃利奥特这样的例外实际上却是从反面证明了土著与英国人之间的关系法则，而这种法则绝不只适用于新英格兰。
事实上，对于新世界土著居民的恐惧与公开的蔑视都是一种黏合剂，将普利茅斯和马萨诸塞湾等殖民地团结在一起，这也成为17—18世纪初期英属美洲殖民地的一个典型特征，然而几乎所有的殖民冒险行动提出的至少部分理由正是让“印第安人皈依”基督教，与前述特征存在明显分歧。不过，这种特征放在17世纪大西洋世界的普遍殖民现实背景下并不算特别出格。尽管英国为自己的殖民行为辩护时经常提及的另外一个理由就是它和西班牙不一样，不会使用残忍的破坏手段，而是要采取温和的建设性殖民策略，但仍然不可避免地带上了这种特征。清教徒纷纷向美洲迁移，自我标榜要建立一个“山巅之城”，紧接着又诞生了“美国特殊论”（American exceptionalism）。这一颇具影响的神话延续至今，但事实上，新英格兰殖民地并没有太多例外之处，更谈不上具有任何清晰的美国特征。无论是弗尼吉亚还是马萨诸塞，殖民世界都与英国联系甚密。尤其对于新英格兰而言，它担忧的不是“全世界的目光”，而是抛在身后的那片土地上人们的注视。他们的许多信件都是寄给远在英国的朋友和家人的，他们在信中的描述，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分析了这场殖民冒险。在伦敦，他们出版了自己在美洲的所有经历，其中既有鼓舞人心的成就，也有悲惨痛苦的遭遇。他们把自己写进了未来美国的历史中，却让佩科特人从历史中消失。
从这个角度讲，至少在清教徒的内心，他们的使命感的确将他们与其他殖民冒险者区分开来：在弗吉尼亚和马里兰殖民地，贸易和烟草成为主旋律；在马里兰殖民地，宗教宽容的法律更多是为了建造一个避难所，而不是布道堂；在宾夕法尼亚殖民地，贵格会和其他脱离英国国教的组织也只是希望找到一个安全之所，来信仰他们的宗教。新英格兰殖民者与他们在精神层面最为接近的邻居——普利茅斯殖民地的分离主义者们——也仍然有所区别。在普利茅斯，进发新世界的朝圣者仅仅希望可以逃离旧世界的腐败，而并没想过要为旧世界树立榜样。清教徒不仅希望建造一个“新”英格兰，还相信一个新的耶路撒冷会在新英格兰诞生。从他们的角度看，美洲是一片应许之地，他们则是被上帝选中的人，但在这其中恰恰有一个问题：在一个如此沉迷于天启的民族眼中，危险无处不在，撒旦四处潜伏。同样，一个民族若是害怕一位女性布道者，例如不能容忍玛丽·戴尔（Mary Dyer）的贵格会异教信仰，以至于将她处死，那么自然就不会将阿尔贡金人视作平等的同类，更不会觉得他们对阿尔贡金人的残忍有任何问题。新英格兰殖民者正是这样。新英格兰社会为他们的担忧提供了绰绰有余的理由。对于清教徒来说，土著仅仅是他们肩负的另一个俗世考验。
这一切并不全是温斯罗普计划的那个样子。他曾这样设想：即使这片土地不是一片未开垦的处女地，也一定是一片有用的闲田。正如温斯罗普所说：“上帝已经用一场伟大的瘟疫毁灭了土著人，于是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土地都没有居民。”他称之为“无主土地”。[20]即使上帝没有消灭所有的土著人，这也不是最主要的问题。真正的挑战来自这片土地本身，来自这个新世界的环境本身。清教徒如此自信地想要在这里确立他们的权力，而这片土地却看起来给他们带来了灾难。清教徒想在这片土地上寻找自我，但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的信仰，以及这种信仰所造就的身份都遭受到撼动，也都面临着共同的挑战。殖民地的领导者担心这种挑战将会侵蚀“山巅之城”的根基。圣经之国的实验进行了20年之后，教会成员的数量停滞不前。当然，正式成员仅被限定在那些进行了公开皈依仪式的“有形的圣徒”中，但公开皈依的人却越来越少。到了17世纪中叶，马萨诸塞殖民地教会已经在“可见圣徒”的标准方面做出了妥协，允许上帝选民的后代接受洗礼，但这种不稳定的妥协立场让很多人感到不满。于是，1662年，教会创立了“半路圣约”（Half-Way Covenant）制度，允许第一代殖民者的孙辈保留教会资格。而这个决定带来了预想不到的后果。
半路圣约的出现不仅回应了殖民地信仰的动摇、出席教会活动人数的下滑，同时也回应了清教徒从英国带来的传统的社会和家庭网络所造成的缓慢的侵蚀。在新英格兰出生的一代人，长大之后出于经济独立和社会地位的考虑，想要获得自己的土地，这样一来，在血缘和精神层面亲密的社会结构自然会因此消解。虽然殖民地最初做出了一些管理土地的尝试，希望可以避免人口过于分散，同时也更好地防御阿尔贡金人的进攻，但这些措施并没有彻底解决人口增长导致的需求增长。当时，新英格兰地区的人口增长丝毫没有受到切萨皮克那种大规模流行病的威胁。最初，殖民城镇的规模一般在50—100平方英里，最中间是一个教堂，四周环绕着公地，用于放牧和种植庄稼（概括说来，就是圈地运动之前英国城镇模式的一种变体）。但随着时间推移，这些公地已经变成了规模在100—200英亩的属于各个家庭的私有财产。当然，伴随私人财产而来的是一种更加个人主义的观点，这也是早期清教徒最为担心的事情。人口分散和个人主义的勃兴，以及伴随个人主义而来的更为世俗的观点，都会使人们不可避免地放弃了清教徒“来到这片荒野”时所秉持的最初信念。荒野已被驯服，信念也便消除。
信仰并非不战而弃。特别是在实行半路妥协的政策之后，清教牧师们愈加关注教众的道德和精神弱点，并使用所谓的“声讨挽歌”斥责了教堂会众。但这一做法实际上几乎从殖民地最开始便出现了。早在1642年，总督布雷德福就已经指出了普利茅斯殖民地的道德衰退，“醉酒”、“未婚男女之间的荒淫行为”，以及一系列难以开口的可怕事物逐渐兴起。布雷德福认为，所有一切“使我们悲叹不已，想到这些腐败的本性我们就会感到恐惧和焦虑”。究其原因，按照布雷德福的说法，一方面源于魔鬼的影响，另一方面则在于清教徒偏爱通过“适当的探究、调查”来揭露这种过失，并“给予适当的处罚”[21]。然而，比道德衰退严重百倍的，是一些全然拒绝清教徒使命的行为，这些行为在今天被称为大英帝国背景下的“土著化”。这并不仅仅是新英格兰面临的问题。背叛白人社会并接受阿尔贡金人——或被阿尔贡金人所接受——都是犯罪行为。在康涅狄格殖民地，犯有此罪的人将会遭受强迫劳役的惩罚；在弗吉尼亚，则会被执行死刑。在切萨皮克殖民地和新英格兰殖民地，殖民者都带着不同程度的热情同化“印第安”部落，但他们做梦也不会想到，这个过程居然会反过来进行。
印第安人、契约与身份：创建一个白人社会
美国19世纪最伟大的一位诗人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曾经指出：“我们阅读新英格兰作家的作品，接受新英格兰老师的教育，在这种影响下，我们默许自己沉溺于这样一种观念：美国只是由英属岛屿改造而成的，本质上不过是第二个英格兰而已。”他强调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1883年惠特曼写下这段话的时候，正是西班牙建立圣菲殖民地的纪念日。他认为“从历史履历上看，英国人残忍、暴政和迷信的程度……并不次于西班牙”，而这些话绝不仅仅是在恭维西班牙读者。他知道西班牙殖民地的“黑色传奇”在19世纪末期仍有影响，同时也意识到了美国土著人口注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萎缩”，最后，仅剩下“一点回忆和一些空白”。惠特曼将这一切全部归咎到清教徒的身上，或许有失公允，不过，如果想要追溯在这片多种族的土地上，种族排斥的神话最初是如何发生的，新英格兰的确是一个再好不过的起点。
在新英格兰，印第安人皈依基督教的冲动不断消退，与此同时，半路圣约的实际效果逐渐显现。殖民地政府担心，一些殖民地居民会选择与清教甚至英国传统相悖的生活方式。于是，在圣经之国中逐渐出现了一系列种族限制性政策。在实行半路圣约之后，教会成员的身份不再通过信仰，而是家族谱系来确定。教堂的大门因此不仅对其他移民关闭了——不管他们来自欧洲还是非洲，同时也拒绝了那些清教本来试图感召的土著人。某些一直以来都含蓄不清的说法自此便清晰起来：圣经之国设立了民族和种族的门槛，它实际上已经变成了一个白人国家。就像切萨皮克的殖民者一样，新英格兰的清教徒艰难地尝试让阿尔贡金文化与英国文化和平共处。但是，在17世纪中后期，不管弗吉尼亚殖民地还是马萨诸塞殖民地，土著与殖民者的公开战争都上升到了更具摧毁性的程度。1675年，土著人在弗吉尼亚波托马克河附近和新英格兰南部相继发起暴动。不久之后，弗吉尼亚殖民地还发生了一次小规模的白人社会内部冲突——培根叛乱。
殖民者将发生在新英格兰的暴动命名为菲利普王战争（King Philip's War，亦称梅塔科米叛乱，Metacom's Rebellion）。这场战争不仅因为清教变本加厉地侵占土著人的土地，也因为万帕诺亚部落联盟内部的权力关系发生了变动。梅塔科米（Metacom）在父兄相继去世后，成为部落酋长。他比其父更敌视英国人，同时也做好了拉拢其他部落（例如纳拉干族这样曾在佩科特战争中成为英国同盟的部落）的充分准备，并希望联手向清教殖民地发起进攻。一位名为约翰·萨萨蒙（John Sassamon）的土著提醒了英国人警惕这一危险。萨萨蒙是皈依了基督教的土著，由于父母早逝，他在一个英国家庭中被抚养长大，后来在佩科特战争中加入英国军队作战，还曾在哈佛学院（建于1636年）学习。若是在其他时候，凭借他的特殊身份，他本可以帮助在土著世界与英国世界之间架起桥梁。然而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萨萨蒙的印第安人和基督徒的双重身份将他置于两者之间的无人地带。1675年，新英格兰和土著部落的战争打响，他必须做出选择，究竟要站在哪一边。在梅塔科米也许已经做好了战争的准备时，约翰·萨萨蒙突然被人杀害。殖民者怀疑梅塔科米的三位下属是这场谋杀的真凶，并将他们处死，这也成为这场战争的导火索。菲利普王战争并不是一场小规模的冲突，而是在美洲大陆上发生的最具破坏性的一场战争。
菲利普王战争在1675年夏天爆发，战火蔓延了整个新英格兰殖民地，并持续到了第二年。印第安人对于英国殖民地边境发起进攻，很快就遭到了英国军队的报复性袭击，其中有些袭击甚至是针对英国殖民者曾经的同盟纳拉干族展开的，尽管这个部落在1675年末至1676年初之间一直试图保持中立。在这场战争中，玛丽·罗兰森夫人曾被土著俘虏。1682年，她出版了自己的回忆录《玛丽·罗兰森夫人被囚禁和释放的真实记录》（A True History of the Captivity and Restoration of Mrs. Mary Rowlandson），这本书非常畅销，同时也在美洲开创了“囚禁叙事”（captivity narrative）这种文学风格[22]。罗兰森借助《圣经》解读自己这段痛苦的经历，并引用赞美诗和先知的语录表达这段经历给她带来的恐惧以及自己在精神上的应对。她的回忆录当然满足了英国殖民者对于土著文化的好奇，也增加了殖民者对于土著文化污染的恐惧，但从根本上说来却是让殖民者感到安心的，因为罗兰森看起来已经从被俘的阴影中走了出来，虽然她曾为那些“没有信仰的”、“野蛮的”异教徒所俘虏，但这个经历非但没有冲淡，反而强化了她本身的英国人特性和基督教信仰。这场战争本身也有着相似的特点。在1676年夏末，殖民者最终击败了梅塔科米的军队。这场胜利大大提升了殖民者在文化和军事上的优越感，他们认为这场胜利标志着上帝对于殖民冒险的支持。如同佩科特战争一样，胜利之后，殖民者把幸存的土著人驱逐出了这片土地，把他们卖到加勒比为奴，其中就包括梅塔科米的儿子。
战争结束之后，新英格兰殖民者的人口较快恢复到了战前水平，但阿尔贡金人—英国人和平相处的愿望却彻底破灭。这场残酷的战争强化了殖民地中的种族—宗教话语，这种话语一旦建立，就决定了非白人异教徒和白人基督徒之间的关系和区隔，使得像玛丽·罗兰森这样的殖民者在内心中证实了这种文化鸿沟的存在，从而不敢越雷池一步。菲利普王战争的胜利使得英国殖民者能够驱逐至少一部分土著人、增大扩张白人殖民地的可能，却也把他们推向了未来的冲突。冲突的对象最初是这个新世界中的其他欧洲力量——尤其是新英格兰殖民地和法国势力，但最终变成了大不列颠本身。简而言之，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冲突会继续定义新英格兰殖民地的身份，并进而最终塑造所有美洲殖民地的身份。从这个意义上讲，菲利普王战争才仅仅是开始。
在新英格兰以南的弗吉尼亚，殖民地总督威廉·伯克利（William Berkeley）也有理由去思考印第安人的问题。这一问题被他称为“新英格兰殖民地中印第安人的相互传染”，他相信这种传染“已经蔓延到了马里兰和弗吉尼亚北部”[23]。不过，和伯克利的观点相左，这一时期在切萨皮克针对英国殖民地的暴乱并不是出于传染，而仅仅是巧合。但这些暴乱的确造成了严重的后果，让局势变得更加紧张，这点从来自北部的令人不安的报告中就可以看到。
正如新英格兰一样，两个殖民地在防御土著侵袭的问题上，都有两个实际问题值得关注：第一是如何才能识别谁会带来威胁。弗吉尼亚殖民地和新英格兰殖民地的白人种族主义态度都没有尖锐或狭隘到认为不同的土著部落之间毫无差别。但是，对于英国人而言，在一个特定时间判断某个土著部落的立场，成为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在确认了威胁之后，该如何去应对？与当今美国枪支文化所传达出的形象不同，当时的武器价格不菲且供应有限。英国王室并不乐意加大开支为军队购置他们需要的火枪，于是伯克利在1673年通过了一项军队法案，通过提高当地税收的办法增加防御拨款。可以想见，这一举措并不受欢迎。更加糟糕的是，它也没有得到普遍的执行。
因此在弗吉尼亚，1675年叛乱，加上英国对殖民者面临的威胁应对不足，对于殖民地稳定来说都是一杯致命的毒酒。当1675年夏天第一次入侵发生时，弗吉尼亚殖民者不仅要求多益族土著对此负责，还错杀了一些居住在马里兰的苏斯克汉诺克人。苏斯克汉诺克人自然会发起报复，其他一些土著部落也借机开始攻击英国殖民地，以至于在1676年春天，切萨皮克的殖民者被卷入了一场不宣而战的战争，他们认为所有东海岸的土著部落都参与了进来。因此，殖民地内部还爆发了一场冲突，即培根叛变。这场冲突部分源于殖民者对于伯克利在危急时刻领导能力的不信任，同时也因为在日益壮大的殖民地中，财富和土地的贫富差距过大。通过签订契约来到弗吉尼亚的殖民者被许诺赋予“公有土地继承权”（headright），即在劳役期满之后便可以购买土地。但是，到了17世纪60年代，烟草价格下跌，土地价格上涨，以至于很少人可以负担得起土地的价格，更别提买到一块心仪的土地了。这不仅仅是简单的供求失衡。没有土地的自由人被视作殖民地的一种威胁，如同英国社会中的放荡穷鬼一样。随着他们的数量越来越多，弗吉尼亚殖民地社会呈分裂之势。解决这一问题的方式是剥夺无地者的投票权力，但这却使切萨皮克地区的社会关系进一步恶化。
对于刚刚到达切萨皮克且富有的纳撒尼尔·培根（Nathaniel Bacon）来说，这不仅不是一个问题，反而是一个机遇。他并没有像无地者那样被剥夺公民权，同时也有能力在詹姆斯敦殖民地的上游购买规模可观的耕地。很快他就成为弗吉尼亚议员。在任职之后，他猛烈攻击伯克利和当地土著，不加区分地摧毁精心培育的附属部落的关系，并以此激怒殖民地总督。殖民地财富短缺，烟草价格又一直下跌，这些问题使殖民地人心惶惶。培根则恰好利用这一点，赢得了越来越多人的支持。土地的缺乏导致殖民地人心动摇，这给他的篡位提供了时机。进而通过挑起殖民者对当地土著，尤其是友好的奥卡尼切人的不满，培根将这种机遇变为现实。培根叛乱声势渐起，激发了白人社会的热情，在1676年9月导致了詹姆斯敦殖民地的覆灭。在同年9月，培根因为痢疾去世，这场叛乱才得以终止，培根的支持者随后接受了审判和刑罚。
对于英国人与土著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弗吉尼亚白人社会来说，培根叛乱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新英格兰殖民地的菲利普王战争一样，培根叛乱标志着白人对于切萨皮克地区阿尔贡金民族的态度从此发生转折。这一切当然不能全部归咎于培根本人。对于土著人的恐惧和敌意由来已久——对此，爱德华·沃特豪斯在1622年就已经说得十分明白了——但伯克利这样的领导者一直都在试图压制这种恐惧和敌意，他们认为白人不应侵占土著人的土地。事实上，按照1646年与波瓦坦部落联盟签订的条约规定，殖民者不得擅自闯入约克河以北的所有土地。但是随着培根叛乱的发生，印第安人聚居地和白人殖民地之间的分界线如同友好和敌对的土著人一样难以分辨。虽然伯克利非常明白两者之间存在区分，但镇压培根叛乱时，他被迫公开采取更加极端的立场。当他建议军队“不该宽恕任何印第安人，因为他们现在都是我们的敌人”时，可能只是为了申明自己保护英国殖民地的意愿。然而不幸的是[24]，这种对土著民族不加区分的立场反而对他的政敌有利，引起了很多英国殖民者的共鸣。如果所有印第安人都是敌人的话，那么所有条约都应作废、所有土地都能入侵，白人社会的扩张便没有界限可言。
扩张不仅会强化白人与土著社会之间的区隔，同时也会为美洲白人相较于其他种族的独特身份设定标准。培根叛乱向弗吉尼亚的领导者证明了切萨皮克地区的白人社会内部也有可能产生暴乱。同样，这场叛乱也告诉弗吉尼亚的领导者，拥有一个外部的文化“他者”可以将白人社会凝聚在一起。理论上讲，宗教是一条连接新英格兰殖民地的纽带，在切萨皮克殖民地，种族起到了相似的作用。
事情永远不会这么简单。虽然不同的英国殖民者在新世界的探险在地理上彼此区隔，时间和动因也各不相同，但他们在经历了17世纪的暴力冲突之后，在对待土著民族的问题上，却渐渐走向了非常相似的立场。在切萨皮克，烟草是争夺土地的动因；在新英格兰，白人社会的自然扩张本身便是动力。不过，因为烟草业的缘故，白人社会对于劳动力的需求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而这种需求无法仅由移民和契约满足。
显然，考虑到1622—1676年所发生的事件，爱德华·沃特豪斯希望通过奴役土著人来满足这些需求的想法并不是一个现实可行的提议，至少在殖民地并不可行。弗吉尼亚殖民地和马萨诸塞殖民地的领导者并没有在奴役印第安人这个问题上有过任何犹豫，只不过出于自己内心的宁静，他们更倾向于将印第安人送到加勒比海为奴。然而就奴隶制度而言，眼不见并非心就不烦。终身奴役制为南方殖民地日益增长的劳动力需求，以及至少部分北方殖民地逐渐发展的社会需求提供了一个显而易见的解决方案。毕竟，马萨诸塞殖民地在1641年的官方法典上便承认了奴隶制的合法性，但是真正急需劳动力的是弗吉尼亚殖民地，特别是到了1660年以后，他们不得不去寻找持久、固定的劳动力。不过，没有任何人假定种族应该成为劳动力的区分标准。
女性在早期的切萨皮克曾是一种商品，但在一个居住者和移民都被标上价格的世界里，这并不稀奇。雇工在刚刚到达美洲时会被标价出售，如同之后的奴隶一样。在所谓的“出卖劳力抵偿船资”的移民体制之下，穷人免费搭船来到美洲，以为自己抵达时会有朋友或亲属为自己支付船资。而如果没有人为他们出钱，他们就会像流浪汉、儿童、犯人一样被标价出售。当第一批非洲人在1619年来到弗吉尼亚时，他们很快就融入了这样一个世界之中，所以虽然他们看起来是被之后成为殖民地总督的亚德利所“拥有”，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些人可以和美洲历史中真正意义上的奴隶相提并论。在早期殖民时期，黑人和白人一样可以拥有自己的财产。不过，随着白人文化与土著社会的建设性交流逐渐消失，奴隶制和美洲奴隶制度下的种族区隔也逐渐发展起来。
随着美洲殖民地中非洲人数量的不断增加，有关奴隶制度的法律最终得以通过。1650年，北美洲人口仅有4%是黑人，在南美洲这个数字是3%，在那时，英属加勒比海殖民地的黑人人口大约占总人口的25%。但是，这些数字迅速增加，并呈现出越来越分明的地域差别。到了1770年，英属加勒比海殖民地的黑人人口比例已经达到了约91%。与之相比，美洲从没有达到过这样的水平，同年美洲的黑人比例只有22%，但是南方殖民地的黑人比例达到了40%。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在切萨皮克、卡罗来纳和佐治亚的殖民地中，奴隶制作为一项法律制度会得到加强。
1662年，弗吉尼亚殖民地首先确立了奴隶身份的母系制度，换言之，孩子将会继承母亲的法律身份。两年之后，马里兰殖民地确认了终身奴隶制的法律地位。弗吉尼亚殖民地则通过1667年和1670年的两项政策微调，透露出殖民地的种族政策走向。1667年，殖民地宣布洗礼入教并不会改变一个奴隶的法律身份。1670年，黑人购买基督徒或白人雇工被宣布非法，此时弗吉尼亚黑人人口还不足2000人。10年之后，这个数字增加了不止两倍，达到了7000人之多。
在接下来的一百年中，奴隶在很大程度上成为英属美洲殖民地的经济基石，不出所料，这也使得英国成为17世纪欧洲最主要的奴隶贸易国家之一（到了18世纪中叶，英国主导了欧洲的奴隶贸易）。从最初在切萨皮克和新英格兰开始的一般农业尝试和当地雇佣活动，发展到切萨皮克地区的烟草种植业，再到之后，从17世纪70年代开始，在南北卡罗来纳殖民地（尤其是南卡罗来纳）和佐治亚殖民地，人们开始种植大米和槐蓝等农作物，一个全面的奴隶制度也开始逐渐成形，并改变了这些殖民地的劳动力基础，换言之，奴隶成为农业生产的中流砥柱。1705年，虽然奴隶制在各个殖民地已经非常普遍，弗吉尼亚殖民地下议院还是通过法律规定，“所有黑人、黑白混血人和印第安奴隶”是一种“不动产”，可以和其他不动产一样被买卖。紧接着这项规定，诞生了所谓南方殖民地的“特别制度”。
不过，早在17世纪中叶，美洲奴隶制度的很多要素就已经有所显现，其线索也不仅仅存在于弗吉尼亚和马里兰殖民地的法律文书中。甚至在美国建国之后的早期阶段，所有这些要素都已经在南方就位，并且正是它们的存在，日后把成为美国南部的这个地区与其他地区区分开来。从某些方面讲，相比这些殖民地来说，这个过程在大不列颠反而更加明显。烟草并非独自来到英国。与烟草一同来自新世界的事物不仅塑造了英国人对于美洲的观念，同时还反馈到这些烟草诞生的环境当中，影响并反映了一种不断变化的种族意识，以及一种逐渐加深的白人社会与其他种族之间的隔离。至少在17世纪末期和整个18世纪的一些相关图册中，烟草成为英国征服弗吉尼亚所获得的一种奖赏，而不再仅仅是与土著的交易所得，或是通过种植收获的新世界的馈赠。它被呈现为英国人通过长枪利炮获取的战利品，之后又被呈现为奴役劳动力耕作的产品。实际上，烟草被视为种族帝国主义的最终产品。一些与烟草相关的图册以长期为人熟知的新世界图景为素材。其中一幅图片（图10）表现了约翰·史密斯俘获帕斯帕荷国王欧佩坎诺的情景。另一幅简化版本的图片（图11）不仅是一则烟草广告，同时也简略地展现出切萨皮克殖民地的权力关系变迁。
相比最初的版本，欧佩坎诺的画像已经明显变暗了许多（这幅画是在约翰·怀特的早期肖像的基础上加工而成）。它展现了一位高大的土著和非洲人的混血，并与史密斯的形象形成鲜明的反差。他并不是典型的阿尔贡金人，也不是典型的非洲人，观看者只能从这幅图片中得知欧佩坎诺并非白人。在17世纪后叶的殖民地，这种评价虽然粗糙，但非常普遍。这还仅仅只是其中一处修改。原图的背景也被改动过了。图中本来有一些树和一片开阔的风景，现在加入了一个小教堂和一艘船。原来种着树的地方现在是一株低矮的烟草，挨在欧佩坎诺右脚边。
图10 摘自约翰·史密斯《弗吉尼亚、新英格兰和萨默群岛通史》（伦敦，1627年）。
图11 《位于罗瑟希德区喷泉之路上的盖茨克尔优质烟草》。照片由伦敦市政厅图书馆、伦敦大都会档案馆提供。
本质上，这样一则烟草广告所总结的，不仅是自史密斯第一次踏上切萨皮克的土地之后这里发生的剧变，同时还是17世纪所有英国殖民地所发生的变化。这片“新大陆”已经不再“崭新”。欧洲的船队带来了欧洲的宗教、欧洲的人民、欧洲的商品，还有非洲人。这一切都永远地改变了这片土地，以及试图在这片土地上谋生的人们。[25]
最初的梦想不管是新世界的财富还是“山巅之城”，在1680年之后都已经改变。最初对于让土著人皈依的希望也被放弃。这还不是整个转变过程的终点。一个世纪之后，英国殖民地将会基于启蒙哲学和公民原则在这里建立一个全新的国家。至少简单来说，这些准则的诞生正是基于马里兰殖民地的宗教宽容、新英格兰殖民地建立“圣经之国”的雄心壮志，以及培根针对弗吉尼亚殖民地精英发起的挑战。这些都可能是原因，又都不完全是。在未来的日子里，在很大程度上，这个现代世界中最重要的公民国家将会被这些早年间形成的深刻的种族根基引导和制约。
注释：
[1]Records of the Virginia Company (RVC), Vol. III, 307-309.
[2]Yeardley to Sandys, June 7, 1620, RVC III 297-299;“Instructions to the Governor and Council of State in Virginia, ”June 24, 1621, RVC III, 469-473.
[3]“Letter to Governor and Council in Virginia, ”September 11, 1621, RVC, III, 504-505.
[4]T.S. Arthur and W.H. Carpenter, The History of Virginia from its Earliest Settlement to the Present Time (Philadelphia: Lippincott, 1858) 123.
[5]RVC, IV, 140, 145.
[6]Edward Waterhouse, A Declaration of the State of the Colony and. . . A Relation of the Barbarous Massacre (1622), RVC, III, 556-557.
[7]Waterhouse, Declaration, RVC, III, 557-558.
[8]Waterhouse, Declaration, RVC, III, 558.
[9]Relation of What Occurred Most Remarkable in the Missions of the Fathers of the Society ofJesus in New France in the Years 1647 and 1648 (Paris, 1649) 252.
[10]http://avalon.law.yale.edu/18th century/maryland toleration.asp (November 10, 2009).
[11]Robert C. Winthrop, Life and Letters of John Winthrop (Boston: Ticknor and Fields, 1867) 5.
[12]William Bradford, History ofPlymouth Plantation (Boston, 1856) 90.
[13]Bradford, Plymouth Plantation, 78.
[14]Winthrop, Life and Letters ofJohn Winthrop, 19.
[15]Winthrop, Life and Letters ofJohn Winthrop, 184.
[16]Roger Williams, The Bloudy Tenent of Persecution for Cause of Conscience discussed in a Conference between Truth and Peace (1644) 3;Winthrop, Life and Letters ofJohn Winthrop, 18.
[17]Thomas Hutchinson, History of the Colony and Province of Massachusetts Bay(Boston: 1767).
[18]Thomas Wiggin to Sir John Cooke, November 19, 1632, in Winthrop, Life and Letters ofJohn Winthrop, 31.
[19]Bradford, Plymouth Plantation, 357; John Mason, A Brief History of the Pequot War (1736) 14; Winthrop, Life and Letters ofJohn Winthrop, 195.
[20]John Winthrop, General Considerations for the Plantation in New England, with an Answer to Several Objections, in Winthrop Papers (Boston: Massachusetts Historical Society, 1931) 2: 120.
[21]Bradford, Plymouth Plantation, 385-386.
[22]The full text is available in several edited editions, but can be read on-line (November 20, 2009).
[23]Berkeley quoted in Wilcomb E. Washburn, “Governor Berkeley and King Philip's War, ”New England Quarterly, 30:3 (September 1957): 363-377, esp. 366.
[24]Berkeley quoted in Warren M. Billings, Sir William Berkeley and the forging of colonial Virginia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4) 236.
[25]This analysis of tobacco advertising is derived from Catherine Molineux, “Pleasures of the Smoke: ‘Black Virginians' in Georgian London's Tobacco Shops,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2 (April 2007): 327-376.
第三章 全人类的事业从殖民地到《常识》
在很大程度上来说，美洲的事业是全人类的事业。
托马斯·潘恩《常识》，1776年
冲突是英国在美洲殖民进程的一个显著特点，也正是冲突最终毁掉了英国的殖民计划，建立起美国这个新国家。白人殖民者与阿尔贡金部落的公开交战让他们彰显了自己有别于美洲土著的身份，并且明确界定了两者之间的种族差异。在未来的日子里，这种种族差异也会出现在白人社会和非洲群体之间。这和我们今天所说的种族歧视还不是同一个概念，但当时这种关于种族的观点会逐渐凝结为一种固有的种族、民族特征。在其形成过程中，战争正是一个主导因素。
战争让英国殖民者更加确信自己本质上的“英国性”（Englishness）。在当时的环境下，这些殖民者陷入了身份危机，这不仅是因为与美洲印第安人的接触，也源于他们对其他国家殖民美洲情况的了解。新法兰西殖民地的法国人比英国人更有决心，一心想让美洲土著信奉他们的宗教（天主教），抛弃原先的部落文化，融入法国的社会文化。但这样做往往适得其反。当时的一位官员让·博沙尔·德·尚皮尼（Jean Bochart de Champigny）指出：“在更多的情况下，法国人会变成野蛮人，而不是野蛮人变成法国人。”[1]不过在英国人看来，这种说法无关紧要，反正不久之后，他们既会和法国人、也会和土著人作战。英国人通过暴力维护了自己作为生而自由的英国人的身份，捍卫了这种身份中蕴含的价值。最终，这种暴力又会迫使他们从自己原有的欧洲身份中脱离出来，形成一种新的身份。美国这个政治文化国家、单一民族独立国家也许的确起源于“阿尔比恩的种子”（Albion's Seed），但这颗种子绝非新世界里唯一的种子。当其他所有的种子都开始发芽，一种截然不同的植物就出现了。
到了17世纪晚期，英国在美洲的殖民范围已经远远超出切萨皮克和马萨诸塞湾地区，也拥有了更多的殖民形式：英王特许领主独占的殖民地、公司特许殖民地和皇家殖民地。其中，罗得岛、新罕布什尔和康涅狄格都是清教徒移民社群。这些殖民地的创立者中，有一些是和马萨诸塞湾的清教统治集团发生了冲突，另一些则是希望在这里寻求更宽容的宗教自由和更好的经济机遇。1635年，罗杰·威廉姆斯被逐出马萨诸塞后建立了罗得岛殖民地；随后，塞勒姆的安妮·哈钦森被约翰·温斯罗普解雇，也来到罗得岛。不久，“唯信仰论危机”（Antinomian crisis）引发了更大的冲击，哈钦斯的姐夫约翰·惠尔赖特（John Wheelwright）和他的跟随者们也放弃了马萨诸塞殖民地，去往从1623年起就已有部分英国人居住的新罕布什尔寻求宗教庇护。托马斯·胡克教士（Thomas Hooker）和当时马萨诸塞的领导人同样意见不合，虽然没有与他们公开敌对，但还是希望远离他们的管辖，因而在1636年带领跟随者去了康涅狄格山谷。
鉴于这些新英格兰殖民地在建立之初就处于互相敌对的状态，几乎没有迹象表明它们会有团结协作的可能。不过，殖民扩张带来的危险还是促使新世界里的这些英国殖民地建立起一个相对短暂（仅持续到1684年）的新联合体。在当时，英国清教徒异见者侵占了越来越多土著部落的土地和欧洲邻国（法国、荷兰）的殖民地。出于自我防御的目的，马萨诸塞、普利茅斯、纽黑文和康涅狄格殖民地于1643年组成新英格兰同盟（罗得岛未受邀请）。这个同盟的主要功绩——如果能称之为功绩的话——是在菲利普王战争中取得了胜利。然而，就在这些殖民地探讨自我防御问题的时候，遥远的英格兰正在燃起内战的战火。英国内战期间，来到殖民地的英国移民也迅速减少。1660年，查尔斯二世复辟君主制，才开启了殖民扩张的新纪元，也对殖民地事务有了更多的关注，而这在殖民地当然是不受欢迎的。
在此之前，英国并非只因忙于内战才无暇顾及殖民地。对于殖民地的事务，英国向来甚少参与，不过是看到许多穷人都去了切萨皮克，棘手的清教徒都去了新英格兰，而长舒一口气。殖民地对当时的英国社会来说就是一个安全阀：英国社会那些不受欢迎的元素都可以安全地转移到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例如在1666年，苏格兰爱丁堡的政府官员就曾在报告中满意地指出，“乞丐、流浪汉和其他不宜留在这个王国的人”都被迁移去了弗吉尼亚，眼不见为净[2]。就殖民地事务而言，英国的唯一关切是让英国船只成为殖民交易的主要受益者，但就连这一关切也是在英国遭到来自欧洲冲突的威胁之后才被明确地表达出来。1651年，英国颁布《航海法》（Navigation Act），但查理二世于1660年即位后随即废除这部法令，制订了新的航海条例。短期来说，这对英格兰（不是整个大不列颠，因为船只和货物只经过英格兰和威尔士）的船只和新英格兰的造船贸易都有好处，因为“英格兰”船只中也包括了那些在殖民地建造的船只。但从长期而言，英国想要控制上述这些殖民地，前景就没有那么乐观了。
1660年以后，英国在初步尝试实行贸易保护的同时，也迎来了一股殖民热潮。大量新的英国殖民地在美洲出现，这些殖民地有时也为纪念其建立而被称为复辟时期的殖民地（见表1）。这些殖民地最初都是英国国王特许给领主独占的殖民地。卡罗来纳的所有者是一群贵族领主，包括沙夫茨伯里伯爵（Earl of Shaftesbury）的爵位继承人安东尼·阿什利·库珀勋爵（Lord Anthony Ashley Cooper）、弗吉尼亚总督威廉·伯克利爵士和乔治·卡特里特爵士（Sir George Carteret）。其中，伯克利爵士和卡特里特爵士还被任命为新泽西殖民地的贵族领主。新泽西是从新约克（即纽约）分离出来的殖民地，而新约克殖民地，也就是后来的纽约州，前身又是荷兰人建立的新尼德兰殖民地。英国在1664年的英荷战争中夺得这片殖民地的控制权，同年，查理二世将其授予弟弟詹姆斯。或许是缺乏命名的灵感，又或许只是想让自己的头衔到处留名，时为约克公爵的詹姆斯将这片殖民地的主要城市新阿姆斯特丹改名为新约克市（即纽约市），1685年继承王位后，又将纽约归为皇家殖民地。此时，纽约的白人人口已经比1664年翻了一番，达到20000左右。
表1 最初的13个殖民地（按定居点建立时间排序）
和之前一样，英国这次新殖民热潮的动机仍然是追逐利润、扩张势力以及传播新教。鉴于詹姆斯二世是天主教徒，传播新教这个动机多少有些可疑，但对于当时的领主来说，英国王室的宗教立场并不重要。在伯克利这样的人眼里，卡罗来纳殖民地和新泽西殖民地都不过是投资机遇而已，他们毫无在那里定居的打算。因此，伯克利将自己持有的新泽西所有权份额都卖给了英国贵格会教徒。当时，这些贵格会教徒正开始在新泽西西部地区定居，而公理宗信徒和浸礼会基督信徒则移居到了东部地区。
新泽西和新英格兰情况相仿，也不完全是一片和谐。例如1682年，威廉·佩恩（William Penn）带领贵格会财团买下新泽西殖民地的东部土地时，就在当地以苏格兰人为主的居民中间引起了不安。新泽西为当时的这些贵格会教徒提供了一个类似于庇护所的所在。在当时所有的宗教团体里，贵格会受到的迫害最为严重，这一点从1660年玛丽·戴尔在马萨诸塞被判处绞刑的事件中就可窥见一斑。正如贵格会《教友》期刊上早期的一篇文章所说，“遭到极为严重的误解和歪曲”是贵格会教徒难逃的宿命，他们被指控为诡辩家、自然神论者、浪荡子和偏执狂，“被迫对每一条教义和教规作出辩护”[3]。因此，佩恩一直在为自己的“神圣实验”（Holy Experiment）寻找一个更安全的地点。在1681年，他终于找到了这样一个地方：那一年，查理二世赐给他一片土地。他给这片土地取名宾夕法尼亚（Pennsylvania），意为“佩恩的天堂”（Penn's paradise，图12）。第二年，佩恩抵达属于自己的这片天堂，亲自监督殖民地的建造。在这里，将会建起宾夕法尼亚最重要的一座城市菲拉德尔菲亚（现名费城），希腊语里“兄弟之爱”的意思。随后，佩恩又从瑞士人手中买下特拉华河畔的一个殖民地，那里在1703年成为独立的特拉华殖民地。宾夕法尼亚很快就吸引了大量的英国贵格会移民。1680年，英国约有10000名贵格会教徒因异教信仰被抓进监狱，其中很多都遭处死。因此，数千名贵格会教徒来到了美洲，而吸引他们的正是佩恩在1701年《特权宪章》（Charter of Privileges）中明确做出的保证：
居住在本地区的所有人都无须宣称或认可万能的上帝是这个世界的造物者和统治者。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歧视一个人的宗教信仰或仪式，或以此为由侵犯其人身、财产安全；不应强迫任何人违背自己的意愿去敬拜、保持某种宗教信仰或是做出任何其他违心之举。[4]
宾夕法尼亚殖民地是英国在17世纪建立的最后一个殖民地。下一个殖民地，即佐治亚殖民地要到几十年后的1732年才得以建立，并且这个殖民地已不再是为宗教异端者提供的庇护所，而是为英国债主建造的避难所了。当时，英国殖民地的范围已经从法国的加拿大殖民地沿东海岸一路向南，延伸至西班牙的佛罗里达殖民地。这些殖民地的政府组织形式大同小异，大多受一名由英国王室或领主任命的总督管辖，立法机构则分为总督任命的议会（上议院）和选举形成的议会（下议院）。只有罗得岛和康涅狄格是例外：这两个殖民地由立法机构选举总督。事实上，尽管这些殖民地在经济、文化、宗教和社会等方面的追求极为相似，并且也形成了新英格兰同盟，但除了与大不列颠的共同联系之外，并没有什么能让这些殖民地团结起来，只有一个例外：印刷文化。
图12 威廉·佩恩《宾夕法尼亚政府框架》（伦敦，1682年）。
印刷文化可能是民族主义在现代世界的支柱。但仅仅通过日益详尽的地图、针对潜在移民的宣传材料、约翰·史密斯等冒险家写的新世界游记或是西奥多·德·布里绘制的插图，并不能让美洲殖民地的轮廓逐渐清晰起来。要探寻美国早期身份认同的灵魂，一条很重要的线索就藏在殖民地那些相当乏味的官文里，例如佩恩所写的《政府框架》（Frame of Government）。这是一片充斥着大量政府官文的土地，对于定居于此的人们来说，就连那些契约和宪章中用小号字印刷的部分、那些法律生活的细枝末节也相当重要。
清教徒尤其热衷于利用表意明晰的宪章来获得控制权。清教徒“大迁移”（Great Migration）的资助者是持有皇家特许状的马萨诸塞湾股份公司。与伦敦公司不同的是，马萨诸塞湾公司的皇家宪章就掌握在清教徒移民自己手里：通过1629年的《剑桥协定》，他们从公司那些没有移民打算的人手中买断全部产权，从而取得了对殖民地政府的控制权，并且将殖民地交由约翰·温斯罗普管理。1639年，在康涅狄格，托马斯·胡克制定了一部《康涅狄格基本法》来管理殖民地，这也是美国最早的一部成文宪法。同年，新罕布什尔也制定了《艾克塞特公约》（Exeter Compact，效仿《“五月花号”公约》）来管理殖民地。
在南部的卡罗来纳殖民地，贵族领主安东尼·阿什利·库珀爵士在哲学家约翰·洛克的帮助下制定了《卡罗来纳基本法》，以确保卡罗来纳世袭贵族的统治。虽然这部基本法很快就被殖民地专有的“标准”治理模式（总督、地方参事会和议会）取代，但它还是彰显了政府、社会结构、种族关系、宗教自由和政治参与这些议题在殖民计划中的重要性。殖民地的经历让这些英国殖民者远离了传统的英国治理模式：大宪章、地方法和普通法，以及法庭。事实上，鉴于殖民时期的契约和协议一直都处于不断的改写和修订中，美国最终发展形成一部核心的成文宪法也就不足为奇。
当然，在18世纪初，还没有人会预料到英国这些殖民地最终会形成统一，更不会预料到会有一份单独的宪法文件来管理这些殖民地。不过，殖民地政府内部的紧张局面，加上殖民地本身的人口增长和土地增长，虽然当时几乎没能增强各殖民地之间的关系，却已开始削弱它们与大不列颠之间的纽带。菲利普王战争结束后没过几年，部分是由于这次战争，殖民者和“祖国”之间的冲突就已经初露端倪：英国王室对新英格兰发回的报告感到不安，力图对殖民地实行更严苛的控制。英国在1651年、1673年接连颁布《航海条例》和《种植园税法》（Plantation Duties Act），开始尝试不断加强控制殖民贸易。1675年，英国又设立了一个枢密院委员会——“贸易与种植园议事会”来掌控殖民事务。1684年，由于马萨诸塞无视贸易限制，英国废除《马萨诸塞宪章》以示惩罚。紧接着，詹姆斯二世（James II）于1686年建立“新英格兰自治领”（图13），包括康涅狄格、新罕布什尔、普利茅斯、罗得岛、马萨诸塞、新泽西和纽约殖民地，统一由纽约前总督埃德蒙·安德罗斯（Edmund Andros）管辖。设立自治领一方面是为了确保这些殖民地遵守《航海条例》，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加强防御的考虑。但詹姆斯对于殖民地的治理没能持续多久，1688年的光荣革命就推翻了他的统治。1689年，威廉三世（William III）和玛丽（Mary）登上了王位。
新英格兰自治领的公章上印着一句箴言，意为“唯有在贤君治下，方有最高尚之自由”。然而，殖民地正在迅速形成自己的自由观，这种自由观与君主政体的分歧日益扩大，与自治领公章上那幅表现英国人和土著人共同臣服于君主统治的图案中传达的理念更是极为不符。不过，需要重点指出的是，我们不应过分夸大当时这种自由观的分歧，更不应将这种在共和时代到来之前形成的自由观归为一种共和思想。英国王室在17世纪末实施的一些政策虽然引起了殖民地的敌意，但在18世纪，这些敌意并没有立即转变为意识形态上对王室的全盘对抗。不仅如此，英国议会在1689年颁布的《权利法案》中主张生而自由的英国人享有“自古以来的”权利时，其呼声不仅在光荣革命时期响彻英国，也在遥远的美洲引起共鸣。当威廉胜利的消息传到殖民地，民众就起义废黜了马萨诸塞殖民地的埃德蒙·安德罗斯（同时也是自治领总督）政府、纽约殖民地的弗朗西斯·尼克尔森政府（Francis Nicholson）和马里兰殖民地的威廉·约瑟夫政府（William Joseph），这些起义都与英国本土发生的事件密切相关。不过在马萨诸塞和纽约殖民地，反对旧政权的人并没有果断行动，而是等到他们相当确定威廉和玛丽的新政权得到确立之后，才开始行动。
图13 新英格兰自治领（1686—1689年）印章。出自威廉·卡伦·布赖恩特和悉尼·霍华德·盖伊《美国通史》第三卷（1879年）第9页。由美国国会图书馆和美国外交中心友情提供，详情访问http://diplomacy.state.gov/exhibitions/100935.htm。
简单说来，殖民地复制了英国本土的权力交替。和英国一样，殖民地的权力交替同样体现了殖民地内部的社会分歧和政治分裂，而殖民地的新政权也同样只是沿袭了旧政权的统治方式。殖民地的人民对自治领的反对、对那些充当英国王室喉舌的殖民精英的反抗，未必就早早预示了他们反对帝国主义的立场，但也不能因此就认为这对未来美国的发展毫无影响。对美洲而言，威廉推翻詹姆斯的统治，不仅意味着马萨诸塞、马里兰和纽约的天主教徒被逐出权力舞台，还有着更为长远的影响。光荣革命终结了天主教在英国复苏的希望，也给未来的美国留下一种反天主教的传统：直到近300年后，美国才会迎来第一位信奉天主教的总统（即1960年上任的约翰·肯尼迪）。殖民时期虽然确立了白人新教徒的支配地位，但它同时又是英国君主政治更替的产物。
新英格兰自治领之前曾试图限制、甚至剥夺殖民地议会的权利。在威廉和玛丽统治时期，这些权利得到了部分恢复，但程度有限。1691年，马萨诸塞和马里兰相继成为皇家殖民地，由英国王室指派总督。同时，在马萨诸塞，特权不再由教会成员专享，而是根据财产所有权决定所属。以商人和地主为主的新社会精英阶层取代了“圣徒”统治者，开启了新的政治趋势。18世纪早期，大多数英王特许领主独占的殖民地和公司特许殖民地都转为了皇家殖民地，只有五个殖民地例外：宾夕法尼亚、马里兰、特拉华、罗得岛和康涅狄格。即便如此，这五个殖民地也不能完全避开王室的干预。在重商主义心态的驱使下，英国王室眼中的殖民地和弗吉尼亚公司最开始预想的切萨皮克一样，是一个财富之源，有着丰富的原材料，不仅为殖民地，也为英国本土创造了就业机会。此时，距詹姆斯敦最初的艰难建立已经过去了一个世纪，英国对殖民地的发展感到满意，因而也越发热衷于保护自己的投资。
《航海条例》颁布以来，对于殖民地产品的监管力度一直不够。于是在1696年，英国贸易委员会成立，旨在加强对殖民地产品的管制。到了18世纪中期，英属北美洲出产的几乎所有原材料都被划入贸易委员会的管理范围。这对美洲殖民地而言未必是件坏事，反倒能够确保他们在英国市场中占据一席之地。例如，到1720年，美洲有超过一半的烟草都出口销往苏格兰的格拉斯哥。贸易委员会的成立也让美洲得以与其他英属殖民地，尤其是西印度群岛的殖民地进行贸易往来，并且参与到欧洲、加勒比海与西非地区之间物品和奴隶的三角贸易之中，美洲殖民地因此打开了新的市场，获利颇丰。对美洲来说，新英格兰代替了欧洲在三角贸易中的位置，将朗姆酒从波士顿和纽波特运到几内亚，随后将奴隶从非洲运往西印度群岛，最后又带着朗姆酒所需的原料（糖蜜和食用糖）回到美洲，这种罪恶的航行周而复始，不断循环，是最大的利润来源。简言之，英属北美殖民地不是在孤立隔绝中发展的，这些殖民社群形成发展的原因十分复杂，英国本土的宗教和王室冲突也许的确对此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也只是众多影响因素中的一种。
1700年以后，来到美洲的英国移民逐渐减少，欧洲其他国家的移民开始增多。与此同时，非洲人口输入持续增加，殖民地，尤其是南部地区以种族来界定奴役身份的特点也越发明显。一方面，这使得殖民地朝向一个有着种族分歧的社会发展；另一方面，非洲人口的增长又为这个社会的经济、文化发展提供了基础。17世纪晚期到18世纪早期，殖民地经济、社会、宗教和政治生活都开始围绕着这两个看起来明显矛盾的概念发展：自由和奴役。当然，这两个概念其实毫不矛盾，要完全理解其中一个概念，就必须理解另外一个概念。对于美洲来说，想要取得自由，便要施行奴役，反之亦然。
那么，何谓美国人呢？
1782年，即《巴黎条约》正式承认美利坚合众国的前一年，法国移民约翰·埃克托尔·圣约翰·德·克雷弗克（émigré John Hector St.John de Crèvecoeur）在伦敦出版了一本文集，名为《一个美国农人的信札》（Letters from an American Farmer）。在书中，克雷弗克提出了一个著名的问题：“那么，何谓美国人，这个新人种呢？”他在答案中描述的美国公众形象要比他自己初到美洲时所见的更积极正面。他认为，美国人是欧洲人，但又与欧洲人不同。“他是一个美国人，”克雷弗克指出，“他把所有古老的偏见和礼节都抛在身后，拥抱新的生活模式，遵从新的政府管理，获得新的社会地位，形成新的见解和习惯。”美国人被视为各民族的混合体，一种“你在其他任何国家都找不到的不同血统的奇妙混合”。克雷弗克自豪地说，他“可以向你指出一个人，他的祖父是英国人，妻子是荷兰人，儿子娶了一个法国女人，而他们现在的四个儿子娶了四个不同民族的妻子”。美国是这样一个地方：
来自世界各国的人融合成为一个新的种族，他们付出的劳动以及他们的后代终有一天会给世界带来巨大的改变。美国人是来自西方的朝圣者，他们充满活力、孜孜不倦，将很早之前始于东方的艺术和科学带到这里……美国人是一个新人种，他遵循新的原则行动，为此他必须吸纳新的思想，形成新的观点。历经了被迫失业、卑屈依赖、贫穷困苦与无用的劳动之后，他开始辛勤从事性质完全不同的工作，并因此得到了充足的物质报酬。这就是美国人。[5]
考虑到美洲直到1700年以后才真正迎来非英国移民的高潮，如果克雷弗克所言非虚，那么我们可以推断，仅仅用了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可能最多四个世代，或者只是普通人一辈子的时间，英属北美这些不稳定的殖民地就不仅融合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还为这个新国家里的白人赢得了一个近似于神话的身份：肩负着实现人类命运的使命的“来自西方的朝圣者”。问题在于，这是如何成为可能的？又或者，问题更应该是：这可能吗？
如今，回顾历史，我们知道美国革命（又称独立战争）让英属北美殖民地在1783年完全脱离了“祖国”。但在18世纪早期，殖民者无从预知这一切，他们没有准备在1776年宣告独立，也没有准备独立打响一场战争。然而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却又正在为这一切做着准备，因为美洲殖民生活有两个主要特征：改变和战争。
殖民地可以说是转型期的社会，并且处在持续不断的转型中。造成这种不稳定的一部分原因是新移民的不断涌入。与后来克雷弗克热衷于描述的欧洲各国文化交流情况不同，在这个时期，即使是处于前沿地带的白人社会里也没有多少文化融合的机会。从1700年到1776年殖民地发表《独立宣言》的几十年间，超过50万移民涌入了殖民地。这些移民中包括约10万契约佣工、约5万遭到驱逐的罪犯、约20万来自欧洲国家的移民以及约28万非洲移民。罪犯大多来自英格兰和威尔士（约35000千人），也有一部分来自爱尔兰（约17000人）和苏格兰（约2000人）。欧洲移民来自不同的国家：德国（约85000人）、苏格兰（约35000人）和爱尔兰（约108000人）。这些来自不同国家的移民没有能够轻易地融合在一起。殖民地的人口当然是多元化的，但构成这种多样性的不同群体却倾向于和各自在宗教、文化上的同类聚居，鲜少与其他群体通婚。以奴隶身份来到美洲的非洲移民则没有欧洲移民群体中的这种身份差异，其人口也超过其他所有的移民群体。这样巨大的非洲移民人口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英国皇家非洲公司对非洲黑奴贸易的垄断在1697年被打破，奴隶进口活动迅速增长，使得殖民地的黑人人口从1700年的2万飙升至1763年的35万。这个时期，到达英属殖民地的所有移民里，超过半数的人要么是罪犯，要么是奴隶，并且都是被迫移民。
这些移民来到的是一个频频被冲突撕裂的世界：欧洲的战火冲破边界，蔓延到了美洲的土地上。1689—1763年，美洲殖民地参与了英法两国之间的至少四场战争：奥格斯堡同盟战争（1689—1697年，又被殖民者称为威廉王之战）、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安妮女王之战，1702—1713年）、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乔治国王之战，1744—1748年）以及在殖民者看来最具决定意义的七年战争（法国—印第安人战争，1756—1763年）。七年战争以1763年《巴黎条约》的签署宣告结束，解除了法国对于英国殖民美洲构成的威胁。从殖民地与英国对这些战争不一样的命名体系里可以看出，这些冲突在他们看来造成了侵扰和破坏——英属北美殖民地的发展正是面临着这些持续不断的冲突，而这不管是对于社会的稳定还是帝国的安定都毫无益处。
然而，不稳定和不确定是殖民进程的固有特点。绝大多数的移民都不是英国统治精英，而这些移民自愿或被迫来到殖民地时，无论性别、无论肤色，都进入了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17世纪末，英国史上的第一位女剧作家阿芙拉·贝恩（Aphra Behn）敏锐地观察到一些移民对这个新世界的反应。在演绎弗吉尼亚殖民地培根起义的剧作中，她笔下的一个角色宣称这个国家“只不过想让出身高贵的种族遍布全国，将这里变成世上最好的殖民地”，但事实上，“统治这个国家的却是地方议会，其中一些议会成员可能还是遭到放逐的罪犯，这些人获得大量资产后就摇身一变成了所谓的阁下，跻身所有权位”[6]。殖民早期这种后来被称为“小木屋神话”或“美国梦”的现象，在贝恩看来，带来的是不安而不是热情，彰显的是机会主义而不是乐观主义。事实上，18世纪初的殖民地极度缺乏乐观主义。不过，这些殖民地就要迎来一个非凡的发展和增长期，而这将永远地改变它们的世界和未来。
1700年的美洲殖民地正处在步入现代时期的转折点上，其中既包含了与现代世界完全一致的元素，又保留着属于前现代的观念。而这些前现代观念里最明显、最极端的例子可能就是1692年的塞勒姆女巫审判案（the Salem witchcraft trials）。这一事件也许可以被视为17世纪末的殖民者对于现代压力、对于马萨诸塞动荡环境的一种前现代的回应。在塞勒姆村，人们的生活由极端的加尔文主义教会的戒律所统治，而当时的英国统治者是坚信“君权神授”的天主教君主詹姆斯二世。天主教君主的统治让塞勒姆的村民倍感压力，但他毕竟也只是凡人，对于当时的塞勒姆民众而言，他们面临的威胁来源于一种截然不同的黑暗势力——撒旦。虽然在他们眼中，天主教君主和撒旦并无二致，但在1692年时，撒旦的黑暗势力是如此真实，已经完全超过了詹姆斯二世。
在当时的英国本土和殖民地，巫术信仰和魔法信仰其实相当普遍，早在1692年塞勒姆巫术恐慌爆发的前几年，就已经初露端倪。古迪·格洛弗（Goody Glover）是第一个遭到控告的女巫，于1688年被绞死。清教徒牧师戈登·马瑟（Cotton Mather）在《与巫术和着魔有关的难忘天意》（Memorable Providences, Relating to Witchcrafts and Possessions）中记述了这起事件，从中可以了解到，当时的社会仅凭一个情绪激动的13岁小女孩提供的争吵证据，就可以处死一个清白的女人。面对外部的威胁，这个社会的应对方式就是将枪口对向自己内部。“去告诉人类，”马瑟在小册子里力劝道，“这里有魔鬼和女巫。”新英格兰“已经有了他们存在和行动的实例。异教力量不仅在印第安人的棚屋里，以熊、蛇和火之形状出现，也出现在基督教徒的屋中，在那里上帝一直受到人们的崇拜，如今却受到恶魔的侵扰”。塞勒姆当然藏匿了恶魔，但这些恶魔更多是来自人间，而非来自天上。
1691年，只会在小孩噩梦里出现的情景成为可怕的现实：人们认为巫术是导致他们疾病发作的原因，一个名叫蒂图巴的黑人奴隶和几个白人女性因此遭到控告。到了第二年，整个事态已经发展得不可收拾：邻居之间互相攻击，有些明显是在清算宿怨旧账。到后来，马萨诸塞总督不得不插手干预，解散了塞勒姆法院，而那时已有上百人受到审判，其中有14名女性和5名男性被定罪为使用巫术，遭到处死。戈登·马瑟的父亲英克里斯·马瑟（Increase Mather）也是一位清教牧师，他目睹了这场集体的歇斯底里而感慨万分，在《有关邪灵的良知》（Cases of Conscience Concerning Evil Spirits，1693年）中，他谴责了女巫审判时所用的“幽灵证据”说。约翰·黑尔（John Hale）在《巫术性质浅探》（A Modest Enquiry into the Nature of Witchcraft，1702年）中也重申了马瑟的观点（图14）。黑尔是马萨诸塞殖民地贝弗利的一位牧师，他一直在积极起诉女巫，直到自己的妻子萨拉也遭到控告才收手。实际上，到1700年时，大多数新英格兰人也都停止了对女巫的控诉。
这些对塞勒姆女巫审判案的反对之声证实了——如果需要证实的话——人们对精英教会权威的反对。1699年建于波士顿的布拉特尔街教堂正表达了这种声音：这座教堂带头摒弃了只有上帝的选民才可以加入教会的观点。到18世纪中期，在“大觉醒”（the Great Awakening）的背景下，一场声势浩大的宗教复兴运动在新泽西和纽约北部兴起，并且在18世纪20年代到60年代之间在整个殖民地蔓延开来。一些激进的神职人员甚至连宿命论都予以摒弃，转而开始布道灵魂救赎论。
图14 约翰·黑尔《巫术性质浅谈》（波士顿：格林＆艾伦，1702年）。
改变无疑即将发生，这种改变与英国的殖民愿景密切相关，却又与其背道而驰。英国对美洲殖民地的态度受到重商主义心态的驱使，它关心的不只是殖民地的货物和贸易机会，还有英国自己本土的人口。1700年后，英国虽然没有公开阻止（娴熟工匠之外的）本土人口移民美洲，但也不再积极鼓励移民。尤其是在1718年颁布《输送法案》之后，除去将重罪犯人遣送到美洲，就不再鼓励移民了。
从殖民时代的早期开始，许诺更大程度的自由一直是吸引移民自愿前往新世界的动力，这种自由可以是宗教自由，可以是社会自由，也可以是纯粹的经济自由。尤其是对于女性而言，在移民最开始的几年里，她们有时似乎的确可能过上不那么受男权统治限制的生活。当然，这种可能性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取决于不同的殖民地、不同的环境以及不同的女性自身。切萨皮克殖民地最初的女性资源短缺让那些来到殖民地的女性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权力，而当地较短的平均寿命既损害也增强了女性的权力。一方面，丧偶的女性也许获得了经济自由，但另一方面，女性无法长期独立生存下去的风险也随之而来。在新英格兰，健康良好的自然环境也带来了额外的负担：家庭规模的增长。这当然是件好事，但也把女性限制在了家庭生活之中，只有极少数的女性能幸运地拥有厨房和育儿室之外的生活。
独立革命前的几十年里，随着经济、地理和人口的进一步增长，殖民时代早期短暂出现过的女性独立的机会已经毫无影踪。到18世纪，90%的美洲殖民者依靠土地获取生活资源，大多数女性的生活都围着家庭、农场和农田转。从当时的日记里至少能够瞥见一些受过教育的人的生活。来自长岛的玛丽·库珀（Mary Cooper）在日记中详尽描述了自己充满繁重苦差的生活和持续不断的辛劳。1768年的圣诞前夜，她“累得要命”，“烘干、熨烫衣服，直到天将拂晓”。第二年的5月13日，她在日记中写道，“太多辛苦的工作”让她觉得“肮脏而悲痛”。两个月后（7月13日），她反思自己的生活，写道，“自从我离开父母来到这里，已经过去了40年，在这里我看到的只有苦工、忧愁和各种各样的磨难”。“我觉得，”她总结道，“来到这里，我离梦想中的天堂的确更近了，但除此之外，我各方面的状态都比40年前糟糕了不只40倍。”
玛丽的苦恼并不仅仅来自熨不完的衣服，从她八月份的日记里还可以看到一些其他的线索。“我的心里燃烧着怒火和不满，”她吐露道，“缺少所有的生活必需品，还要一直害怕那些紧追不舍的债主。”和其他的许多人一样，除了贫穷，她还要面对疾病的恐惧。在当时，天花是切实存在的危险。虽然早在1721年波士顿爆发天花疫情时，戈登·马瑟就曾积极探索过抵御天花病毒的接种疫苗，但在50年后的长岛，接种疫苗仍然没有得到普及。1771年初的日记中，玛丽·库珀欣慰地记下女儿痊愈的情况，但也承认自己“曾经非常害怕天花”[7]。
疾病、债务和苦不堪言的体力劳动正是18世纪许多美洲白人殖民者的命运。新世界的财富从来都不是均匀划分的，随着殖民地的人口继续增长，扩张到内陆地区并且在东部沿海建立起城市中心区，生活上的不平等也愈加明显。这些不平等有性别上的、有种族上的，也有经济上的，很多情况下都是两种以上的不平等交织在一起。对女性而言，她们虽然生活在距欧洲四千八百多公里之遥的土地上，生活在新英格兰殖民地这种女性人数超过男性人数的地方，却仍然没有得到什么机会。尽管这里的男性都在为权力的界限展开激辩，质疑神职人员、议会成员和当权领主的传统的权利表达，这仍然不是一个平等主义的世界。18世纪早期的美洲在很多重要的方面都迎来了挑战与改变，但在许多宗教、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转型之中，仍旧有些东西一成不变。男性殖民者也许的确是朝着“美国人，这个新人种”发展，但克雷弗克给美国人归纳的“新原则”里还没有包含性别平等。新女性仍然需要等待，在有些州里更是需要等上很久。
当然，一概而论并不公平，毕竟1700年的美洲在地区、社会和文化上的差异都相当大。英属北美殖民地位于法国和西班牙这两个欧洲强国的殖民地之间，在贸易上也夹在这两个与之都有过节的欧洲帝国之间，而其所处的美洲地区仍然是部分美洲土著部落的家园。1700—1770年间，这些殖民地的人口从265000增长到230多万。但事实上，美洲的总人口从1600年起就在递减，这是由于白人人口增长的同时，土著人口在不断减少，虽然两者之间并不总是具有因果关系。尽管具体估算数目不一，但一般认为1600年新英格兰的土著人口到1700年只剩下5%。这5%的新英格兰土著人口其实和美洲内陆的其他土著部落一样，并不愿意看到这些改变，但他们只能被迫适应这种改变。
许多美洲土著部落被赶到内陆地区后，不仅需要和白人移民竞争，还不得不与其他的土著部落抢夺土地和资源。因此很多土著部落，尤其是南部地区的部落都在18世纪销声匿迹了，它们要么融入了其他部落，要么因疾病而全部丧生。当时的观察家、贵格会教徒加布里埃尔·托马斯（Gabriel Thomas）在书中描写了宾夕法尼亚和新泽西殖民地的发展史及其对特拉华人（又称伦尼莱纳佩人，即本地人）的影响。他写道：“印第安人称，每有一个基督徒到来，就要有两个特拉华人死去。”契约佣工威廉·莫拉利在1729年来到美洲时曾将这个时期的宾夕法尼亚描述为“世界上最好的穷人国家”。[8]不过，一些人眼里的机会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却代价高昂。对于许多的白人移民，包括莫拉利在内，根本就没有“世界上最好的穷人国家”这么一回事，费城的街道也没有像想象中的城市乌托邦那样遍地黄金。而伦尼莱纳佩人的情况则更为糟糕。对于土著部落而言，改变从来都不是向好的方向发展。
在诸多改变之外，有一点从未改变，那就是冲突，而这对于新英格兰的影响尤其明显。18世纪初，新英格兰殖民地土著部落和英国殖民者之间的冲突远比几十年前的菲利普王之战时期复杂。菲利普王之战虽然让双方都变得小心谨慎，但1676年后仍然时有暴力事件爆发，继续破坏着双方的关系。而1702年英法之间爆发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安妮女王之战）更是让这种紧张局势升级。从“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这个名字中即可看出，英国面临的敌人不只是法国。在开战的前几年里，西班牙军队也对英国殖民地，主要是南卡罗来纳地区发动了袭击，英国军队则予以回击，对佛罗里达的西班牙教会发起攻击。
那一年，新英格兰北部地区的殖民者日益遭到与法国交好的阿布纳基人的突袭，而缅因、新罕布什尔和马萨诸塞这些相对隔绝的殖民地尤其易遭袭击，其中又以马萨诸塞的迪尔菲尔德镇最易受到影响。迪尔菲尔德镇在遭受一些小规模袭击之后，又于1704年遭到法国人和阿布纳基人联合发动的大规模突袭，造成超过一半的居民死亡，约百人被俘。其实在这次大规模突袭之前，新英格兰的一些领导人就已经在提倡对阿布纳基人采取极端报复措施，波士顿牧师所罗门·斯托达德（Solomon Stoddard）就是其中的一员。他向马萨诸塞总督约瑟夫·达德利（Joseph Dudley）提出忠告，认为迪尔菲尔德的居民已经因为那些袭击而变得“非常沮丧”。对此，他的建议是采取主动进攻。如果“训练狗去像猎杀狗熊一样猎杀印第安人”，他提议道，“我们很快就能看到这样做的好处。”“那些不太害怕我们的印第安人，”他指出，“将会极度害怕这些狗。”斯托达德提醒达德利说，这种方法在弗吉尼亚很有效果，并且认为应该把阿布纳基人“当成小偷和杀人犯一样对待”，因为这些人“不宣战就开始采取敌对行动”。他断言这些人就像狼一样，应该“以对待狼的方式对待他们”。[9]
斯托达德的建议里当然充斥着白人种族主义者的心态——例如他丝毫没有提及法国人的威胁——但他的忧虑并不是源于优越感，而是来自于恐惧。像斯托达德这样夹在两个敌对欧洲世界之间的殖民者自然开始憎恶这些外国的冲突，这些战争本不该属于他们的世界，却给他们的世界带来了威胁。这种恐惧既是生理上的，也是文化上的：一方面是对失去生命的恐惧，另一方面则是对失去平静生活的恐惧。迪尔菲尔德“大屠杀”发生后，许多被俘的殖民者虽然被迫去了新法兰西（魁北克），最终还是设法回到了马萨诸塞。但也有人没回来，其中就包括迪尔菲尔德的牧师约翰·威廉斯的女儿尤妮斯·威廉斯（Eunice Williams）。尤妮斯没有回马萨诸塞，而是选择嫁入莫霍克（易洛魁人）部落，成了一名罗马天主教教徒，这让约翰感到非常沮丧。尤妮斯从未与自己的白人家庭完全断绝联系，但在她的家人眼里，从她1704年被俘之时起，他们就已经在文化上、社会上和精神上永远失去了她。
尤妮斯的父亲在《被救赎的俘虏回到锡安山》（The Redeemed Captive Returning to Zion，1707年）一书中将女儿的离开解读为两种威胁：天主教对自己宗教信仰的威胁、部落文化对英国生活方式的威胁。不过他女儿并不这么想，在尤妮斯本人看来，尽管在某些情况下她可能不会选择来美洲，但美洲殖民地的确是一片机遇之地。她成功获得了克雷弗克后来所说的独特的美国人身份，抛下“古老的成见和习惯”，接受新的习俗，完全地接纳了文化交流带来的“新生活模式”。然而，对她的家人和大多数白人移民来说，他们不期望也不欢迎这样的机会。
尤妮斯的兄长斯蒂芬在日记中详细地记述了关于尤妮斯的所有消息，以及他们试图救赎尤妮斯的行动。很明显，在尤妮斯的家人看来，相比尤妮斯在莫霍克部落里建立家庭、开始新生活来说，她被迫叛教并且抛弃新教的行为更让他们忧虑。莫霍克人的主要问题不在于他们的种族，而在于他们的耶稣会宗教信仰。尤妮斯最后一次回到新英格兰是在1761年，她的一些子孙后代在1837年也曾回到新英格兰给自己的白人祖先扫墓。那时，美国已经成为独立的国家，和当时仍属英国控制的加拿大之间的边界遭到封闭，只有法律上既不属英国也不属美国的当地土著人可以穿越边界，而美国白人早已决定了他们站在哪一边。和克雷弗克指出的正相反，新世界里不会轻易发生种族、文化和信仰的融合，正如记载中尤妮斯在1713年被劝返新世界时所说的，这“不可能”[10]。
分离的时候到来了
正如尤妮斯·威廉斯和她的大家庭一样，在18世纪的美洲，当地土著和英国殖民者过着互不干涉的生活，二者并行发展却鲜有接触。而英国殖民地不管是人口的增长还是地理范围的扩张都相当迅速（地图2）。到18世纪中期，英国殖民地日益增长的人口向各处扩散，已远远超出原来的殖民地边界。到美国独立战争之前，英属北美殖民地的地理范围已经是原来的两倍多，从约58万平方公里扩展到约133万平方公里，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安妮女王之战的结束。就在尤妮斯永远抛弃自己英国人身份的同一年，《乌德勒支条约》（the Treaty of Utrecht）的签署也终结了让她背井离乡的那场战争。这场战争也使英国人获得之前掌握在法国人手中的土地，得到一个将英国殖民地向内陆推进的机会：可将殖民范围从东部沿海地区沿海岸线向北推至新罕布什尔和缅因，向内陆推至哈得孙河谷，向南推至（弗吉尼亚的）蓝岭山脉和阿巴拉契亚山脉之间的山谷以及皮德蒙特地区。
这些殖民地之间几乎没有共同之处。总的来说，在人口和文化上，新英格兰要比许多其他的殖民地，尤其是宾夕法尼亚和纽约更具有同质性。费城是贵格会定居点，这里无需服军役、征税少、相对安定，对移民颇具吸引力。因此，在1720—1740年间，有大批移民涌入宾夕法尼亚，这些移民来自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身份。而南部地区的切萨皮克、卡罗来纳和佐治亚则迎来了奴隶人口的大幅增长，同时也吸纳了更多的英国人、苏格兰人、（来自阿尔斯特的）苏格兰—爱尔兰人和爱尔兰人。当然，这些人当中也有许多定居在了迅速发展的海港城市波士顿、纽约、纽波特和费城，这些地区同时也吸引了数量众多的德国移民。波士顿、纽约、纽波特和费城都是英属北美殖民地的主要中心城市（共有五个）。值得注意的是，在那一时期，这些中心城市就都已经集中在北部地区。当时，南部地区只有南卡罗来纳的查尔斯顿拥有可以与这些北方城市媲美的发展规模。仅仅从百分比看，这些海港城市比殖民地的整体人口增速要慢。1720年这些地区的人口占总人口的约7%，到1770年时仅占3.5%左右。尽管如此，这些处在殖民地与欧洲世界之间的城市将会对美洲殖民地摆脱大不列颠的统治产生巨大影响。比起农村地区，港口城市的人口更多元化，如果要为这形形色色的人群找到一项共同的事业，最好就是在他们所处的千变万化的环境中寻找——正是这样的环境催生了革命。
地图2 殖民地地图
由于当时的革命元素散布在殖民地各处，历史学家从19世纪以来就一直忙于拼凑这些元素。不过，革命的思想归根结底是凝聚在自由和奴役这对互补的概念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并且形成了后来在《独立宣言》中表达的观点，即“这些联合一致的殖民地从此成为，而且是名正言顺地成为自由和独立的国家”。而自由和奴役这对概念之所以出现，具体说来，是因为殖民地遭遇着持续不断的冲突以及英国本土为进一步控制美洲殖民地而带来的侵扰；宏观说来，则是因为殖民者拥有了更广阔的视角，能够从整个美洲大陆的角度出发进行思考。与此同时，即使到了1760年，美国国父、外交官兼科学家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也仍然认为殖民地不太可能联合起来反抗英国，并且还是有意从英国本土视角来表达了这个观点。在论述“我们的殖民地”这一问题的现状时，当时在伦敦的富兰克林并不认为这些殖民地的发展“会让它们变得危险”。他强调说，英国的美洲殖民地“不但有不一样的总督，还有不一样的政体、法律和利益，其中有些还有不一样的宗教信仰和习俗”。他还补充道，这些殖民地“相互间的嫉妒是如此强烈”，没有什么能够把他们联合起来；就算“王室立即下令”，它们也只能部分联合起来。不过富兰克林最终还是为自己的话留了一条退路，又补充说：
我说这种联合不可能，是指在没有凶残的暴政和压迫的情况下。当一个国家里的人们拥有不想失去的财产，享有不愿遭到损害的特权时，他们通常更愿意保持安静，愿意忍气吞声而不会赌上一切。如果政府温和并且公正，重要的公民权利和宗教权利都得到保障，这些人民也会恪守本分，温和顺从。毕竟，无风不起浪。[11]
对殖民者来说，他们拥有的财产和特权包含人和土地。尽管在殖民地内部也有些权威施加得越来越严，但殖民者对于英国给殖民地强行施加的不公正权威越来越觉得反感，而这并不仅仅是因为新英格兰所宣扬的美德与南部奴隶制所昭示的物质主义之间的冲突。撇开其他不提，这个时期的蓄奴情况在北部城市地区和南部农村地区其实是一样的。从人口比例来说，北部城镇的奴隶比例和弗吉尼亚、马里兰这些南部烟草种植区的比例持平。在纽约，17世纪末（1698年）有35%的家庭拥有奴隶，到了18世纪早期（1703年），这个比例攀升至41%。在波士顿，1710—1742年，白人人口翻了一番，而奴隶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则同期翻了两番，升至8.5%。
富兰克林在一定程度上掀起了变革之风。他在写下大量的文稿、书信和公文之余，还化名“理查德·桑德斯”（Richard Saunders）出版了《穷理查德年鉴》（Poor Richard's Almanacks），试图提炼、传播一些更有哲理的观点。他的年鉴于1732年首版，在此后的25年里不断再版，每年约卖出一万本，是当时的畅销书。这个虚构的“穷理查德”居住的地方虽然也有契约佣工威廉·莫拉利在宾夕法尼亚经历的那种残酷现实，但总的说来还是一个想象中的美洲，在这里善有善报，勤能致富。然而，事实上对某些人来说，他们再怎么努力工作，也不会迎来成功；与此同时，对于北部和南部越来越多的移民来说，辛苦的工作只需交给别人即可。这令人沮丧的现实并没有影响富兰克林向其同胞提出乐观的建议。在写给他的朋友、伦敦商人彼得·柯林森（Peter Collinson）的一封信里，富兰克林暗示道，帮助不幸的人也许会构成“对上帝和自然秩序的反抗，他们的贫困和悲惨很可能是自己懒惰和浪费带来的必然结果，也是为此而注定遭受的适当惩戒”[12]
这种观点远非为富兰克林所独有，也不仅仅局限于18世纪，但对殖民地时期的美洲却有着特别的影响。当时的精英殖民者吸收了洛克派对于天赋人权、自由和社会契约的自由主义思想，发起“美国启蒙运动”（American Enlightenment），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富兰克林这种观点的发展。当然，殖民者们一旦决定脱离英国，洛克的文章就更具影响力。《独立宣言》就参考了他《政府论·下篇》（Second Treatise on Civil Government，1690年）中的一些段落。殖民者发起独立革命的决定在多大程度上受到洛克观点的影响还有待商榷，但至少对当时的美洲来说，洛克是一位风云人物，他既能就卡罗来纳殖民地的领主如何保留世袭特权给出建议，又能基于自己的白板说哲学宣扬天赋人权的理念。更宽泛地讲，洛克的观点与殖民后期日益增长的乐观主义和机会主义信念相融，而这也正是富兰克林指出并且鼓励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又可回溯到清教徒移民早期要建立“山巅之城”的宗旨声明。在18世纪中期，虽然英属北美殖民地还没有为“全人类的事业”而结盟，这种理想的模型已经在各个殖民地之间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传播。
这些关于人类、自然和新世界到底有多大可能臻于完美的探讨和辩论，当然不只局限在精英殖民者的饭桌上，而是通过布道传播给了更多的民众。例如，波士顿牧师乔纳森·梅休（Jonathan Mayhew）写下了《论无限服从》（A Discourse Concerning Unlimited Submission，1750年）一书，在大西洋两岸都重印数次。这本书写在查理一世被处死的100年后，在书中，梅休捍卫了这一事件的正义性，并且回答了“个体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屈服于那些既得权力者”这个问题。他给出的答案是，如果当权者是“一个不讲道理、野心勃勃、残酷无情的人”，那么就完全不必屈服——这也正是十年后富兰克林提出的观点。但是和富兰克林一样，1750年的梅休还没有开始主张摆脱殖民枷锁，因为那时的英国统治并不算太专横。在他们看来，最重要的还是要让殖民者“学会自由，学会忠诚”。与此同时，梅休也提醒自己的教众以及更多的民众认识到“政府是神圣的，不可视同儿戏”。[13]
殖民地对待政府的态度确实相当严肃。在大多数殖民地，最初的或者是精心修订过的殖民宪章里都制定了基本准则，将权力与权威分离，并且仿照光荣革命之后英国议会里国王—上院—下院三权分立的体制、设立了总督—地方参事会—议会三权分立的结构，希望借此形成平衡。尽管富兰克林也提到各殖民地之间在法律和行政事务上差别巨大，这在当时并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事实上，在这个时期，殖民地的法律既没有得到统一实施，也没有得到一致理解。考虑到当时的情况，这个事实恐怕也不足为奇：例如加布里埃尔·托马斯就认为宾夕法尼亚只有很少的律师或医师是一件荣耀的事情，并且希望殖民地“永无机会用到律师的口舌或医师的钢笔”，因为这两样“都会破坏人类的财产和生活”。与之类似，富兰克林也曾借“穷理查德”之口指出“一个夹在两名律师之间的乡下人就像是一条夹在两只猫之间的鱼”[14]。很显然，一些殖民者认为旧世界里有些元素没有，也不该跨过大西洋来到美洲。这里，是一个没有律师的美丽新世界。
这种对法律职业的讽刺挖苦并不独属于美洲或者那个时期，但还是透露了18世纪中期殖民者中间普遍流行的观点，以及殖民地的城乡之间在这一问题上的区别。在殖民地的海港城市和其他地区，律师当然是过剩的：这些地方已经有许多律师、商人、人贩子和小商贩，还有不少具备专业知识和周转资金的新兴公司和商务人员，能够在欧洲和非洲市场发展美洲的贸易。由于英国实行重商主义政策，这个社会阶层比那些内陆移民得到更多的政策倾斜，也常常更优先关注自己阶层的利益。尽管如此，在1750—1776年间，农村人口和城镇人口的利益开始有了更密切的联系。虽然那些农民和金融家的出发点也许不同，但他们都越来越多地参与到论辩中去，像乔纳森·梅休牧师那样探讨政府、权力和殖民地治理等议题。在18世纪中期，大多数殖民者的床头可能还没有摆放着洛克的《政府论·下篇》，但不用太久，他们也许就会开始阅读宾夕法尼亚律师约翰·迪金森（John Dickinson）的《一个宾夕法尼亚农民的来信》（Letters from a Farmer in Pennsylvania，1768年），以及几年后托马斯·潘恩的《常识》（Common Sense，1776年）。这种突然而至的阅读兴趣来源于一系列复杂的冲突，同时却也归因于冲突的终止。
从理论上讲，在18世纪中期，能把美洲殖民地城乡人口都聚集起来的应该就是战争持续带来的威胁，尤其是18世纪的最后一场帝国之战：七年战争（1756—1763年，又名法国与印第安人战争）。但说来奇怪，防御外敌的需要并没有促进殖民地的团结。在英法宣战前两年，即1754年，富兰克林曾设计了一份名为《奥尔巴尼联盟计划》（the Albany Plan of Union）的提案，希望借此联合各殖民地，建立殖民地联盟，通过提高税收来为一支殖民地军队提供供给，以对抗法国和印第安人的威胁。但这份提案未能实施，富兰克林后来分析总结的原因是英国政府担心下放过多的权力，但事实上，就连当时的殖民地议会对该计划也毫无热情。到英法正式宣战之时，殖民地之间的分歧更是显而易见。事实证明，根本就没有可能说服各个议会联合起来共同抵御法国的威胁。这些殖民地各成一体，并不认为抵御法国是它们共同的事业。它们对自己地域之外的事情几乎毫不理会。
最终，开始将不同的殖民地利益群体聚到一起的不是战争本身，而是战争带来的长期影响。法印战争给殖民地乡村和城市地区都带来了影响。乡村地区，尤其是宾夕法尼亚和弗吉尼亚边境地带直接卷入战火，家园遭毁，留下大量的寡妇和孤儿。海港城市则由于英国军队的扎营，最初从战争中捞得了很大的好处。1755年有2000名士兵驻扎在这些城市，1757年增加了11000名，一年后又多了12000名。这种突然出现的垄断市场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却也不会持久。尽管七年战争于1763年才正式结束，但北美地区1760年就已经停火。而一旦停火，来去匆匆的英国军队就迅速离开，中断了当地那些利润丰厚的军事合同。新英格兰、切萨皮克、纽约和费城地区的批发商和零售商都受到严重影响，随之而来的经济萧条遇上战争导致的征税提高，更是雪上加霜。不过，尽管这些军队抛下债务、物价飞涨和失业问题转身走人，他们也并不是全部都离开了美洲大陆。派到殖民地与法军交战的25000名英国常备军里，约有10000名在《巴黎条约》缔结、战争结束后留在了北美。他们没有驻扎在殖民地区域内，但也离得很近，殖民者们完全可以觉察到他们的存在，同时也为之感到不安。
对于英国来说，这时开始对殖民地施加更严格的经济管制并不是最好的时机，但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已经不可避免地要尝试去这么做。一方面，法印战争是一场代价高昂的胜利，让英国的国债翻了一番，总得有人来偿还这些债务。另一方面，这场战争让英国无可争议地获得了对大片土地的控制权，而居住在这些土地上的人民并不熟悉英国的政治模式，有些甚至都不会讲英语（地图3）。英国自然开始考虑自己的未来，当时的13个殖民地自然也反对任何现状的改变。1760年停火之后，英国就在一定程度上感觉到了这种反对情绪。他们试图取缔殖民地与敌方的黑市交易时，就遭到了反对，当时，波士顿律师詹姆斯·奥蒂斯（James Otis）站出来为之辩护，声称英国无权干预殖民地的黑市交易。
事实上，殖民地但凡察觉到英国对殖民地的事务有所干涉，就会掀起轩然大波。人们熟知的“牧师案”就是一例。当时，有一项提案提出用现金代替传统的烟草去支付英国国教会牧师的薪酬，弗吉尼亚律师帕特里克·亨利（Patrick Henry）是这项提案的辩护人。亨利在辩护中控诉英国国王已经“从子民的父王沦为暴君，丧失了他对臣民的权力”[15]。这里所说的国王的暴政实际上是指当时弗吉尼亚的《两便士法案》（Two Penny Act）事件。1758年，由于烟草歉收，烟草价格从每磅两便士涨为每磅六便士，为减少影响，弗吉尼亚立法机构希望以每磅两便士的价格用现金支付神职人员的薪酬，遭到国王否决。说到底，一切都是钱的问题。后来发生的殖民地与王室对抗的事件中，虽然不是全部，但大多也都是关于钱的问题。到最后，这改变了一切。
身处现在的人理解过去的事件时会遇到极大的障碍。现代人会很容易将1763年之后殖民地向英国权威发起的一系列挑战按时间顺序排列，并从这些事件中看到不可阻挡的发展趋势，从而指出殖民地决定脱离英国是不可避免的。1764年，英国政府为偿还法国—印第安人战争带来的债务而颁布《糖税法》和《货币法案》，第二年颁布《驻营法》和《印花税法》，1767年开始征收“汤森税”（Townshend Duties），1768年派兵前往波士顿，1770年发生“波士顿惨案”，1773年颁布《茶税法》，1774年制定所谓的《强制法案》，这些都太经常被看成既定路线上的一个个指路牌，其终点正是1774年的第一届大陆会议以及1775年4月19日早晨莱克星顿草地上打响独立战争的第一枪。但是，通往革命的这条路上并没有什么是不可避免的，撇开帕特里克·亨利这类人的夸大言辞不提，1763年乔治三世治理下的英国王室的举动普遍说来并不会引起乔纳森·梅休和本杰明·富兰克林这些人的疑虑。
英国对殖民地事务的突然关注自然让殖民者感到担忧。不管在什么历史时期，不管是哪里的政府，在试图提高税收的时候都可能会招致反对。英国政府试图通过《糖税法》增加进口税，通过《货币法案》禁止殖民地生产纸钱以控制信贷，从而加剧了殖民地经济本来就面临的贸易逆差问题，引起美洲殖民者的疾呼反对，也属正常。英国通过1765年的《驻营法》派军驻扎到殖民地，在殖民者看来是一种入侵；但就在五年前，这些军队离开时，那些海港城市的商贩还在为自己丧失了收入来源而惴惴不安。对于英国政府的这些措施，殖民地的反抗大多只有小范围的影响和反响，唯独1765年的《印花税法》例外。为了提高税收，这项税法规定从报纸到法律文件到纸牌的所有文件都要征收印花税。这项法案惹怒了所有人，使得他们联合起来进行反抗。
地图3 英国在美洲的收益地图
1765年召开的反对印花税法大会通过了《殖民地人民权利及其不满的宣言》（由于这些不满并未得到解决，1774年又有了第二份同名宣言），总结了殖民地的立场。这份宣言着重指出殖民地效忠于英国王室，同时也强调殖民地是英国国会的局外人。简言之，他们在英国政府里没有代表权，却又似乎可以未经允许就被政府强征税收。大会坚称这样做是错误的。“能够代表这些殖民地的只有殖民地自己推选出的自己人，”大会强调，“殖民地从来没有，也不能通过宪法强行征税，必须由殖民地各自立法规定。”为了废除《印花税》，殖民者付出了极大的代价。而英国也没有就此罢休，在1766年又颁布了《宣示法案》，指出英国国会“完全有权在任何情况下制定拥有足够效力的法案来约束殖民地和美洲的人民——这些大不列颠王室的子民”[16]。
虽然《印花税》常常被解读成是对于美国独立革命“无代表，不纳税”战斗口号的最初表达，但它其实并不完全是通过印刷文化煽动起美国民族主义的产物。英国王室试图给殖民地打上自己的印记时，确实激起了殖民地的全体反抗。这种反抗虽然很快结束，但问题绝没有就此消失，反倒越来越明显。1767年以财政大臣查尔斯·汤森的名字命名的汤森税意图对更多类别的殖民地进口货物征税。詹姆斯·奥蒂斯为此写了《一个宾夕法尼亚农民的来信》（1768年），进一步反对征税。两年后，一群和奥蒂斯持相同观点的民众走上波士顿街头，试图阻止英国军队执行税收法。他们与军队发生激烈冲突，五位殖民者不幸丧生，即所谓的“波士顿惨案”。这些民众后来也成为美洲殖民者反抗英国的著名形象（见图15）。在当时，这起事件并没有引发大规模起义，但波士顿在引爆革命中的角色还没演完。真正的燎原之火，是茶叶。
1773年，英国王室颁布《茶税法》，企图垄断北美的茶叶生意，扶持经济下滑的东印度公司。这对殖民地商人的利润构成威胁，导致殖民地和王室发生直接冲突，即著名的“波士顿倾茶事件”。殖民地向波士顿港口倾倒成箱茶叶的这种戏剧性反抗姿态并没有上升为武力反抗。反倒是英国王室变本加厉，于1774年颁布强制法令，想要更严格地监管马萨诸塞，但这只是逼得殖民地团结起来共同反抗英国王室。这时候，问题已不仅是关于增加收入或管理经济，而完全是关于对殖民地的控制了。英国王室通过强制法令关闭了波士顿的港口，想让整个马萨诸塞殖民地归于更严密的王室控制之中，并且规定王室官员必须在英国本土接受审判，从而解除了王室官员可能在殖民地受审的威胁，此外还提议对《驻营法》进行更严格的实施。此外，英国王室也试图通过立法（《魁北克法案》）正式成立魁北克省并扩大其领地范围，同时还认可该地区的天主教主导地位，这也使得美洲殖民地对英国王室的政策越发感到不安和愤怒。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3个英属北美殖民地实现了最终的转变：1763年时，它们还是一群互无联系的独立司法管辖区；到1776年时，几乎已经完全团结在一起，为了“全人类的事业”与英国王室抗衡。但如果不是1776年托马斯·潘恩写下了那本名为《常识》的小册子，他们可能永远都不会这么做。虽然殖民者于1774年9月在费城召开了第一届大陆会议，1774—1775年的冬天在莱克星顿和康科德与英国公然发生了武装冲突，1775年召开第二届大陆会议并通过了《关于拿起武器之原因和必要性的声明》，但即便此时，他们也还没有一起走向独立的打算，也没有明确表达出殖民地所面临的主要危险。直到潘恩写下《常识》，才终于有了这样的表达。
图15 保罗·里维尔《国王街上的血腥屠杀》（1770年）。里维尔这幅画是在亨利·佩勒姆一幅作品的基础上创作的版画。演绎英国军队袭击殖民地暴徒的作品有许多，但里维尔这幅是最广为流传的。这幅版画追求的是效果而非精准，也因此遭到不少批评，例如画中的天空是蓝色的，但屠杀事实上发生在夜间（不过画面左上方的月亮的确表明了天色已经不早）。抛开里维尔应该如何描绘发生在夜间的事件这个问题不谈，画中更有意思的一个“调整”是对画面中央殖民地的刻画。事件发生在克里斯珀斯·阿塔克斯，这是独立革命期间第一个发生流血死亡事件的黑人殖民地，但在这幅画中却被赤裸裸地描绘成了白人殖民地。
潘恩的小册子非常简短，便于广泛传播。当时的殖民地处在一种矛盾情绪中，这种情绪不仅影响到参加1774年大陆会议的代表，在1774—1776年间也给殖民地蒙上了一层不确定的阴影，而潘恩跨越了这种矛盾。他在一定程度上奉承了殖民者，将他们对于英国镇压的反抗称为“全人类的事业”。这种观点其实植根于当时广泛传播的反君主政体的共和主义言论，但在美洲殖民地却引起了特别的反响。在这个世界里有着多种多样的人口，在来到这里的人当中，有些是为了利润，有些是为了宗教宽容，有些是为了机遇，有些只是为了逃离；也有些人从没打算过来这里，最终却还是来到这个新世界，不管情愿与否，都要开始新的生活。潘恩这位来自诺福克的紧身胸衣裁缝正是在这个新世界里有了新的开始。潘恩了解自己的主要受众人群，他也正是这个人群里的一个典范，但他传达的信息却引起了更为广泛的反响。
对于海港城市里那些利润面临威胁、交易遭到破坏的商贩而言，潘恩的论证无疑是有说服力的。“欧洲的王国分布太密，无法长期处于和平状态，”他评论道，“不管在什么时候，一旦英国与外国势力爆发战争，美洲的贸易都会遭到破坏，只因为美洲与英国存在联系。”而对于边境地区那些经历了法印战争以及其他各种冲突的人来说，潘恩认为国王的统治“让整个世界陷于血泊和灰烬之中”，这一言论也正中要害。“法国和西班牙过去没有，将来也不可能是我们美国人的敌人，”他写道，“而是我们作为大英帝国臣民的敌人。”只有与英国分离开来，殖民地才能确保平安。“所有正确的或合理的事情都在为分离作辩护，”潘恩力劝读者，“被杀死的人的鲜血，自然的哭泣声在哭喊着：现在是分离的时候了。”潘恩所做的不仅是将殖民者蓄积已久的不满罗列出来，同时也是通过称之为“美国人”的身份为他们提供了一条脱离帝国的出路，一条通往新身份的出路。这个新身份来源于战争，未来也要通过战争予以保障。而在潘恩发表《常识》之时，殖民者就已经在“试穿”这个新身份：一个武装起来的国度。
注释：
[1]De Champigny, quoted in Saliha Belmessous, “Assimilation and Racialism in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Century French Colonial Policy,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10:2 (April 2005): 322-349, 354.
[2]Quoted in Bruce P. Lenman, “Lusty Beggars, Dissolute Women, Sorners, Gypsies, and Vagabonds for Virginia, ”Colonial Williamsburg Journal (Spring 2005): http://www.history.org/Foundation/journal/Spring05/scots.cfm (November 28, 2009).
[3]The Friend (Philadelphia), Vol. 1, No. 1 (October 1827): 27.
[4]Penn's charter can be read in full at: http://www.quakerinfo.org/history/1701%20 charter/1701Charter.html (November 24, 2009).
[5]J. Hector St. John de Crèvecoeur, Letters from an American Farmer (1782)(London: Penguin, 1983) 69-70.
[6]Aphra Behn, The Widow Ranter, or, The History of Bacon in Virginia (1690), ed.Paul Royster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2008) 3.
[7]Mary Cooper diary entries from Field Horne (ed.), The Diary of Mary Cooper:Life on a Long Island Farm, 1768-1773 (New York: Oyster Bay Historical Society, 1981).
[8]Gabriel Thomas, An Account of Pennsylvania and West New Jersey (1698:Reprint: Cleveland: The Burrows Brothers Company, 1903) 70. Moraley quoted in Susan E. Klepp and Billy G. Smith, eds., The Infortunate: The Voyage and Adventures of William Moraley, an Indentured Servant (University Park: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2) 89.
[9]Reverend Solomon Stoddard to Governor Joseph Dudley, October 22, 1703, quoted in John Demos, Remarkable Providences: Readings on Early American History, Revised Edition (Boston: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91) 372-374.
[10]Alexander Medlicott, Jr., “Return to This Land of Light: A Plea to an Unredeemed Captive, ”New England Quarterly, 38:2 (1965): 202-216, quotation 206. There is a detailed entry on Eunice in the Canadian Dictionary ofBiography.
[11]Benjamin Franklin, “The Interest of Great Britain Considered With Regard to Her Colonies and the Acquisition of Canada and Guadaloupe [sic]”(1760), in Ralph Louis Ketcham (ed.),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Benjamin Franklin, New Ed.(Indianapolis: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2003) 155-156.
[12]Franklin to Peter Collinson, May 9, 1753, in Ketcham, Political Thought, 73.
[13]Jonathan Mayhew, A Discourse Concerning Unlimited Submission (1750) is available as an electronic text at: http://digitalcommons.unl.edu/etas/44/(December 5, 2009): 1, 40, 54.
[14]Thomas, Account of Pennsylvania, 42; Benjamin Franklin, Poor Richard's Almanac (New York: Peter Pauper Press, 1994) 5.
[15]Patrick Henry quoted in Bernard Bailyn, The Ideological Origin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Second Revised Edi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253.
[16]Journal of the First Congress of the American Colonies, in Opposition to the Tyrannical Acts of the British Parliament. Held at New York, October 7, 1765(New York, 1845): 27-29; Statutes at Large (London, 1767) XXVII, 19-20.
第四章 不言而喻的真理革命共和国的建立
我无意彻底排斥爱国主义观念。我知道它存在，并且还知道它在当前的争端中起到了相当的作用。但是我敢断言，一场伟大持久的战争决不能仅仅靠这个原则来支撑，还必须有对于利益或回报的预期。
乔治·华盛顿写给约翰·巴尼斯特的信，1778年4月21日
“我们认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1776年《独立宣言》宣称，“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这的确是鼓舞人心的宣言，但它既不能反映殖民时期美国的真实状况，也和独立后的美国国家发展没有太多关联。不过，美国作为一个国家，一旦清晰地表达了这一理念，就和奥马尔·海亚姆（Omar Khayyam）在《鲁拜集》（The Rubáiyát）中所说的一样，手动自然“字成，任你如何至诚、如何机智，都难叫他收回成命消去半行，任你眼泪流完也难洗掉一字”。这样雄心壮志的言辞，一旦被付之于纸面之上，就不可能再被收回。
在起草《独立宣言》之时，美国的国父们坚信他们仅仅在为脱离英国的决定进行辩护。但事实上，他们创制了一份充满梦想的宣言。在宣言中，他们向这个国家的子孙后代做出承诺，要将殖民者曾经信仰却从未实现的理想变成现实。在建国之初，美国就面临一个悖论：奴隶主宣扬着自由，而这种悖论至今仍在美国的土地上游荡。同时，从美国由殖民地变成国家的那一刻起，它就背负起“将原则付诸实践”这样一个自我强加的命令，并在此基础上谋求发展。“人人生而平等”的言辞就像国王宴会中班柯的鬼魂一样挥之不去。与此同时，“不言而喻的真理”这样的断言还伴其左右，总是不合时宜地跳出来，撼动着白人共和派的牢笼。
1776年，目睹殖民地时期美国的奴隶制现实，托马斯·潘恩在《常识》中指出，殖民地在某种意义上已经被大不列颠所奴役。在18世纪的殖民话语中，奴隶制度绝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或修辞的手法，而是越来越多殖民者的一种生活方式。不过，这个词却很难被准确地定义。实际上，对于这个新生的国家来说，奴隶制和自由一样，都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在19世纪中叶，美国内战（1861—1865）激战正酣之时，联邦总统亚伯拉罕·林肯总结了北方和南方各自的立场。“我们都宣称为自由而战，”林肯评论道，“但我们虽然使用了同一个词，表达的意思却是不同的。对于有些人来说，自由意味着每个人都可以随心所欲支配自己以及自己的劳动成果；而对另一些人来说，自由可能意味着某些人可以随心所欲地支配他人以及他人的劳动成果。”[1]革命的一代开创了这样一个自由的矛盾体，而几乎在一个世纪之后，美国人仍然在与之苦苦斗争。
在17、18世纪的殖民地，“生而自由的英国人”这种身份的内在矛盾渐渐显现。白人政治意识形态围绕在这两种彼此交缠却截然不同的对于自由的理解周围，与那个时期的黑人社会现实之间几乎没有交集。一方面，共和党认为自由本质上是一种公民和社会建构，依赖于积极、明智的公民。国家可以保卫这种自由，也可以摧毁它。随着自由的黑人逐渐丧失选举权，他们在共和党话语中也丧失了自己的位置。另一方面，洛克派自由主义认为自由是一种个人权利，一种普世权力，是“全人类的事业”。国家既可以培养这种自由，也可以终结它。在这么多黑人遭到奴役的情况下，对于黑人人口而言，个人权利这种概念也就变得毫无价值。基本说来，在美国独立背后的整个哲学辩论，其实都只限于白人群体。
英国和美国之间关于自由和专权的讨论自然而然地逐渐相互交叉渗透。这些讨论聚焦公民角色和国家统治，也聚焦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权力平衡。例如，托马斯·潘恩在《常识》一书的开篇就阐释了共和党的立场。这些话本质上总结了像约翰·特伦查德（John Trenchard）和托马斯·戈登（Thomas Gordon）这些英国“英联邦人”的观点，这些人对于国家与社会以及社会形态的观点在殖民地获得的接受程度反而要高于在英国的接受程度。做好了铺垫之后，潘恩向那些至少已经半信半疑的人指出，“社会是由我们的欲望产生的，政府是由我们的邪恶产生的”。
特伦查德和戈登的系列文章以“凯托来信”（Cato's Letters）的形式发表在了18世纪20年代初期的《伦敦杂志》和《英国杂志》上。这一系列文章捍卫了共和主义和信仰自由。到了18世纪中叶，他们的论点已经随着这些信件在殖民地广为流传。到了1776年，潘恩对这144封信件中探讨的问题进行总结，写成一本更容易理解的小册子，因其与当时英属美洲殖民地的经历颇为切合，故而迅速扩大了这些观点的影响力。毕竟，从头开始要比在现有基础上进行革新简单得多。一些殖民者相信，治理国家和抚养孩子、建筑房屋，是同一个道理。潘恩当然也这样认为。他指出，正因为“殖民地处于婴儿状态”，才是时候争取独立，争取在天赋人权这个原则的基础上建立起新的国家。“对于国家和个人而言，”他向殖民者保证道，“青少年时期都是养成良好习惯的时期。”
然而，在1776年，就种族关系而言，殖民地非但没有养成什么特别好的习惯，反而有了些可怕的坏习惯。白人殖民者要么借用潘恩的共和主义言论，要么援引洛克的自由主义观点，甚至是两者并用，想要对这些坏习惯进行探讨，并且为之辩护。但事实上，他们不管如何尝试，都无法解决天赋人权和奴隶制之间的两难。他们为财产权进行辩护的时候，秉持着一个基本的信条，即他们有权将人定义为财产；简言之，他们有权蓄奴。潘恩认为“那些自视为天生的统治者、视别人为天生的奴隶的人，很快便横行霸道起来。由于他们是从其余的人中挑选出来的，他们的心灵早就为妄自尊大所毒害”，殖民者也许会同意潘恩对于君主制度的批评，但是却完全忘记了他们自己社会中的蓄奴现象与此无异。
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这样。《独立宣言》的作者，也就是后来的美国总统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就察觉到了共和党观点中的缺陷。鉴于在美国本土共和主义观点的架构过程中，杰斐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能够发现这些问题也不会让人感觉意外。对于杰斐逊来说，奴隶制也具有多重含义。他在对1774年《不可容忍法案》的回应中，批评了那些施加在殖民地白人身上的“一系列压迫手段”，认为这些压迫表明了存在“一个企图将我们变为奴隶的精心、系统的方案”。这种虚设的奴役与殖民地非白人群体遭受的更为严苛的奴隶制现实截然不同。杰斐逊宣称，“在这些发展初期被不幸地引入奴隶制的殖民地中”，废除奴隶制是“那些殖民地中最重要的目标”。杰斐逊的这段话与其说是一种预期，不如说是一种希望。
当然，一些殖民地已经通过议会尝试对非洲奴隶的进口征收高额税，英国议会也对这些尝试全部加以制止，但双方的动机都不是出于任何道德的考量。杰斐逊认为，英国王室阻止废除奴隶进口，说明他们“宁可贪图少数非洲海盗的眼前利益，而不顾美洲殖民地的长远利益，不顾这种不光彩的做法是多么严重地损害了人性的权利”[2]。杰斐逊对殖民行为寄予了太过积极的期待。殖民者想要的是税收，并不希望税收的来源被切断。杰斐逊认为殖民地希望废除奴隶制，但事实上非但没有证据支持这一点，反而有大量相反的证据否认了这种判断。
杰斐逊并不会轻易放弃这个信念，而是会与之苦苦斗争。在《独立宣言》和之后的《弗吉尼亚纪事》（Notes on the State of Virginia，1787年）中，他屡次重提这个主题。在《弗吉尼亚纪事》中，他思考了奴隶制对于白人的负面影响，认为“主人与奴隶之间的整个交往，就是不断施加最为狂暴的肆虐，一方无尽地压迫，另一方屈辱地服从”。在杰斐逊看来，奴隶制会使白人社会的工业和经济丧失活力，更糟糕的是，它对于这个新国家自身的根基具有腐蚀作用。杰斐逊问道：“当一个国家的人民坚信自己的自由是上帝所赐，而我们却移除了这唯一坚实的信念基础，这个国家的自由还能够被认为是安全的吗？”这当然只是一种设问，杰斐逊自己也清楚答案。他总结道：“当我反思到上帝是公正的时候，我确实为我的国家忧虑。而他的正义不会永远沉睡。”[3]
这个国家决定切断与大不列颠的殖民关系时，并没有决定废除奴隶制，但这并不能全然归咎于《独立宣言》的起草者。事实上，在杰斐逊的《独立宣言》初稿中，关于奴隶制的内容要比最终版中多得多。在初稿中，杰斐逊指出，乔治三世在殖民地犯下的最终的，可能也是最无争论余地的罪行就是“向人性本身发起残忍的战争，剥夺了一个从未开罪于他的遥远民族最为神圣的生命和自由的权利，捕获和贩运他们到另一个半球为奴，或者使得他们在转运的过程中遭受悲惨的死亡”[4]。杰斐逊想要将奴隶贸易的过错转嫁于大不列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一个人很难站在奴隶拍卖台前宣扬自由。此外，杰斐逊以那些殖民地的名义落笔起草宣言的时候，那些殖民地也不只寻求在大不列颠面前为自己辩护，而是着眼于所有那些对此感兴趣的世人。
在这些世人当中，有一位知名的作家兼批评家，名为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约翰逊在殖民地是一位家喻户晓的人物。他因编著《英语大辞典》而扬名，其小说《拉塞拉斯：一个阿比西尼亚王子的故事》（The History of Rasselas, Prince of Abissinia，1759年）也于1768年引进美国出版。在当时的大西洋世界中，贸易、消费和印刷文化大多与奴隶制和奴隶贸易紧密相连。同样作为大西洋世界的参与者，美洲殖民者和英国人都准备好了去仔细研读约翰逊对于《不可容忍法案》的辩护。这份辩词以小册子的形式呈现，标题为《税收并非暴政：对于美国国会决议与致辞的回应》。在这份辩词中，约翰逊提出了与杰斐逊相反的观点，认为那些针对英国国王的反爱国主义“偏见”仅仅是“夭折的愚蠢派系闹剧”。约翰逊暗示这些人“生来只为尖叫和死去”。在辩词主体的结尾部分，有一句广为流传的名言，在美国奴隶制度废除之前被一再提起：“有人说，美国人如果屈服于此，将可能导致我们自己的自由越来越少，只有极具洞察力的政客才能够预见此事。”他接着问道：“如果奴隶制果真具有这样致命的传染性，我们又为何听到黑人领导者为自由奔走疾呼？”[5]虽然杰斐逊做出了尝试，但天晓得，这并不是一个他可以回答的问题。
不论杰斐逊怀有何种信念或期望，在独立革命爆发前的几十年中，许多美国人从来就没有想过废除奴隶制。18世纪末期，美国和英国对于非白人文化都持蔑视的态度，事实上，他们认为，除了白人之外的任何人种的文化都没有资格被称为文化。这方面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美国第一位黑人女诗人菲利斯·惠特利（Phillis Wheatley）在最初出版诗集时遭到的质疑（图16）。惠特利年幼时就被卖到美国成为奴隶，在主人家，也就是波士顿的惠特利家族中长大。1773年，她出版了一本名为《宗教与道德诗歌集》（Poems on Various Subjects, Religious and Moral）的诗集。不过，在这本诗集的前言中，不得不找来很多波士顿当时的显要白人男性，包括后来马萨诸塞州总督的托马斯·哈钦森（Thomas Hutchinson）等人，向那些持怀疑态度的读者保证，他们面前的这本诗集的确是“出自菲利斯这样一个年轻的黑人女孩之手，她刚刚从非洲被卖到这里不过几年的时间，在此之前，她只是一个未经开化的野蛮人”。这些人在前言里通情达理地承认，菲利斯自从来到殖民地后，一直都“在镇上一户人家家中为奴”。正是由于菲利斯是奴隶身份，她的才智和文学才能就必须要靠那些白人男性来证实，性别和肤色让这些白人男性获得了毋庸置疑的可信度，也让菲利斯自己失去了话语权。[6]
图16 菲利斯·惠特利《宗教与道德诗歌集》首页插图（伦敦：A. 贝尔，1773年）。这幅版画最初的创作者是西皮奥·穆尔黑德。
就算菲利斯没有因为出色的写作能力脱颖而出，她在波士顿为奴的命运和当时主要生活在南方的其他大多数奴隶的命运也还是会截然不同。他们中的大多数（当然不是全部）生活在南方。革命的硝烟也许已经遮蔽了马萨诸塞的奴隶制，但在18世纪，奴隶制的分布仍旧十分广泛，遍及社会各个领域，并一直持续到19世纪。大多数奴隶买卖，不管是私下的还是公开的，都主要集中在波士顿和纽波特两地。贵格会废奴主义者约翰·伍尔曼（John Woolman）对此感到十分沮丧，他在日记中透露了自己得知有一名贵格会教友也在买卖奴隶时的痛苦感受。“我渴望我的教友们可以竭力向立法机构请愿，以阻止今后的奴隶进口，”他在日记中写道，“因为我明白这种贸易是非常邪恶的，并且会招致更多的麻烦。”不过，伍尔曼担心这样的尝试是没有意义的。他也意识到，殖民地越来越认定“黑人就是奴隶、白人本应自由这种观点”。“在一些地方，这些错误的观点已经深入人心，”他观察道，“我们很难从中脱身。”[7]
在北部城镇，解放奴隶尤其麻烦，因为那里的奴隶已经处于相对自由的状态，并不只是在主人家里做奴仆，而是也从事着种类繁多的职业，如侍从、车夫、铁匠、理发师和修鞋匠等。城镇的环境也模糊了自由与奴役的界限。一些奴隶宣称自己是自由身份，因此打起了官司，这表明北部海港城镇的奴隶制度已经摇摇欲坠。在南方殖民地则是另一番景象。当北方殖民地的奴隶制度已经开始渐渐松绑之时，南方殖民地的奴隶制度却捆绑得越来越紧，在这里，黑人与白人之间的区别已经几乎等同于奴役与自由的区别。随着英国殖民时期的美国逐渐变得成熟、稳定，在南方地区，奴役与自由的中间地带也逐渐收缩。这导致黑人回旋的余地越来越小，白人则在拼命维持这种奴隶体系。从经济层面上来说，这种体系只会使一小撮人受益，但在社会和文化层面，它成为白人生活方式的一个越发鲜明的特征。
到了1776年，弗吉尼亚已经是英国殖民地中人口最为稠密的地区，殖民地总人口的1/5都居住在这里。即便如此，在弗吉尼亚首府威廉斯堡，永久居民人口一直维持在不到2000人。除去南卡罗来纳州的著名城市查尔斯顿之外，殖民地时期的美国南方并没有出现在规模和人口上可以和波士顿、纽约或费城媲美的城市中心。因此，奴隶对于南方殖民地的发展而言更为关键，他们为切萨皮克地区、卡罗来纳州的大米和靛蓝产区以及18世纪之后的佐治亚州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必需的农业技能和劳动力。南卡罗来纳州的奴隶多来自加勒比海地区，但其他南方殖民地不再局限于英属加勒比殖民地，而是越来越多地从菲利斯·惠特利自视为故乡的“非洲欢愉居所”进口奴隶，这导致南方成为一个更为两极分化的社会。甚至是南卡罗来纳州也出现了社会两极化的情况，不过其原因不是“非英”奴隶的进口，而是由于更富有的奴隶主倾向于在自己的种植园和查尔斯顿之间分配时间。简单来说，南方的黑人和白人过着比北方城镇更为相互隔离的生活，这使得这种体制里本来就有的紧张关系愈加恶化。
如果说在革命之前的几年中，港口城市越来越被商人阶级主导，那么南方殖民地则见证了种植业精英的崛起。这些人的经济力量根植于，并且依赖于影响着整个大西洋世界的消费文化之中。就算他们当中有些人的财富是继承所得，通常也还是通过奴隶贸易才实现了增长，但可能是出于对残酷现实的故意否认，这些人建造的社会却是对上层英国文化移植到殖民地的一种自觉反映。考虑到在殖民后期，最富有的南方种植园主中有很多人都曾在英国接受教育，并且把他们的孩子也送回英国上学，这一点就不会让人感到惊讶。事实上，南方精英和英国的地主，以及那个时期利物浦和格拉斯哥的商人有很多相似之处：那些人拥有的雄伟壮丽的建筑，以及美轮美奂的别墅，都来源于他们从奴隶贸易中获得的利润。区别在于，他们不需要和这些奴隶劳动力毗邻而居，但南方白人却不得不这样做。在南方殖民地，这种情况造成了一种非同寻常的文化复杂性。这种复杂性在当时、在后革命时期、在19世纪早期和中期，甚至一直到20世纪初，都界定了南方文化的特征。
从任何标准来看，这些种植园主都是相当富有的。那些所谓的第一代弗吉尼亚家族——卡特家族、菲茨休家族、李家族和伦道夫家族——主要从他们可观的烟草种植业中获利，但在南卡罗来纳州低地，大米种植业的可观利润迅速将它变成了最富有的英属美国殖民地之一。其主要城市查尔斯顿也变成了一个非常繁荣、精致的城市。从很多方面来讲，这都是一种特权生活，但它并不全然是简单安全的。到了18世纪中期，南卡罗来纳州的白人仍然被曾折磨过早期殖民者的那些问题所困扰。天花等疾病定期蹂躏着这片殖民地，殖民者在这些疾病面前也显得无能为力。南卡罗来纳州种植园主伊丽莎·卢卡斯·平克尼（Eliza Lucas Pinckney）在其丈夫于1758年去世后接管了他在库珀河边的种植园。伊丽莎对她的一个朋友说：“我发现要想照料好卡罗来纳的财产，需要极大的谨慎、专注和活力。相比之下，完成自己的职责并将工作变为财富，则要轻松许多。”对她的另一个朋友，伊丽莎评论说一片“巨大的乌云似乎如今就悬在这座城市上空”，这里“不断地遭受印第安人的侵犯”，同时还承受着“一种摧毁性的天花……几乎让所有贸易停摆”。伊丽莎沮丧地说她的很多奴隶“即使接种了疫苗，也很快都死去了”。[8]
伊丽莎·平克尼也许不能帮她的奴隶们治病，但是她的确有信心管控这些奴隶。在她接管平克尼的财产时，南卡罗来纳州已经通过了一系列旨在遏制奴隶人口增长并对其加以管制的法律。这些试图牵制黑人奴隶的法律事实上清楚反映了当时黑人对奴役制度的反对。1739年，在查尔斯顿附近发生了一场短暂但充满暴力的奴隶起义，即以奴隶们聚集的河流命名的史陶诺动乱。在奴隶人口已经占据大多数的殖民地中，这场动乱点燃了白人对于黑人的恐惧。参与反抗的奴隶都是天主教徒，但这无济于事。和之后所有的大规模奴隶叛乱一样，史陶诺动乱并没有取得成功。那些参与动乱的黑人就算没有战死，之后也遭到了处决，或者像上个世纪印第安人被新英格兰殖民地处理的那样，被卖到了西印度群岛。南卡罗来纳州和佐治亚州的小规模叛乱，加上接下来几年里奴隶进口数量的持续增长，都让奴隶主相信，他们不仅需要针对黑人奴隶，还应该对所有黑人都实行更加严格的控制。
因此，南卡罗来纳殖民地在1740年通过了《黑人和奴隶管理法案》（亦称《黑人法案》）。这项法案规定奴隶未经主人允许不得擅自活动，禁止奴隶接受教育，并且允许奴隶主处决反叛奴隶。南卡罗来纳殖民地的《黑人法案》和其他殖民地密切相关。1700年之后，在切萨皮克地区，从契约劳动力到奴隶劳工的转变走向了高潮，卡罗来纳殖民地和佐治亚殖民地的稻米经济也愈加有利可图，一系列限制性法案开始更密切地影响黑人的生活和自由。如果说有哪个殖民地既能显示奴隶贸易利润的强大吸引力，又能证明白人的自由在多大程度上已经被卷入，甚至是依赖于黑人奴隶制的话，那一定是佐治亚殖民地。
佐治亚殖民地是英国慈善家詹姆斯·奥格尔索普（James Oglethorpe）为了给英国穷人提供一个新的开始而创建的，其创建观念是带着理想主义色彩的。奥格尔索普试图从第一批殖民者到达佐治亚时就开始除去所有的诱惑之源。他认为，正是这些诱惑让这些人陷入了贫困，让他们来到了佐治亚。因此，酒精和奴隶在佐治亚均被禁止。奥格尔索普期望佐治亚殖民地中居住的都是那些在英国生活严谨、不畏辛劳的“值得帮助的穷人”。然而，这些穷人感觉他们理应获得更多利益，于是像生而自由的英国人一样请愿，希望有权拥有奴隶。1751年，佐治亚成为皇家殖民地时，新议会第一时间便废除了禁止奴隶和酒精的法令；到了革命前夕，佐治亚最主要的城市萨凡纳已经像查尔斯顿一样成为重要的奴隶贸易中心（图17）。很多黑奴从这里被送往各个水稻种植园。他们将在那里度过余生，而他们的余生也很有可能因此缩短。
图17 1774年萨凡纳的一张奴隶拍卖的单页广告。这页广告反映了革命前夕南方的奴隶现实。具体到萨凡纳普遍趋势来说，越来越多的奴隶是直接从非洲进口的。从1755年到1767年左右，在萨凡纳的奴隶中，有大约60%来自加勒比地区，大约25%来自非洲国家。不过，在1768—1771年左右，来自非洲的奴隶比例上升至86%（广告中的奴隶来自几内亚）。这页广告除去出售奴隶之外，还有一则出售种植园的消息，以及一则招聘种植园看守的工作启事。后者表明很多主人都不在自己的种植园居住，这也凸显了奴隶主和奴隶的距离。不过，其中最引人瞩目的还是两个奴隶（比利和夸米那）逃跑的消息。从夸米那面部的“国籍印记”来看，他可能来自非洲。由美国国会图书馆印刷品与照片部友情提供 [LC-USZ62-16876（1-2）]。
正如图中萨凡纳的大幅广告所展示的那样，虽然1774年已经处于革命前夕，那一年美国召开了第一届大陆会议，杰斐逊为英属美国殖民地的权利奋力疾呼，菲利斯·惠特利正享受着她的文学成果，但奴隶贸易仍然一片繁荣。即使杰斐逊宣称“给予我们生命的上帝同时也给予了我们自由”，但很显然，正是通过剥夺英国殖民地中黑人的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有时甚至是剥夺他们的生命权，英国人才越来越有可能享受到了这些权利。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不可避免的。从殖民初期开始，无论是切萨皮克殖民地、新英格兰殖民地，还是位于它们之间的其他殖民地，在与非白人、非新教徒的接触中，便在不断强化一种白人和新教的身份。种族优越感和革命本身都是基于一种英国性的存在。不过，精英殖民者生活中所展现的跨大西洋特质即使真的削弱了这种英国性，也至少巩固了这种身份。正如约翰·伍尔曼预见的那样，自由等同于白人，奴隶等同于黑人。但它仅仅是一种白人的视角，这一点对于未来的美国来讲至关重要。
生存还是毁灭
如果说有些真理看起来并不像一些白人殖民者所认为的那样不言而喻，那么对于英国人来讲，至少有一点是非常明确的：自由的确是全人类的事业，人类也许已经做好准备为它而战。美国独立战争爆发时，弗吉尼亚总督、邓莫尔勋爵约翰·默里（John Murray）立即宣布“所有受契约束缚的仆役，不管是不是黑人……只要能够并愿意拿起武器，就可以重获自由”。有了自由作为激励，很多弗吉尼亚的奴隶毫不犹豫地加入了“邓莫尔勋爵的黑人军团”，和英国人并肩作战。同样，也有很多自由的黑人为革命言论所感染，希望为殖民地作战。毕竟，他们当中的很多人都在殖民地军队中服役过。即便如此，殖民地的主要军事武装大陆军却拒绝接纳黑人。在1775年10月的征募令中，他们宣称拒绝接纳“黑人、拿不起武器的男孩和承受不了战争疲劳的老人”。
虽然邓莫尔勋爵的公告点燃了奴隶反抗的恐怖阴影，南方和北方的奴隶主却并不愿意遵从官方的决议，让自己的奴隶参军。而各州需要自行负责筹集民兵并且提供资金，有时候就会在巨大的成本面前望而却步。在当时，军队里的月俸还不到6美元（或者40先令），而奴隶主却可以因为失去自己的奴隶而获得约1000美元的可观补偿，招募奴隶参军的成本在人均100美元到400美元之间。然而，随着战争越拖越久，各州疲于应对国会摊派的大陆军征兵配额，于是，很多地方，尤其是新英格兰的一些地区都废除了只接纳白人的征兵政策。在南部各州，这一政策仍处于摇摆之中，立法机构还在犹豫是否允许征募黑人军团。不过，奴隶主有时候的确会派一名奴隶代替自己去战场。因此，在独立革命战争中，很多参战的黑人都是在为两方面的自由而战：为他们自己，也为白人社会。
在革命时期的美国，自由总是伴随着一定代价。美国独立战争中，很多人相信为了正当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如此一来，鉴于美国独立革命是一出建国之举，其革命故事自然得到了太多的润色和虚构，因而有些时候，革命过程中实际使用的手段也已经淹没在了那些建国神话之中。在这个过程中，名望业已奠定，恰如有时种族已被忽略。波士顿大屠杀的遇害者克里斯珀斯·阿塔克斯（Crispus Attucks）不仅死在了英国人的子弹之下，在殖民地插画家的笔下也遭到了选择性的无视。其他一些个体则幸运地走上舞台中央，成为一些得到全社会关注的事件的象征。其中一个例子便是雕刻师和银器匠保罗·里维尔（Paul Revere）。他在漫画中描绘了一个英国化的阿塔克斯，在为独立革命的舆论造势中，这个作品成为有力的宣传工具。同样，他在半夜奔骑到莱克星顿发布惊天警告的著名事件也成为革命传奇。显然，这个传奇之所以被人传颂，还要仰仗亨利·沃兹沃斯·朗费罗（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的诗歌《保罗·里维尔的奔骑》。这首诗写于事件发生的一个世纪之后——恰逢美国内战激战正酣——此时，美国也许最能够接受这种独特的爱国主义信息，而就在那几年中，保罗·里维尔的故事在印刷品、绘画和石版画作品里都得到了生动、形象的表达。
当然，正如所描绘的那样，里维尔在1775年4月18日的夜晚的确骑马来到了莱克星顿、康科德和那里的武器仓库，警告人们英国军队正在向那里进发。不过，他几乎不可能像之后人们描述的那样，大声呼喊过“英国人就要来了”。首先，英国正规军本就驻扎在那里，实际上，在波士顿倾茶事件发生之后，他们就在那里了。其次，这句话本身也是一个荒谬的说法，因为很多殖民者认为自己就是英国人。不过，真相和这种半虚构的表现手法之间的鸿沟，本质上正是美国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的分野。实际上，作为殖民者的爱国主义与作为英国人的民族主义是相互冲突的，但是白人殖民者并没有像战后的革命故事中所暗示的那样，立即转变身份，把自己当成是美国人。在里维尔的奔骑传奇中，蕴含着这样一种观点：在革命时期，美国殖民者自发团结在一起，共同对抗英国人的镇压。这与事实完全不符。不过，从殖民者的角度来看，里维尔在传说中独自奔骑的故事恰好反映出1775年和1776年殖民地事件的真髓：正如托马斯·潘恩劝诫的那样，是时候让英国的殖民地独立了。里维尔的故事成为反抗英国统治者的一个象征性事件。这种反抗意识在当时已经在缓慢凝聚，但在1775年时还没有统一形成一种追求美国独立的信念，更没有塑造出明确的美国人身份。
从某种意义上讲，成为美国人的过程一直都是个被冲突所驱使、所定义的过程：殖民地与英国之间的冲突，殖民者与土著之间的冲突，以及殖民者之间的冲突。在当时，这是显而易见的。1775年，大陆会议发布《对于拿起武器之原因和必要性的声明》，这份声明指出是之前的很多殖民经历导致了这种境况。这份声明中的一些断言如果不说是过分乐观，也是言过其实的。“我们的事业是公正的，”它宣称，“我们的联盟是完美的。我们的内部资源是丰富的，如果必要的话，国外支持无疑也是唾手可得的。”不过，它对于殖民地“已经在战争中经受了磨炼，并掌握了适当的方法保护”自己的判断，倒是更切合实际的。殖民者与土著部落不断发生冲突，又在开拓边疆的生活中得到磨炼，比起当时的很多欧洲人来说，他们对于自家门口的战争都更熟悉。
因此，公民持枪权在美国人心中的重要性其实可以一直追溯到殖民地时期。欧洲人相信几乎所有殖民者都是天生射手的想法，同样也源自这一时期。来自殖民地的报告也强化了这种观念。一位英国圣公会牧师在1775年评论说，殖民地制造的武器要比欧洲通常使用的武器“好太多”，殖民地的军械工人“遍布各处、从来不会失业”。他观察到，捕猎麋鹿和火鸡已经让“美国人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射手。”[9]即便如此，与当时最强大的军队交战可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这比捕杀普通的火鸡要多费不少力气。英国的人口是殖民地人口的三倍多，其海军和陆军也非常强大。与英国人交战不仅是一着险棋，在道德和意识形态上也充满了不确定。
由于美国的国家身份明显根植于英国性之中，在这个为英国人的权利而战的冲突之中，殖民者被要求去做的事情就是去杀害他们的同胞。对一些人来讲，这是不能接受的。在牧师埃比尼泽·鲍德温（Ebenezer Baldwin）看来，这场革命是“一场非常不合人情的战争”，一场不道德的战争。在战争中，“那些来自同一国家、拥有同一祖先、说着同样语言、秉持同样信仰、继承同样特权的人，手中却要沾满彼此的鲜血”[10]。不过，对英国人的敌意似乎逐渐变得自然而然，并且不可避免。莱克星顿打响的第一枪的硝烟散去时，出现了一个非常不同的局面：英国人的压迫和殖民者的反抗都开始鲜明地显现出来。之前，对于英国政府行为的抱怨尚且暗流涌动，此时，在这些抱怨的驱动下，大多数处于半成形状态的关于独立的观点逐渐凝固结晶。
前罗得岛总督、同时也是大陆会议代表之一的塞缪尔·沃德（Samuel Ward）可以视作是殖民者观念转变的缩影。1775年年底，他在费城写信给他的兄弟亨利，在信中他认为英国人意图“把我们和我们的子孙变成他们的奴隶”。他注意到驻扎在殖民地的“国外军队”已经引起了大规模的不满。“英国人、苏格兰人、爱尔兰人、罗马天主教徒、黑森人、汉诺威人”都对城镇和贸易造成了威胁。面对这样的威胁，沃德争辩道，“每一种个人观点、情绪和利益都应该暂时搁置。我们在同一艘船上，一旦沉船，我们都跑不掉。如果它在暴风雨中挺了过来，我们将会因为美德获得奖赏，享有安定富足的生活（拥有自由的后代），以及所有带给人类尊严与福祉的事情。”他还呼应潘恩，劝告他的兄弟说，他们的事业“不只是殖民地和英国的事业，还是人性本身的事业”。不过，单就殖民地来说，他们始终在承受一个“适合去侍奉罗马暴君尼禄的政府”，对此，他们只有一种可能的行动，只有一种可以选择的决定。“生存还是死亡，”沃德宣称，“如今已经成为一个问题。”[11]
沃德也许已经点出了问题的关键，但是他所期待的肯定回答既没有得到允诺，也没有很快到来。在莱克星顿打响的战争一直持续了八年之久，直到1783年，殖民地才通过签署《巴黎条约》最终获得独立。又过了五年，殖民地的居民才可以充满自信地宣称“我们，美利坚合众国人民”。但在历史记叙中，这八年的战争和其他大多数战争一样，都被讲述得很简略。人们在事后已经知道了战争的结果，因而就只是将这些战争描述为一系列的小片段、爆发点，很少会将战争真正的复杂性告知子孙后代。而在当时的人看来，为独立而打的战争经常是进一步退两步的情形。
图18 1775年，英国军队在马萨诸塞州莱克星顿开枪射击一排“一分钟人”（约翰·丹尼尔斯父子，1903年）。由美国国会图书馆印刷品与照片部友情提供（LC-DIG-ppmsca-05478）。
由于殖民地没有任何固定的或是有组织的军队，因而1775年4月19日殖民地民兵和英国正规军在莱克星顿首次交火后，当殖民者尝试将自己组织起来时，殖民地经历了一段时期的混乱。很多在莱克星顿聚集起来的殖民地军队，也就是后来被合称的“新英格兰监察部队”，因为缺乏补给，同时士兵们又不能对自己的种植园或生意置之不顾，很快便解散了。这也使得英国正规军能够在波士顿驻扎下来。即便如此，大多数公众心中还是记住了那些永远做好准备立即应召的“一分钟人”（Minutemen），他们是殖民地民兵志愿军顽强抵抗英国军队的中坚力量（图18）。事实上，“一分钟人”的理念不过就是对新英格兰民兵的一种矫情的称呼，意图掩饰这种民兵组织形式的缺陷：他们是临时凑合集结起来的武装力量，经常缺乏足够的军需品，当然更没有统一的制服。不过，虽然这种新的公民士兵形象在某些方面被夸大了，它还是证明了一个更深层、更永恒的真相：美国国家正在形而在其形成过程中的革命时代充斥着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又体现在军事规模和军队的志愿性质上。
逐渐崛起的美国民族主义本身包含着一些相互强化的成分，例如公众普遍相信殖民地前线的军事效力，也对这样一种民兵志愿军系统十分信任。这一系统的起源可以追溯至英国1181年颁布的《武备条例》。该条例规定，所有体格健全的自由人都必须自筹经费，为保护公众而参与军事训练。虽然在欧洲，随着职业军队逐渐兴起，这种平民服役的观念已经显得十分陈腐，但在殖民地冲突的背景下，市民是社会抵御攻击的第一道，也是最后一道防线。从经济和意识形态上讲，这种方法都有其可取之处。另一种方法就是雇佣正规军，由各殖民地提供经费，但军队效忠于皇家总督。不过，当时的殖民者强烈反对1765年的《英兵驻宿法案》，因而要想建立一个长期、稳定的军队并不怎么可行。一个市民可以在危机时刻被改造成一名士兵，危机过后又可以迅速回到市民的角色，这样的方式不仅廉价，而且从殖民者的角度看来也更加安全。不过，也未必要让公民强制服役。为自身利益的自我防御也许确有必要，但一旦危险过去，武装反抗的需要也就随之消失了。正如宾夕法尼亚牧师约瑟夫·多德里奇（Joseph Doddridge）所回忆的，殖民地民兵志愿军的成员“在他们选择成为士兵的时候，就是士兵；当他们选择放下武器的时候，就变回了平民。这种军队服役行为是自愿的，当然也就谈不上报酬”[12]。
相反，这些民兵志愿军如果被征召进了新组建的大陆军，至少会得到一定工资，但这也不会立即将他们转变为统一的职业战斗力量。这样一种自愿的军事传统，加上近乎普遍被神话的英勇作风，都无法为殖民地的军队建制提供稳定的根基。实际上，殖民地从来没有成功组织起一支固定军队。大陆军和各州的民兵志愿军虽说是并肩作战，但有时候也令人无法理解地做不到这一点。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曾愤怒地指出，1780年在南卡罗来纳的卡姆登战役中，民兵志愿军“刚一开火就撤退了，导致大陆军遭受到四面围攻，寡不敌众，只好不求胜利、但求自保”[13]。如果说民兵志愿军有时候并不可靠，那么，13个殖民地同心协力反抗英国政府这件事情，也并不是那么可靠。或者毋宁说，爆发的是13场本质上互不相关的革命，这些革命最终都沿着相似的轨迹，但却是从完全不同的方向朝预期的终点进发，也带着不同的目的和动机。
华盛顿之所以可以成为大陆军的将军和总指挥，与其说是因为拥有丰富的军事经验，不如说是因为他是弗吉尼亚人。大陆军希望，让一个弗吉尼亚人掌管一支最初由新英格兰人组成的军队，能促进殖民地之间的团结。华盛顿本人是保守派，同时也是一个富有的种植园主，这些特质无疑减轻了保守主义者对于激进运动的恐惧，选择华盛顿后来也证明是一个明智之举。华盛顿在1775年7月走马上任时，殖民者刚刚经历过美国独立战争中最为血腥——至少对于英军而言——的战役，发生在波士顿的布里德山邦克山战役（6月17日）。英国军队在邦克山战役中获得了相对的胜利，此后，对于美国人来说，战争局势则每况愈下。英国人很快攻陷了纽约，并一直占领到战争结束。实际上，在独立战争的过程中，英国军队成功夺取了所有主要的美国城镇，华盛顿打的败仗要比胜仗多，但殖民者最终还是取得了战争的胜利，而这在很大程度上仍然要多亏华盛顿个人。华盛顿非常擅长平衡独立战争中各个群体的利益。不得不说，这件工作有时候也会让他难以将精力集中在战场上。
1776年年底，仅仅是战争的第二年，美军就迎来了转机。华盛顿在12月26日的特伦顿战役中成功指挥大陆军横渡了即将涨潮的德拉瓦河，取得胜利，殖民军的士气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增长。不过，华盛顿还是继续给大陆会议施压，要求提供更多的殖民地正规军。他强调“除非是在最紧迫的危急时刻，否则根本不应该依靠这些民兵志愿军，或指望他们提供援助”。实际上，他愤怒地说：“在这令人心神不宁的危机中，他们落后、迟钝的懒散面貌似乎证实了这样一种担心：没有什么可以使他们走出家门。”这其实是华盛顿一以贯之的信念：他从不会相信一支志愿军能起到多大作用。实际上，他曾经指出，美国人轻信民兵志愿军不仅可以“组成小纵队在林间作战”，而且可以在其他方面无所不能。但在他看来，无论是民兵志愿军还是“没有经验的军队”，都不能“胜任真正的战争”[14]。
对于革命者来说，战争的现实是一种挣扎。当然，所有的战争都有各自的痛苦之处。在这场革命中，美国人的痛苦在于组织了一支难以胜任的军队。议会从没有给华盛顿提供他所想要的部队，也没有给华盛顿既有的部队提供适当的补给。短期兵役（通常是三个月）造成士兵的更换过于频繁，效忠各州的士兵之间几乎一直在为了军衔争吵。在战争之初，美国人的战线也拉得过长。在1775年末至1776年初，美国入侵加拿大的计划失败。这既体现了英属北美殖民地以外的其他地区对于革命事业的热情极为有限，也预示着在接下来的六年里，许多殖民地部队都将遭受可怕的困境。正如莱克星顿战役之后军营的状况一样，此时补给缺乏、疾病肆虐。军队在转移的过程中将可怕的天花带到了各个殖民地，这迫使华盛顿在殖民地军队中下达命令，第一次大规模针对这种病毒进行疫苗接种。然而，却没有任何疫苗可以抑制人们对革命支持的动荡不定。在整个战争过程中，华盛顿的军队人数一直在两千人到两万人之间波动。
不管从哪个角度讲，华盛顿都是一位四面楚歌的领袖。很多有关革命的画作都描绘了华盛顿所面临的困难，而其中最著名的一幅就是描绘1777—1778年宾夕法尼亚瓦利福奇的寒冬的画作（图19）。当时，华盛顿的军队于1777年9月在布兰迪万溪战败，英国军队占领费城，华盛顿则率军队溃退至瓦利福奇。那时，华盛顿对大陆会议的前景十分沮丧：“除非议会中突然发生某种巨大且重要的变化，否则大陆军的结局无非就是三种可能：遍地饿殍、分崩离析，或是为了保命而自行溃散。”“放心吧先生，”他强调说，“这绝不是在耸人听闻。”[15]但瓦利福奇并不像看起来那样，是美军的低谷，而是美国历史中黎明前的黑暗。遇到困难的并不仅仅是华盛顿一方，英国军队也因为缺少补给和协调，没能把自己的军事优势保持到最后。华盛顿面临着征兵、留任的难题，英国军队也有自己的困难，两者都是使这场冲突继续拖延下去的原因。
到了1778年春天，殖民地军队开始迎来了机遇。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前一年秋天，在约翰·伯戈因（John Burgoyne）将军的指挥下，英国主力军队没有能够攻下哈得孙河谷，否则就将切断新英格兰殖民地通往南方各殖民地的要塞。10月，在纽约的萨拉托加，伯戈因宣布投降，他的残余部队退回到加拿大。更重要的是，就像《对于拿起武器之原因和必要性的声明》中曾自信宣称的那样，美国在萨拉托加的胜利使殖民地获得了国外援助。法国意识到殖民地在战争中取得了优势地位之后，才决定向殖民地施以援手。
华盛顿对此看得很清楚。“我从心底乐意接受我们的新盟友最善意的关切，也在一定程度上珍视他们在其他方面提供的援助，”他表示，“但在人类的普遍经验之上有这样一条准则：任何国家的行为都与其利益密切相关，不应过度信任。没有哪位谨慎的政治家敢无视这一条训诫。”华盛顿放眼未来，警告美国“应该格外小心，因为我们还不够强大和成熟，一旦不小心犯下任何错误，都很难从中恢复过来。”[16]不过，1778年，法国对殖民者施以援助，不管对谁来说都是有利的。法英之间的战争一触即发，并在1778年夏天正式宣战。西班牙很快也跟随参与了进来，不过西班牙跟的是法国而不是美国。西班牙从没有给予美国的革命事业任何直接援助，但英国在欧洲腹背受敌这个事实本身就已经给美国人的胜利增加了不少筹码。
这当然并不意味着战争即将结束。华盛顿面临的问题仍旧十分棘手。让他一直以来都十分沮丧的是，殖民地的志愿兵制度和地方主义都妨碍了战争的顺利进行和迅速结束。他曾尝试“淡化各种地方性联系和各州之间的区别，将它们统称为美国”，但也承认“克服偏见是不可能的”。四年之后，这种情况依旧没有什么变化。1780年年底，华盛顿仍旧“对自己的观点坚信不疑”，他建议约翰·沙利文（John Sullivan）少将“把军队送到战场之后，各州的干涉越少”越好。一面是英国军事力量的威胁，另一面是各州的野心和各州之间的冲突，华盛顿感到进退维谷，他竭力协调殖民地军队这台机器上的各个零件，试图使它们作为一个整体正常运转。正如他对沙利文所说的那样：“如果我们无论何时都是一支军队，或是为了共同的防御目标组成同盟的十三州军队，那么我们就没有什么困难可言了，但我们有时两者皆是。如果我说我们有时两者都不是，而是两者的混合体，似乎也并不为过。”[17]
图19 《瓦利福奇1777》。华盛顿将军和拉斐德侯爵看望受伤士兵。拉斐德是一位辅佐华盛顿的法国军队指挥官。他在军队从布兰迪万战役中撤退时起到了重要作用，之后又通过谈判成功让法国加入到这场战争中，与美国人并肩作战。此后他返回美国，在约克敦击败了康华里。此画由A.吉贝尔创作、P.哈斯印刷出版。由美国国会图书馆印刷品与照片部友情提供（LC-USZ62-819）。
到了1780年，随着独立战争的主战场转移到了南方，这个混合军也离开了新英格兰。英国人受到亲英支持者的报告的鼓舞，认为奴隶制让社会体系走向衰弱，也让胜利的时机转向成熟，因而开始向佐治亚州进军。英国军队于1778年12月攻占了萨凡纳，又在1780年5月占领了查尔斯顿。在随后的卡姆登战役中，正如华盛顿所抱怨的，殖民地志愿军竟然又错过了胜利的机会。不过，英国军队在康华里勋爵的带领下刚刚转身要攻打北卡罗来纳州，殖民者就放弃了他们的所有战果，转而采取了游击战术。这种战术虽然时不时容易遭受些挫败，却让美军很难被一击致命。到了1780年夏末，英国军队仍然占领着萨凡纳和查尔斯顿，但是这已经是他们的全部领地了。第二年春天，法国同盟军也最终证明了自己的价值。美法联合陆军和法国海军共同击败了康华里在约克敦半岛的军队。1781年10月19日，康华里在那里宣布投降。
约克敦经常被理解为美国独立战争的终结地，但事实并非如此。对于英国来讲，它只是战争终结的开始，当然，对于美国来讲，也是建国初期的尾声。英国军队仍驻扎在殖民地，但已无心恋战，权作守势。1782年，各国密使齐聚巴黎，共同商讨和起草和平条约，并宣告美国这个新国家的诞生。一幅当时的政治漫画描述了这一情形（图20），生动形象地向英国人指出，他们曾经的殖民地现在已经占据上风。
信仰的契约
图20 詹姆斯·吉尔雷《美国响尾蛇》（伦敦：W.汉弗莱，1782年4月）。殖民地经常会以蛇作为象征；在星条旗出现之前，美国国旗上也有蛇的图案。之前的漫画，尤其是1754年的一幅漫画，把殖民地描绘成一条被割断的蛇，暗示他们“要么团结，要么死亡”。这幅漫画出现在巴黎和会召开之时，它描绘了一条完整的蛇。这条蛇的舌头上得意地写着，“我的身体已经‘伯戈因’了两支英国军队（这句话将“伯戈因”作为动词使用，意为围困。这种用法旨在讽刺伯戈因在交战中屡次惨败。——译者注）/我还为更多的军队留足了地方”。这条蛇的身体卷成三个圈，其中两个圈所包围之地分别象征着伯戈因和华康里的军队。第三个圈则宣称是“为其余的军队准备的”。下面的诗句说的是“在北方平原上的英国人/想想你们该如何行军前进、如何挖掘战壕/这条巨蟒在议会呼风唤雨/在法国也是一样”。由美国国会图书馆印刷品与照片部友情提供（LC-USZ62-1531）。
对于英国和殖民者双方来讲，这场战争还代表了一种新的冲突。不管是殖民者在边远地区的战争，还是英国正规军的大范围战役，都没有给这种新冲突提供可供借鉴的先例。从根本上讲，这既是一场直接的军事对抗，也是一场争夺民心的战役。英国军队的总司令之一亨利·克林顿（Henry Clinton）男爵充分意识到了“赢得民心”和“征服美国人思想”的必要性。[18]不过，需要面对这个难题的不只是英国一方。即使华盛顿竭力劝服议会提供更加有效的军队，劝服他的同胞加入这支军队，但同样有一些人坚持认为组织军队、通过武力形式对抗英国是完全没有必要的——这些人就是亲英分子。
考虑到独立战争最终的确将殖民地从英国分离了出去，那些始终对英国保持忠诚的人的说辞便不可避免地在这个故事中被边缘化，反之，美国爱国事业的浩荡声势和它取得的军事胜利一定会成为这个故事的主旋律。当然，从数量上讲，就算华盛顿有时候感觉美国爱国者太过沉默，或者至少不够活跃，他们也的确占据了多数。在当时的殖民地大约有300万人口，其中只有约50万人支持英国。随着战争持续进行，这些人的立场越发招致反感，因为独立战争既是一场殖民者争取独立的战争，同样也是一场内战。
在一些州，尤其是战争后期的卡罗来纳，亲英分子组成的志愿军与大陆军、爱国民兵志愿军发生冲突。邻居之间反目成仇，不是因为独立事业，而是出于私人恩怨。这场冲突导致了混乱和暴力，是亲英分子一直以来都不愿看到的。所有州都进行了效忠宣誓，其中既包括了对于英国皇室的谴责，也包括了效忠各个州的誓言。拒绝参与到爱国事业中的人将面临严重的惩罚，其中包括财产充公、流放，有时还有死刑。最后，很多亲英分子——估计人数在6万到10万之间——被迫离开殖民地，逃亡到加拿大或英国寻求庇护。
亲英分子因为支持了战争中失败的一方，所以很容易就从美国历史中消失了。亲英分子的重要性并不在于他们对美国独立的最终成就造成了多少军事威胁，坦白讲，虽然有大约3万亲英分子与英国军队并肩作战，但他们的威胁并没有多大。亲英分子的重要性在于他们帮助澄清、解释了这场殖民地战争的原因——建立一个独立于英国的美国。事实证明这场争夺民心的战争是残酷的。亲英分子的经历不仅凸显出半个多世纪之后被美国人称作是“多数人的暴政”的摧毁性力量，同时也凸显了确实存在着很多不确定因素在折磨着大多数人。
亲英分子并不仅仅是习惯了传统生活方式与社会结构、与殖民地年轻一代所热衷之事格格不入的社会精英。虽然亲英分子在人口构成上有一些显著的规律，但实际上他们来自于社会各个阶层和职业、背景广泛。最值得注意的是，那些与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英国白人差别不大的种族——德国人、荷兰人和苏格兰人，以及那些拥有强烈宗教身份意识的人——贵格会信徒、卫理公会教徒和南方长老会教徒们——都倾向于加入亲英分子的阵营中。克雷夫科尔（Crèvecoeur）曾问道，什么是美国人？对于这个问题，独立战争没有给出确定的答案，但它的确在一定程度上通过指出什么不是美国人，成功地缩小了答案的范围。
对于殖民者和英国人、爱国者和民族主义者，以及黑人和白人来说，革命时期都是一个分水岭。在那个时期做出的抉择十分复杂，并不仅是选择自由还是奴役、成为英国殖民地还是一个独立国家这么简单。在有些时候，对于奴隶和亲英分子而言，这种选择也并不是完全由他们做出的。华盛顿在即将卸任总统之前虽然也强调了美国身份的自愿性，但是，正如他在整个革命时期一直都在强调的那样，自愿的爱国主义对于军事行动，甚至有可能对于意识形态来说，都是远远不够的。“我无意彻底排斥爱国主义观念，”在瓦利福奇度过了整个严冬的华盛顿在春天来临时指出，“我知道它存在，并且还知道它在当前的争端中起到了相当的作用。但是我敢断言，一场伟大持久的战争决不能仅仅靠这个原则来支撑，还必须有对于利益或回报的预期。”[19]
究竟是什么样的回报，则要因人而异。对于像华盛顿这样的人来讲，他们所得到的回报是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对于奴隶来讲，他们得到的回报是获得自由的前景。而对于其他一些人，则是成为奴隶主的机会。亲英分子出于自己的利益诉求，他们担心凝聚殖民地的唯一的黏合剂即将崩溃，暴政也将随之来临。从他们所处的情况来看，这些想法并不算错得离谱。在美国殖民时期，白人一直都在极力将奴隶和自由人区分开来。在美国革命期间，他们则一直在极力区分效忠英国的人和背叛英国的人，并且不情愿看到这种区分是全然出于自愿的。为了压制反对革命的声音，殖民者限制了出版自由，也为之后全国性法律《1798年惩治煽动叛乱法案》的出台铺平了道路。到头来，事实证明，选择既是一种解放，又是一种束缚。识别出谁是这个国家中受欢迎的人，谁又应该从这个新国家中被驱逐，从建国伊始就在考验着美国人的头脑，到今天仍然如是。
1783年《巴黎条约》之后，美国便要开始处理很多咄咄逼人、错综复杂的问题。其中之一仍旧是军事问题。1783年夏天，费城负责守卫政府机关的士兵因为欠薪问题发起暴动。议会担心会酿成更大的危机，于是很快解散了大陆军。不过，让士兵们迅速解甲归田的计划始终没有彻底完成。很多人从他们在军队服役的经历中牢牢记住了美国自由的代价。这也是这个新国家不得不解决的一个问题。
在革命军中服役士兵总共有15万—20万人——当然并不是在同一时间，否则华盛顿的日子就不会这么难挨了。其中1/3的人在战争中牺牲或受伤。大概有2500人在服役中死亡，大概是所有参战士兵的1/10。参照美国现今的军队规模来看，相当于250万人。在那个时期的战争中，致死的原因是很典型的。其中近一万人死在战场上，另有近一万人死于疾病。而战争留下的伤痛和疾病也给很多退伍军人造成了持续性的健康问题，造成他们过早死去。1818年，议会通过一项抚恤金法案，对存活下来的退役军人做出补偿。申请抚恤金的情况显示了退伍军人遭受伤病的程度。但是，这些抚恤金的接受者数量极少，革命给其他许多人都带来了长期的生理影响。而意识形态上的影响，则又另当别论。至少从理论上讲，在革命军中服役的经历将人们凝聚在一起，没有参与这场战争的人是体会不到这种凝聚力的。虽然华盛顿不得不与军队中的地方性偏见做斗争，这场战争也许还是希望唤醒某种超越各个独立州的生存意识——一种有待争议的更为宏大的国家意识。与此同时，革命期间的效忠宣誓针对的是各个州，而不是这个作为统一实体的新国家。虽然詹姆斯·吉尔雷（James Gillray）的漫画暗示各个殖民地之间新达成了团结，但一些当时的评论家认为这种说法最多只能算是言之过早的假设。
在这种情况下，议会解散军队的速度就不会让人感觉意外，但它也许传达了错误的信息，并强化了这样一种意识：战争如今已经结束，生活可以重回正轨。前军队外科医生本杰明·拉什（Benjamin Rush）沮丧地发现“爱国者和战争英雄普遍都流露出隐退之意”。他认为，那些刚刚解甲归田的人“就像是技术娴熟的老水手，他们把一艘船从大洋中心的风暴中挽救了出来，但一等海浪平息就睡着了，在接下来的旅程中，他们将自己的生命和财产全部交给了那些没有任何知识或经验的海员来照顾”。
“美国的战争结束了，”拉什承认，“但美国的革命还远未结束。”“相反，”他提醒美国人，“这部伟大戏剧才刚刚结束第一幕，我们的新型政府尚待建立和完善；在它业已建立和完善之时，还需要为这些新型政府培育拥有原则、道德和礼节的公民。”[20]
拉什所关心的核心问题是这个新国家的政府架构。这是一个公认存在的问题。实际上，这也是华盛顿遇到的很多军事问题的根源。大陆会议在1777年便起草了各州之间的《联邦条例》，但是这些条例赋予国会的权力非常有限，甚至于几乎无效。例如，国会可以建议各州提供维持革命军运转所必需的经费数目，但是只有各州才有权最终决定它们是否会支付这笔费用。如果《联邦条例》连军队都不能有效地招募起来，它当然就更达不到治理国家的要求，特别是像美国这样战争刚刚结束、变数巨大且尚未定型的国家。独立战争让先前的殖民地陷入了非常危险的财政处境。所有战争结束之后，人口都会产生流动，美国也不例外。美国人扩张到阿巴拉契亚山脉以外，进入到肯塔基和田纳西地区。实际上，国会本身的地点也没有固定下来，在1783年从费城搬到了普林斯顿、安纳波利斯，1785年在纽约短暂停留之后，又转移到了特伦顿。不过，在此之间，议会的确成功为这个国家的地理扩张建立了一些重要规程，也就是1784—1787年的诸多土地法令。
其中，第一个土地法令是由杰斐逊在1784年起草的。法令规定，只要一个领地的人口达到了建国13州中任何一州的人口数量（6万人），就可以获得独立州待遇。次年，按照《1785年土地法令》的规定，除去为独立战争退伍士兵保留的一部分土地，以及按规定留出用于建立学校的土地之外，其余土地都由国会开始出售。1787年的《西北法令》中的条款禁止这些地区实行奴隶制度。法令规定“指定地区不得实行奴隶制和强迫奴役，但因犯罪而依法判决之受惩者不在此列”。如果说《联邦条约》在很多其他方面都遭受失败，在这方面却取得了成功。这些土地法令的重要性再怎么强调也不过分，它们创造的诸多先例成为这个国家地理和政治形式的根基：其一，这些领地受到国会的控制，而不是由各州控制；其二，不去扩张既有州的面积，而是建立“与最初的十三州享有同等地位”的新州。《西北法令》的法律措辞强调了人身保护权和宗教宽容原则，这些理念将与宪法和前十条宪法修正案（《权利法案》）遥相呼应。
不过，把这些新近获得的领地划归到中央控制之下是一回事，而将这些领地和原13州中的居民融汇成为一个拥有共同的国家目标的团结的国家团体，则是另外一回事。美国急需找到实现这个设想的方法，因为这个国家还处于金融动荡，以及因此而来的社会动荡之中。美国农民身负重债；美国商人没有像他们在欧洲那样获得贷款，因此越发受挫，并且更糟糕的是，他们越发倾向于通过武力表达这种挫败感。对政府最为激烈的一次挑战出现在1786年的马萨诸塞州，一位叫作丹尼尔·谢斯（Daniel Shays）的大陆军退伍士兵试图夺取位于斯普林菲尔德的联邦军火库，被该州民兵志愿军镇压，史称“谢斯叛乱”。这次事件并没有对法律和社会秩序造成严重威胁，却让一些人，特别是像本杰明·拉什这样的人集中了想法。拉什清楚地意识到，美国有必要提高中央政府的运转效率，更重要的是，它应该让美国人理解这个新共和国的重要意义，并接受“成为好公民”所必须承担的责任。
在革命时期，人们就普遍认为一个国家必须在言行举止各方面都有一个国家的样子。事实上，大陆会议在1776年通过独立宣言之时，就已经开始着手设计美国国玺（图21）。但这个新国家想要确认自己的存在，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官方标识。当然，一个国家需要的军事胜利，已经由华盛顿实现了。一个国家需要的官方旗帜（星条旗），也在1777年选定，虽然贝齐·罗斯（Betsy Ross）缝制国旗的传奇并不是真的。按照拉什的理念，一个国家还需要通过写作来发展报业，尤其是要形成一种可靠的发行报纸的途径。因此它还需要扩张邮局的规模。要知道，一直到几个世纪之后，人们才将印刷资本主义视为国家力量。
在现今这样一个国际传播和瞬时通信的时代，人们很容易忽视拉什在1787年所提出的观点的深刻意义。但对于美国的发展来讲，他的观点绝不是无足轻重的。拉什宣称，报纸所建立的不仅仅是“知识和智慧的传播工具”，更是这个国家“守护自由的哨位”；但正是邮局代表了“政府真正的非电力导线”，也是“向联邦共和国中每个个体传递光与热的唯一途径”。美国宪法与拉什的理念一致，它赋予国会的其中一项权力便是“建立邮局和邮路”。传播对于这个新国家的重要性在之后的《1792年邮局法案》中得到强调，后来成为美国最高法院法官的约瑟夫·斯托里（Joseph Story）对此也深信不疑。他在1833年赞扬美国邮政服务的高效“让相距最为遥远的地方和人……可以相互接触，缓和了忧虑、增加了愉悦、振奋了数百万孤独的心灵”。[21]
实际上，正如拉什所期望的那样，通过邮局快速送达美国各地的报纸不仅在刊登的文章中传达了一种国家归属感，还将通过这些文章所使用的语言巩固这种归属感。如果说在殖民地时期，英国种族核心已经确立了它在语言上的统治地位，那么到了革命时期，美国人已经很乐意接受诺厄·韦伯斯特（Noah Webster）的努力。韦伯斯特在1783年编写的拼写课本中，对英国英语和美国英语在拼写和发音上都做出一定区分，并且还提醒美国人他们已经拥有了“一个靠你们的努力去建立和支撑的帝国，以及一种有待建立和发展的国家品质”，因而应该“像独立的个体一样行事”。韦伯斯特坚称美国已经“做了太久的孩子、臣服于控制，在一位傲慢的家长的利益面前唯唯诺诺”。[22]不过，如果先前的殖民地听从这一建议，需要修改的就不仅仅是《联邦条例》中的拼写方式了。在美国国家事业的核心当中，连关于自由的语言自身都需要被奉为神圣、编纂整理。
图21 美国国玺。背面图案虽然并不被当作官方的美国国玺使用，却也和正面国玺一起出现在了一元纸币之上。这些文字意思分别为：合众为一（E Pluribus Unum），万世的新秩序已经诞生（Novus Ordo Seclorum），引自维吉尔《牧歌》IV，5。上帝赐福我们的事工（Annuit coeptis），引自维吉尔《埃涅阿斯纪》IX，625。图案的象征含义参考了最初的13个殖民地（13颗星、13个条纹、未完工的金字塔有13层、秃鹰的左爪握有13只剑、右爪握有13片树叶和13棵橄榄）。金字塔上标注的时间是1776年，也就是起草《独立宣言》的年份。金字塔上的“上帝之眼”是18世纪基督肖像中常用的元素。美国国玺的设计在历经几个委员会的审查之后，最后由议会秘书查尔斯·汤姆森确定。
不过，当制宪会议于1787年5月在费城召开时，修改《联邦条例》的意向并不强烈。参会者做出重新编纂宪法的决定，是出于很多代表共同持有的政治观点——这种观点既根植于英国先例，也根植于近期的革命经历。一些殖民地的精英分子也参加了这次会议，这些人对于诸如“谢斯叛乱”一类事件所蕴含的意义如果不说是充满恐惧的话，也是心有余悸。他们反对关于建立常备军的整个提议，并明确主张实行君主制。他们对过度的民主普遍持怀疑态度，但也决定在整个国家延展民主的范围，不过是要在可以控制的范围内。杰里米·贝尔纳普（Jeremy Belknap）的著名言论可以很好地总结建国者们的立场：“政府来自于人民，但它必须告诉人民……他们无法统治自己”，这是基本原则。简言之，建国者们所追求的是一种间接民主：公民推选代表，而不是在所有问题上都直接投票。这种民主制度自信地假定候选代表将从社会精英中选出。所以，理论上讲，一位公民在政治代表性上有着无限可能，但在现实中，这却是十分有限的，因此在实践上，这样做便是安全的。
建国者们描绘的政治图景一直以来都是非常错综复杂的。它建立在分权或“制衡”的前提之上。横向来讲，即联邦政府和州的制衡；纵向来讲，即政府各个部门——执行者（总统）、立法机构（国会）和司法机构（最高法院）——之间的制衡。这种制度保证了每一方都可以监督其他权力，没有一个机构可以占据支配地位，而这样做的原因在于建国者们对于人性持有矛盾的态度。美国国玺实际上就总结了这种态度：鹰的一只爪子抓住了象征和平的橄榄枝，另一只爪子抓住了象征战争的弓箭，两者平衡对称。这也许可以仅仅看作是象征着任何一个国家都愿意采纳的公开立场——渴望和平同时也英勇善战——但同样，它也透露出另一种意思：对于人民以及人民与权力的关系，建国者们持有一种怀疑却又现实的观点。试图赋予大众更多权力的建国者们，实际上就是这样看待大众的。就政治权力而言，建国者就可以正视一些不言而喻的真理，并直接将它们付诸实践。
在其他问题上，相聚于费城的参会代表们表现得异常腼腆，尤其是涉及另一种不同类型的权力问题——奴隶主对于奴隶的奴役问题——的时候。造成这种困难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们对于财产的信念十分坚定。在他们的世界观中，自由和财产不可避免地紧密相连。既然奴隶是一种财产，立刻废除奴隶制看起来并不是一个可行的解决办法。代表们通过妥协有效地回避了这个问题。宪法在奴隶制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找到了一条中间道路，让这个新国家在奴隶问题上保持中立，交由他们的后代决定究竟应该如何废除这项制度。
照顾到奴隶制的批评者，宪法规定“对于现有任何一州所认为的应准其移民或入境的人，在1808年之前，国会不得加以禁止”。简言之，到了1808年，从海外进口奴隶的贸易就将被废止。同时，奴隶也不会因为逃往一个不那么接受奴隶制的州而重获自由，因为宪法为了保障奴隶制的拥护者，规定“凡根据一州之法律应在该州服役或服劳役者，逃往另一州时，将不会……解除其服役或劳役，而应依照有权得到劳役或劳动的当事人的要求，将其交出”。宪法中的这一条款明确支持奴隶主追回任何逃跑的奴隶。不过即使这样，一些南方代表仍旧心怀不满。他们希望鱼和熊掌可以兼得。虽然他们将奴隶视为财产，但在涉及代表权问题时，又发现主张奴隶具有人性才有利于自己。土著人因为不用缴税，也就没有选举投票的权利，但是奴隶被计算为3/5个自由人。简言之，南方可以在把奴隶视为财产的同时，还将他们算作人。
如果说在这些条款中使用的法律语言看起来甚至比平时还刻板，也的确是因为友谊如此。本杰明·拉什在向一位伦敦记者讲述辩论细节时，略带讽刺地指出“宪法中没有提到黑鬼或奴隶这样的词汇，仅仅是因为他们认为这样做会给美国自由和政府的华美云锦带来污点”。“因此，”他评论道，“正如你所见，几年前那片不到一人手掌大小的乌云，如今已经凝结成千万颗雨滴，最终落在了这片土地的每一个角落。”[23]
拉什一直以来都是一位颇具先见之明的评论家。制宪会议设计的政府框架在后来证明——如今也仍在证明——美国建国者是多么的敏锐、思考是多么的机敏、对于这个新共和国的构想是多么的灵活。宪法本身成为美国国家身份和美国民族主义的决定性文件之一。在1787年以来的美国政治和社会生活中，面对变幻莫测的历史环境，它一直都展现出非同寻常的调节适应能力。不过，对于在奴隶制方面所做出的妥协，美国的建国者们也许有一点太过自信。美国宪法并不是唯一一份定义这个新生国家的文件，在它之前还有《独立宣言》，并且，《独立宣言》对自由的设想更加开放。1787年9月中旬，当代表们准备离开费城之时，有关这份美国宪法的辩论尚未平息，有关《独立宣言》的争论才刚刚开始。
注释：
[1]Abraham Lincoln, Address at Sanitary Fair, Baltimore, Maryland, April 18, 1864, in Roy Basler (ed), The Collected Works of Abraham Lincoln, 11 Vols.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53) VII, 301-302.
[2]Thomas Jefferson, A Summary View of the Rights of British America (1774), available at, among others: Jefferson/Summaryview.html (December 2, 2009).
[3]Thomas Jefferson, Notes on the State of Virginia (London: John Stockdale, 1787) 270, 271-272.
[4]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draft), in Julian P. Boyd (ed), The Papers of Thomas Jefferson, Vol. 1, 1760-1776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0) 246-247.
[5]Samuel Johnson, “Taxation No Tyranny: An Answer to the Resolutions and Address of the American Congress, ”in The Works of Samuel Johnson (New York:Pafraets ＆ Company, 1913) Vol. 14, 93-144.
[6]Phillis Wheatley, Poems on Various Subjects, Religious and Moral (London, 1773) 7.
[7]John Woolman, Journal of John Woolman, available at: http://etext.lib.virginia.edu/toc/modeng/public/WooJour.html (November 29, 2009) chapter VII, 251;Woolman, “Considerations on Keeping Negroes, ”Part II (1762) quoted in David G. Houston, “John Woolman's Efforts in Behalf of Freedom, ”Journal of Negro History, 2 (April 1917): 126-138, 135, n. 24.
[8]Eliza Lucas Pinckney to Mr. Morley, March 14, 1760; to Mrs. Evance, March 15, 1760, in William A. Link and Marjorie Spruill Wheeler, The South in the History of the Nation, Vol. I (Boston and New York: Bedford/St. Martin's, 1999) 72, 74-75.
[9]Daniel Boorstin, The Americans: The Colonial Experience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58) 351.
[10]Ebenezer Baldwin, The Duty of Rejoicing Under Calamities and Afflictions(New York: Hugh Gaine, 1776) 21-22.
[11]Samuel Ward to Henry Ward, November 11, 1775, in Letters of Delegates to Congress, available at: http://memory.loc.gov/cgi-bin/query/r?ammem/hlaw: @field(DOCID±@lit(dg002322)) (December 20, 2009)
[12]Joseph Doddridge, Notes on the Settlement and Indian Wars of the Western Parts of Virginia and Pennsylvania from 1763 to 1783 (Pittsburgh, PA: Ritenour and Lindsey, 1912) 142.
[13]George Washington to Meshech Weare et al., “Circular Letter on Continental Army, ”October 18, 1780, in The George Washington Papers, Library of Congress, available at: http://memory.loc.gov/ammem/gwhtml/gwhome.html(December 27, 2009).
[14]George Washington to Continental Congress, December 16, 1776; to Meshech Weare et al., October 18, 1780, in Washington Papers.
[15]George Washington to Continental Congress, December 23, 1777, in Washington Papers.
[16]George Washington to Henry Laurens, November 14, 1778, in Washington Papers.
[17]George Washington to Continental Congress, December 20, 1776; to John Sullivan, December 17, 1780, in Washington Papers.
[18]Clinton, memo of conversation on February 7, 1776, quoted in Stephen Conway, “To Subdue America: British Army Officers and the Conduct of the Revolutionary War,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43:3 (July 1986): 381-407, quote 381.
[19]George Washington to John Banister, April 21, 1778, in Washington Papers.
[20]Benjamin Rush, “Address to the People of the United States, ”American Museum, Philadelphia, January 1787.
[21]21 Joseph Story, Commentaries on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a Preliminary Review of the Constitutional History of the Colonies and States, before the Adoption of the Constitution (Boston: Hilliard, Gray and Company;Cambridge: Brown, Shattuck, and Co., 1833) 3: 1120.
[22]Noah Webster, American Magazine, 1788; quoted in Hans Kohn, American Nationalism: An Interpretative Essay (New York: Collier Books, 1961) 57.
[23]23 Benjamin Rush to Dr. John Coakley Lettsom, September 28, 1787, quoted in John P. Kaminski, A Necessary Evil? Slavery and the Debate over the Constitution(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1995) 117
第五章 地球上最后一丝最美好的希望走向第二次美国革命
我们知道如何挽救联邦。世界也相信我们知道如何挽救它。我们——甚至是今天在座的各位——都拥有这项权力，也肩负这个责任。给奴隶自由就是保障自由人的自由，我们所给予和保留的同样光明磊落。我们将要么高尚地挽救、要么卑鄙地丧失人间最后一丝最美好的希望。
亚伯拉罕·林肯《国情咨文》，1862年
本杰明·拉什曾说过，独立战争的结束只不过是走向共和这出大戏的第一幕终。同样，宪法的拟订尚未让这个新国家的行政和政治结构盖棺论定。当时的漫画将其描绘为“美国的胜利”（见图22），但与胜利同时到来的也有骚乱。1763年解除法国的威胁后，殖民地开始有空间思考自己与“祖国”之间的屈从关系；如今大不列颠也退出美洲舞台，只留下这个新共和国独处，这就带来了潜在的问题。古弗尼尔·莫里斯（Gouverneur Morris）因在宪法序言里写下以“我们合众国人民”开头的著名长句而广受赞誉，他就曾在制宪大会上警告说，这个“国家必须团结，如果言辞无法说服，就动用武力解决”[1]。开国元勋们虽然没有否认这点，但还是尝试做出更现实的考虑。《十三州邦联宪法》和《美国宪法》之间最重要的区别就在于：后者认为在建立联邦的过程中，寻求一致同意是不可行的。
图22 《美国的胜利与大不列颠的悲伤》。韦瑟怀斯《城镇乡村年鉴》（波士顿，1782年）卷首插画。由美国国会图书馆印刷品与照片部友情提供（LC-USZC4-5275）。
修正《十三州邦联宪法》需要13个殖民地一致同意，而《美国宪法》只需9个殖民地签字即可生效。有几个州当即签字批准了《美国宪法》：宾夕法尼亚和康涅狄格多数同意通过，新泽西、特拉华和佐治亚则是全体同意通过。有几个州犹豫不决，例如马萨诸塞就是在一场旷日持久的辩论之后才勉强承认了宪法的权威。另外一些州虽然意见不大，却也在同意之前再三检查宪法里的附属细则。随着马里兰、南卡罗来纳和新罕布什尔的加入，宪法已经得到了9个州的支持。遗憾的是，行动最慢的两个州——弗吉尼亚和纽约恰好是最强的两个州。事实上，没有这两个州的支持，就算有另外9个州的支持，也是不够的。
这13个州在宪法上的分歧与地区分布毫无关系：尽管以后在许多方面都会出现南北划分，但在批准宪法时并无南北阵营之分。这些分歧也与财富无关：虽然那些极力支持新宪法的人和拟订这部宪法的人一样，常常被描述为“有财产和地位的绅士”，但那些对宪法持怀疑态度的人里面并不只有小规模土地的拥有者，也包括拥有大量土地的地主。简言之，这些州在批准宪法上的分歧与其地理位置或社会阶层均无关系，而是可以归结于对政府的两种不同理解。联邦党人（立宪派）和反联邦党人形成两大竞争阵营，就中央权力应到何种程度、有何危险的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这些联邦党人包括乔治·华盛顿、本杰明·富兰克林、来自弗吉尼亚的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华盛顿的前副官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以及大陆会议的前主席约翰·杰伊（John Jay）等人，他们相信宪法能够限制越权行为，保护美国公民。而反联邦党人则包括塞缪尔·亚当斯（Samuel Adams）、帕特里克·亨利（Patrick Henry）、约翰·汉考克（John Hancock）和理查德·亨利·李（Richard Henry Lee）等革命领袖。李在第二届大陆会议上决议提出“这些殖民地是且应是自由而独立的国家……不必向英国皇室效忠”。从那时起，双方就开始走向了这个僵局。
反联邦党人对联邦党人许诺的宪法保障持怀疑态度，担心公民个人的权利会不得不屈服于商业精英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影响。很多南方白人更是担心这样做会威胁到自己的利益。那些希望废除奴隶制的人认为宪法太过保护奴隶制度；而那些希望保留奴隶制的人则担心这一制度终将被废止，认为1808年终止美国的奴隶进出口贸易便是迈出了第一步。另外一些人，例如弗吉尼亚奴隶主乔治·梅森（George Mason），甚至同时持有两种相反的观点。
对联邦党人而言，宪法为治理提供了必要的保护，也提供了必要的体制保护；对于反联邦党人来说，宪法则是在某种程度上汇集了他们对国家未来的所有担忧。然而，怀揣着使命感的联邦党人有的放矢地从各方面提供了批准宪法的理由，最终让反联邦党人无言以对。在历史学家称为“早期共和国”（Early Republic）的这个时代，和美洲的殖民时期一样，文字拥有至关重要的力量。1788年，三位联邦党人汉密尔顿、杰伊和麦迪逊以普布利乌斯（Publius）为笔名在纽约的几家报刊上撰文发表了总计85篇系列论文，并收集成册，以《联邦党人文集》（Federalist Papers）命名出版。这本文集如今已被视作美国政治观的试金石，其中的论辩不仅阐明，更完善了联邦党人的立场。
《联邦党人文集》中的许多文章都在论证中提到战争和外国势力的有害影响。考虑到此前美洲殖民时期的经历，这些观点也就不足为奇。汉密尔顿在文集第6篇中指出，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没有一个切实有效的联盟，美国将会危险地“暴露”于“外国武力和诡计”的威胁之下。与此同时，他也注意到“各州之间的纠纷，以及来自国内的派别斗争和动乱”的危险。“一个牢固的联邦，”他强调道，“对于各州的和平与自由是非常重要的。”[2]
对于这个牢固的联邦要如何实现、如何维持，这篇文章的另一个作者麦迪逊有着自己的见解。他对人性有更充分的认识，相信“党争的潜在原因”不是只有美国遭遇的问题，而是“深植于人性之中”。因此，尽管拉什强调改善美国公民的“原则、道德和社会行为”来构筑起共和主义大厦，麦迪逊却认为需要通过在地理和人口上的扩张以及新的宪法体制为美国的未来保驾护航。“把范围扩大，”他指出，“就可以包罗更多种类的党派和利益集团，全体中的多数人也就不太可能找到侵犯其他公民权利的共同动机；即使存在这样一种共同动机，所有具有同感的人也较难发觉这种共同的力量，更难以采取一致行动。”[3]
在麦迪逊看来，安全取决于人数。尽管他在表述中用了不少政治术语，但这实质上就是一种数量上的安全：随着群体种类和数量的增加，不同群体内的个体都会得到保护，而所有群体都不太可能向全部个体强行施加自己的宗教观点、区域性观点或经济观点。反联邦党人对此并不信服，他们试图反驳《联邦党人文集》中的观点，警告说“制宪之时……应当谨慎限制并且明确定义宪法的权力，调整各部分内容，同时提防权力的滥用”。他们指出，如果“所有人生而自由”是“不言自明的”事实，那么人们就不应该“凌驾于同类之上或对同类施加权威”。“社会的起源”不在于权威，而在于自愿“联合在一起的人们的一致同意”。[4]
尽管反联邦党有时被贬损为“缺乏信仰的人”，他们其实只是相信个体而不相信机构、相信公民而不相信宪法，因而希望各州保留尽可能多的权力，而不是将所有权力让渡给中央政府。最终，由于联邦党的政见能提供更多好处，还是他们占了上风。詹姆斯·威尔逊（James Wilson）在说服宾夕法尼亚民众同意批准宪法通过时曾说：“采纳这个体制，我们就会成为一个国家，而现在我们还不是一个国家”。他问道：“我们是否能采取一致的全国性行动？我们是否能做点什么来获得尊严、维护和平、保持安定？”
威尔逊警告指出，如果没有宪法，“我们政府的权力就只是空谈”。没有宪法，美国既不能防御也不能发展，甚至无法“移走河里的一块石头”。而一旦宪法到位，石块将成为这个伟大国度的建筑石材，河水也将成为这个伟大国度的天然渠道。威尔逊进一步预言，在国家建立发展之时，美国人“也会形成自己的民族性格”，这将不是一种普通的民族性格，而是被尚在讨论中的宪法所塑造的民族性格。他指出每个国家都“应当具有独创性”，但美国保留了太多其他国家风俗习惯的影响。美国的政体将会消除这些影响，并且也许会让美国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5]
凭借这种让人难以抗拒的愿景，威尔逊说服宾夕法尼亚批准了宪法，其他联邦党人也在1788年6月和7月相继说服弗吉尼亚和纽约加入批准行列。到1788年底，仅剩北卡罗来纳和罗得岛还在踌躇不定，但宪法的批准已经拿到多数票，联邦党因此获胜。据当时的一幅漫画（图23）显示，大多数“联邦政府支柱”已经就位。就算美国还不完全是一个国家，“这些联邦州”至少有了一个能够运作的政府形式。在1789年1月的全国大选后，它们也将迎来第一位总统，这位总统正是为它们赢得独立的那个人——乔治·华盛顿。
反联邦党虽然未能阻止宪法通过，但也没有就此罢休：既然他们无法阻止宪法得到批准，至少也可以确保宪法立即得到修正。他们一直以来都有一个忧虑，那就是在费城拟定的宪法没有涵盖《权利法案》。对此，一些联邦党人质疑《权利法案》在当时和以后都未必能比宪法更有效地保护个体的权利，麦迪逊也在《联邦党人文集》第48篇中警告不要太过于“相信那些公文保障能够防止权力的侵蚀”[6]。尽管如此，第一届大陆会议仍然考虑到反联邦党的忧虑，在1791年通过了10条宪法修正案。这些修正案旨在遏制任何滥用中央集权的行为，提出保护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宗教自由（第一条），保护公民持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第二条），并且解决了殖民时期以来一直悬而未决的几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如军队驻扎和“不合理的搜查和羁押”（第三条和第四条）等。此外，这些修正案也试图保障刑事诉讼的公正，禁止双重审判和自证己罪（因此才有“以美国宪法第五条修正案为庇护”避而不答的做法），也禁止施予“残酷且不寻常的惩罚”（第五条、第六条、第七条和第八条）。
这些修正案里有一些与英国的司法惯例相去甚远。1689年英国曾制定《权利法案》，首先提出“宣言”、“权利法案”这些概念，界定免受君主（或中央）权威干涉的自由，规定新教徒享有持有武器的权利，同时也保护言论自由。美国在摆脱了英国的殖民统治之后，并不会完全复制英国的生活方式，照搬政府体制的形式与功能。美国宪法与英国司法规范最明显的不同之处就在于，美国宪法用世俗语言严格区分教会与国家，并且通过第一修正案强调了这种区分。当然，这样做其实也几乎没有带来多少不同，新教白人精英仍然在美国政坛占据主导地位。
图23 《联邦的支柱》，1788年8月2日。这是发表在《马萨诸塞哨兵报》上的系列版画（1月16日、6月11日、8月2日）中的第三幅，也是最后一幅。第一幅版画名为“合即立，分即垮”，在这幅画里，一只天堂之手正在引导代表马萨诸塞的圆柱立在分别代表特拉华、宾夕法尼亚、新泽西、佐治亚和康涅狄格的圆柱旁。第二幅版画名为“回到沙屯的统治”（原文为拉丁语，意为“回到光荣的统治”，出自维吉尔《牧歌》第四首，美国大印章上也有此箴言），在这幅画里，增加了代表马里兰和南卡罗来纳的圆柱，并且代表弗吉尼亚的圆柱也正在安置。在最后这幅同样名为“回到沙屯的统治”的版画中，已有11根圆柱（增添了新罕布什尔和纽约的圆柱）到位，画中着重传达了美国是“自由神圣的家园”以及批准宪法能够带来“沙屯时代”（即黄金时代）的信息。“神圣之手”正在立起第12根代表北卡罗来纳的圆柱。根据版画显示，这时只剩下代表罗得岛的圆柱还有破碎的危险，但画中注释写着“基础稳固——也许还有救”。由美国国会图书馆印刷品与照片部友情提供（LC-USZ62-45591）。
美国第一届大陆会议在通过《权利法案》之时，也开始试图调查法案保护的对象人数。1790年的官方人口普查结果显示，除土著人口之外，合众国的总人口达到400万，其中自由人口有300多万，奴隶有70万左右（有一半的奴隶都住在南部地区）。弗吉尼亚总人口最多，超过70万，比排名第二的宾夕法尼亚（40万）几乎多出一倍。在人口普查之时还未加入合众国的罗得岛人口最少，仅有不到7万居民。
美国的发展速度起初相对平缓。第一次人口普查后的头十年里人口增长约150万，奴隶人口增长近20万；第二个十年里也维持着相同的人口增速。土地的增长则有所不同。1803年，杰斐逊完成“路易斯安那购地案”，从法国人手中获得了路易斯安那地区约21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这次及时的——不得不说也是廉价的——土地购买最终将为美国创造至少14个州，也包含了如今加拿大的艾伯塔省和萨斯喀彻温省。到1820年时，美国的土地和人口都已经比1790年时翻了一番，奴隶人口超过150万。此外，又有10个新的州（佛蒙特，1791年；肯塔基，1792年；田纳西，1796年；俄亥俄，1802年；路易斯安那，1812年；印第安纳，1816年；密西西比，1817年；伊利诺伊，1818年；亚拉巴马，1819年；缅因，1820年）加入了原来的13州。
1790年的人口普查显示，约有3%的美国人住在城镇地区，到1820年超过7%，而到了1860年几乎达到20%。仅在19世纪40年代，美国的城市人口就从184.35万增长到354.8万，实现了92%的增长。在这种强劲的增长势头下，1810年的边陲小镇已经发展成为新兴城市。例如，辛辛那提在1810年人口普查时仅有2500人，被称为最小的“城市地区”（urban place），但在短短十年内人口就增加了两倍，再过十年之后，甚至一跃成为美国的前十大城市，而到了内战爆发时，其人口已超过16万。
地图4 自由州和蓄奴州人口地图
1830年后，新涌入的移民加上人口的自然增长，使得美国的总人口以每年约3.5%的速度增长。1840—1850年，仅仅是移民就带来了175万的人口增长；随后的十年里，又有超过250万移民到达美国。到1860年，除去土著部落不算，美国人口已经接近3200万，其中有超过10%，即近400万的奴隶。这些人口分布在33个州里（见地图4）。1820年后，密苏里（1821年）、阿肯色（1836年）、密歇根（1837年）、佛罗里达和得克萨斯（1845年）、艾奥瓦（1846年）、威斯康星（1848年）、加利福尼亚（1850年）、明尼苏达（1858年）和俄勒冈（1859年）陆续加入了原来的23个州。许多新加入的州都位于西部地区的阿巴拉契亚—阿勒格尼山脉以西地区。事实上，到1860年时，超过一半的美国人口都居住在西部地区，而其他地区的居民也在打量着这个地区。
美国人口的这种急剧增长可能连麦迪逊自己都没有预料到，同时也给这个在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诸多方面都还没有站稳脚跟的国家带来了一系列新问题。美国政府于1787年颁布《西北法令》，试图对西进运动中以自由白人为主的人口施以一定程度的管束。但美国人口不仅在向西北地区扩张，也在向其他地区迁徙。因此，美国政府又在1790年颁布了《西南法令》，这部鲜有人知的法令主要覆盖西南部的今田纳西州地区。它与三年前的《西北法令》几乎完全一样，却传达了截然不同的信息，只因为存在一个细微的差别：《西南法令》没有禁止奴隶制。18世纪的这两部土地法令实际上开启了两个平行的扩张过程：一个是注重自由的向北部扩张的过程，另一个则是希望扩展奴隶制的向南部扩张的过程。这两个平行过程将永不会交叠。
这些矛盾的进程表明了美国早期在许多重要方面都缺乏民族主义，至少没有一种凝聚的民族主义。与联邦党的期待相反，共和制建立初期的美国人在社会凝聚力上的表现更符合反联邦党的设想。美国土地上的人们期望的是一种仅限于白人的平等主义，其社会流动性远低于地理流动性，也无法像地理范围那样实现均分。真正能够得到均分的是观点：在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早期，政治与宗教观点都通过报纸、书籍、宣传册和杂志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与讨论。
在这方面，美国人情况良好，识字率高于某些欧洲国家。据估计，独立战争时期的新英格兰地区约有90%的成年人有一定的文化程度。在这一时期涌现了各类的民间结社，也就不足为奇。这些团体组织包括私人结社、职业协会（图24）、宗教结社以及越来越多的政治结社。这些政治结社里的成员对于市镇选民大会和酒馆辩论已经非常熟悉，寻求从区域层面解决美国当务之急的问题。
这种结社的迫切要求正是美国社会的一个特征。法国历史学家、政治家亚历克斯·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赴美国考察后写下了《论美国的民主》（Democracy in America，1835年出版第一卷，1840年出版第二卷），指出美国人不仅倾向于组织“工商团体”，还倾向于建立“其他成千上万的团体，既有宗教团体，又有道德团体；既有十分严肃的团体，又有非常无聊的团体；既有非常一般的团体，又有非常特殊的团体；既有规模庞大的团体，又有规模甚小的团体”。他观察到，美国人“为了举行庆典，创办神学院，开设旅店，建立教堂，销售图书”都要“组织一个团体”。在托克维尔看来，这种“结社的原则”正是民主的一个重要成分，而其冒险之处在于他们“如不学会自发地互助，就将全都陷入无能为力的状态”。“要是人类打算继续做文明人，”他强调指出，“那就要使结社的艺术与身份平等的扩大同比发展和完善。”[7]
这种想法对美国人而言并不陌生。尽管许多兄弟组织和结社都在共和制建立的初期才开始创办，但有一些结社，尤其是会员制图书馆和阅览室，在殖民时期就已经存在。其中最早的是本杰明·富兰克林于1731年在费城创办的费城图书馆公司，其他大多数州里也都有类似结社，包括罗得岛州纽波特的雷德伍德图书馆和阅览室（1747年）、波士顿阅览室（1807年），以及1812年创立于马萨诸塞州伍斯特的美国古文物学会。这些机构当中有些是基于当时已有的社会和文化网络创立（例如费城图书馆公司即为富兰克林和身边好友共同创办而成），并且其中很多至今仍然存在。另外一些机构则完全是由一群来自不同领域的个体合作创办，这些人志趣相投，致力于推动教育和知识的进步。
图24 《马萨诸塞技工协会》（日期不详，雕工塞缪尔·希尔，1766？—1804年）。马萨诸塞技工协会是美国早期职业兄弟社团之一，也是工会的前身。技工协会的建立不仅表明新国家有了更多的工作机会，也进一步认可了工人在共和国的成功中发挥的作用。这种协会不屈从于精英阶层，认为工作是一种美德，强调民主社会中的工人享有经济、社会和政治独立。图中为木匠纳撒内尔·布拉德利1800年的入会证明。图中不仅在顶部融入了国家形象（鹰），也在底部中间位置绘制了勤劳的蜂巢，让人想到大印章和印章上的箴言。这幅图传达的信息是技工发挥各自的技术特长，美国将会成为一个富饶之国（两位女性两侧装满花果及谷穗的羊角状物即在强调这点）。图中的共济会图像也是当时比较普遍的，当时许多的美国城市里都有共济会社，大多数的共济会纲领符号都可以在国家性的图像中看到。由美国国会图书馆印刷品与照片部友情提供（LC-USZ62-33263）。
例如，南卡罗来纳州的查尔斯顿图书馆协会正是在1748年由几名商人、一名教师、一名印刷工、一名酿酒商、一名律师、一名种植园主和一名假发商共同创办。1762年，该协会将自己的职能描述为促进会员的学习，其会员“渴望习得英国的仁爱与勤勉，渴望传播英国在艺术上的进展，以此来证明自己对于祖国的价值”。独立革命之后，人们几乎已经不再拥有这种学习动机，不过当时那个社会背后的推动力还是提供了一些线索，让我们得以推断在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早期，是什么因素影响了这些自我文化提升的行动。
美洲还在殖民统治时期时，查尔斯顿图书馆协会会员就曾以“粗野无知、赤身裸体的印第安人”及其“野蛮性情”为例，指出任何没有准备好向公民灌输知识和艺术的社会都可能会面临这种威胁。他们深信出版物能够发挥预防作用，“消除这种可能降临的邪恶”，“防止我们的子孙后代陷入类似的境地”[8]，而该图书馆协会的创办正是出于此种考虑。到共和制建立初期，这种“土著化”的风险也许已经降低，但取而代之的却是另外一种威胁：来自英国的知识、文学体系的牵制。
这将会成为美国人长久关心的问题。诺厄·韦伯斯特将这个问题通俗化，便利地提供了部分解决方案，先后出版了拼写课本和韦氏词典（1806年）。詹姆斯·威尔逊说服宾夕法尼亚批准宪法的时候，也强调美国的“国家重要性”可能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文学发展上的领先地位”。然而英国作家、教士悉尼·史密斯（Sydney Smith）曾在1820年发问：“四海之内，有谁会读美国书？”面对英国评论家的嗤笑，美国人只能畏缩不语。但美国的首位超验主义思想家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在1837年的一次演讲中指出：“我们依赖旁人、师从他国的长期学徒时代即将结束。”这次演讲后来有时也被称为“美国文学史上的《独立宣言》”。十年之后，著名记者、评论家玛格丽特·富勒（Margaret Fuller）却又给出了不这么乐观的说法。她评论说，尽管“我们在政治上独立存在”，但“我们在文学艺术上与欧洲的关系仍然和殖民时期一样”[9]。
民间结社和文学社团都在努力让这个新国家摆脱殖民时期的阴影。从这种意义上讲，这些结社为促进民族主义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们实质上都是民主辩论团体。那些志趣相投的美国人，都带着自己的追求——不管是职业追求还是政治追求、实践追求还是娱乐追求、当地追求还是国家追求——聚集在一起。但这种“结社的原则”也不是完全积极正面的：它既能带来团结也能造成分裂，既能巩固这个国家也能破坏这个国家。美国人通过许多的自发结社行为创造了一种反联邦制理念，同时也对美国的联邦制建国之本发出质疑。更多相关的重要原则开始形成、巩固，这些凝聚在政治、改革和地区等议题上的原则给美国带来了许多问题。
一开始，美国的政府管理只有一种政治视角，即联邦党人的政治观。尽管反对联邦党执政的声音的确存在，但还没有形成另一派政党。最初，政治和民族感情都凝聚在美国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身上，而构建有效的行政制度和可行的经济纲领的担子都落在——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攥在——华盛顿的前副官、后来的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手中。汉密尔顿的《关于公共信用的报告》（1790年）和《关于制造业的报告》（1791年）虽然在观点上没有《独立宣言》或者《宪法》那么鼓舞人心，却也至少巩固了后者的成果。他提出的经济政策强调征收关税来保护新国家的新兴工业和贸易发展，为内部——主要是交通运输——的发展提供保障，这些观点也为后来19世纪30年代的重商主义“美国体系”（American System）打下了基础。
但也有一些人对汉密尔顿的观点持异议，其中以杰斐逊尤甚。汉密尔顿建立国家银行的法案得到批准后，杰斐逊即向国会请辞。1785—1789年，杰斐逊担任驻法大使，因而未曾参与制宪的辩论，但这并不妨碍他对美国的发展方向表达自己鲜明的观点。汉密尔顿从较为实际的角度出发，认为关税、内部地产增值、银行这些现金交易关系对于共和国的发展至关重要。但杰斐逊理想中的共和国是一个由自耕农组成的社会，独立——或者在某些情况下用奴隶，虽然杰斐逊从未提出这一点——在各自的土地上耕作，而不必受汉密尔顿所提出的现金交易关系的牵制。和反联邦党人士的关切一样，杰斐逊担心汉密尔顿的各项措施会让这个新国家很快又重返旧世界，而它曾为逃离那个旧世界奋斗了如此之久。
杰斐逊在写给麦迪逊的一封信里概述了自己的观点，指出“我认为只要我们的政府以农立国，就能够在千百年里永葆良知”，但又警告说这种观点“只有在美国各处都还有空地之时”才成立。“如果美国人也像欧洲人那样挤在大城市里，”他告诫道，“美国政府就会变得和欧洲政府一样腐败。”正如他劝告华盛顿时所说，农业是美国“最明智的追求，因为它最终会在最大程度上带来真正的财富、美德和快乐”。杰斐逊当时刚从大革命时期的法国回来，却持有这种以农业发展为主的想法，自然让汉密尔顿震惊不已。汉密尔顿认为杰斐逊提倡的做法更可能导致国家破产，他相信美国的金融未来远非仅仅依赖土地耕作，而是取决于工商业、城市的发展和市场的扩大，这些又都是在国会的掌控之下。[10]
这种意识形态上的裂痕导致了美国史上首个政治反对党派的出现，即由杰斐逊的支持者建立的民主共和党（他们自称共和党，反对者则称其为民主党）。汉密尔顿的政策原本旨在团结联邦，现在却反倒将北部地区工商业的利益与南部地区蓄奴种植园和农场的利益更明显地区分开来，区别形成了不同的政治观点。这对共和国来说本没有造成威胁，但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其他的力量却共同作用，缩小了两党之间的差距、深化了两党之间的分歧。汉密尔顿和杰斐逊之间的冲突，即联邦党和共和党之间的冲突，不仅体现了共和国建立初期美国人关注的议题，也代表了美国在19世纪需要解决的一些长期分歧：贵族统治与民主治理的分歧，工业化与农业化的分歧，中央集权与州权的分歧。任何一项分歧都可能会让这个刚刚建立起来的国家分崩离析。
华盛顿当然无法预见到如何才能解决这些矛盾，但身为总统的他和担任大陆军总司令时一样敏锐地意识到，为了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定，亟须促进民族团结。他在离职前向帕特里克·亨利强调指出，自己的“热望和目标是……避免美国与其他任何国家建立政治联系，确保美国独立于其他任何国家，也不受其他任何国家的影响”。“总而言之，”他宣称，“我希望树立一种美国品格，能让欧洲强国相信我们是为自己、而不是为别人行动。”[11]
1796年，华盛顿在连任两届总统之后拒绝连任第三届，也设下了总统任职不超过两届的先例。后来的美国总统不管情愿与否，大多遵循了这个先例，只有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除外。事实上，华盛顿甚至都没有计划连任第二届，但杰斐逊和汉密尔顿都向他指出当时的地区分歧已经显而易见，说服他留任。“整个联邦的信心都凝聚在您身上，”杰斐逊劝告他，“只要有您在，北方与南方就仍然能够同心协力。”在这个问题上，汉密尔顿与杰斐逊的想法一致。“我们一致认为，”他告诉华盛顿，“您若拒绝连任，将会是这个国家在现阶段可能遭遇的最大的不幸。”[12]
但所有人都意识到，这个国家终将需要在没有华盛顿的情况下继续团结一致。华盛顿于1796年离职，但他早在1792年就开始构思自己的“离职演说”，从中也可看出总统职务以及维持联邦团结的压力给他带来了多么复杂的感受。华盛顿在离职演说中提出，形成国家品格对于美国的未来至关重要。他列举了形成国家品格能够带来的部分好处，但更多的是提醒民众防范随之而来的风险。他强调指出，“政府的统一”相当重要，这不仅能让美国人成为“一个民族”，而且更是独立“大厦的主要支柱”。“极为重要的是，”他敦促美国民众，“你们应当正确估计全国性的联合对你们集体和个人幸福的巨大价值。”他着重强调美国人是“出生或选择住在这个共同的国家的公民”，“这个国家有权要求你们专注地爱它”。他鼓励民众将自己的“美国人”身份置于州民身份之上，将爱国主义置于“任何因地域差别产生的名称”之前。他再次强调指出，美国取得的成就是“群策群力的结果，经历了共同的危险、苦难，赢来了共同的胜利”[13]。
华盛顿不仅明确指出这些观点，更是对此再三强调，由此可以推知，早在18世纪晚期，美国各地区之间的鸿沟就已在不断扩大。他认为造成这一后果的部分原因是“党派性的危害作用”。事实上，让他深感担忧的“北方的和南方的、大西洋的和西部地区之间的地域歧视”早在党派政治出现之前，甚至美国建国之前就已存在。在这一点上，约翰·史密斯船长比华盛顿发现得更早。早在1631年，史密斯船长就意识到切萨皮克和马萨诸塞湾殖民地之间可能会产生不和。他指出，有些人“会宁愿毁掉新英格兰来发展弗吉尼亚，另外一些人则宁愿失去弗吉尼亚来维持新英格兰的发展”。华盛顿敲响的警钟早在100多年前就已被敲响过——史密斯船长指出这些殖民地最好还是致力于“互促互进，共同抵御一切可能的不测”。当然，这些殖民地并没有这么做。即便在这个新国家对宪法进行辩论之时，莫里斯总督还在感叹“人们忠于自己的州，只在意自己州的利益，这正是这个国家的祸乱之源”[14]。
后人可能夸大了史密斯和莫里斯的先见之明。事实上，托克维尔在19世纪30年代赴美考察，也得出了当时的联邦政府弱于各州政府的结论。他指出，美国“联邦这样一个庞大的联合体却并不能成为人们表达爱国主义的对象”，而各州则“具有范围明确的地域，有财产、家庭、遗风、现在的工作和未来的理想”。根据托克维尔的观察，19世纪30年代的美国爱国主义“仍然针对各州，还不会延及联邦”[15]。
托克维尔的观点在1860年就得到了验证——那一年，美国遭遇了联邦解体的危机。而华盛顿提出的警告似乎并未引起美国民众的注意。在他离职时，美国还是以农村人口为主，与杰斐逊通过发展农业维持道德和物质生活稳定的观点相符。当时的人口也以年轻人为主，18世纪晚期时有一半左右的美国人不到16岁。然而随着国家的发展和城镇化进程的推进，至少有一些革命一代的子女活到了看着自己的民族传承解体的一天。联邦党人曾经坚信扩张能够保障美国的未来，但到了18世纪中期，扩张似乎即将让这个国家四分五裂。
我们的联邦，必须保存！
1796年，约翰·亚当斯当选美国第二任总统。这次选举的特殊之处在于，当选的总统和副总统来自不同党派。相比之下，北部各州主要支持亚当斯、西南各州偏向支持杰斐逊的这种地区性差异在后来形成一种模式，在如今来看已不算罕见。在美国许多的结社组织之中，政治党派成为最主要、最有势力的一种组织，导致许多州内冲突上演到国家层面，国家冲突也蔓延到下属各州。反对党得到政治结社的支持，又有许多新增的党媒出版渠道，从而开始在美国社会站稳脚跟。1796年大选的另一个不同寻常之处则在于，这是第一次，也是1824年之前最后一次由南部地区——确切说，是弗吉尼亚——以外的人执政。约翰·亚当斯和1824年当选的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不仅都来自马萨诸塞，并且还是父子关系。一直到1828年来自田纳西州的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成功当选，才终于有了弗吉尼亚州和马萨诸塞州地区之外的人出任总统。
亚当斯在任期间，美国的政治和社会发展在许多方面都停滞不前。在此期间，某些方面的发展仍在继续，但在接下来的几十年或者说是一个世纪里，这些发展愈加明显地陷入了停滞，而另外一些方面的发展则直接走到了尽头。1800年亚当斯离职、杰斐逊继任之时，联邦党已经磨损不堪。1799年华盛顿的逝世让他们失去了最有力也最受欢迎的标杆，联邦党内剩下的只是一群明显蔑视“人民”的政客，难以在未来的民选中获得成功。美国人更喜欢杰斐逊将他们视作独立、勤勉的农民，实际上他们当中有许多人正是如此。
1798—1800年，美国与法国之间爆发了一场短暂的冲突，这让联邦党得以最大限度地表明自己的观点。他们打着保卫家园、抵御外来危险的旗号，攻击国内的政治对手。这种通过宣扬恐惧来扩大党派影响力的做法并没有给联邦党带来什么好处，而且从长期来看，也给其他人造成了许多伤害。1798年的《敌对外侨法》、《惩治叛乱法》和《归化法》虽然据称是为保护美国而颁布，但其主要目的却是想要剥夺共和党的投票权。尤其是《惩治叛乱法》，规定可以驱逐任何被认为“危害美国和平与安全”的人，而对于这种人的界定就很可能仅仅是“批判政府的人”。对此，共和党援引了《权利法案》来反对联邦党制定的法案。弗吉尼亚州和肯塔基州也通过了反对联邦党法案的决议案（又称《两案》），指出只有各州和其人民才有权决定某一出版物和言论是否违反公众，但这种表述也是有问题的。正如莫里斯之前指出的那样，州权问题确实会成为美国的祸根。不过，在州权问题之外，美国还面临着更大的难题，这难题就在近海地区。
尽管华盛顿强调过美国要避开一切外交纠葛——在外交层面上美国也基本做到了——但事实上，这个新国家想要发展，就不能与欧洲脱离干系，也无法远离那些影响着大西洋世界，尤其是最邻近美国的其他地区的力量。这其中最强大的力量正与蓄奴相关。亚当斯执政期间，美国宪法已经规定停止从海外进口奴隶的贸易。不过，许多美国人对此毫不关心，因为他们没有，也从不打算蓄奴。但那些对此关心的人却非常关心，并且他们也完全有理由如此关心。
1791年，黑人领袖弗朗索瓦·多米尼克·杜桑·卢维图尔（Fran?ois Dominique Toussaint L'ouverture）在圣多曼格岛领导奴隶起义。1804年，其属下宣布成立海地国。对美国的奴隶主而言，这不是什么令人愉快的消息。海地革命长达13年的血战向美国传达了明确的信息，让美国认识到奴隶制正在日益遭到废奴主义者（既有白人也有黑人）和奴隶的抨击，想要在这种情况下维持奴隶社会注定是一个危险之举。圣多曼格岛的事件和19世纪早期加勒比其他地区的事件——巴巴多斯复活节起义（1816年）和德梅拉拉起义（1823年）——让美国的奴隶主心神不宁，他们已经意识到，自己社会中的奴隶制也可能遭到暴力推翻。
然而，在美国独立之后的几十年里，奴隶制在南部各州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却愈加重要。英国和新英格兰地区纺织业的发展造成全球对棉花的需求急剧增加，为美国南部的棉花种植扩大了市场。1793年伊莱·惠特尼（Elis Whitney）发明了轧棉机，能从棉籽上成功分离出短的棉纤维，这项技术革新使得扩大棉花种植面积成为可能。因此，与北部地区奴隶数量的减少不同，亚拉巴马州、佐治亚州、路易斯安那州和南卡罗来纳等南部各州迎来了奴隶数量的剧增。1810—1860年，佐治亚州的奴隶人口增长了三倍，南卡罗来纳州和肯塔基州的奴隶人口增长了超过一倍，而亚拉巴马州的奴隶人口几乎增长到原来的十倍。在此之前，奴隶进出口贸易早已停止，因此这种奴隶人口的增长完全是美国内部奴隶贸易飞速发展的结果。莱克星顿、肯塔基、新奥尔良和纳齐兹等南部城镇的奴隶市场（图25），先前是从非洲和英属加勒比地区购入奴隶，如今则是从弗吉尼亚州和马里兰等南方偏北地区向最南部地区倒卖奴隶。
图25 《南方的一场奴隶拍卖》，为西奥多·戴维斯绘制的草图，发表在1861年7月13日的《哈泼斯周刊》上。由美国国会图书馆印刷品与照片部友情提供（LC-USZ62-2582）。
毫无疑问，这种倒卖贸易是有利可图的。终止奴隶进出口贸易只是提高了美国本土奴隶的价格。在19世纪30年代，一个“种田能手”即健康的成年男性奴隶价值约500美元。到了50年代，其市场价几乎已经达到原来的三四倍。美国内战前夕的内部奴隶贸易每年转卖的奴隶约有8万、贸易额约6000万美元。当然，这种贸易的真实成本的支付者其实正是奴隶自身，他们困在这种尤其令人揪心的变相现金交易关系之中，而汉密尔顿曾经是那么的相信这种关系。遭到转卖的奴隶往往不得不与家人和朋友分开，最残忍的情况是被迫与伴侣和孩子分开。他们要么被蒸汽船运往南方，要么被绑成“一队”，在武装警卫的押送下被迫行进漫长的路程，沿着连接纳齐兹、密西西比、纳什维尔和田纳西的纳齐兹古道一路向南。
这些奴隶从偏北地区规模较小的奴隶园被倒卖到密西西比州这类最南部地区严苛无情的大型奴隶种植园，在路上遭受了极大的痛苦。威廉·威尔斯·布朗（William Wells Brown）是一名出生在肯塔基州的奴隶，他逃到北方获得自由，摆脱为奴的命运，历经风雨，终于成为一名出色的废奴主义演说家、作家。他在书中描述了奴隶运送的残忍过程。当时的人们对此司空见惯，少有关注，但在如今看来，其残忍程度却会让整个美国感到不安。布朗目睹“奴隶被装在一艘南方蒸汽船上，驶向棉花或蔗糖种植园地区”。他回忆说，“尽管那些奴隶每走一步，锁链都哐当作响”，所有人，“甚至那些乘客”都不会注意到他们。布朗从亲身经历的角度记述了奴隶贩卖的细节，如老奴隶的头发被染黑以在未来买家面前显得年轻些，同时又从个人的角度出发描述了他们悲惨的倒卖经历，因此他这本回忆录读来令人毛骨悚然。他还特别讲到有一次在船上，“一个女人被迫离开丈夫和孩子，不想再活在人世，在灵魂的痛苦之中跳船自杀，淹死在河里”。因此，奴隶将那些倒卖者称为“驱魂者”。[16]
布朗的著名自传《威廉·威尔斯·布朗的记事：一个逃亡的奴隶》于1847年由波士顿反奴隶制协会出版。这本书的前言里写道，在奴隶制问题上，布朗“是局内人，他进入过奴隶制的密室，他的灵魂上留下了奴隶制烙铁的烙印”。这块烙铁也在很大程度上给美国的灵魂留下了烙印。正如一些社会学家敏锐指出的那样，对于那些当事者奴隶而言，奴隶制是一种“社会性死亡”[17]。奴隶制影响的不仅是奴隶，还有美国的自由黑人社会以及白人社会。奴隶制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社会体制，远非南部种植园的白人奴隶主对黑人劳动力进行剥削这么简单，而是美国经济社会结构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尽管有些北方人的确试图伪称奴隶制是南方“特有的体制”（这里的“特有”仅指南方专有，并非指其特殊），但从全国范围来看，这么说只是自欺欺人。正如一个南方人所说的那样，“一个国家的财富和权力史就是奴隶作为商品的历史”[18]。美国也不例外。在美国人购买的商品、交易的货物、饮用的咖啡里，奴隶制都无处不在。在爱默生看来，这一点显而易见，他在1844年纪念英属西印度群岛废除奴隶制的一次演讲中指出，美国是奴隶制的同谋。鉴于非洲“很遥远”，他问道：“即使在非洲海岸制造些不愉快的场景又有什么要紧？”在美国国内，北方的那些人可以避开奴隶制的现实，至少如果“有人提到杀人、疯狂、通奸或是非人的折磨”，美国人仅仅会“把教堂里的钟敲得更响”。只要奴隶生产的糖、咖啡和烟草“品质卓越，便没有人会尝出里面的血腥味”。[19]
然而，早在19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里，那些在北方掩盖奴隶制现实的教堂钟声就在南方以及国会发出了更响亮刺耳的声响。当时的各种关切使得美国愈加难以继续避开1787年的制宪会议留下来的优柔寡断。在奴隶制问题上，杰斐逊曾指出美国“虽然揪住了狼耳朵，却没法完全抓住它，也没法安全地放它走”。关于奴隶制的探讨不断涌现，而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就像杰斐逊一样试图保持平衡，想要在他们理想中的自由追求与生活中的奴隶现实之间保持中立。
美国的扩张让这个问题变得更加严重。麦迪逊像杰斐逊1803年时那样扩张了国土面积，但这并没有如他所愿带来稳定。这么广阔的新土地是否应该蓄奴？国会，尤其是参议院里自由州和蓄奴州代表人数是否应该继续保持平衡？在19世纪的前几十年里，这一问题的解决更多是依靠运气而非理性的判断。最新加入的六个州里，有三个（俄亥俄州、印第安纳州和伊利诺伊州）位于《西北土地法令》管辖范围内，属于自由州；另外三个（路易斯安那州、密西西比州和亚拉巴马州）位于南方，是蓄奴州。但是在1819年，以南方人口为主、拥有10%奴隶人口的密苏里地区申请加入联邦时，原有的平衡就遭到了威胁。
有个解决方案近在眼前：当时还属于马萨诸塞州的缅因州那年正好在寻求以独立州的身份加入联邦。不过由于整个事态的白热化，国会也没有不假思索地抓住这根救命稻草。纽约州议员詹姆斯·塔尔梅奇（James Tallmadge）提议密苏里州的加入必须以逐渐解放奴隶为前提，众议院表示支持，参议院则持相反态度。在肯塔基州议员亨利·克莱（Henry Clay）的灵活协调下，才确保缅因州和密苏里州分别以自由州和蓄奴州的身份加入了联邦。
克莱协商的结果是“路易斯安那购置”获得的所有土地中，除密苏里州之外，北纬36°30′以北的土地全部停止蓄奴。这个巧妙的妥协方案其实是一出拙计，但这也不是克莱的过错。杰斐逊也清楚地知道，这样做仅仅是推迟了灾难的到来。1820年，他在人生步入暮年时写道：“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就像夜半响起的火警，将我惊醒，令我心悸。我一下便意识到这是为联邦敲响的丧钟。”在他看来，密苏里妥协案“只是一个缓刑，而不是一个最终判决”。“一条与一个显著的道德和政治原则相一致的地理界线，”他断言道，“一旦被设想出来并且激起众怒，将永远不会被抹掉。”他在文末黯然叹息道：“我感到遗憾的是：我现在确定不移地相信，1776年的一代人为了获得国家的自治和幸福而做出的无用的自我牺牲，要被他们不明智的和卑鄙的子孙丢掉，我唯一的安慰便是我活着时没有为它而哭泣。”[20]
杰斐逊在文中推卸责任，将过错归咎于下一代人，可能看起来有些不够真诚，但他的预言是正确的。奴隶制确实会分裂联邦。在宪法里，奴隶的法律地位介于人和财产之间，因而被排除在政体之外，而奴隶主则拥有可观的政治权力。只有在这种政治权力开始威胁到联邦，政治家认为美国自身已经无法继续维持这种尴尬的平衡时，人们才开始认真考虑废除这种越发过时的制度。
后来当选美国总统的亚伯拉罕·林肯在1858年指出，“一幢从中间裂开的房子是站立不住的”，美国“政府不能永远维持半奴隶和半自由的状态”[21]。这对于21世纪的人来说也许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但在1858年之前，19世纪的美国在大部分的时间里恰恰维持着这种状态。在当时，奴隶起义打破了大西洋世界的稳定，奴隶贸易大国英国也开始废除其加勒比地区殖民地的奴隶制，美国南方为自己“特有制度”的辩护声却愈发刺耳，显然不顾从大西洋世界和美国北方吹来的变革之风。当然，南方并不是没有注意到这些，只是变得越来越有防御性。
这种防御性里包含了经济和文化因素。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制订了一份旨在将美国各个组成部分结合在一起的经济纲领，但对各部分之间的要求不仅相互矛盾，甚至互相冲突，因此难以成功实施。关税征收正是遇到了这样的问题，事实上在1828年南卡罗来纳州向联邦政府推行的一项关税发出质疑时，关税问题甚至成了焦点。简单说来，北方希望征收关税来保护自己的制造业发展；南方则持相反态度，因为征收关税会威胁到欧洲的奴隶生产的商品贸易，尤其是棉花贸易，而这是其经济基础中的重要部分。南卡罗来纳州威胁要让这项“可憎的关税”无效，并且以退出联邦要挟阻止关税的实施，这对联邦权威显然是一种挑战，也突显了各州和联邦之间仍未解决的关系问题。
时任副总统的约翰·卡尔霍恩（John C. Calhoun）来自南卡罗来纳州，根据肯塔基州和弗吉尼亚州决议，他在《南卡罗来纳申辩与抗议》（1828年）中陈述了南卡罗来纳州的立场以及自己对无效权的理解。他指出南卡罗来纳州“永远不会想要说我们的国家……是一个有着共同利益的伟大整体，各部分都应该热切促进这些共同利益”，但同时也指出想要避免“探讨区域利益，使用区域性话语”是不可能的[22]。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国会里的政客辩论关税细节以及联邦系统下各州权利的问题时，的确出现了相当多的“区域性话语”。
民主党总统安德鲁·杰克逊来自田纳西州，他因支持州权而出名，但事实证明，当州权威胁到联邦之时，他就改变了立场。1830年的杰斐逊纪念日晚宴上，他在祝酒时有力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我们的联邦，必须保存！”这当然不是卡尔霍恩他们想要听到的，因此他们直接当作了耳边风。1832年，修改后的关税法案通过，卡尔霍恩辞去副总统职位，南卡罗来纳州则用法令宣布1828年和1832年的关税法案无效，并且明确表明如果强迫执行关税，南卡罗来纳州将退出联邦。
但总统完全不吃这一招。杰克逊在1832年12月直接向南卡罗来纳州喊话，提出“一个州假定自己有权力宣布合众国的一项法律无效”，在他看来“与联邦的存在互不相容，与宪法条文明显矛盾，与联邦的精神相违，与建立联邦的所有原则相悖，将会对建立联邦的伟大目标造成破坏”。杰克逊断言，任何这种企图都是“叛国”。他发问：“你们准备好担起叛国罪了吗？”[23]1832年的回答是“没有”——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还没有”。当时联邦军队驻扎在查尔斯顿，其他南方各州也意识到南卡罗来纳州正在逼它们走进险境，于是决定迅速撤开，在这种情况下，答案只可能是否定的。尽管如此，这次的州废止国会法令运动已经预示了凶兆。脱离、解散联邦的幽灵一直到1865年都阴魂不散。
南北战争的爆发
由于南北内战于1861年爆发，现在通常将美国国会法令废止危机之后的时期称为“战前”时期。对1830—1860年这段时期的评价主要倾向于分析南北方之间愈发紧张的敌对态势，然而，强调那些造成南北分离的差异的同时，也就忽略了那些将南北方团结起来的力量。当时的观察家有时也会这样，托克维尔就是如此。因此，他在关税动荡期到达美国，观察到美国人生活中“两个彼此相反的趋势”也就不奇怪了。在托克维尔看来，这两个趋势“就像一个河床里有两股水流，一股往东流，一股往西流”，而南方尤甚——“在全体美国人中，南方人最需要维持联邦，因为如果让南方诸州各自独立，他们肯定吃亏最大。但对联邦的团结最有破坏作用的，也正是南方各州”。[24]
然而，首起企图割裂联邦团结的事件不是发生在南方，而是发生在新英格兰。当时正值1812年战争（即美国与英国于1812—1815年发生的战争）期间，这场战争没有什么实质性结果，只有《星条旗之歌》作为美国国歌得到永久留传。新英格兰的联邦党人因为不满国会提出的征兵要求，于1814年在康涅狄格州的哈特福德举行会议，就国会的特权问题进行辩论，最后得出结论，认为各州在极端情况下可以拒绝听从国会，在最坏的情况下甚至可以脱离联邦。如果说这是联邦的雷达上探测到的第一个解体信号，那么国会法令废止危机就是第二个信号，而1861年开始南方各州的相继脱离则可以视为第三个信号，它们共同指向一条既定的路径。但直到19世纪30年代，这种路径才真正开始显现，而即便是在那时，也无人确信那会是美国将要走上的道路。
哈特福德集会在当时是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因为那场战争被当时的人们认为是一场振奋民族情感的战争，让美国人紧密团结起来，对抗共同的敌人。但不幸的是，这种团结好景不长。因为1812年的战争让美国人愈发清楚地认识到，美国在西半球占据主导地位，又有大西洋将欧洲拦在3000英里之外，没有任何天敌。自此之后，直到2001年的“9·11”恐怖事件之前，都没有任何外国势力在美国国土内造成实质性破坏。对于19世纪的美国人而言，他们面临的唯一危险来源于他们自己。联邦虽然最终以暴力形式解体，但招致解体的并不是国会法令废止危机这种大规模的南北对抗，而是源源不断的局部分歧，因而美国人也一直没有意识到自己处在什么特别的危险之中。
1832年，安德鲁·杰克逊通过压制南卡罗来纳保住了联邦，尽管不是所有人都对此心怀感激，这也可谓是他在杰克逊时代里最重要的一个成就。杰克逊时代一直以来也被称为“平民时代”（Age of the Common Man），但杰克逊几乎没有提高社会和政治流动性，他的统治甚至在那时被认为过于专横。1833年，作为民主党反对党的新党派辉格党成立，开启了美国政治史上的“第二党系”（Second Party System）时期。该体系不仅在理论上，在实际上也很大程度地起到了统一美国的作用，让美国人以党派的名义而非各州或蓄奴的名义团结在一起。不过，这种团结时期也相对短暂（1833—1856年），其不能长久维系的原因就在于奴隶制。最开始，它通过避开奴隶制问题存活下来，但随着时间的流逝，避开这个问题变得越来越不可能。
在1830年后那些指引并且影响美国人生活的事件里，废奴运动是最为重要的一起事件。最初，废奴运动并不受欢迎。废奴主义者被视为激进分子，他们在想要与奴隶制完全撇清关系的北方人看来是一股破坏势力，在日益致力于保护自己“特别制度”的南方人眼中则是一股危险势力。但废奴主义者的原则是在废奴问题上宁可受人憎恶也不能遭人无视，因此他们一直在坚持吸引美国人关注奴隶制的罪恶。他们的坚持最终得到了回报。
1829年，北卡罗来纳一位出身自由的非裔美国人大卫·沃克（David Walker）发表了《对全世界有色公民的呼吁》（Appeal to the Colored Citizens of the World），他在文中向非裔美国人建议道：“如果你开始反抗，要确保反抗有用——不要疏忽大意，他们是不会和你开玩笑的——他们只是想要我们做他们的奴隶，觉得为了让我们甘于悲惨地成为一名奴隶，杀死我们也无所谓——因此，如果我们想有任何行动，要么杀死他们，要么被他们杀死。”1831年1月，倡导废奴主义的编辑威廉·劳埃德·加里森（William Lloyd Garrison）发行了第一期《解放者报》（The Liberator），呼吁立即解放奴隶。“我很认真，”加里森宣布道，“我不会拐弯抹角——我不会原谅——我不会退缩一寸——我会被听见。”他也许的确被听见了。同年8月，弗吉尼亚南安普顿县一位名叫纳特·特纳（Nat Turner）的奴隶领导了一场起义，虽然这场起义没有成功，但也让大部分南方人感到不安。
南方人对此主要是予以反驳，完全否认，他们以消极攻击的态度，一方面试图将奴隶制推崇为卡尔霍恩所称的“一件积极的好事”，另一方面又阻止任何人谈论奴隶制（见图26）。这种回应自然使得奴隶制成为人们确实想要谈论、记述、评价和批判的话题。1837年，在卡尔霍恩为奴隶制辩护的时候，国会正在对废奴请愿展开辩论。那时候，涌向国会的废奴请愿不计其数。而就在前一年，支持奴隶制的政客们为了减小这些请愿的影响，通过了“闭嘴法案”——将这些请愿搁置不读。南方奴隶主和卡尔霍恩显然没有预料到这样做的后果，但可想而知，这样做反而将蓄奴问题推到了舞台中央。到了19世纪30年代，南方已经落得了一个坏名声：在这里，言论自由遭到扼杀，残忍暴行得到原谅；在这里，《独立宣言》里提出的美国理想不仅遭到否定，还受到嘲讽。
19世纪30年代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为奴隶制激辩的十年。1831年《解放者报》问世，特纳领导奴隶起义，1832年加里森创建新英格兰反对奴隶制协会，1833年阿瑟（Artur）和刘易斯·塔潘（Lewis Tappan）在纽约创办美国反对奴隶制协会，这些事件都促使北方人至少开始从道德角度思考蓄奴问题，虽然大多数人还是更乐意从实际角度去思考。有不少北方人同意卡尔霍恩的观点，也认为废奴主义者对联邦造成威胁，如果不加以遏制，美国终将“完全分裂为两个民族”[25]。不过，战前时期北方对于南方的敌意和支持并非完全受废奴主义者主导。北方人知道奴隶制是南方各类问题的根源，它阻碍了南方的物质发展，限制了南方的教育机会，也使得南方失去了对移民的吸引力。因此，南方拖累了白人社会，也拖累了整个美国。
图26 《南方的自由理念》（波士顿，1835年）。这幅废奴主义作品表现了19世纪30年代中期南方对于反对奴隶制的人的处置方式。这一时期在佐治亚、路易斯安那和密西西比州都曾对反奴隶制活动分子处以绞刑或给其浑身涂上柏油粘上羽毛。1835年，在国会就“闭嘴法案”展开辩论之前，南方各州就通过了决议，号召镇压废奴主义者组织。在这幅图中，一个戴着驴耳朵、手执鞭子的法官坐在大捆的棉花和烟草上，脚踩美国宪法，判决绞死一名废奴主义者。图像下方的文字写道：“判决宣布，他支持《独立宣言》里的那句话，即人生来自由平等。把他的衣服扒光！给他浑身涂上柏油粘上羽毛！！把他吊起来，让他生不如死！！！杀一儆百，让那些北方狂热分子知道自己的危险！！！！”由美国国会图书馆印刷品与照片部友情提供（LC-USZ62-92284）。
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关于奴隶制的辩论越来越少，行动则越来越多，这种转变并不是因为“闭嘴法案”的颁布，而是随着美国人口持续增长，技术的发展和市场的开拓也在推动地理扩张。19世纪40年代是美国的大规模西部扩张时期。在这十年里，“昭昭天命”首次被用于解释美国人横跨大陆的征途；也是在这十年里，美国与墨西哥发生了武装冲突。正因为此，在这十年里，第二党系开始迎来自己的终结。1840年自由党的成立表明反奴隶制已经成为一股潜在的政治力量。1848年大选中自由之土党的出现更是进一步助长了反奴隶制政治力量的势头。
自由之土党的出现表明，沿着奴隶制在联邦内划下的歧见分界线，政客和其选民已经开始重新结盟。事实证明，区域性分歧足以导致辉格党解体。最终，新的区域性政党共和党出现并于1856年首次参加大选，其竞选纲领正是阻止奴隶制继续向西部扩张。19世纪四五十年代这种政治重组的背后原因是，人们认为南方“奴隶主集团”的政治影响对于美国的自由构成威胁。这些发展相辅相成，使得联邦面临的区域间紧张气氛越发明显，日益加剧。反对奴隶制的观点最开始只是被视作一种极端的少数派观点，现在却已经渐渐成为主流观点。
然而对于一些人来说，仅仅废除奴隶制还不是最终解决办法。不管是出于盲目的种族主义还是带着狭隘的怜悯，这些人认为美国的黑人和白人永远无法和谐共处。1816年成立的美国殖民协会呼吁将自由出身的非裔美国人送回非洲国家。正是出于这种尝试，1821年建立了利比里亚，但对此感到不满的人太多——尤其是非裔美国人自己——因此以失败告终。不过，美国殖民协会的举动表明，对于能否建立起一个没有种族歧视的共和国，甚至连那些心存善意的美国人也感到忧虑不安。而与此同时，共和国的“昭昭天命”（Manifest Destiny）也面临着潜在的不确定性。
“昭昭天命”从一开始就是个鼓动人心但同时又充满问题的概念。这个概念由《民主评论》（Democratic Review）的编辑约翰·奥沙利文（John O'Sullivan）于1845年提出，他谈到美国从英国手中获得俄勒冈和加利福尼亚时首次使用了这个概念。奥沙利文抱怨道，之前的殖民国家试图阻止“我们实现自己的昭昭天命，让我们无法扩张上帝拨给我们的土地，来保障以每年数百万的速度增加的人口的自由发展”。奥沙利文的意图表达得直截了当。美洲在沦为殖民地以前被视作任由欧洲人开发利用的“处女地”，奥沙利文重提这种主张，却对美洲土著部落的权利置之不理，而这些土著部落在白人西进的过程中被逼到了更西部的地区。昭昭天命根本就不是一个新概念：美国虽然完全忘记了自己的殖民过去，但这段时期其实并没有走远。因此，这个词语引发的联想还是在这个国家引起了共鸣。
美国人认为自己命中注定要去实现自己的使命，这种念头也并不新鲜，毕竟托马斯·潘恩以前就向革命一代提出过他们的事业是“全人类共同的事业”。战前时期的美国有大量人口涌向新地区，对于这个时期的美国人来说，问题就出在不管从道义上讲还是从实际需求上讲，这种命运的真实性质都已经与开国元勋们期望的不大一样。由于美国白人在土著民族和他们自己的民族之间做出了实质性区别，部落权利在这时并未纳入权衡机制。而白人移民的权利，尤其是他们能够在西部建起何种社群，对整个民族产生什么影响，自然在考量之中。
从完全实际的角度讲，整个问题实质上就是国会内部的权力均势问题，以及密苏里妥协案后保持参议院中自由州和蓄奴州代表人数平衡的问题。尽管奥沙利文曾经断言奴隶制和美国的扩张“毫无关系”，但越来越多的北方人认为两者之间关系密切。他们相信南方正在积极寻求扩大自己的“特别制度”以获取更多政治权力，并且在此过程中破坏非蓄奴州的完整性，抑制非蓄奴州的机会。这也不仅仅是一小部分激进废奴主义者的信口雌黄。至少从集团势力上来说，认为奴隶主集团有可能阴谋操控整个国家的想法也有一定的根据。但是像卡尔霍恩这样坦率地为奴隶制辩护的人其实是没有什么阴谋的。如果说奴隶制是美国南方白人不想提及的话题，这也是一个他们几乎无法守住的秘密。
事实上，从美国建国之初，南方就比北方掌握了更多的权力。1789—1824年，除了约翰·亚当斯担任总统期间之外，美国政坛都掌握在弗吉尼亚人手中，1824年来自北方的约翰·昆西·亚当斯执政，但很快又在1828年由南方人杰克逊接过大权。美国参议院一直以来都是通过计算自由民的人数来确定各州参议员代表人数。但在1787年，美国南方与东北方在美国制宪会议中达成3/5妥协，将奴隶的实际人口乘以3/5，以作为税收分配与美国众议院成员分配的代表性用途，南方也因而在国家事务中占据了更重要的代表性地位。由于各州之间的参议员代表人数差异甚远，直到1850年加利福尼亚以自由州身份加入联邦之前，都只有一位北方参议员能够与南方参议员一道就南方的提案进行投票表决。简言之，反对南方的北方人有大量材料可用来制造南方主导论的舆论，但是这种对立的真实原因只能是奴隶制。
奴隶制是处于美国昭昭天命核心的道德问题，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这么认为；事实上，大多数人都不这么认为。不过，随着美国扩张而形成的强权政治里，有许多政治上的废奴主义者，他们的道德指南针虽然没有指向遭受悲惨奴役的非裔美国人，但也还是希望这个国家能够建立在民主党口号中所说的“自由之土、自主劳务、自由之士”的基础上。与此同时，大多数人也仍然希望国家统一。如今，人们往往将1820年密苏里妥协案到1860—1861年南方各州脱离联邦期间发生的主要政治事件看作是一系列走向解体的多米诺事件。然而，从当时的角度来看，联邦解体虽然确实是公认的危险，但也不是区域间分歧的必然后果。1850年，正如当时这幅图中所示（见图27），美国人觉得自己的联盟相当安全，甚至会去嘲笑那些反对联盟的个体和势力。
图27 《喧嚣的锅》（纽约，詹姆斯·巴耶，1850年）。这幅1850年的政治讽刺漫画表现了废奴主义者、自由之土和地方利益是联邦面临的危险。画中的代表人物包括，从左起：自由之土党人政客大卫·威尔莫特（他于1846年提议在从墨西哥战争中获得的土地上全面禁止奴隶制，虽然众议院两次通过了“威尔莫特但书”，但每次都被参议院否决。尽管如此，这一事件还是促使那些地区对于奴隶制问题的看法两极分化），倡导废奴主义的编辑威廉·劳埃德·加里森，约翰·卡尔霍恩，以及《纽约论坛报》的激进编辑霍勒斯·格里利。火中的人是臭名昭著的革命叛徒贝内迪克特·阿诺德。除阿诺德之外的其他人都穿着小丑服或戴着滑稽帽，而三位主要人物（加里森、威尔莫特和格里利）代表着《麦克白》里的巫婆，正往大锅里添加各种社会、政治之恶：“自由之土”、“废奴运动”和“傅立叶主义”（格里利是乌托邦社会家夏尔·傅立叶的著名支持者）被加到锅里已有的“叛国”、“抗租”和“蓝法”（安息日对某些活动，尤其是商业活动的限制，通常与清教徒有关）中。威尔莫特的对话框里写道：“泡沫，泡沫，麻烦与劳作！/沸腾吧，自由之土，/将联邦破坏；/来吧悲伤与抱怨，/和平将无存。/直到我们分离。”加里森说的是：“泡沫，泡沫，麻烦与劳作！/废奴主义/我们的条件/将被改变/黑人壮如山羊/割开你主人的咽喉/废奴主义在沸腾！/我们分头破坏。”格里利说的是：“泡沫，泡沫，麻烦与劳作！/傅立叶主义/战争和分裂/直到联邦解体！”微型的卡尔霍恩宣布着“为了整锅大杂烩的成功，我们唤来了伟大爱国者圣贝内迪克特·阿诺德。”阿诺德则补充道：“干得好，善良而忠贞的仆人们！”由美国国会图书馆印刷品与照片部友情提供（LC-USZ62-11138）。
那时，北方人早已习惯了南方人在国会里的夸大言辞，可能也不愿当真。而南方人则觉得在这个自己花了很多精力创造的联盟里相当安全，他们相信这个联盟非常依赖于他们的农业产出。正如支持奴隶制的发言人、南卡罗来纳州前州长詹姆斯·亨利·哈蒙德（James Henry Hammond）指出的，联盟“不敢向棉花开战，全世界也没有哪个国家胆敢向棉花开战，棉花就是国王”[26]。哈蒙德所言非虚，北方既不会向棉花开战，也不会向生产棉花的地区开战。例如，为解决墨西哥战争（1846—1848年）中美国获得土地应该成为自由州还是蓄奴州这个问题，美国国会通过了《1850年妥协案》。但他们在1850年的这种妥协态度并不是因为棉花，而是因为他们认为妥协能像过去一样让联盟在未来得到巩固。在这方面，《1850年妥协案》这种平息了当时日益增长的紧张局势的政治解决办法，似乎不过是想要扩张“自由之土”的北方和想要扩张奴隶制的南方之间一系列妥协措施中的又一次新措施。但事实上，这是最后一次妥协了。
《1850年妥协案》同意由新地区的居民自行决定本州为蓄奴州或自由州，又称蓄奴自决权。这个决定在理念上是以民主为原则的，但实践证明并非如此。蓄奴自决权并没有阻止地方主义的涨潮，反而突显了南北方在奴隶制是否向西进一步扩张的问题上日益增长的分歧。1854年，为治理西部两个新州而制定的《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也将蓄奴自决权纳入法案，此时，堪萨斯州奴隶制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爆发暴力冲突。国会甚至还没来得及就这份法案展开辩论，北方已经开始普遍出现反对情绪，反对这种“恶劣的图谋，想要把来自旧世界的移民和我们自己国家里的自由劳动者从一片广阔的空置土地上赶走，将这片土地转变为一个居住着奴隶主和奴隶的专制的悲惨地区”的法案[27]。
当时，许多北方人都怀疑奴隶制正在渐渐获得法律支撑。没过几年，这种疑虑就得到了证实：联邦最高法院在一次里程碑式的判决中作出对奴隶制有利的裁决，有力地支持了蓄奴自决权。斯科特诉桑福德案的起诉人是密苏里的一个奴隶，他以自己大部分时间里都生活在“自由州”为由提起诉讼，要求获得自由。在1857年，当时的大法官罗杰·托尼（Roger B. Taney）驳回了斯科特的诉讼要求，主要有两方面原因：第一，斯科特是奴隶身份，不是公民；第二，根据宪法修正案第五条，未经正当的法律程序，国会无权剥夺任何公民的财产。任何试图否认奴隶主有随意处置自己财产的权利的立法都是违宪的，例如密苏里妥协案。托尼将开国元勋的含糊其辞解释为针对黑人的言论，指出在建国之时，非裔美国人一直“被视为低人一等的存在，不管是在社会关系还是政治关系上都完全不适合与白人种族有任何联系，他们实在太过低贱，以至于他们的权利根本不配赢得白人的尊重”。[28]
如果奴隶不是人，而是财产，那么至少从理论上说，所有州都应当实行奴隶制。1850年妥协案和《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中对蓄奴自决权的主要阐述者斯蒂芬·道格拉斯（Stephen A. Douglas）并不认为这个理论有必要广泛应用，他提出这个理论只是为了解决地区性分歧。然而在他与其政治对手亚伯拉罕·林肯于1858年就此展开辩论之前，地方主义已经成了美国政治机器的驱动引擎。在所有立法当中，《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可能是最具影响力的，它破坏了民主党的团结，有力地推动了初生党派共和党的发展，而共和党在1860年大选中的胜利更是推动了南方各州脱离联邦。第二年，用林肯的话说，“战争来了”。内战临近结束的时候，林肯曾经总结指出南北双方对这次战争都有责任。“双方都不赞成战争，”他说，“但是一方宁可发起战争也不愿让国家存活，另一方则是宁可接受战争也不愿让国家灭亡。”[29]
南方与北方从1861年开始发生的冲突最终表明：在美国建国这出剧目中，不管是独立战争还是宪法修正，都还不是最终一幕。美国的故事不是一出简单的两幕戏剧，它有着成千上万的演员，而这些演员中又有太多奴隶。到了19世纪中期，奴隶制对于南方来说已经远远不只是一种劳动制度，它定义了南方白人的生活方式。用哈蒙德的话说，奴隶制是“南方政治、社会体制实现和谐”的基础。然而，即便奴隶制有法律保障，南方奴隶主也开始认为这种和谐正在遭到威胁，这个国家的废奴主义情绪在批判奴隶制，而其政治发展更是在威胁、遏制——尽管事实上并没有——奴隶制的扩张。1852年哈丽雅特·比彻·斯托（Harriet Beecher Stowe）出版著名废奴主义论辩《汤姆叔叔的小屋》（Uncle Tom's Cabin），促进了废奴主义文化的发展，也让奴隶主们发觉这种文化越来越不利于保留传统奴隶制。1859年，激进派废奴主义者约翰·布朗（John Brown）领导突袭了弗吉尼亚州哈珀斯费里的联邦军火库，但由于计划不周而以失败告终，他自己也因此被绞死。而在这之前，许多南方人就已经得出结论，认为不管现实证据看起来对他们多么有利，他们的“特别制度”已经处于真正的危险之中。
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没有想错：奴隶制对于北方来说也不仅仅是一种劳动制度。对于废奴主义者而言，奴隶制是一种侮辱。对于其他人而言，奴隶制是一种过时的封建制度，在这个新共和国里非但没有容身之地，还阻碍了共和国的成长和发展。对于另外一些人而言，奴隶制是该地区自由白人社会经济发展的障碍。正如爱默生所说，奴隶制“没有学识，没有改良；它不爱火车的汽笛；它不爱报纸、邮包、学院、书籍或者牧师”，它缺乏一切美国自从独立革命以来认为对个人发展、经济拓展和国家稳定至关重要的元素。爱默生总结指出，在奴隶社会里，“一切都在走向腐朽”[30]。
1860年亚伯拉罕·林肯和共和党赢得大选之前，南方和北方已经不仅是矛盾重重，还对革命传承形成了几乎互不相容的理解。《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都清楚地表述了这种传承。单说北方与前者保持一致而南方与后者保持一致，可能有些过分简单化，但宪法的保障的确让奴隶制和州权在南方人心中有了更重要的意义，而《独立宣言》里追求平等的理念对北方人来说则更为重要。
林肯认为《独立宣言》是一份积极的文件，能够为包容性美国民族主义的形成指引方向。“我们现在是一个强大的国家，”他在1858年这样宣布，但他也意识到民族关系在这个移民国家里并没有表现得多么显著。林肯清楚地知道，许多美国人都没法“靠血统”与美国的过去产生联系，但他主张认为这些人可以通过《独立宣言》来建立美国的民族主义，他们“有权声称拥有这种民族主义”，就像“写下《独立宣言》的”那些人“身上的血肉一样”。在林肯看来，《独立宣言》的道德情操正是将美国维系在一起的“电线”。[31]然而，南方白人也声称《独立宣言》中指出了“不管什么时候，当任何形式的政府开始破坏”被统治者的权利，“人民就有权改变或废除这个政府”。
《独立宣言》为北方人提供了实现联邦的基础，也为南方人脱离联邦确立了依据。在林肯执政期间，联邦遭遇了解体，因而，林肯也面临着一个主要的任务：必须要否定各州拥有脱离联邦的权利，要证明18世纪的独立革命建立起的是一个单一国家，同时也要证明《独立宣言》事实上并不是为未来可能发生的国家分裂而制定的指南。然而，随着战争的推进，林肯意识到要想这么做，就必须完成开国元勋们未竟的事业：他必须解决各州脱离联邦和南北内战的根源问题——废除奴隶制。如果联邦在军事上能够取胜，那么他们想要长久维持联邦的存在，接下来唯一要做的就是废除奴隶制。林肯知道，只有废除了奴隶制，美国人才有希望实现他们的昭昭天命，成为“地球上最后一丝最美好的希望”。
注释：
[1]Gouverneur Morris to the Federal Convention, July 5, 1787, in Max Farrand, The Records of the Federal Convention of 1787, Vol. I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11) 531.
[2]Alexander Hamilton, Federalist No. 6, “Concerning Dangers from Dissensions between the States, ”and Federalist No. 9, “The Union as a Safeguard against Domestic Faction and Insurrection, ”both published in the Independent Journal.The Federalist Papers can be accessed through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available at: http://thomas.loc.gov/home/histdox/fedpapers.html (January 18, 2010).
[3]James Madison, Federalist No. 10, “The Same Subject Continued: The Union as a Safeguard Against Domestic Faction and Insurrection, ”first published in the New York Packet, Friday, November 23, 1787.
[4]The sixteen“Anti-Federalist”papers were not titled; they appeared in the New York Journal between October 1787 and April 1788, over a variety of pseudonyms, including“Brutus, ”chosen for the allusion to Caesar's assassin.The author was most likely Richard Yates, a New York judge and delegate to the Federal Convention. This quotation is from the second essay, which appeared at the start of November 1787.
[5]James Wilson in The Debates in the Convention of the State of Pennsylvania, on the Adoption of the Federal Constitution, [Elliot's Debates, Volume 2] 526-527, available ammemV2sd (January 20, 2010).
[6]James Madison, Federalist N. 48, “These Departments Should Not Be So Far Separated as to Have No Constitutional Control over Each Other, ”first published in the New York Packet, Friday, February 1, 1788.
[7]Alexis de Tocqueville, Democracy in America, ed. Phillips Bradley, 2 Vols.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45), Vol. 2, Book II, V: 114-115, 118.
[8]The Rules and By-laws of the Charlestown Library Society (1762), available at: (January 20, 2010).
[9]Sydney Smith quoted in Alan Bell, Sydney Smith: A Biography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120; Ralph Waldo Emerson, “The American Scholar”(1837), available(January, 20, 2010); Margaret Fuller, “Things and Thoughts in Europe, ”New York(Daily) Tribune, January 1, 1848.
[10]Jefferson to Madison, Papers of Thomas Jefferson, The Papers of Thomas Jefferson, ed. Julian P. Boyd (Princeton, 1950-) 12: 442; to Washington, The Writings of Thomas Jefferson, Memorial Edition, 20 Vols. (Washington, 1903-1904) 6: 277.
[11]George Washington to Patrick Henry, October 9, 1795.
[12]Jefferson and Hamilton quoted in Noble E. Cunningham, Jefferson vs. Hamilton:Confrontations That Shaped a Nation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00) 102-103.
[13]Washington's Farewell Address (1796) is provided online via the U.S. Congress, available (January 21, 2010).
[14]Philip L. Barbour (ed.), The Complete Works of Captain John Smith, 1580-1631, 3 Vols. (Chapel Hill: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6) III, 274-275;Gouverneur Morris, speaking to the Federal Convention, July 5, 1787, in Max Farrand, The Records of the Federal Convention of 1787, 4 Vols.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11) Vol. I, 529-531.
[15]Tocqueville, Democracy in America, Vol. I, 401-402.
[16]William Wells Brown, Narrative of William W. Brown, A Fugitive Slave (Boston:Anti-Slavery Society, 1847), 41-43.
[17]For example, Orlando Patterson, Slavery and Social Death: A Comparative Study(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18]Thomas P. Kettell, On Southern Wealth and Northern Profits(1860).
[19]Ralph Waldo Emerson, Address Delivered in Concord on the Anniversary of the Emancipation of the Negroes in the British West Indies, August 1, 1844, in Edward Waldo Emerson (ed.), The Complete Works of Ralph Waldo Emerson(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11) II, 125-126
[20]Thomas Jefferson to John Holmes, April 22, 1820.
[21]Abraham Lincoln, “Speech at Springfield, Illinois, ”June 16, 1858, in Basler (ed.), Collected Works ofAbraham Lincoln, II, 461.
[22]John C. Calhoun, Exposition and Protest, in W. Edwin Hemphill, Robert L. Meriwether, and Clyde Wilson (eds.), The Papers of John C. Calhoun 27 Vols. (Columbia: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1959-2001) Vol. 10, 1825-1829, 447.
[23]President Jackson's Proclamation to the People of South Carolina of December 10, 1832 can be accessed online (January 26, 2010).
[24]24 Tocqueville, Democracy in America, Vol. I, 418, 420-421.
[25]Papers of John C Calhoun, Vol. XIII (1980) 394-395.
[26]James Henry Hammond, Selections from the Letters and Speeches of the Hon. James H. Hammond, of South Carolina (New York: John F. Trow ＆ Co., 1866) 311-322.
[27]“Appeal of the Independent Democrats in Congress to the People of the United States, ”Congressional Globe, 33rd Cong., 1st Session, 281-282.
[28]Dred Scott v. Sandford (60 U.S. 393 (1856)) can be accessed online court/landmark/dredscott.html (January 25, 2010).
[29]Abraham Lincoln, “Second Inaugural Address, ”in Basler, Collected Works, VIII, 332.
[30]Emerson, Address Delivered in Concord on the Anniversary of the Emancipation of the Negroes in the British West Indies.
[31]31 Abraham Lincoln, “Speech at Chicago, Illinois, ”July 10, 1858, in Basler, Collected Works, II, 484-500.
第六章 帝国的西征从联盟到国家
帝国的西征已经开始，前四幕已经上演，第五幕迎来时代的剧终，并将以最高贵的功绩谢幕。
乔治·伯克利《论在美国传播艺术与学问的前景》，1752年
1861年3月，刚刚组建的邦联政府的新任副总统亚历山大·斯蒂芬斯（Alexander Stephen）在佐治亚州的萨凡纳举行演说。当晚的观众无疑对此十分兴奋。“我的讲话总是被这里的喧哗声和混乱所打断。”斯蒂芬斯有些恼怒，扬言说如果必要的话，他整个晚上都会待在那里，但这并不是因为“我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可说”。对于美国内战期间最著名的一场演讲来说，这是一个糟糕的开场。同样，让一些州退出联邦来加入这个独立的联盟国，也绝不是一件顺水推舟的容易事。
如果说亚伯拉罕·林肯将《独立宣言》视为一张为美国未来而开的期票，像斯蒂芬斯这样的南方人则更愿意将宪法视为他们反对建国声音的基石。当然，这份文件的确允许他们这样做。宪法和《权利法案》在很大程度上概述了作为美国人的意义，但对于种族等问题却保持了妥协与沉默。不过，更麻烦的是《权利法案》的最终修正案，也就是第十修正案，其中规定，“宪法未授予美利坚合众国、也未禁止各州行使的权力，由各州各自保留，或由人民保留”。
本质上，最后一项修订案是反联邦主义者的谢幕演出，是他们留给这个新国家的遗产。它保护了各个州的权利，解决了那些害怕联邦权力的人一直以来的担忧。不过，它也为1860—1861年南方各州脱离联邦提供了途径，让1787年费城制宪会议的成果面临分崩离析的可能。1861年3月，斯蒂芬斯发现自己已经走在了这条路上。宪法和《独立宣言》架设的路标是相互矛盾的。这些路标都指向自由，但这自由究竟是谁的自由、是谁赋予的、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则要视每个旅行者各自的情况而定。对于斯蒂芬斯而言，邦联的自由建立在蓄奴自由的基础之上，这种自由免受联邦政府的干预（即使是想象的干预）。从南方的视角来看，这个在革命中建立、为革命所塑造的国家曾为脱离殖民控制、争取自由而战，因而现在脱离联邦政府也是一项基本的革命权利。对于美利坚合众国来说，这是一个问题，对于美利坚联盟国而言，这却是一个机遇。
显然，美国革命并没有让美国转变成一个统一的国家，但它的确建立了新的规则，让美利坚合众国这个新崛起的国家及其民族主义能够认清自己的位置。《独立宣言》、《权利法案》和宪法为这个新国家提供了一种特权与保护的复杂结合。不过，在接下来的数十年中，遵守它的人和破坏它的人实在难分寡众。尽管如此，它还是提供了一个目标，即使并不总能实现。不过，有一件事情是宪法和《权利法案》都没有解决的。到1791年时，美国虽然还没有完整地定义，但已经确定了给予“人民”哪些自由和保护。不过，它还是没有明确指出这里所说的“人民”到底指哪些人。直到内战之后，美国才会开始明确“人民”的所指。事实上，如果不是邦联向联邦提出挑战，构建起邦联制下的公民权，美国也许从未打算去明确这个定义。
斯蒂芬斯在萨凡纳演讲的主题正是关于公民权与宪法的。他所提到的并不是1787年在费城起草的那份宪法，而是美利坚联盟国自己的宪法，就在斯蒂芬斯这次演讲的十天前才被一些脱离联邦的州正式通过。如果说模仿是最诚挚的恭维，那么南方人显然认为美国宪法无可挑剔。他们基本上照搬了美国宪法。当然，他们这么做可能也是出于类似“时间至关重要”的考虑。对于一个完全从头开始的国家来说，又要脱离联邦，又要另建政权，如果还要在短短数月的时间里重新起草一份全新的宪法，是不可能的事情。
不过，邦联的宪法并没有全文照搬原来的宪法。事实上，两者之间有着关键性的区别，而这些区别或者说“改良”，正是斯蒂芬斯希望能够向听众们传达的信息。在抓住听众们的注意力之后，斯蒂芬斯向他们保证新宪法“充分保护了我们一切自古就有的权利、公民权和自由”。新宪法吸纳了“《大宪章》的伟大原则”，保留了宗教自由，同时也保护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不过，这里面也有一些改动。虽然斯蒂芬斯承认自己对一些改动也并不认同，但总体来说，他还是可以足够自信地宣称新的邦联宪法“无疑要优于旧宪法”。他向听众们担保，最重要的是“那些关于我们独特制度的疑虑，现在都已经永远地平息了”。他承认，正如杰斐逊曾预料的那样，这“是近期的分裂和当前的革命造成的直接后果。”斯蒂芬斯指出，美国的建国理念“依赖于种族平等的假设”，“这是一个错误”。相反，他宣称：
我们的新政府秉持一个恰恰相反的观念；它的基础也好、基石也罢，都建立在以下这个伟大的真理之上：黑人和白人并不平等；奴隶从属于更高等的种族，这是他们自然的、正常的地位。在整个世界的历史中，我们的新政府是第一个建立在这个伟大的物质、哲学和道德真理之上的政府。
邦联宪法当然会不惜篇幅，以保证蓄奴主的“财产权”不受损害。讽刺的是，虽然美国的建国理想声称人人生而平等，然而，斯蒂芬斯声称独属于邦联新政府的种族不平等观点却在1857年的德雷德·斯科特（Dred Scott）案判决中被写入了法典（图28）。有了这项规定，奴隶制——据称是邦联未来的基石——至少有了成为一个全国性制度的可能。事实也证明，这项制度在邦联内部更能得到保障。
邦联副总统也许可以厚颜无耻地将奴隶制称作邦联的基石，但是脱离联邦的各州却并不会把自己的劳动力体系视为构建一个新的、统一的全国性劳动力结构的基础。斯蒂芬斯在演讲中预期南方会发展形成一种“独立国家”的意识，但事实上，各州发布的脱离联邦的声明中详述了各自脱离的理由，清楚地表明它们都像南卡罗来纳州那样，认为自己“在这些国家中是……独立、平等的”。事实上，脱离联邦的并不是邦联这样的实体，更不是什么可以被称为“南方”的概念。那些州都是独立退出联邦的，也希望在大多数关键问题上能够保持独立。南卡罗来纳州在1861年首先宣布退出，密西西比州、佛罗里达州、亚拉巴马州、佐治亚州和路易斯安那州于1861年1月相继退出，接下来，得克萨斯州在2月退出，阿肯色州和北卡罗来纳州在5月退出。在整个战争期间，4月宣布退出的弗吉尼亚州和最终在6月宣布退出的田纳西州内部一直存在着很大的分歧，前者甚至在自己的领地内又发生了一次脱离，分裂成为两个州：属于邦联的弗吉尼亚州和属于联邦的西弗吉尼亚州。
奴隶制是邦联各州的共同之处，但南方人却更愿意将州权看作是他们的共同追求。而反对奴隶制同样也没有让北方人更加团结。1861年，北方各州关注的焦点是如何延续联邦，而不是废除奴隶制。但在1858年，后来出任国务卿的纽约参议员威廉·H·苏厄德（William H. Seward）就曾指出，奴隶制与自由的交锋是一场“反对势力和支持势力之间不可抑制的冲突”，也是一场必将分出胜负的冲突。苏厄德认为所有试图妥协的尝试都是徒劳的，但他认为这场政治冲突无法控制，并不意味着他认为武力冲突不可避免。他把自己的国家看作是一个“剧场，其中陈列着两种截然不同，正在全面实施的政治体系”[1]，一个支持奴役，一个支持自由。当这个剧场变成战场，大部分北方人都只关注症状，解决分裂的问题，而不是去根治病因，解决奴隶制问题。他们与安德鲁·杰克逊一样，都认为必须保存联邦，却不一定都同意废奴主义者的观点，认为奴隶制必须一并被废除。
图28 《你们邦联的武器》。邦联支持者很难一眼就看出这幅漫画的真实含义。它对邦联的批评是隐晦的，而不是公开表述的。它展示了一枚护盾，护盾两侧分别站着一位种植园主和一位戴着手铐的奴隶。护盾中包含着很多与（那个时候的）南方相关的“标准”形象：一杯薄荷朱利酒、一瓶威士忌、一把手枪和一只匕首、一条鞭子和一副手铐、棉花、烟草、含糖作物，以及一些耕作土地的奴隶。图中的棕榈树特指南卡罗来纳州。左侧三位种植园主在玩纸牌，在他们后面，两个男人在进行决斗。右侧一场奴隶拍卖正在奴隶居住的小屋前进行。在护盾上面，邦联的旗帜和一幅画有头颅和十字骨头的旗帜相互交织，两面旗帜之间有一条横幅，上面写着一句格言“奴役是永久的”（servitudo esto perpetua）；所有这些陈腐的形象都代表了北方人眼中那个酗酒、赌博、邪恶的南方。不过，在德雷德·斯科特案件判决的背景下，南方不再可能安稳地假定和维持这种永久奴役的观点。在这幅漫画创作的时期，也就是内战激战正酣的背景下，戴着手铐的奴隶脸上的表情明显比阴沉的种植园主更加乐观一些，这当然不是作者有意为之，但鉴于当时的情况，也算是比较妥帖的描绘。由美国国会图书馆印刷品与照片部友情提供（LC-USZ62-305）。
这一点也许并不会让人感到意外。在南北战争之前，美国人就尊崇联邦，也知道联邦并不坚牢，因而从制宪会议以来就一直努力通过各种政治妥协来维持统一。各州脱离联邦，表明那些妥协和争取都是失败的，在很多人看来，这也是共和政府本身的失败。1844年，塞缪尔·莫尔斯（Samuel F. B. Morse）从华盛顿向巴尔的摩发送了第一条电报消息，上面写道：“上帝创造了何等奇迹？”（What hath God wrought?）莫尔斯提出的其实是一句反问。正如电报的发明者预料的那样，电报带来的传播革命创造了一个“天涯若比邻”的世界，比邮局分发全国的报纸更能缩短人们的距离。上帝创造了一个新的共和国，这个国家由宪法所联结，到了19世纪40年代中叶，又因为电报这种新技术而被联结得更加紧密。到了1861年，当电报终于覆盖整个美洲大陆时，第一条贺电电报的内容表现了这个上帝创造的国家当时处境有多么堪忧；它写道：“愿联邦永存！”这句话更多是一种期望，而不是一种预测。各州的脱离已成事实。[2]很快，这些电缆传递的就主要是战争新闻了。
对于很多北方人来讲，脱离联邦根本不是一项宪法赋予的权力，而是林肯所说的“无政府主义的本质”[3]。正如当时的一幅漫画（图29）所描述的，邦联与撒旦勾结，想要将民主政府清除出地球。美国人知道，这样的政府是一场“实验”。进一步讲，正如《纽约论坛报》（New York Tribune）所言，这场实验关乎“这片西方大陆未来的命运和福祉，以及全人类的希望和前景”。这种观点既呼应了托马斯·潘恩，也预兆了林肯对美国的赞美——他将美国看作“这个世界最后也是最好的希望”。随后，林肯又将这一观点有力地渗入到1863年著名的葛底斯堡演讲中。虽然这些观点在1861年时无疑提升了北方的士气，但通过战争建立“平权的民主原则、普选制和多数人统治的政府”究竟意味着什么，则只有在战争过程中才会体现出来[4]。
图29 《南方邦联的真相！！！来自一位有权势的贵族和他忠诚的同盟们的陈述》（费城，1861）。与上一幅漫画不同，这幅漫画毫无疑问在批判，实际上是在谴责画中的邦联在与撒旦为盟。左边的人物是“大法官暴民法先生”，他背着一罐沥青（代表了南方的联邦支持者所遭受的酷刑，即先在他们身上倒上沥青，再贴上羽毛）；邦联国务卿罗伯特·图姆斯手持一份“许可令”（即一份政府批准没收外国财产的证明，在这幅图上，它特指邦联在1861年逮捕福特·普拉斯基的许可令）；邦联总统杰弗逊·戴维斯和副总统亚历山大·斯蒂芬斯手持一份名为“我们政府的根本原则”的文件，其中包括了叛国、叛乱、谋杀、抢劫、防火和偷窃。众人身后、骑在马背上的人物是G.T.博雷加德将军。他在1861年4月让查尔斯顿海港萨姆特堡向邦联投降。撒旦和他的属下坐在南卡罗来纳州的棕榈旗下，宣称邦联“是我们的王国名副其实的、恰当的代表”。由美国国会图书馆印刷品与照片部友情提供（LC-USZ62-89624）。
虽然内战双方都对持久战做好了准备，舆论却认为这将是一场激烈而短暂的冲突。北方人认为，一场大战足以让南方人认识到退出联邦是一个错误，并使邦联解体、重回联邦。南方人则认为，一场大战将让北方人明白，邦联是动真格的，可以通过武力保护自己，并且像《纽约论坛报》主编霍勒斯·格里利（Horace Greeley）等人之前暗示的一样，邦联应该被允许“和平离开”。然而，事实证明，第一场大战为双方都敲响了警钟。1861年7月21日，第一次牛奔河之役（亦称第一次马纳萨斯之役）打响了。像大多数内战战役一样，这场战争拥有两个不同的名字。即使到了今天，使用哪一个名字通常还是会透露出演讲者或是写作者的观点。联邦倾向于使用距离战场最近的水源命名战役（因而是牛奔河），而邦联更愿意使用最近的城镇或交通枢纽来命名战争（因而是马纳萨斯要塞）。即便在这样的问题上，联邦和邦联也不能达成一致。
就在双方第一次大战即将打响之前，一些南方报纸还对邦联在这场被其称为南方“独立战争”中的处境表达了谨慎的乐观。如果“我们取得了胜利，敌人将会被赶到波托马克河对岸，华盛顿将成为我们的领地，”《新奥尔良每日杂闻》指出，“如果我们战败了，我们也有安全线可供退守。”这份报纸的记者镇定地报道称，“我遇到的每个人都满怀信心地期待最终的结果”，实际上，“很难想见我们会遭受失败”[5]。当双方军队在弗吉尼亚相遇时，北方报纸则更加直接地表示，自己一定不会是失败的一方。在那个炎热的七月，观光客们带着食物和阳伞涌出华盛顿，希望可以找到一个有利的位置观战。他们相信联邦军队和邦联军队的第一场战争，也将是最后一场战争。
他们的自信是不合时宜的。第一次牛奔河之役中，邦联虽然没有取得期望中的胜利，却让联邦实实在在遭受了挫败。随着邦联援军那天下午的抵达，联邦的阵线已经告急。联邦军队和旁观者最初还只是执行战术性后撤，但很快就开始迅速且无序地向华盛顿逃跑。就像邦联的报纸所预料的，这座城市现在已经归邦联所有了，然而他们并没有很好地加以利用。伦敦《泰晤士报》的英国记者威廉·霍华德·罗素（William Howard Russell）从华盛顿报道了这场战争。他对于联邦打了败仗、邦联又没有抓住主动权感到不可思议。“这则新闻看起来难以置信，”罗素报道说，“但是就在我眼前，疲惫、沮丧、战败的残军正在经过……”“我不知道为什么博雷加德（Beauregard）没有来，”罗素写道，“从中午开始，我每时每刻都在等待听到他的炮声，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如果邦联不抓住的话，这种机会不会再来第二次，他们的平庸无能将会被历史铭记。”[6]
1861年7月，在第一次马纳萨斯之役过后，通往华盛顿的大门已经向邦联军队敞开了，但是邦联军队却并没有乘胜追击。在南方指挥官约瑟夫·E·约翰斯顿看来，一部分问题在于邦联军队的自满和混乱。“打了胜仗的邦联军队比战败的联邦军队还要涣散，”他回忆道，“他们相信取得了这场胜利，战争的目标就已经达成，他们已经做到了国家要求他们做到的一切。”于是，很多人“随随便便地就离开了部队去照料受伤的朋友，经常是陪同伤员前往各个偏僻城镇上的医院”，或者干脆带着“战场上获得的战利品”，得意扬扬地回家了[7]。他们的离开至少可以说是为时过早。还有长达四年的战争等着他们。
即使说第一次牛奔河之役是一场虎头蛇尾的战争，它也还是无疑打破了北方的幻想：仅凭一场战争，并不能够把脱离联邦的各州重新夺回来。而对于邦联来讲，这场战争也打碎了它们和平独立的希望。双方都已经明白地看到，这将会是一场持久战，决定最终结果的因素不仅是人，还包括军备物资，士气也是至关重要的因素。这场战争的作战双方都主要由志愿军组成，因而士气绝不是无关紧要之事。虽然联邦和邦联都被迫通过征兵来补充他们所剩无几的部队，但双方很大程度上都还是要依靠自愿入伍来保证战场上的军队数量。一旦最初对于战争的热情消耗殆尽，这种志愿兵役制度就需要一些激励。也许相比南方，北方更需要这种激励。
对于邦联来讲，这场战争从政治以及实际意义上来讲，都是一场自卫行动，也就很快为之正了名。因而，当联邦士兵入侵“南方”领土，对其安全和奴隶制造成威胁时，反对联邦的声音反倒有增无减（地图5）。对于联邦来讲，这个问题绝没有这么简单。在那些涌入革命军行列的国民中，也看不到谁会挥舞着《常识》小册子，或是传诵着《独立宣言》。实际上，这些人根本不会在意那么多。从前那些为保卫联邦而战的修辞也没有让北方志愿军们相信，联邦值得他们为之奋斗，甚至为之付出生命。很多年轻人都倾向于响应战争的号召，因而最初的志愿军热情高涨。不过，几场战役下来，多数时候的胜者都是邦联，因而对这些联邦军士兵来说，骑士交战的浪漫想象很快就不复存在了。“交战当天能感受到战斗的兴奋之情，”1862年，在美国内战中最血腥的一场战役——安提塔姆会战之后，一位联邦士兵写道，“但过后两三天，战争的恐惧就很快袭来。”这种恐惧令人不寒而栗。“无法形容，”另一个士兵讲道，“无法想象，也没有文字可以描绘出我所看到的恐怖景象。”[8]
面对战争的现实，联邦不能想当然地认为他们可以一直为战斗提供支持。1850年，威廉·苏厄德在参议院的首次演说中批评了奴隶制，他认为有一种“高于宪法的法则”[9]。到了美国内战中期，联邦领导者们，尤其是林肯本人，都意识到必须要将北方人的思想引导到一个比保卫宪法更加高尚的事业中去。确切地讲，实际上，直到美国国土上出现了第二个国家之后，现代美国才真正开始形成。
纽约律师乔治·坦普尔顿·斯特朗（George Templeton Strong）在内战头一年指出，“被人称为美利坚合众国的政治实体最终诞生了”。在南方各州脱离联邦之前，斯特朗认为美国“从来不是一个国家”，而仅仅是“不同团体的集合，一旦遇到了严重的冲击，马上就会解体，没有一个充满活力的民族生命来作为把我们团结在一起的核心”[10]。从长期来看，内战为南北双方都提供了这个核心。从短期来看，为延续联邦而进行的战斗促使北方人将《独立宣言》的理念和宪法的承诺相结合，去建造“一个更加完美的联邦”。他们明白自己不能重建一个内战之前的联邦；他们必须努力按照它理应成为的样子来重塑联邦——一个没有奴隶制的联邦。
实际上，在独立战争中，一些南方白人最终也得到了这样的结论。他们意识到如果不废除奴隶制，不将南方的非洲裔美国人武装起来的话，他们的独立事业将会就此断送。不过，其他一些人却认为，这种观念只会导致失败。正如脱离派发言人、邦联军队少将豪厄尔·科布（Howell Cobb）所称，邦联“不能让奴隶成为士兵，也不可以让士兵成为奴隶”。利用奴隶劳工为战争效力是一回事，但把他们武装起来却是另一回事。科布也警告邦联战争部长詹姆斯·塞登（James Seddon）说：“奴隶变成士兵的那天，革命就离结束不远了。”“如果奴隶可以成为优秀士兵的话，”他也承认，“那么我们关于奴隶制的整个理论就是错的。”不过到了这个阶段，邦联已经摇摇欲坠。在它存在的四年中，国外援助一直对邦联避犹不及。只要能获得这些援助，甚至科布也做好了废除奴隶制的准备。他建议赛登，在“采纳武装奴隶这样的自杀性政策之前”，要抓住这根稻草。[11]
科布对奴隶的军事能力一直冷嘲热讽，但并不仅仅是他或者邦联持这样的态度。在战争初期，联邦同样也拒绝过武装非洲裔美国人的想法，不过他们没法为这个政策正名，因而这个政策也就无法维持太久。事实上，自1862年开始，一些联邦的黑人军团就已经存在于官方体系之外。同年，林肯宣布打算解放那些脱离联邦的州里的奴隶，这也为联邦军队在内战中正式接纳美国黑人铺好了道路。随着1863年1月1日《解放奴隶宣言》的颁布，美国迎来了种族关系问题的拐点。林肯宣称“给奴隶以自由”，是为了“保证自由人的自由”。林肯这些话背后的家长主义暗示经常会让现代人感到畏惧。但是想要将这场在许多北方人看来就是为了拯救联邦而打的战争逐渐转变成一场解放奴隶的战争，又谈何容易。
地图5 内战地图
林肯相当清楚，不是每个人都同意他发表《解放奴隶宣言》的决定。一些人的确可以理解事态紧急，但他们是从军事需要而不是道德的考虑去理解林肯解放奴隶的决定。波士顿商人约翰·默里·福布斯（John Murray Forbes）则完全明白，采纳苏厄德提出的“更高的法律”是要承受风险的。这不仅可能会疏远那些合法蓄奴的边境诸州，还会疏远联邦中的保守派，尤其是林肯的民主党反对者们所提出的“宪法顾虑”。“我买来吃的面包，是用那些辛苦工作的农民种植的面粉制造的，”福布斯辩称，“当然可以说我这么做是在帮助这些农民……但我的动机是自我保护，而不是慈善。就让总统先生基于同样的原则来解放奴隶吧。”福布斯建议道：“并且这样来解释，我们的人民也可以轻易理解。”[12]
林肯的确也是这样解释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美国人民因此就可以完全理解。很多人认为，林肯做得还不够彻底，因为在那些忠于蓄奴的边境诸州——肯塔基州、特拉华州、马里兰州、密苏里州和1863年形成的西弗吉尼亚州，奴隶制仍旧没有被撼动。另一些人则认为林肯做得太过分了，因为他挑战了仍旧被宪法所保护的蓄奴权。邦联也许一直都在努力脱离联邦，但这场战争的全部意义在于联邦否认邦联这样做的权力，实际上，也否认它已经从联邦脱离。如果正如林肯自己所相信的那样，这场战争只是发生在南方的叛乱，而不是整个南方的叛乱，那么宪法就仍旧适用；如果它仍旧适用，那么奴隶制就是安全的。
当然，奴隶制并不安全，林肯也意识到了在奴隶制问题上，严格的宪法界线并不能维持太久。林肯能够领悟到这一点，一方面是出于他本人的道德观，另一方面则是源于奴隶们的直接行动。当联邦军队向那些脱离联邦的州挺进时，奴隶们纷纷涌入他们的队伍中寻求保护和自由。那个时代对于种族的态度意味着这些奴隶并不是总能得偿所愿，但他们仍然都在期待联邦军队最终解放邦联的奴隶劳动力。越来越多的非裔美国人开始脱离南方奴隶体系，联邦不得不对此做出反应，而邦联对此则无能为力。
很多南方白人失望地看到，令人欣慰的忠诚奴隶的神话在他们的眼前消失了，一起消失的还有他们的财物——他们的人力“财产”奴隶在离开时还拿走了很多银器。到战争结束时，一些南方人，比如佐治亚州的伊娃·琼斯，仍旧竭力想彻底弄明白自己到底失去了什么。当一个从前的奴隶偷走她的钱时，她感到十分震惊。让她不能接受的是，这些“肮脏的钱财”被用于购置被释女奴婚礼上的所用的“奢侈品和漂亮的服饰”，要知道奴隶制下的法律是禁止奴隶举行结婚仪式的。和很多其他南方白人一样，伊娃显然并不理解奴隶制的废除不仅意味着失去一部分财产，它还意味着一种生活方式的终结。[13]
进发里士满、穿越落基山脉
虽然1861—1865年，联邦的命运尚在风雨飘摇之中，但在那些年里，内战之火主要燃烧在弗吉尼亚州和密西西比州，美国很大一部分土地事实上并没有受到战争的侵袭。林肯劝告他的国民，要实现美国的昭昭天命，不仅需要保持这个国家的领土完整，同时还需要基于种族平等的道德完备。而此时，这个国家的很多公民也正在战场之外实现着他们自己的昭彰天命。当联邦鼓励士兵们“进发里士满”，也就是邦联的首都，并用武力统一美国时，在这个国家的其他地方，人们也在付出同样的努力，用铁路将美国连接在一起。这个时代的美国，说得直白一些，是用血液和钢铁建造起来的。
实际上，正是内战的爆发促进了这场历史学家称之为美国19世纪的“市场革命”（market revolution）的发展；在这一时期，美国从一个本质上地方性的、农村的、主要由农业支撑的社会转型为一个集中的、城市的、主要由工业支撑的社会。这一市场革命同样导致了国家发展焦点的转移，美国不再仅仅关注东部海港及海外地区，而是聚焦于美国西部边疆所提供的机遇，当然，还有加利福尼亚州的金矿区。传播这一领域一直以来都为美国人所看重，它的发展也体现并且助长了这种转型：首先，通过邮局及其递送的报纸，传播形成了一种“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y），之后，正如电报的发明者所期望的那样，电报成为主要的传播途径，再之后，则是通过运送邮件和乘客的交通枢纽来实现。
这一时期出现了很多工业杂志。这既体现了新兴工业与日俱增的重要性，也表明正在有一场传播革命将商业发展的信息传达给受众。这些杂志包括1857年在圣路易斯创办的《钢铁时代》、1863年改名为《钢铁》的《芝加哥商业杂志》、1855年创刊于纽约的《五金工人和美国制造商通告》（1863年改名为《铁时代》）。仅从这些标题上就可以看出，一个钢铁和工业的新时代已经来临。这一新时代与内战不期而遇，同时又在一些方面被内战所诠释。正如剧作家阿瑟·米勒（Arthur Miller）曾说的，如果报纸（同时也包括这些商业杂志）代表着一个国家与自我的对话，那么铁路则带动了这些对话。报纸和铁路都削弱了地域的阻隔、强化了一种独特的美国民族性的普遍意识。这种意识的凝聚既要依靠钢铁，也要依靠情感和意识形态。至少在理论上是这样的。
美国铁路的发展开始于1827年，当时巴尔的摩的居民希望能够和纽约的经济霸权一较高低，同时也希望拥有另一种通向伊利运河的运输工具，于是便开始修建巴尔的摩—俄亥俄铁路。巴尔的摩为此竭其所能召集社会各界名流参与开工仪式。当年7月4日，《独立宣言》的最后一位在世签署者查尔斯·卡罗尔（Charles Carroll）亲自为这项工程破土动工。在那之后，巴尔的摩—俄亥俄铁路的进度可谓缓慢而稳健。到了1853年，铁路已经向西修建了612公里，到达了弗吉尼亚州（之后的西弗吉尼亚州）俄亥俄河之滨的惠灵。不过，其他州在那时也纷纷开始修建铁路。1835年，根据巴尔的摩一份名为《奈尔斯每周纪事》的综合性商业杂志的报道，民众对铁路运输业带来的机遇满怀热情。铁路一旦建设完毕，乘客“天亮出发，天黑之前就可以”从坎伯兰到达俄亥俄河，从巴尔的摩到俄亥俄州也只需要24个小时。[14]毫无疑问，如此迅捷的交通会造就一个不断扩张的市场。那期《奈尔斯每周纪事》在报道巴尔的摩新兴的铁路事业时，同时还表达了对于西部扩张的兴趣，并描绘了那些乘坐轮船去往西部的乘客们到达密苏里州圣路易斯时的场面，“一副活跃的生活景象，无疑充满了生命力”。在这些到达者中，“有一些家庭带来了自己的马车、马匹、家具、黑奴等，无疑是准备去往内地，”报道里这样写道，“也有很多人换乘另一艘轮船，迎着日落的方向，向密西西比河上游驶去。”接下来的几十年里，美国出现了很多私人铁路公司，其中有些也会和巴尔的摩—俄亥俄铁路公司展开竞争。去往西部的美国人也不再选择轮船，而是越来越多地选择铁路。实际上，铁路成为美国的野心和扩张、平等和机遇的一个最重要的象征。
根据当时的说法，铁路系统已经无所不能，可以联通所有州的人。在1836年纽约的内部改进会议中，铁路被称为“穷人的路”，通过铁路建设，少数人的财富投资给了所有人的未来，无论他们是贫是富。[15]1844年，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说道，轮船和铁路“就像是巨大的巴士一样，每天穿梭在形形色色各行各业的人之间，将他们牢牢绑在一张网上”。不过，铁路的特别之处还在于“它让美国人更加熟悉自己的土地上拥有的无尽资源”。他认为，铁路把美国人连接在一起，从而“赋予时间新的速度，或者说，它将土地耕作、水源选择、矿藏挖掘的工作提速了五十年……”他总结道：“铁轨就是一根魔术棒，唤醒了土地和河流沉睡的能量。”
对于爱默生来讲，铁路是通往美国内陆的路径。而这内陆，在麦迪逊和杰斐逊看来，就是美国发展和社会稳定的源泉。“对于我们文化中所有过失和优异之事，这片陆地都是天赐良方，”爱默生讲道，“我们栖居的这片大陆为我们的身心提供了药物与食品。它抚慰我们的心灵、治愈我们的疾病，并以此弥补学术研究和传统教育的错误，将我们引入到与人与事的合理关系之中。”[16]爱默生理想主义地祈祷内陆地区可以修正美国的错误，也可以为东部沿海城市与日俱增的人口提供家园和港湾。这些祈祷注入西部发展的神话之中，称为美国最有力、最持久的一个象征。
当然，西部神话既不是埃莫森所独创的，也不是起源于美国。自中世纪以来，欧洲文化中广泛存在着对于神秘西部土地的信仰。对于欧洲人来讲，他们在“探险年代”中的发现提供了切实的物质证据，证明西方存在着一片富饶的土地。到了18世纪，文明必然向西发展的观念已经与美国联系在一起。诗人和早期拓荒者对这些关联都颇为欢迎，他们都认为在这个新世界中可能存在一个个人乌托邦和政治乌托邦。在1793年《美国：一份预言书》（America: A Prophecy）这首著名的诗歌中，激进的英国诗人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将美国革命比喻为“吹遍美国大地”的天启之“风”，它颠覆了“阿尔比恩的天使”，开创出一片新的“天国之土”。
不过，在半个多世纪之前，这片土地已经被乔治·伯克利（Berkeley）主教认定为是一个“由自然引导、用道德治理”的地方，是“又一个黄金年代/帝国与艺术的崛起”之地，它“不是源于老朽的欧洲/而是源自青春的欧洲/当神圣的火焰赋予她生命/将为未来的诗人所传颂”[17]。独立战争时期出现的象征美国的美国国玺就显示出，美国人已经将共和国试验这种想法看作是一种开辟新“黄金时代”的尝试。
因此，到了19世纪，美国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已经把西部当作是拓荒精神的天然家乡和出路。拓荒精神作为这些欧洲人与生俱来的特质，将他们带到了这个新世界。和第一批探险者一样，19世纪的拓荒者将他们试图征服的这片大陆描绘成一片处女地。美国西部是一片可待开掘的土地，一片未被探索、杳无人迹的荒野，掌控这片土地本来就是美国的昭昭天命。在这种背景下，伯克利在18世纪所写的关于美国可能性的文学评论再一次被政治家和印刷商等人重新解释，出现在了杂志和印刷品上。他们共同呈现的美国并没有像期望的那样特殊。
“帝国的西征已经开始，”伯克利宣称，“前四幕已经上演，第五幕迎来时代的剧终，并将以最高贵的功绩谢幕。”内战时期的一些绘画作品表达了这样一种观念：美国才是人类文明注定的归宿。其中最著名的一幅画，也就是伊曼纽尔·洛伊策（Emanuel Leutze）在1861年绘制的《帝国的西征已经开始》（Westward the Course of Empire Takes its Way），如今被挂在了美国国会大厦里。除此之外，还有一幅画，也就是约翰·加斯特（John Gast）在1872年绘制的《美国的前行》（American Progress），生动地表现了美国的西征运动、移民精神的活力，以及拓荒者的技术优势。加斯特描绘了这样一幅画面：美国人在19世纪中叶向西部进军，伟大的哥伦比亚女神一路为他们串起电报线。不过，对于19世纪的美国西部扩张运动，信息量最大的一幅作品来自一位不太出名的艺术家范妮·帕尔默（Fanny Palmer）（图30）。帕尔默同样借用了伯克利的著名诗歌，但这幅作品却不那么具有寓言性，而是运用一种更加现代的表征手法，描绘了一列驶往尚自然荒野的列车。这趟列车在画中形成一条清晰的分界线，将欧洲社会和土著美国人区分开来。
图30 《横跨大陆（帝国西进的征途已经开始）》，作者范妮·帕尔默（纽约：柯里尔和艾夫斯，1868年）。这幅版画清楚地将蒸汽火车左边西征途中的白人文明元素与右边的美国土著人生活并置在一起。在左边，殖民者正在砍伐森林来建造他们的学校、教堂、小木屋，以及图片左上方正在驶向远方的有篷马车。电报线杆和铁路平行前进。当然，如今对于这幅画的理解也许和它对19世纪普通人的吸引力非常不同。即便如此，这幅画还是让观众从土著人的视角来感受它，这不仅因为所有这些“行为”都是发生在白人殖民者一侧，也因为当这幅画作出现的时候，美国观众已经对哈得孙河派引人瞩目的景观画作十分熟悉，也对托马斯·科尔、弗雷德里克·丘奇、艾伯特·比尔施塔特这些艺术家，以及他们所传达的民族主义信息并不陌生。美国内战临近尾声之时，艺术批评家詹姆斯·杰克逊出版了《艺术观念》（1864年）一书，其中贾维斯指出“基于美国的现实以及人民的喜好，真正的美国派绘画是……风景画”。这些壮观的美国自然景象绘画中弥漫着美国民族主义，也的确形成了一种国家认同感，不过，随着美国以进步之名对大自然的破坏，这种国家认同感也遭到了损害。简而言之，即使是帕尔默这幅简单直接的版画，对于当时的观众来说也不是完全没有问题的。由美国国会图书馆印刷品与照片部友情提供（LC-DIG-ppmsca-03213）。
然而，美国人却发现，他们朝向光明前行的冲动与野心多少被一些难题所阻碍：这里面既有非常实际的现实问题，也有政治问题。尽管爱默生相信铁路有潜力连接整个美国，但19世纪中叶的美国人并不能像他们希望的那样，轻易到达这个国家的任何地方。南北铁路线上的巴尔的摩等城市有着不同的轨距标准，也制定了早期的环保法案，迫使铁路建设在中途不得不变道前行。而东西铁路线上面临的不是现实问题，而是政治问题。直到内战爆发，南方反对派遭到议会除名，第一项《太平洋铁路法案》才在1862年得以通过，并且在两年之后又通过第二项铁路法案。当然，南方人并不反对建设横贯北美大陆的铁路，恰恰相反，他们只是希望任何一条这样的铁路及其带来的利益都可以绕道南方。
实际上，在1861—1865年期间，南方政治声音在美国议会中的暂时消失倒是为一系列有助于西部开发和北部发展的法案开辟了道路。美国于19世纪30年代开始讨论修建横贯北美大陆的铁路，但直到1863年才开始动工，最终完工则要等到1869年。这项工程计划从两线同时动工，其中一线在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的主持下从艾奥瓦开始动工，另一线则由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从加利福尼亚开始动工，按照计划，两线铁路会在中间汇合。然而，太平洋海岸一端的工程如期动工，但东部工程因为战争的影响，直到1865年内战结束时才正式开始。东部工程为大量内战退伍老兵提供了工作机会，其中很多人都是新近来到美国的移民，并且在战争期间已经对铁路建设的技术要求很熟悉了。不过，对于西海岸一端的工程，劳动力却是一个大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大量的中国劳工被引入美国，从长远看来，这也给美国的共和平等理念提出了挑战。
事实证明，美国在地理上的距离要比生理上的差异容易克服得多。美国一方面意图通过铁路建设连接北美大陆的两端，另一方面又在这片大陆的东部进行着一场内战，在此过程中，美国人发现种族问题无法回避。当联邦和邦联双方的军队通过武力解决争端时，这条横贯北美大陆的铁路所起到的作用，仅仅是为种族冲突打开了一片新天地。
南方奴隶发现内战为削弱白人霸权提供了机会，而意识到这一点的并非只有他们。居住在规划内铁路沿线的土著人也开始发起挑战。内战期间，划分东西部的边界线绵延约2400公里，分为三个主要地区：大平原、落基山脉和内华达山脉。最早一批来到这里的白人主要是矿工、传教士和犹他州的摩门教殖民者，也包括一些暂居的猎户、勘探者和商人。在横跨北美的铁路建成之前，很多移民者都通过俄勒冈小道进入内陆地区，这条小道始于密苏里州，穿过内战期间和19世纪末期成立的各州，包括俄勒冈州（1859年成立）、堪萨斯州（1861年），内布拉斯加州（1867年）、爱达荷州和怀俄明州（1890年）。
俄勒冈小道北部的一些地区发展十分迅速，比如黑奴德雷德·斯科特度过大半生的明尼苏达州。1850年，这里的白人居住人口仅为6000人，到了1860年，这一数字激增至约17万。两年之后，《宅地法》得以通过，这项法案为了鼓励白人移民，将约1000亩的土地分配给所有愿意建设明尼苏达州的申请人。不过，土著人仍旧占据人口的大多数，直到1874年勘探者在北达科他州黑山的一个苏族人居留地发现金矿，才有15000名白人移民在数月内纷纷涌入。
内战期间，大平原地区也有大概25万的土著人口。当地经济主要依靠野牛养殖业，当时的规模大概有1300万头。这些土著人分为不同的部落，比如夏安族、阿拉帕霍族和苏族，他们在政治和文化上相距甚远。比如，苏人种族还包括七个不同的部落群体，其中有三个西部族群（统称拉科塔苏族）和四个东部族群（统称达科他苏族）。这些族群占据着后来的明尼苏达州和落基山脉的大部分土地。可以想见，土著人与白人的关系，以及土著人内部的关系也因此变得十分复杂。
对于很多土著部落来讲，白人移民的到来是一种骚扰。对于其他一些土著部落，这些殖民者甚至算不上骚扰，几乎没给他们留下什么印象。还有一些土著部落认为，在印第安族群中的各个利益群体之间持续进行的战争中，这些白人移民可以成为潜在的同盟——这种同盟不一定是并肩作战，但也会在政治意义上发挥作用。不过，白人与印第安人的接触只能重蹈覆辙，土著人和外来者很快被迫做出选择，要么白人，要么“印第安人”。在面对“野蛮的”土著人时，白人移民也许已经强化了他们对于自身与文明的观念，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与此同时，他们也在土著民族之中唤起了反应。到了19世纪末，出于明确一种跨越部落差异的独特“印第安性”（Indianness）的需要，土著部落之间的分界线开始变得模糊。到了20世纪，各个印第安部落中已经产生出一种概念上的、有时也是实质上的，对于盎格鲁帝国主义的反抗。和殖民时期、内战期间一样，身份在冲突中被建立起来。
一些冲突经常可以是摧毁性的。1862年，明尼苏达州的白人移民和土著人之间爆发战争（这场战争被称为苏族大起义或达科他战争），这场战争的直接导火索并不是铁路，而是因为白人移民在扩张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制定了一些土地条约，给当时的局面造成了困难。制定这些条约的初衷是希望将这些领土的法定所有权转移给联邦政府，重新为土著人在西部边疆分配一块越来越小的居留地，同时为那些失去土地和生计的人提供经济赔偿。然而，赔偿的发放本身不仅损害了传统的部落关系，还经常会被推迟。1862年，当时这笔关键的资金被延迟发放，同时又赶上农作物歉收，一些最南部的达科他人遭遇了饥荒。一场冲突在这样的困境中爆发，导致几百人丧生，但这仅仅是开始，西部土著人和新移民之间的对抗在之后又持续了几十年的时间。
明尼苏达州第一任圣公会主教亨利·本杰明·惠普尔（Henry Benjamin Whipple）一直都担心美国历史会反复循环，害怕白人移民与土著部落之间会形成一种长期的暴力关系。“一次又一次，”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公开地表达过这样的观点：人类历史中很多事实都确定地告诉我们，一个肆虐抢掠的国家终将偿以鲜血。”[18]他并不是第一个持此观点的人。1859年，激进废奴主义者约翰·布朗在弗吉尼亚州哈珀斯费里领导了一场失败的战斗，其初衷是在南部各州煽动起大规模的奴隶起义。他同样声称“这片罪恶土地上的罪行只有用鲜血才能洗清”。虽然布朗一直是个崇尚暴力的人，而惠普尔是个以和平著称的人，但他们各自的视角并没有想象中那么不同。其个人观点也许千差万别，但是当他们面对种族冲突的现状时，观点又是令人沮丧的相似。
在分析明尼苏达州这些“伤痛岁月”的原因时，惠普尔的观点是比较成熟的。在那些有时是蓄意的种族敌意中，他看到了问题的根源。从民族和国家的方面考量，土著部落都占据了一个不稳定的中间地带。联邦政府虽然将他们视为一个独立的民族，但同时又认为“一个民族是无法生存在另一个民族中的”[19]，这句话将土著部落遗弃在一个法律上属于无人区却又真实存在的土地上，而实际情况是，很多白人男性和女性又非常渴望来到那里。结果，正如惠普尔指出的，土著部落并不享有任何主权，即使他们有，白人社会也绝不可能“允许他们在履行一个民族自我生存所需要的职责时，行使他们的主权”。正如惠普尔所理解的，在内战的战场上和西部的冲突中，民族的生存都是主要的问题所在。民族生存和公民权是美国自建国以来就面临的问题，但直到内战结束后仍然没有给出任何答案。内战仅仅为这一历史悠久并将持续存在的激烈辩论添了一把火。
惠普尔声称：“这个国家不容许有任何不公存在。”到了内战结束、联邦获胜之时，在许多人心里，尤其是林肯心里，这种想法是最重要的。再次当选总统的林肯将目光坚定地投向了内战爆发的原因及其最有可能的终结方式，他将这场两败俱伤的冲突理解为奴隶制不可避免的代价。“我们满怀希望，我们热诚祈祷，愿这场可怕的战争灾难早日结束，”林肯讲道，“但假若天意要这场战争延续下去……直至奴隶在皮鞭下流淌的鲜血，用刀剑下的鲜血来偿清。”他强调，美国应该准备好为此付出代价。同时，林肯还强调美国人“不要对任何人怀有丝毫恶意，而是对所有人都抱着好感”，以此让联邦再次团结起来。[20]当林肯发表此次演讲时，邦联作为一个国家正面临灭亡，它的事业几近崩溃，以至于它的一些政治发言人和军队领袖都开始愿意摧毁邦联建立的基石——奴隶制。而联邦在几近完成重新统一美国的事业时，则面临着重建一个全新的美国所带来的挑战——在这个国家中，将会有一项宪法修正案最终彻底废除奴隶制，另外一项修正案则会明确定义并且保护公民权（图31）。正如林肯在1863年宾夕法尼亚州纪念葛底斯堡阵亡士兵的演讲中所说的，这是一个“孕育于自由之中，奉行‘人生来平等’原则”的国家。林肯提醒他的听众们，进行内战是为了美国可以“得到自由的新生，并且使这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永世长存。”他在1865年2月1日签署了第十三修正案，这项修正案规定“在合众国境内或受合众国管辖的任何地方，奴隶制和强制劳役都不得存在”。他清楚地表明，对于他自己和很多美国人来说，废除奴隶制绝不仅仅是一项战时举措，也不是一种军事需要，而是为了履行这个国家道德上的昭昭天命。
当然，林肯并没能在有生之年看到美国履行这种天命。1865年的耶稣受难节当天，这位通过四年战争将联邦团结在一起的总统被邦联的支持者约翰·威尔克斯·布思（John Wilkes Booth）枪杀。重新团结联邦的重任，也就是通常所称的“重建时代”（period of Reconstruction，1865—1877）则落在了他人身上。不过，林肯所设想的国家重建问题，远不仅仅包含在政治上将邦联各州重新归并到联邦体系之中，实际上，他的设想也远不止是维持南方与北方的稳定关系，或者从根本上消灭奴隶制。在美国，种族关系问题一直都比这些事情更加复杂。
图31 托马斯·纳斯特《奴隶解放》（费城：金和比尔德，约1865年）。托马斯·纳斯特是一位著名的政治漫画作者，在美国内战时期、重建时期一直到19世纪后期，他定期为广受欢迎的北方杂志《哈泼斯周刊》供稿。他的漫画作品也出现在《纽约新闻画报》和《伦敦新闻画报》上。他最广为人知的是在19世纪60年代后期以及整个70年代对纽约政治腐败的批判。他的大量漫画作品以南部遭受种族隔离的美国土著人、中国劳工和非裔美国人所面临的不平等为主题。这幅欢迎奴隶解放的作品对奴隶制废除之后的未来表现出乐观的态度。图片中间部分描绘了一个非裔美国家庭在舒适的室内装潢中获得了他们在奴隶制之下绝不可能获得的安全。1863年《废奴宣言》的作者林肯的画像被挂在了室内的墙上，同时也被画在了这幅漫画的中间底部。这幅漫画左边表现了奴隶制作为一种体系所带来的恐惧（奴隶拍卖、鞭打和烙刑），右边并置着自由带来的好处（自由民的家、上学的孩子，以及工作所获的薪酬）。由美国国会图书馆印刷品与照片部友情提供（LC-DIG-ppmsca-19253）。
1790年的《国籍法案》规定只有“自由的白人”才可以获得美国国籍。这项法案在颁布之后被数次修订。尤其在1870年，随着第十四修正案于1868年颁布实施，新的《国籍法案》开始允许非裔美国人成为美国公民。“所有在合众国出生或归化合众国并受其管辖的人，都是合众国的和他们居住州的公民，”第十四修正案最终明确规定，“任何一州，都不得制定或实施限制合众国公民的特权或豁免权的法律。”它进一步宣称：“不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在州管辖范围内，也不得拒绝给予任何人以平等法律保护。”在这项宪法修正案中，美国明确界定了公民权利，同时也否认了1857年德雷德·斯科特申诉的合法性。在原则上，一切再清晰不过。但事实上，推行这一法案的步伐却极为迟缓。
一个世纪的征途
联邦在内战中的胜利很容易会造成一种假象，让人们误以为内战前后的美国在道德和物质方面存在着清晰的差别。实际上，一个人越是接近胜利，对胜利的认识就越难捉摸。北方在内战中“获胜”，但为此究竟付出了何种代价却甚少有人谈论，历史学家和公众都只是在思考着南方失败的代价。内战之后的数年中，这个国家显然也在西部征途中“获胜”。不过，在20世纪那些令人痴迷的电影，尤其是“西部电影”中，这场胜利的真实面貌及其局限性都被过分简化了。从黑白电影到彩色电影的转变固然简单，但这些电影对于西部历史的演绎却不能轻易为黑人与白人的冲突涂上绚丽的色彩。西部本身也做不到这一点。人们对于美国种族图景的定义和辩论，恰恰是基于西部那些戏剧性的、充满感召力的景象，而不是内战的战场景象。这场辩论旷日持久，因为种族问题并不是一个直接简单的问题。
当然，这并不是说内战就必然是一个直截了当的问题。当这个国家从冲突的中心——联邦将军尤利西斯·格兰特（Ulysses S. Grant）和邦联将军罗伯特·李（Robert E. Lee）之间的战争，以及种族问题上的激进派和保守派之间的政治斗争——转移到别处，他所面临的危机在1861—1865年，以及随后的几年里，面临着更为复杂的利害攸关的问题。新近的美国移民大多从北部登陆，并居住在那里，这场战争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机会，让他们得以证明自己对美国的忠诚，与美国的机会平等理念结盟，虽然他们不一定同意新萌生的种族平等理念。不过，在联邦军队中，少数族裔组成的军团经常会担负各种任务，不论他们是爱尔兰人、印第安人还是非裔美国人。
即使是非裔美国人这样在美国内战中占据如此中心位置的群体，他们的动机也没有那么简单。非裔美国人的主要领袖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主张武装起他的黑人同胞，其倡议被认为是一种普遍观点。“一旦让黑人佩戴上U.S.的黄铜字母、衣服纽扣印上老鹰图案、肩章绣上步枪图案、口袋里再装上子弹，”道格拉斯声称，“世界上就没人再能否认，他们理应享有美国公民的权利。”不过，也有一些人并不同意这种观点，他们认为非裔美国人“一旦被列入战争名单，只会白白送命却一无所获”，他们不该认为自己有义务“在那面从不保护他们的旗帜下战斗”。
然而，为了自己能够被美国接纳而加入战斗只是其中一个原因。一些人参战只是希望保护自己的家园不被美国侵犯。威斯康星州格林湾部落的梅诺米尼人、 奥奈达人和斯托克布里奇—猛西人自愿为联邦战斗时，根本没有考虑到公民权的问题。他们仅仅是希望保护自己的土地免受白人的进一步侵犯，希望自己的参战行为或许可以迫使联邦政府意识到他们的权利。不过，和美国黑人受到的待遇一样，格林湾诸部落加入军队的要求最初遭到了联邦的拒绝。威斯康星州的民兵指挥官奥古斯塔斯·盖洛德（Augustus Gaylord）仍旧坚持认为“只要文明世界里还有足够的志愿兵，就没有必要屈尊让印第安人参与到这场我们同胞之间发生的冲突中”，因为这些潜在的同盟本是一群未经开化的异族。这当然是一种种族主义观点，但它并不一定与土著志愿兵的独立野心全然相反。
在加利福尼亚州，围绕着接纳还是排斥土著人、同化还是隔离新移民的各种议题尤其突出。在东海岸，议会艰难地通过并且施行了第十四修正案这一对于美国公民权至关重要的契约文件。同时，在这个国家的另一端，人们正在与国家扩张和移民问题苦苦斗争。造成这种紧张状态的原因很简单：取得美国公民权和国籍有两条途径。一种途径是生于美国。然而，仅仅出生在名为美国的土地上并不够，1884年有关土著美国人公民权的“艾尔克诉威尔金斯案”一项法律裁决就没有判给艾尔克公民权。不过到了1898年，另一例针对华人子女公民权的“美国诉黄金德案”却又最终判给了黄金德公民权。另一种途径是成为美国人。但是这种获得身份的途径有时会遭到在种族和宗教问题上的反对者的指责，这些指责虽然不完全是，但大多数时候都是聚焦在移民问题上。在加利福尼亚，就是中国移民的问题。
由于前一年在那里发现了金矿，加利福尼亚州在1849年加入联邦的决定大受欢迎，并且迅速被接纳。加利福尼亚州最开始的宪法与美国其他各州并无区别，第一项条款便指出“所有人生而自由独立”，拥有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这些“不可让渡的权利”，上述权利受到属于人民的政治力量的保护，并通过一个“为人民获得保护、安全和利益而建立的”政府来表达。其中没有规定任何种族或者人种之间存在差别。不过，30年之后，加利福尼亚州对宪法进行了修改，1879年的州宪法提出了一个非常不同的议案。虽然“白人移民和非洲后裔移民”与“土生土长的美国公民”享有同样的权利，但上述权利并不能扩至所有人。州宪法宣称“中国人，痴呆和精神病人，或被宣判犯有可耻罪行的人”无权“行使州内的选民特权”。除此之外，加利福尼亚州的任何商业活动都不允许雇佣“中国人和蒙古人”。如果这还不够的话，州宪法还规定“所有加利福尼亚州的法律”都“只能使用英文实行、保存和发布”。
最令人感到惊讶的也许并不是这些排斥性条款会被写入宪法，而是它们竟会被写入了加利福尼亚州的州宪法。在加利福尼亚州加入联邦时，就已经因其潜在的财富吸引了数量可观的移民。同时，在它还是西班牙和墨西哥的旧省上加利福尼亚时，就已经居住着大量来自墨西哥的西班牙语土著人口。美墨战争结束后，双方在1848年签订了《瓜达卢佩—伊达尔戈条约》，其中规定墨西哥割让上加利福尼亚和新墨西哥领地给美国，在这些地区居住的墨西哥人也就自动获得了美国公民权。因此，在加利福尼亚州，有关州宪法的争论也就比其他很多州都要复杂，但最终也有可能出现一个包容性的公民权概念。
加利福尼亚州在加入联邦时已经是一个废除奴隶制的自由州，不仅如此，在制宪辩论的过程中，参会者也非常强调那些“墨西哥血统的美国人”与美国本土公民应该享受平等的待遇。金博尔·迪米克（Kimball H. Dimmick）作为代表之一参与了会议。他最初来自纽约，1849年当选为圣何塞市市长。在会议中，他强调“在土生土长的加利福尼亚人和美国人之间”不应该设置任何“分界线”。他的支持者们，也就是那些具有墨西哥血统的人，现在“都声称自己是美国人，不会同意被当作少数族裔看待，”他解释道，“他们都将自己归为美国人”。因此，“不论来自哪个国家”，他们都“理应被当作社会主流对待，”金博尔总结道，“他们相信从此以后自己将会被视作是美国人。”最终通过的州宪法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这一立场。此外，考虑到加利福尼亚州人口的双语特点，它还使用了英语和西班牙语两种语言发布。但是，加利福尼亚州的这种状态并不能维持太久。
1849年，加利福尼亚州在种族和语言方面仍持有包容的态度，但是到了1879年，它却不可思议地开始公开秉持排华立场。从很多方面来讲，这种转变都与美国的发展趋势一致。这些趋势在内战之前就已经存在。实际上在那时，南方和北方之间与日俱增的敌意转移了反对移民，尤其是反对天主教的社会情绪。不过，这种社会情绪在殖民时期就已经存在，并且一直都是北方政治、宗教和社会图景中一个固有部分。19世纪50年代，持有排外立场的美国人党（或称无知党）的短暂出现，显示出这种趋势的持续性和局限性。当然，很多联邦的少数族裔军团，尤其是爱尔兰人在战争中表现英勇，试图对抗这种反天主教的偏见。但是在加利福尼亚州这种地方却收效不大，一方面是因为西部沿海州距离东部战场太过遥远；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加利福尼亚州的本土天主教人口和天主教移民、新教移民相互融合，这让以新教徒为主的精英们感到惊恐，因此在这里，反天主教情绪的程度更深。
美国历史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一旦人们认同了一种外部威胁，那么即使他们分歧再大，也会团结在一起。在当时的加利福尼亚州，人们心中的威胁来自于中国人。中国劳工被引入美国，是为了修建能够统一美国的铁路，而最后他们至少在种族问题上统一了美国，让种族问题的风头盖过了威胁到加利福尼亚和全国稳定的宗教分裂问题。仅仅在1870—1880这十年间，中国移民的数量就从不到100人激增至超过10万人。在此之后，由于1882年议会制定《排华法案》营造了排华的社会情绪，禁止中国劳工继续移民美国，中国移民的数量才随之下降。
内战即使没有全然中止移民行为，但也已经减缓了其速度；同时，它虽然没有完全压制美国的排外情绪，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这种声音。不过，在战后的几年中，两者却又卷土重来。在这片托马斯·潘恩描绘的“人类的庇护所”的土地上，尤其是在这样一个将潘恩的乌托邦蓝图真正凝结为自由女神像（1886年）外形的时代中，对于移民的敌意看起来也许有些自相矛盾。不过，那些倡导“所有美国人享有相同权利”的人却发现，内战和接下来的宪法修正案——也就是三项“重建修正案”——都没能为建构一个包容的新美国国家身份提供实际的土壤。第十三修正案已经废除了奴隶制；第十四修正案已经明确了公民权；第十五修正案也确保了各个种族的投票权（当然，女性另当别论）。理论上讲，拥有了这些修正案，美国就可以期许一个更加积极的未来。但实际却证明，想要挣脱过去的牵绊，即使不是不可能，也要经历千难万险。
至少按照美国最重要的讽刺作家之一马克·吐温（Mark Twain）的话来讲，伯克利主教在18世纪所期许的美国新的黄金时代，在19世纪末不过仅仅是“镀金时代”（The Gilded Age）。1873年，随着马克·吐温与好友编辑查尔斯·达德利·沃纳（Charles Dudley Warner）合著的《镀金时代》一书正式出版，“镀金时代”一词便开始经常被用来指称内战结束到20世纪初期之间的时代。虽然这本书精辟地控诉了当时政治的腐败和精英群体的权力滥用，但从理解这段时期的角度来看，这本书也许有些误导性。
战后美国经历了一段快速发展时期，其中大规模的移民居功至伟，同时，这也得益于技术进步，尤其是1865年之后的交通革命所做出的贡献。不过，学者们总是轻易将城市化、工业化和移民这三驾马车视为引领美国发展的动力，认为这些积极和消极的力量将美国推向了20世纪，推向了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美国的世纪”。在当时看来，这个过程并没有事后看来的那么具有决定性。当时的美国人当然是将之视为整个国家的转型时期，但影响这种转型的因素既有源自过去的财富，也有来自未来的诱惑。
内战已经从经济上击垮了战败的南方白人，对他们来讲，过去也就成为殖民传奇的黄金时代。这种传奇既是短视的，也是虚构的，它假定了一个战前的过去，那里生活着心满意足的奴隶、漂亮的美女、风度翩翩的绅士，还拥有风雅的生活方式。在这个后来被称作“旧南方”的所谓“新南方”中，他们既听不到绑在一起的奴隶向南行进时悲伤沉重的脚步声，也听不到拍卖台上的痛苦呻吟。在他们对于邦联死亡将士的记忆与纪念中（图32），南方白人基于自己的战败以及与美国其他地区的区别，建立了一种独特的公民传统。1866年和1867年的《重建法案》规定，先前的邦联各州仍然实行军事管制，联邦军队在1877年才最终撤离。为了使南方各州的立法机构批准第十四修正案，很多之前的邦联支持者被要求宣誓效忠这个国家。这些人因此只能从“败局命定论”（Lost Cause）的文化建构中寻求安慰。这种文化在重建工作开始后逐渐发展起来，一直持续到20世纪。当然，讽刺的是，事实证明邦联的主要事业，也就是南方黑人与白人之间的种族分离，远没有遭受失败；恰恰相反，它才刚刚开始。
图32 《被征服的旗帜》（新奥尔良：A.E.布莱克默，1866年）。哀悼邦联军战败的乐谱封面。这幅图片描绘了一面落在大炮上的邦联旗帜，旗帜周围长满了野草。题目借用了“享誉邦联的诗人”艾布拉姆·瑞安同年发表的诗歌。瑞安在《被征服的旗帜》这首诗中写道：“叠起那面旗帜，因为它已疲惫不堪/它的四边凄凉地垂下/叠起它、折起它——它胜过一切/因为没有一个人去挥动它/没有一把剑去拯救它……叠起那面旗帜，温柔的、缓慢的/温和地对待它——它无比神圣/因为它遮盖着死去的人们/不要触摸它——也绝不打开它/就让它在那里低垂、永远被妥善地放置/因为它的人民已经没有了希望。”由美国国会图书馆印刷品与照片部友情提供（LC-USZ62-91833）。
奴隶制有不同的内涵。它是一种残忍和恐惧的体系，也是一种身体利用和经济剥削的体系，但它并不是一种隔离体系。在战前南方，黑人与白人毗邻而居。在战后几十年中，他们才开始逐渐疏离。后来，很多之前的邦联州通过了《黑人法典》，试图通过合法的形式，将南方非裔美国人重新置于近似奴隶的位置。因为缺少奴隶制时期对于日常接触和行为进行管理的法律，新的种族法律开始出现。在奴隶制中，制定法律的目的是为了维系美国南方的“黑奴制度”，但是美国东部沿海地区，以及整个西部的土著和移民的经历清楚表明，奴隶制废除之后的种族法律并不仅仅是南方才有，法律中的条款也没有特别针对南方。
美国的重建过程一直持续到1876年才告一段落。在那一年，思考着过去的不只是南方白人。1876年正值美国独立百年，一位叫作贝亚德·泰勒（Bayard Taylor）的诗人，也就是1876年7月4日国家颂歌的作者，深思了美国独立以来第一个百年的发展历程（图33）。对于泰勒来讲，独立百年的庆典是一次“绝对可靠的测试……准确评判了我们坚定热情的力量……今后我们再也不会看到这样隆重的纪念日。我们投身于生活之中，英勇奋斗，这给了我们足够的理由将它铭记于心；生活的记忆也会将我们与之相连：它又无比遥远，并因此变得传统而庄重”。独立百年的庆典给美国提供了一个革命的避难所。这场革命发生在足够遥远的过去，为国家团结创造了必要的神秘感；它与当下的距离却又不算疏远，足以让人们忘却这个国家在近些年来所承受的两败俱伤的冲突。[21]
图33 《一个世纪的征途》（纽约：柯里尔和艾夫斯，约1876年）。这场百年纪念活动的形象是年轻的“乔纳森大哥”，之后，“山姆大叔”取代他成为美国的象征。在图片中，“乔纳森大哥”双脚站在美洲大陆的两端，铁路越过美洲大陆。在“乔纳森大哥”身下、图片的中间，画着1876年费城世博会的主要建筑。由美国国会图书馆印刷品与照片部友情提供（LC-USZ62-106472）。
不过，1876年，当这个国家在庆祝百年独立之时，它尚处于危机之中。南卡罗来纳州、加利福尼亚州，以及其间地区的街道上仍能看到经济萧条、政治腐败和种族冲突的景象。美国人有理由在国家主权方面感到自信，但是在文化方面却丝毫得意不起来。到了1876年，美国是一个成功的、政治团结的、生机勃勃的国家，但是它的国家身份仍旧充满冲突。同样是在这一年，艺术、制造业和土壤、矿业产品世界展览会（简称世博会）在费城召开，占地两英亩。世博会的游客们却没有机会思考这个问题。摆在他们眼前的是各种美国丰富的自然资源，以及1776年以来科技进步的成果。
升降机、发动机、电灯、矿产、陨石、大理石、电话、打字机、亨氏番茄酱不过只是当年费城世博会中展出的一部分产品。会场中还摆放着代表美国本土物种的填充动物玩具，其中有鹿、海象和北极熊。在展会举办之时，这些动物已经面临着来自移民的威胁。展会之后不到十年，曾经在大平原上漫步的1300万头美洲野牛已经因为狩猎而面临灭绝的危险。到了1883年，野牛数量仅剩不到1000头。这就是美国为进步和生产力所付出的代价。
生产力或产品本身并不是美国的全部，更重要的是生活在这里的人。在这个意义上，世博会并不那么值得庆祝，反而值得引起充分的担忧。对于土著人口来说，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依靠大平原上迅速衰减的畜群为生，他们的命运并没有世博会上展现的那么振奋人心，他们的未来也没有那么充满希望。他们是一群生活在美利坚的有色土著人。但是在1876年的费城，他们却不再是活生生的、正在呼吸的人，而变成了不会说话的模型。虽然在展会上，美国土著人被视作是静止的动物填充玩具，但实际上他们却是非常活跃的。在蒙大拿领域的小比格霍恩河边，乔治·卡斯特（George Custer）上校败在了苏族首领“坐牛”和“疯马”的手下。在百年独立庆典期间，战败的消息传到了费城。
因此，在美国百年独立的那一年，美国人不仅需要思考他们的国家已经走了多远，还需要思考他们仍要继续走多远。对于这样一个移民国家来说，所有这些问题——人民是谁、作为美国公民意味着什么、美国人拥有怎样的公民权——仍然是一个反复存在的困境。美国建国之时的那些理念当然是具有包容性的，但事实上其包容性却相当有限。
从19世纪的医生和作家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将美国人描绘为“现代世界中的罗马人——被同构的伟大人民”，到1908年伊斯雷尔·赞格威尔（Israel Zangwill）在著名的戏剧《熔炉》中提出的美国社会“熔炉”隐喻，多年以来，有很多名言表现了与克雷夫科尔所说的“美国人，这种新人”同样的意思。[22]美国已经为实现这种理想提供了途径，但却缺乏足够的动力。麦迪逊害怕这些法律变成一纸空文，但这种担忧在美国历史中的很多时候都变成了现实。《权利法案》并没有能够保护非裔美国人免受白人至上主义极端分子的侵袭，也没能捍卫那些在二战期间被投入拘禁营的日裔美国人的宪法权利。
可以说，在20世纪的反共恐慌中，以及在20世纪50年代众议院组成的调查委员会，即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的行为中，这种忽视基本原则的倾向达到了最恶毒的巅峰。从这个委员会的名称中无疑可以看出一种恐惧，而这种恐惧实质上又导致了现代的政治迫害。不过，其实当这个新国家在思考美国的意义，以及作为美国人的意义时，这种恐惧就已经存在了。它在内战之前和内战期间一直存在，并在边疆地区真正涌现出来。
出于管理土地的考虑，联邦政府自1787年《西北法令》以来，明确了这些地区只是法律和实际意义上的过渡州，并将很快变成联邦真正管辖下的州。出于管理人口的考虑，政策中也加入了一些过渡性元素，但这些元素被过多的成见和偏见所阻碍。一直以来，这些成见和偏见使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无法获得国家归属感。随着联邦在1865年赢得内战的胜利，同时也随着第十三、十四修正案相继通过，非裔美国人至少在法律层面上成为具有选举资格的“美国人”。奴隶制被彻底废除，但事实证明支撑奴隶制的种族意识却变得更加富有韧性。在下一个世纪，种族区隔和种族差异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会成为国家发展的基石。而需要面对这一令人困扰的现实的绝不仅仅是非裔美国人。
注释：
[1]Seward's 1858 address can be read in full (February 10, 2010)
[2]Morse and 1861 message both quoted in Jill Lepore, A is for American: Letters and Other Characters in the Newly United States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2002) 10, 154.
[3]Abraham Lincoln, “Message to Congress in Special Session, ”July 4, 1861, in Roy Basler (ed.), The Collected Works of Abraham Lincoln, 11 Vols.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53) Vol. IV, 438.
[4]New York (Daily) Tribune, November 27, 1860.
[5]New Orleans Daily Picayune, June 29 and 26, 1861.
[6]William Howard Russell, My Diary North and South (Boston: T.O.H.P. Burnham, 1863) 467-468, 470.
[7]Joseph E. Johnston quoted in John G. Nicolay, The Outbreak of Rebellion (1881.Reprint. New York: Da Capo Press, 1995) 211.
[8]Samuel Fiske (14th Connecticut) and diarist from 9th Pennsylvania, both quoted in Stephen Sears, Landscape Turned Red: The Battle of Antietam (1983.Paperback Reprint. New York: Warner Books, 1985) 347.
[9]Seward's speech was delivered on March 11, 1850. It can be accessed at: http://www.senate.gov/artandhistory/history/common/generic/SpeechesSeward NewTerritories.htm (February 20, 2010).
[10]George Templeton Strong's diary entry March 11, 1861, in Allan Nevins and Milton Halsey Thomas (eds.), The Diary of George Templeton Strong, 4 Vols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52) III, 109.
[11]Howell Cobb to James A. Seddon, January 8, 1865, “Georgia and the Confederacy,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1, 1 (October 1895): 97-102, 97-98.
[12]John Murray Forbes to Charles Sumner, December 27, 1862, in Sarah Forbes Hughes (ed.), Letters and Recollections of John Murray Forbes, 2 Vols. (Boston and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and Company, 1899) I: 350-351
[13]Eva B. Jones to Mrs. Mary Jones, July 14, 1865, in Robert Manson Myers, The Children of Pride: a True Story of Georgia and the Civil War, Abridged Edition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4) 554.
[14]Niles' Weekly Register, November 28, 1835.
[15]Nicholas Faith, The World the Railways Made (London: Pimlico, 1990) 67.
[16]Ralph Waldo Emerson, “The Young American, ”1844, in Joel Porte (ed.), Essays and Lectures by Ralph Waldo Emerson (New York: Library of America, 1983) 211, 213-214.
[17]George Berkeley, “Verses on the Prospect of Planting Arts and Learning in America, ”written in 1726, published 1752, in Rexmond C. Cochrane, “Bishop Berkeley and the Progress of Arts and Learning: Notes on a Literary Convention, ”The Huntington Library Quarterly, 17:3 (May, 1954): 229-249, 230.
[18]Henry Benjamin Whipple, Lights and Shadows of a Long Episcopate (New York:The Macmillan Company, 1912) 105.
[19]Whipple, Lights and Shadows, 124.
[20]Lincoln, “Second Inaugural Address, ”March 4, 1865, in Basler (ed.), Collected Works ofAbraham Lincoln, VIII, 333.
[21]Bayard Taylor, “What is an American?”The Atlantic Monthly, Vol. 35, No.211(May 1875) pp. 561-567, quotations pp. 562, 565-566.
[22]Oliver Wendell Holmes, The Autocrat of the Breakfast-Table (1858): 18.
第七章 应许之地通往美国世纪的大门
让我们用眼泪送走黑暗的过去，转身面向灿烂的未来，低垂眼帘，奋力向前吧。人类漫长的、令人厌倦的冬天已经结束，夏天已经到来。人类已经破茧而出，天堂就在面前了。
爱德华·贝拉米《回顾》，1888年
1862年12月，艾达·韦尔斯（Ida B. Wells）还只有5个月大的时候，厄尔·范登（Earl Van Dorn）带领南方邦联军队突袭了她的家乡密西西比州的霍利斯普林斯镇，目标锁定北方联邦军将军尤利西斯·格兰特为袭击田纳西州维克斯堡而在此建立的补给站。1878年，艾达15岁的时候，黄热病在镇上肆虐，夺去了她的双亲和一个弟弟的生命。1884年，21岁的艾达乘坐火车时被强行逐出妇女专用车厢，理由是该车厢仅供白人使用。艾达的遭遇在某种程度上也是19世纪晚期许多美国人面临的危险和困境，尤其是南方人，当时“黄杰克”（黄热病的别称）对他们的生命造成了持久的威胁。黄热病是不分种族的，但这一时期的铁路却作出了明确的种族划分。艾达·韦尔斯和其他任何的美国人一样易受病毒性感染的威胁，但她又尤其易受种族仇恨病毒的威胁，只因为她是黑人。
艾达自双亲过世后就肩负起养家糊口的重担，对于列车乘务员的反动言论自然不太可能逆来顺受。她成功地向地方法院起诉了铁路公司，但田纳西最高法院最终否决了地方法院做出的赔偿判决。对于这位年轻姑娘来说，这无异于一记警钟：在此之前，艾达虽然严格说来是奴隶出身，但也和其他许多人一样，坚信“昨日的美国已经永远地成为过去”，而“新的国度”、未来的美国“将会是完全自由的国家，其基石正是法律面前人人自由平等”[1]——这是伊利诺伊州议员艾萨克·阿诺德（Isaac N. Arnold）在1864年说过的一段话。然而，推行这种自由总会遭到暴力反对，尤其是那些曾经的南部邦联州内的极端分子的反对。后来，这种暴力中最具破坏性的一些方面将成为艾达·韦尔斯倾其一生反抗的重心，这也将写就她的传奇人生。
1866年，艾达尚且年幼的时候，臭名昭著的三K党在田纳西州珀拉斯凯成立。当时，阿诺德等人一直在提倡废奴，废奴成功后又进一步呼吁保护所有民众的权利平等，而三K党这个白人至上主义者的治安维持会在此时成立，表明至少有一部分南方白人下定了决心想要破坏阿诺德他们取得的成果。三K党与民主党颇有牵连，主要由南方邦联军的退伍老兵组成，他们致力于恐吓联邦支持者和共和党人，阻止那些非裔美国人获得合法的自由权利和财产权，在极端情况下甚至会夺去他们的性命。19世纪60年代晚期，像商人约翰·默里·福布斯这些到访南方的人能很快从那些南方城市建筑上“饰有”的“骷髅头和两根交叉的骨头”以及“滴血的匕首”象征中察觉到致命的讯息。[2]尽管这种象征可能是南方专有，但这种态度并不只局限于曾经的南部邦联州内，在民主党当时的种族歧视言论中，也具有这种固有元素（见图34）。
1868年时，这个国家既没打算对内战的成果置之不理，也没打算与民主党代表的公然的种族分歧结盟。前邦联军将军尤利西斯·格兰特当选总统，也正说明了这一点。在格兰特的第一届任期内，联邦政府通过了三份执行法案（1870年、1871年）来制止三K党的暴力行为，并且派遣联邦警察进驻南方以保障法案的实施。格兰特还特别授权财政部情报局的海勒姆·惠特利（Hiram C. Whitley）暗中收集不利于三K党成员的证据。惠特利在回忆录中骄傲地回忆说，自己帮助确保对“这个臭名昭著的组织”发起了“两千多次起诉”[3]。但他也深知，那些为起诉三K党作证的证人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当时，三K党为了让反对者闭嘴，对相关的黑人、白人都实行了恐吓威胁，其中最常见的方式就是无情的殴打，有时候甚至是私刑处死。
图34 《这是一个白人的政府》（托马斯·纳斯特）。这幅讽刺漫画出现在1868年9月5日的《哈泼斯周刊》上，嘲弄的是民主党在1868年的竞选纲领，其竞选口号正是该画标题。画中的三个白人形象从左边开始分别是：一个滑稽的爱尔兰移民，三K党头目内森·贝德福德·福里斯特（其皮带搭扣上的“CSA”字样和刻着“错失伟业”的匕首都表明他代表的是美利坚联盟国），以及反对“重建法案”的民主党总统提名者霍拉蒂奥·西摩。他们踩在一名非裔美国士兵和他举着的国旗上，而那名士兵正在徒劳地伸手去够不远处的一个投票箱（画面右下方）。漫画下方的图例写着：“我们认为国会（所谓的）《重建法案》是一种篡权，是一种革命，它不合宪法，空洞无效。”在1866年的国会选举中，共和党彻底获胜，通过了这些《重建法案》，将南方划分为五个军区，每个前邦联州都被要求普遍实行男公民选举权、起草新的州宪法并且批准通过第十四修正案。这幅图的背景里有一所学校或救济院模样的建筑正被烧毁，并且有一起私刑正在发生（明显是指1863年7月因激烈反对内战而爆发的纽约草案暴动，在这场暴动中，第五大道上的有色人种孤儿院遭到袭击，一些人遭私刑处死）。由美国国会图书馆印刷品与照片部友情提供（LCUSZ62-121735）。
海勒姆·惠特利和艾达·韦尔斯的世界在其他所有方面都全然不同，唯独在这个主题内产生了交集。当然，这也并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主题，不只是白人的侵犯和黑人的决绝之间的碰撞，也不只是解放黑奴的大形势下白人的故步自封。一切都远远复杂得多。海勒姆·惠特利曾经的工作是抓捕逃走的奴隶，他反对废奴，反对给予非裔美国人公民权，在决定加入联邦军之前还短暂地考虑过是否为邦联军卖命，因此，如果不是因为这个问题太过复杂的话，他根本就不可能这么积极地保护这些和他没有任何共同点、显然也无法激起他怜悯之心的人的公民权利。在惠特利身上，各种实际目的和个人目的在此交汇，而19世纪晚期的美国也正是如此。这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世界，艾达·韦尔斯正是在这样的世界里长大的。
19世纪晚期的美国是一个战后世界。当时的城市迅速崛起，技术和交通快速发展，西部的扩张如火如荼，以至于常常会让人忽略了这个现实。但在这一切的发展背后，不管是在人员上、实际上还是心理上，这个国家都仍然遭受着冲突的余波。1865年结束的内战夺去了60多万人的生命，留下几乎同样数目的伤残人员，国家经济也随之陷入危险的境地。死者只需哀悼，但处境艰难的幸存者则需要供养，这是当时的北方和南方都面临的问题。需要重建的不只是南方，需要稳定的也不只是经济，许多幸存的内战老兵还需要政府的赡养以度过余生，这其中有些人会一直活到20世纪。
此外，由于这场战争的性质是内战，对于南方遭受的更严重的经济重创和物质破坏，美国自然不能坐视不管，但这个问题也不太可能在短短数年内就解决。在战争期间，南方的房地产价值减半，农产品产出价值一直到19世纪末才重新达到了1860年的水平，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追上整个国家的发展。在战后的南方，不管是黑人还是白人农民都很快发现自己被困在了这样一种体制中：他们作为佃农，在别人拥有的土地上通过劳作分得一部分农作物，用自己的劳役偿还债务。大多数人通过种植棉花而非作物来偿还那些他们不得不担保的贷款，而这些贷款永无希望还清。整个国家的情况也在恶化：格兰特虽然是一位伟大的军事指挥官，但在担任和平时期的总统这方面显然不太在行。他的两届总统任期都沾上了政治腐败和财政腐败的污点，在这个被马克·吐温贬损为“镀金时代”的时期，联邦对于南方的政策常常优柔寡断，对于非裔美国人的政策更是摇摆不定。
1865年联邦资助成立了自由民局，来帮助实现从奴隶制到自由的顺利过渡，其中包括开办学校、建造医院、提供一般性援助和建议等，但自由民局只存在了短短五年，也从未得到必要的资源来实现其雄心壮志。事实上，它甚至都没有得到必要的资源来维持自由民的基本健康，而这些自由民的健康状况本就在他们当奴隶时遭到损害，后来在内战中的“走私管制营区”里更是严重恶化，感染了霍乱和其他危及生命的疾病。
自由民局卫生处面临的问题在很多方面都表明，在从蓄奴制到自由的转变过程中，存在一些更广泛的问题。这些陷入困境的医生面对的是一个更关心协议和程序而非实际帮助的联邦政府，对其而言更重要的是平定混乱而不是解决医疗问题，更不用说去解决社会问题。该地区民众对于联邦干涉的反对，特别是对于种族平等的反对，常常阻挠着联邦政府想要保障政治、经济和社会稳定的任何尝试。而在实施这种早期的内部政权更迭这一问题上，进驻南方的联盟军的作用也很有限。
立法方面当然也有一些进展。19世纪70年代早期的执行法案允许联邦法庭而不是州法庭起诉种族犯罪，1875年又通过了《民权法》，力图实现南方的社会和文化平等，向“无论种族、无论肤色、无论之前处于何种奴役状态的所有公民”承诺“完全平等地享有住宿、特权、设施，以及使用旅馆、陆上或水上公共交通工具、戏院和其他公共娱乐场所的权利”。尽管如此，原则上的平等权利和实践中对平等权的保障之间还是存在着巨大的鸿沟。像惠特利这样的人试图缩小这种差距，而另一群人则想要扩大这种差距。
在南方重建期间，非裔美国人的政治权力和共和党的统治有时会遭到来自意想不到的人的批评。内战让惠特利抛开自己战前的种族歧视，转而开始在战后的南方与白人极端主义抗争，但另外一些人却发生了恰好相反的转变。例如新闻记者詹姆斯·谢泼德·派克（James Shepherd Pike）在战前是一名废奴主义者，在战后却对南卡罗来纳州的重建发起责骂和抨击。南卡罗来纳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其重建后的议会成员大多是非裔美国人，这可能也正是派克攻击南卡罗来纳的原因。不过，派克的攻击非常极端，他在报纸上发表了许多社论，这些社论后来于1873年结集出版，书名为《屈服之州》（The Prostrate State）。同时，他还画了一幅谩骂攻击南方某州在后解放时期政治的漫画，其中的极端观点恐怕会让读者大跌眼镜。
在19世纪50年代，派克身为激进派报纸《纽约论坛报》的驻华盛顿通讯员，常常据理反对奴隶制，称其为“这个可恶的制度”。但在19世纪70年代，他的观点发生了转变。看到之前自己曾严词抨击过的蓄奴“贵族统治”如今“屈服于尘土之中”，受非裔美国政治领导人的统治，派克感到非常沮丧，将这个“奇怪的（统治）集团”描述为“美国人中的残渣”，认为他们只不过是“穿着那些睿智先人的长袍”。战后时期的派克认为这简直是“在多数人统治的机械制度下实现的愚昧腐败的统治，野蛮用力气压倒了文明”。他声称这“是奴隶在主人的大厅里放纵，将主人踩在脚下”。[4]
派克和惠特利在奴隶制问题上的观点剧变可能都有些让人费解。但其实对他们和其他许多人来说，在19世纪美国面临的那些利害攸关的问题中，有关奴隶制的道德争论只是昙花一现。在派克和惠特利居住的这个世界里，“野蛮”带来的威胁似乎非常真实，一直以来都在引起关注。在当时的人眼中，野蛮人既缺乏宗教准则，也缺乏共和主义原则，用著名神学家霍勒斯·布什内尔（Horace Bushnell）的话说，他们就是美国的“头号危险”。布什内尔是在1847年发出的这个警告，当时，奴隶制和西部扩张——或者说两个相互混杂的问题——似乎带来了最大的威胁。但布什内尔在谈论这两样威胁时，将其置于美国发展进程的大背景之下，在重提殖民历史的同时，也展望了未来的奋斗。在布什内尔看来，美国的反野蛮之战“一直在重复上演，不断发生新的变化”，而对于这个国家来说，他的警告“既包含了恐吓，也带来了希望”[5]。
就像布什内尔预言的那样，这个威胁从未走远。野蛮造成的威胁在战前时期被媒体和教会大肆宣扬，到了内战时期，又被重新解读成给予联盟道义和实质支持的一个重要论据。在内战之后的“机器政治”时代，面对着随之而来的腐败问题，美国的未来似乎的确面临更真实的恐惧。奴隶制虽遭废除，但毕竟导致了布什内尔抱怨过的社会退步和精神颓废。即使在战后时期，奴隶制也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完全是南方独有的问题，而是已经开始向西部扩散。在19世纪晚期，布什内尔的恐惧得到了证实，社会退步的顽疾似乎有了新的表现形式，在全国范围内更强有力地传播开来。
19世纪70年代，南卡罗来纳州被派克一再诟病的这种政治上的种族无保障问题也出现在了北方各州，尤其是纽约市。在纽约市，民主党的政治机器在种族平等的问题上一直固执地持反对态度。即便撇开种族问题不谈，纽约的政治图景也丝毫没有改善。60年代晚期到70年代早期，纽约民主党国会议员威廉·特威德（William M. Tweed）及其同伙——即臭名昭著的“特威德集团”——在位于纽约市东十四街上的总部坦慕尼协会会堂里运作着一个复杂的贿赂、回扣、竞选以及金融诈骗系统，从中捞得上千万美元的好处（图35）。当然，“老板”特威德的这些金融诈骗活动也带着点“罗宾汉”式劫富济贫的成分。他的非法收益中，有一些以教育和实际援助的名义（有时候是以大幅增加收入的形式）拨给支持他的选民——主要是爱尔兰移民，也有一些用在民用设施建设上。但那都是些非常昂贵的设施，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始建于内战爆发、于1880年竣工的纽约法院。
在现代人眼中，特威德这种公然挪用公款牟取私人利益的做法可能并没有多么不寻常。1873年的全球金融恐慌加剧了金融腐败，格兰特的政权日渐倾颓，因而在当时的人看来，特威德的举动也不算特别出格。“特威德集团”虽然也带来了一定的涓滴式经济效益，但他们远不是亚瑟王的那些高贵伟大的圆桌骑士，而是海勒姆·惠特利称之为“欺诈和恶行”的那个时代的典型人物。惠特利认为这种欺诈的推动力正是移民。他抱怨“几乎所有国家的移民都在不断踏上我们的土地”，其中许多人“今天是欧洲的重罪犯，明天就成了美利坚合众国的公民”。“无政府主义者、伪造者、造假者和小偷每年都在增加”，其中不少人都是“野心勃勃的穷人，实现了他们靠先前的卑微手段所不能实现的生活”。
图35 《石壁不足以为囚牢》（托马斯·纳斯特）。尽管托马斯·纳斯特关于南方解放黑奴和白人至上主义的漫画在19世纪中叶广为流传，但他其实是因为不断刻画“特威德集团”犯下的政治和金融腐败而名声大噪。这幅漫画出现在弗兰克·莱斯利《画报》的1872年1月6号那期上。在这幅画中，“头儿”特威德一半身子在监狱内，一半在监狱外，暗示“没有监狱能装得下这个头儿”。事实上，特威德的最终结局的确是进了监狱，并且于1878年死在监狱里。由美国国会图书馆印刷品与照片部友情提供（LC-USZ6-951）。
在惠特利看来，“贫穷和疾病都有各自的据点，而罪恶却悄悄潜入，无处不在”[6]。他在回忆录中指出，这种罪恶主要从国外潜入。但他必定也知道，美国本土的罪恶同样无孔不入，并且势力愈加强大。在许多方面，惠特利的回忆录都毫不掩饰地选择去强调或者隐瞒一些事实，例如他对自己在执法机关的工作就讳莫如深。他选择着重讲述那些北方城市的走私者、伪造者和犯罪集团，对自己的机构在南方重建中的所作所为只字不提。在这方面，他跟随或者至少说是认可了当时整个美国的一种趋势，对南方的事务感到沮丧倦怠。
重建南方从来都不只是让南方重回联盟这么简单。从最基本的层面上讲，重建是要让南方融入北方的图景，或者至少转化成北方想要看到的自我图景。内战后的几十年里，人们开始意识到这不大可能实现。随着之前的邦联重回联盟，这些州里的激进共和党势力渐渐衰退，民主党的势力则开始增长，并且开始实行种族紧缩政策（图36）。在南方各州，尤其是路易斯安那、密西西比和南卡罗来纳州，黑人选民被逐出投票点，重回政坛的白人统治者开始缓慢坚定地撤去之前那些保障种族平等的立法。
图36 《联邦胜利之后/奴隶的生活反而更遭》。这幅由托马斯·纳斯特绘制的漫画出现在1874年10月24日的《哈泼斯周刊》上。这一年正是《民权法案》通过的前一年。这幅漫画强有力地表明：尽管1870年和1871年通过了《执行法案》，特别是1871年通过的《三K党法案》（《第三执行法案》），并且1870年6月也建立了司法部，各种各样的白人至上主义团体，例如“白人联盟”（图中左侧人物身上的徽章）以及出现在密西西比、后来势力扩大到南卡罗来纳的“红衫军”都在继续压制南方非裔美国人的民权。由美国国会图书馆印刷品与照片部友情提供（LC-USZ62-128619）。
1875年正值美国筹备庆祝建国100周年，准备举办总统大选之际，现任总统和民众对于南方事务如果不说大失所望的话，也已经丧失了大半信心。格兰特总统派遣曾经的战友、联邦军将军菲利普·谢里登（Phillip H. Sheridan）去新奥尔良制止白人联盟在那里发起的暴力事件。与此同时，在南卡罗来纳，前邦联将军韦德·汉普顿（Wade Hampton）的拥护者正在为州长选举做准备；一年之后，汉普顿将会在这场选举中胜出，将南卡罗来纳州从共和党的统治中“赎回”。因此，1875年初，格兰特与参议院对质之时已经多少有些筋疲力尽，他指出了发生在南方各州，尤其是路易斯安那州的一连串非法职权滥用事件。他还特别强调了1873年复活节发生在科尔法克斯的事件，在那起事件中，白人民兵在县政府大楼袭击了一群有武装的黑人，并且在那些黑人投降之后仍然大肆杀戮。
格兰特明白无误地指出，“科尔法克斯大屠杀”事件“在血腥和野蛮程度上几乎超过了任何一次野蛮的战争行为”。他没有给自己曾经的战友留情面，而是详尽地描述了那段可怕的事实，也提到那场对59名囚犯的集体枪决，指出他们“绝大多数头部中枪，其中大部分又是后脑勺中枪”。格兰特承认，“让路易斯安那的民众为这些暴行负责是不公正的”，但他还是指出“可悲的是，在惩罚这些谋杀时我们遇到了无法克服的阻碍，路易斯安那州的那些保守分子不仅为大屠杀正名，还谴责那些想要履行正义的美国官员在实施联邦暴政、独裁”。格兰特有充分的理由担心“在这片以文明和基督教为豪的土地上，却找不到办法去惩罚犯下这桩血腥的荒谬罪行的凶手”，也有十足的理由相信美国“民众已经被南方这些每年秋天都在发生的暴动累垮”。[7]就在那一年，即1875年的“美国诉克鲁克香克案”（United States vs.Cruikshank）中，最高法院推翻了科尔法克斯大屠杀事件后根据1870年执行法案给出的一些判决。
美国诉克鲁克香克一案有着深远的影响。该案限制了联邦政府在民事案件中的法律影响范围，提出各州有权诠释宪法第一、第二修正案。最高法院坚称：“保护各州生存权和人身自由权的主权仅属于各州所有。”之后，它又进一步指出，对于白人被告试图以种族为由侵害受害者的“权利和特权”这个指控“太含糊”，无法证明。它承认“我们也许可以怀疑是种族导致了这种敌意”[8]，但除此之外不能做出更多推测。美国诉克鲁克香克案实际上为白人至上主义者打了一张“免死金牌”，在之后的将近一百年里，这张牌会一直有效。格兰特总结道，在部分南方地区，“仇恨和暴力的风气要强过法律的效力”。到后来，这种风气还会愈演愈烈，并且有了法律的撑腰，更是肆无忌惮。
不管是美国宪法《第十五修正案》还是1875年的《民权法案》都没有能够阻止南方种族分歧的渐渐扩大，也没有能够保护非裔美国人的投票权不被剥夺。南方各州通过一系列限制法令建立了一个种族隔离机制，这个机制与其说是为了将不同种族隔离开来，不如说是为了确立白人至上的地位，并且确保黑人没法通过投票来破坏白人的地位。有些法令荒唐至极，很容易就站不住脚。例如所谓的祖父条款剥夺了奴隶后代的权利，这有点太明显地违反了《第十五修正案》，在1915年就被推翻。人头税和（决定有无投票选举资格的）识字测验（见图37）虽然也剥夺了许多穷困或者不识字的白人的权利，却是后内战时期的南方为重建白人精英统治而偏好使用的立法手段。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前，只有3%有资格投票的南方黑人登记了投票信息。通过这些手段，南部邦联证明了自己在内战中的“败局命定”只是一时的。
随着非裔美国人被逐出政坛，1883年的民权诉讼诸案又让种族歧视成为不再是由国会决定，而是由各州凭良心决定的事务，大量的州立法因此涌现，又称“吉姆克劳”种族隔离法案。这些法案针对黑人和美国白人确立了隔离的、据称平等的对待政策。1896年，美国最著名的一起法律案件普莱西诉弗格森案就将“隔离但平等”原则编入了法典。在这起裁决中，最高法院证实了只要隔离的设施确实是平等的，种族隔离就是合法的。然而，大多数设施当然都是不平等的。普莱西裁决之后，从铁路到餐馆，从学校到出租车，从酒店到住房，都在划下一条越来越严格的“种族界限”。甚至是本应众生平等的死亡也被迫服从这条种族界限：就连公共坟场也实行了种族隔离。
正是在民权诉讼诸案后的第二年，艾达·韦尔斯与铁路公司发生了冲突。那时，她已经清楚认识到，对于挑战南方种族隔离体制的人来说，被强行逐出“白人”女性专用车厢远不是最糟糕的命运。种族隔离体制也许得到了全国性的批准，或者至少是全国性的同谋，但仅仅这样做并不能确保它长期存活下去，更没法保护它免遭法庭上不断的指责。唯一能够压制种族隔离的反对声音的做法就是让种族隔离的质疑者付出惨痛代价。在奴隶制的问题上，明里或暗里的暴力威胁一直存在，而在种族隔离的问题上，暴力威胁也同样存在；在很大程度上，种族隔离只是奴隶制问题的一个替代物。19世纪晚期美国的悲剧正在于：种族隔离让人充满疑虑的合法性背后，隐藏着最极端的暴力形式——私刑。
将受害者非法处死或者对其施以残暴酷刑这种私刑不只存在于南方，也不只存在于19、20世纪；滥用私刑的暴徒也不仅仅是针对非裔美国男性，中国人、美洲土著、墨西哥人、非裔美国女性，甚至是白人男性自己也同样容易遭受最极端的私刑。不过，私刑之所以与南方处死非裔美国人联系起来，其原因并不算太复杂。由于私刑毕竟是一种自发组织的行为，其确切统计数字必然难以捉摸，但可以估计的是，总共约5000起的私刑里，大多数发生在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中叶，并且在19世纪90年代达到顶峰。这些私刑主要发生在南方，当然也不局限于南方。南方各州中，密西西比、佐治亚、得克萨斯、路易斯安那和亚拉巴马州的私刑情况尤为严重，在19世纪90年代发生了300多起。尽管白人也会成为滥用私刑的对象，但私刑主要还是一种种族犯罪。例如在密西西比和佐治亚州，受害者里只有不到10%是白人。而在路易斯安那和亚拉巴马州，也只有10%出头的受害者是白人。只有得克萨斯州的私刑种族分布得更均衡些，大概有25%的得克萨斯州私刑受害者是白人，但这也只是相对而言。
私刑并不只是在刑事案件中实施某种可疑的法外“正义”或者“滥用私刑的暴徒”擅自处理案件这么简单。白人对非裔美国人滥用私刑这件事也不能仅仅理解成白人为了控制黑人，不顾一切地维护白人至上主义的一种表达，虽然它的确是一种最为极端的表达。那些受害者遭受的私刑极其残忍，并且私刑这种公众场面经常会招来许多的围观群众（图38），有时甚至有超过一万人围观，因此这种现象绝不是能够简单分析的。一些旁观者还会自豪地将私刑照片散发给亲戚朋友，这种做法恐怕更让人感觉不安，也更难以解释。
图37 《种族界限仍然存在——假若这样》（1879年）。这幅漫画出现在1879年1月18日的《哈泼斯周刊》上，漫画嘲讽的是识字测验，即旨在剥夺非裔美国人的公民选举权的南方识字测验。画中，“山姆大叔”在墙上写着“叫育呈度。黑人因该接受叫育，然后才能和美国百人一样选举，署名：南方诸州先生”。这幅漫画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超前的。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期间，在歧视性立法方面出现了最坚决的“退出重建”现象，而其最开始的迹象和推动力就是1883年推翻了1875年《民权法案》的民权诉讼诸案。正是1883年的裁决允许了种族隔离的继续发展。1903年，非裔美国领导人威廉·爱德华·伯格哈特·杜博伊斯在《黑人的灵魂》中指出，“20世纪的问题就是种族界限的问题”，他说的并不只是美国。到了20世纪，“种族界限”的观念变得愈加明显。“南方诸州先生”指的是在南方从共和党重建中“赎回”后民主党在该地区的选举优势。南方在这方面一直都“坚固地”挺立着，一直持续到20世纪。因而，在许多方面，这幅漫画是真正认识了墙上写着的字。由美国国会图书馆印刷品与照片部友情提供（LC-USZ62-83004）。
对于“法官私刑”的辩护难以让人信服，但滥用私刑的暴徒们总在为自己寻找借口，往往会伪称受害者是黑人强奸犯。1899年佐治亚州发生的正是这样一起事件，非裔美国劳工萨姆·侯赛（Sam Hose）因为被控告强奸其雇主的妻子，在大约2000名白人目击者面前被折磨、肢解并且活活烧死。侯赛案只是艾达·韦尔斯在《佐治亚州私刑法》（1899年）中着重描述的诸多案件之一。她指出侯赛之死“让美国在过去十年里被活活烧死的人数增加到了七人”，并且为读者详细记述了“当时那令人作呕的景象”，白人围观者甚至拿走受害者的骨头作为“纪念品”。[9]
就在几年前，1893年，韦尔斯和其他许多非裔美国人拥护者、活动家一起探讨并且发表了《为什么哥伦比亚世界博览会（芝加哥世博会）中没有美国有色人种》[The Reason Why the Colored American Is Not in the World's Columbian Exposition （Chicago World's Fair）]。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在为之撰写的序言里强调道，“据说如今黑人都特别嗜好犯下的罪行，却是他们迄今为止很少被起诉或认定的罪行”。道格拉斯回忆道，尽管非裔美国男性往往会被控告“小偷小摸”，却从来没有“被控告犯下强奸白人女性这种凶恶的重罪”。“如果我们相信他的控告者所言非虚，”道格拉斯评论道，“那黑人可真是有了新变化。”但道格拉斯深知，真正变的不是黑人的行为，而是白人的行为，而这种改变背后的原因正是白人对于南方黑人政治优势的“伪称的、无根据的恐惧”。
图38 《约翰·黑特的尸体》。约翰·斯特于1884年2月在亚利桑那州的汤姆斯通遭到私刑处死。照片拍摄者为诺厄·汉密尔顿·罗斯。在一些西部“廉价纸面小说”以及后来的电影刻画中，汤姆斯通成为“荒蛮的西部”的缩影。不过，私刑在这些边陲小镇上并不算常见，而是在那些前邦联州里更为常见，并且往往是出于种族歧视而犯下的罪行。尽管如此，不管是为了维持种族秩序还是其他方面的秩序，许多私刑背后的原因都是为了维持社会秩序。约翰·黑特被法庭定罪成谋杀犯，判处终身囚禁于尤马监狱，这个判决在一些人看来显然太过宽厚仁慈，让他们无法接受。《纽约时报》报道说，电线杆上贴着一张布告（图中看不到），声称“约翰·黑特因被证明于1884年2月22日（华盛顿诞辰日）上午8点20分协从参与了比斯比大屠杀，而被科奇斯的公民绞死在这根电线杆上，以促进亚利桑那州的发展”[10]。从这张引出华盛顿并且提出私刑可以“促进亚利桑那州的发展”的布告中可以窥见这起事件背后的荒诞心态，这种心态将“国父”和维持国家边疆稳定的观点相联系。然而，与美国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发生的其他许多异常残忍的非法谋杀相比，黑特遭受的是比较直截了当的私刑——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由美国国会图书馆印刷品与照片部友情提供（LC-USZ62-109782）。
对艾达·韦尔斯来说，理解白人在私刑背后的心态并没有那么重要，更重要的是戳穿其中至少一部分的谎言。她特别攻击了道格拉斯也指出过的那些为滥用私刑而编造的谎言。在《南方恐怖》（Southern Horrors，1892年）中，她控告南方“躲在捍卫女性名誉这道似是而非的屏障背后”，而这道屏障“在这片‘自由之地’上保护着私刑法律，关上了媒体和教士的心扉，扼杀了他们的良知，歪曲了他们的判断，堵住了他们的嘴巴”[11]。在《佐治亚州的私刑法及其原因》中，韦尔斯用图表和实际数字呈现了私刑的可怕性质，并且配以令人不安的描述文字和图像，有力证明了这种野蛮行为正在不断蔓延开来，愈演愈烈。韦尔斯提醒读者，虽然那些滥用私刑的暴徒一直在拿强奸罪作为私刑借口，事实上就连女性和儿童都会被指控强奸。
1862年艾达·韦尔斯出生时，奴隶制已经趋于消亡，但其影响却给韦尔斯的一生都蒙上了阴影，也在很大程度上给她的国家罩上了一层阴影。她和其他人所描述的那种“南方恐怖”也在全国范围内造成影响，引发了强烈的反感。但遗憾的是，这种方案并没有带来多少果断的行动。1931年韦尔斯去世时，种族隔离仍然盘踞在南方，而种族和经济不平等则侵蚀着整个国家。著名诗人约翰·格林利夫·惠蒂埃在1891年写给默里·福布斯的信里讲道，自己“很欣慰能在有生之年看到奴隶制的灭亡”，但对于“有色公民的权利遭到否定”也感到很沮丧。“是否会有一天，”他问道，“登山宝训（Sermon on the Mount）和独立宣言会切实影响我们引以为豪的文明和基督教呢？”[12]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而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这个问题也在许多人的脑海里挥之不去。
回顾
在许多美国人看来，私刑似乎只是“野蛮”在这片土地上广泛出现过程中的一部分罪恶，也是当时正在发生的社会衰退和国家衰退的证据。牧师布什内尔曾就这种衰退提出过警告，而执法专员惠特利也曾指出这种衰退是由移民带来的。这其实并没有引起美国人的仇外情绪，但他们务实，或者说犬儒主义地认识到国界可能比南方更容易管辖，因此，面对镀金时代的腐败和残忍，他们给出的回应是站在惠特利一边，开始关闭这个国家到目前为止仍旧相对开放的门户。在这个年代，自由女神像已经树立起来，她既是美国的象征，同时也守护着美国所象征的一切，而这种守护又得到越来越多的强调。自由女神举起的手臂太经常被理解成一种防卫姿态，而不是欢迎那些被逐出家园的人的灯塔。
距自由女神揭幕还有6个月时，芝加哥爆发的劳工骚动揭示了美国社会内部存在的一些分歧。仅就此次事件本身而言，它体现的是在移民背景下似乎日益深化的劳动力和资本之间的分歧。1886年5月4日，在芝加哥工业区中心的秣市广场爆发了一场劳工集会抗议，一颗炸弹爆炸并且引发骚乱，造成8名警察和不明人数的平民死亡，更是证实了对美国社会分歧的担忧。这起悲剧被认为是数名无政府主义者（其中有6名被认定是移民）制造的，因而愈加增强了当时已经存在的反移民情绪。更重要的是，它在公众意识里将无政府主义者与移民联系起来，夸大了对于社会主义颠覆者企图破坏美国共和主义的恐惧。这个美国史上的首次“红色恐怖”被追溯到“秣市暴乱”（Haymarket Riot），但其实秣市暴乱最多只是催化了这种恐怖的形成而已。这一时期，还有更多芜杂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力量在起着作用，这些力量既影响着移民，也影响着当地人。
反移民情绪当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早在1855年，亚伯拉罕·林肯在批评当时的本土主义“一无所知”党时就曾指出，作为“一个国家，我们起初宣布‘人生而平等’，现在实际上却变成了‘人生而平等，但不包括黑人’。一旦一无所知党掌握大权，它就会再度变成‘人生而平等，但不包括黑人、外国人和天主教徒’”[13]。然而事实上，不管是在内战之前还是之后，移民对于美国的发展来说都是一个必要元素，甚至可能做出了至关重要的贡献。在1870—1900年间，即所谓的新移民时期，约有1200万移民来到美国，其中许多人——虽然绝不可能是所有人——一直都是美国实现经济和工业崛起所必需的人力资源。
尽管移民对于美国的发展意义重大，但仅仅从百分比上来看，与通常所描述的不同，移民并不是一种突然出现的压倒性力量（表2）。1880年时移民占美国总人口的13%，到1890年时达到近15%（与非裔美国人口比例大致相同），从1860年到1920年期间，移民在美国总人口中的比例基本保持不变。尽管这个时期出生率的下降可能也引起了人们的担忧，但事实上，在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美国丝毫没有面临移民泛滥的危险，正如南方白人也没有冒着多少被南方黑人主导政治的危险。尽管如此，不论在美国还是其他国家，当时的人们还是越发认同历史学家罗杰·丹尼尔（Roger Daniels）所提出的“液压隐喻”（形容这个时期涌向美国海岸的移民“浪潮”）[14]。
表2 在国外出生的美国人口统计（1850—1920）
来源：美国人口普查局：《美国1999年统计摘要》（华盛顿：政府印刷局，2000年）
这种观点与移民的数字关系不大，而是与其性质更为相关。19世纪英国历史学家、政治评论家布赖斯勋爵（Lord Bryce）在其所著的《美利坚联邦》（The American Commonwealth，1888年）中就对“早期移民”和镀金时代的移民加以区分。他提出，前者也许“未受教育”，却仍然是“聪明的农民，有着强劲的血统，勤勉积极，能够迅速地自我调整，适应新地方的环境条件，与当地人民融合在一起”。与之相反，后者“来自劣等文明”，“各方面都与美国人的习惯和标准差异更大”。[15]许多美国人都同意布赖斯得出的这个结论。但为什么这个国家在18、19世纪如此明显地倾向于接受局外人，并且是贵族局外人的观点，仍旧是一个谜。布赖斯在1888年提出的观点和克雷夫科尔在1782年时的观点一样，都算不上强国之道。但这些外来观点显然在这个国家引起了共鸣：这个国家从一开始就渴望建立“山巅之城”，却由于各种混杂的人口、压力和政治观点而受到束缚。
尽管如此，城市的兴起仍旧是1870—1900年间美国扩张的一个典型特征。根据人口调查的结果，在这30年里，城市社区的数量及其人口总数都增加了两倍，其中有些城市的人口增长尤其显著。例如，1870年时纽约的人口只有不到100万，费城的人口仅有50万出头，芝加哥的人口仅为25万出头。到了1900年，这三个城市的人口都有了剧增，纽约人口增至将近350万，费城增至130万，而芝加哥则拥有170万居民，跃居为美国第二大城市。
尽管在19世纪八九十年代，很少有美国人还在坚持杰斐逊提出的农业共和国构想，但的确有不少人从美国的城市化发展，尤其是许多城市中移民聚居的贫民窟的出现中看到了国家长治久安面临的潜在威胁。这个时期的文学作品常常会探索城市与社会的变化图景，试图将个体置于正在形成的新型工业城市之中。这正是斯蒂芬·克兰（Stephen Crane）笔下的玛吉·约翰逊（Maggie Johnson）所处的世界。在这本以纽约的鲍厄里街区为故事背景的小说《街头女郎玛吉》（Maggie: A Girl of the Streets，1893年）中，小说的同名女主人公苦苦挣扎，最终不可避免地向贫穷屈服，堕入妓院。
克兰的小说在当时以及后来都被视为文学史上新现实主义或自然主义的鼻祖。事实上，玛吉·约翰逊是在当时各个城市环境中遭遇不幸的许多女性的一个缩影，不管她们所处的城市是威廉·贺加斯（William Hogarth）笔下18世纪的伦敦，19世纪30年代的波士顿，还是19世纪90年代的纽约。在对于城市发展的文学和社会批判作品中，男性的命运也没有好到哪里去，不过他们没有像女性那样总是沦落到出卖肉体的境地，而是有更多类型的堕落。威廉·迪安·豪厄尔（William Dean Howell）的《西拉斯·拉帕姆的发迹》（The Rise of Silas Lapham，1885年）描写了男主人公从发迹到倾家荡产，到最后放弃物质发迹的机会从而实现精神发迹的故事。而在几十年后的文学作品里如果塑造了同样的人物，他也许会在布鲁克林大桥上徘徊惆怅，或者可能会直接跳下桥去——20世纪中叶，尤金·奥尼尔（Eugene O'Neill）和阿瑟·米勒（Arthur Miller）正开始在文学作品中描写当时阻碍美国理想主义发展的压倒性社会力量。
19世纪晚期的问题在于，社会评论家倾向于为倒霉的玛吉·约翰逊和西拉斯·拉帕姆所抗争的客观力量添上一张面孔——移民的面孔。正是在这个时期出现了社会福音运动，其创始人新教牧师乔塞亚·斯特朗（Josiah Strong）在《我们的国家：未来的可能与当下的危机》（Our Country: Its Possible Future and its Present Crisis，1885年）一书中发表了他对于当时社会和经济罪恶的看法。在斯特朗看来，当下的危机包含了七种致命的罪行：天主教、摩门教、酗酒、财富、社会主义、城市化，还有移民。根据斯特朗的观点，移民“为我们文明当中最为有害的几种罪恶的发展提供了土壤”。斯特朗也承认许多移民“是完全赞成我们的自由体制才来到我们国家”，但他认为“典型的”移民还是那些“欧洲农民，他们视野狭隘，道德和宗教素养匮乏，人生观低劣”。[16]
斯特朗警告指出，移民增加了犯罪率，同时也损坏了“本国人民的道德”；移民还“孕育了美国的社会主义”，在那些已经被爱尔兰和德国移民选民群体破坏了民主进程的“暴民统治的城市”里，后果尤其严重。一些社会研究甚至会专门来强化这种反移民情绪。雅各布·里斯（Jacob Riis）的《另一半怎么生活》（How the Other Half Lives: Studies among the Tenements of New York，1890年）新闻摄影集就探索了那些不太幸运的“另一半人”所生活的贫民窟和移民聚居区，虽然这本集子没有太过强烈的反移民情绪，但它呈现的城市及其居民的生活状况的确让人感到沮丧。正如里斯所描述的那样（见图39），移民的生活相当艰苦，但真正体现其贫穷程度及社会影响的却是他们的死亡。里斯指出，在“过去五年中”，“这个城市里每十个人死去，就有一个人被埋在波特墓园”。对于这个因充满机遇而自鸣得意的社会，里斯的话正是严厉的指责。
本身也是移民的里斯出于强烈的道德目的，致力于揭露纽约下东区恶劣的生活状况。不过，他认为穷人或移民里有些值得帮助，有些不值得帮助，而且他给出的证据也模糊了经济原因和社会后果之间的界限，事实上，这也是所有国家至今都仍在苦苦寻求解决的问题。十年后，美国记者林肯·斯蒂芬斯（Lincoln Steffens）在《城市的耻辱》（The Shame of the Cities，1904年）中表达自己的观点时，关注的已经不再是社会福利的短缺，而是政治腐败了。和里斯一样，斯蒂芬斯也是新一代揭丑派社会评论家、记者，致力于揭露各个社会阶层的罪恶与腐败，袭击他所认为的美国的“道德缺憾，而这却正是我们自以为最强大的地方”。斯蒂芬斯指出，政治腐败只要仍然存在，就是一种民主的欺诈。在他看来，政治首领“不是政治产物，而是一种美国机制的产物，是一个本不具备自由之精神的自由民族的产物”。
斯蒂芬斯认为在自己调查的腐败现象中，美国人是串通一气的。他指出“在海关的女人，拿着绳索的私刑执行人，以及行贿并且拿回扣的企业首脑”都是这个全国性道德滑坡中的一分子。他提出一个著名的控诉，即“贪污违法的精神正是美国的精神”。斯蒂芬斯对这个丧失了道德准则的国家虽然给出了严厉的指责，但也并没有完全失去希望。他确信美国人虽然犯下纵容坏的政府管理的过错，但同时也更有能力去要求好的政府管理。他论证说，“美国公民的性格里有一种傲气”，“这种傲气也许会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17]。
里斯和斯蒂芬斯的观点在美国都很普遍，也与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的观点相去不远，但在新世界里还是引起了独特的反响。斯蒂芬斯和里斯都坚信在这片“自由之地”上不应该发生这些情况，也不应存在这种腐败，前者表达得很直接，后者则相当含蓄。在这种社会评论的背后隐藏着一种期望：期待自己也许能够建立起最初的那批殖民者曾追求过的乌托邦。在当时最有影响力的畅销书、爱德华·贝拉米（Edward Bellamy）的《回顾》（Looking Backward，1888年）一书中，这种期望尤其明显。贝拉米书中的男主人公，著名人物朱利安·韦斯特（Julian West）穿越到未来，发现2000年的美国已经完全消除了不平等，变成了一个社会主义乌托邦。韦斯特的未来之旅让他得以重新评估当下，他指出，“自从我见过另外一个世纪的样子，我眼里的天平就已经倾斜”。从未来回来之后，他带着自己对当下世界的全新理解，在1897年的一次晚宴上严斥在座宾客。“我到过各各他（Golgotha），”他宣布道，“我看见人类被钉在十字架上！难道就因为你们中没有一个人知道太阳和星星在这个城市中看到的是什么景象，所以只能考虑和谈论别的事情吗？在你们隔壁，就有无数男男女女，你们的至亲骨肉，他们从生到死所过的生活只是一场痛苦，难道你们不知道吗？”
图39 《戈瑟姆法院》。这幅插图出现在雅各布·里斯1889年在出书前所写的一篇文章《另一半怎么生活：租户研究》，载于《斯克里布纳杂志》第6卷第6期（1889年12月）。在这篇文章以及后来的书中，里斯强调，纽约——也暗指整个国家——已经“错失了可以健康发展的良机，并且这个机遇失不再来”。在某种程度上，里斯也是一种阶级批判，批判纽约沿着中心区曼哈顿岛的逐渐扩张。在此过程中，个体被带离了最初的落脚点和身为贫困移民的初始状态，被无情地驱赶着向上攀爬，向财富和成功进发。作为成为美国人的一种隐喻，这种持续的城市更新和向上的流动性难以阻挡，然而正如里斯强调的那样，对于许多人来说，这又太难实现。“在闹市区的那些老房子里，”他指出，“租户由于无知而出生，在贪婪中被抚养成人……从列车呼啸而过的高架铁路出发走上几十步，穿过布鲁克林大桥底下的富兰克林广场，列车喧嚣的回音还在耳边作响，但你已经从繁荣地带来到了贫困地带。”（第643页）
1897年美国的现实相比于贝拉米创作小说时的1887年并没有什么变化，许多美国人还是不会将那些城市贫民区的居民当成和他们一样的血肉之躯看待。因为他们没有能力预见未来，他们能做的只有回顾过去，而这在某种程度上看起来太过熟悉。不管是以纽约的“城市老板特威德”和坦慕尼协会会堂为典型的政治腐败，还是惠特利向之开战的走私犯和罪犯，都没有消失；如果说有什么区别的话，就是问题反倒变得更为严重。这似乎表明了布赖斯（Bryce）在1888年提出的观点不无道理：他不认为大多数来到美国的移民带着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倾向或是什么犯罪目的，与之相反，这些移民只是在政治方面一无所知，容易腐败。就在贝拉米回顾过去的同时，布赖斯设想了美国的未来。如果说克雷夫科尔对“美国人这个新人种”这种旧世界里乌托邦式的集体描述取悦了美国人，布赖斯则是描绘了这种理想的局限性，提醒了美国人将移民转变成“新人种”既不简单，也不能确保成功。
诚然，移民几乎不会认为自己是易于塑形的旧世界黏土，准备好了被新世界重新打造；他们的想法与此恰恰相反。罗马尼亚移民作家马库斯·伊莱·拉维基（Rabbi Marcus Eli Ravage）就在书中回忆了自己刚到美国时感受到的“最初的冲击”，并且指出这种反应部分是由于他自己的文化包袱。正如拉维基解释的那样：
从欧洲来到这里的移民并不是美国人所以为的原材料。他不是一张白纸，等着你去随心所欲地涂涂写写。他不是凭空出现的，相反，他带着自己根深蒂固的传统，带着自己的一套文化、品味和习惯，这些和他的民族经验一样古老，是由其种族和环境传承下来的。也正是他的整个旧世界的灵魂，在他一踏上这里的土地之时，就与美国的灵魂发生了冲突。[18]
拉维基口中的“旧世界的灵魂”花了一段时间才适应了这个新环境和这里的居民，他们被许多本地居民看作是些“可笑的人”，甚至还会被称作“欧洲的渣滓”。拉维基来到美国时，美国的移民法已经开始收紧，1882年颁布了第一部《联邦移民法》，将罪犯、疯子、贫民以及那些有可能成为公众负担的人群排除在外。同年，《排华法案》通过，这部法案最初是为了阻止西方进口廉价中国劳工，后来却不仅成为移民管制的参考模板，而且随着美国影响力范围——或者至少是活动范围——向海外的扩张，扩展到了更广泛的种族态度问题上。当然，美国已经在更近的局部地区尝试并且测试过了移民管制的程序。自由女神像揭幕还没到10年（1897年），移民限制联合会就提出，和那些南方想参与投票的非裔美国人一样，新移民在移民前必须参加识字测验。
移民限制联合会由一群哈佛毕业生在1894年创立，是一个强大的特权、压力集团，但这个集团并不是美国移民政策的唯一舆论制造者。事实上，他们的观点也遭到了强有力的反对，其识字法案在国会里遭到数位美国总统的否决：格罗弗·克利夫兰（Grover Cleveland，1893—1897年）、威廉·塔夫脱（William Howard Taft，1908—1912年）和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1912—1920年）都试图阻止这项法案通过。
克利夫兰谴责这种观点是“粗鄙、狭隘、非美国的”，而这个提案则是“没有必要的严苛压迫”。克利夫兰坚称，这代表着“彻底背离了我们有关移民的国家政策”，而这个政策“原本是鼓励那些外国人来与我们共命运、参与建设我们辽阔的国家，作为报偿，他们可以获得美国的公民身份”。他提醒国会说，“美国在19世纪的巨大发展在很大程度上都要归功于几百万勇敢爱国的移民，这也证明了这项慷慨大方的移民政策是成功的”。同时，他还攻击了那种将移民与失业、犯罪以及社会和经济衰退联系在一起的危言耸听的言论。“就在前不久，”克利夫兰指出，“人们还在这样谈论移民，但如今，那些移民和他们的子孙后代已经成为我们最好的公民。”[19]
克利夫兰在最后提出的观点触到了一些人的痛处。有些美国最好的公民未必就喜欢被提醒起他们的欧裔来源。对于他们而言，移民其实是一种非常强有力的提醒，既提醒他们想起外面的世界，很多时候也提醒他们想起被留在身后的那些人（见图40），甚至可能还会提醒起其他更多东西。“自由的美国人，”拉维基指出，“需要愚昧的种族来教导他们如何向全世界讲出令人振奋的话语。在我看来，美国人只有从卑微的移民身上才能认识到美国在国际大家庭中代表着什么。”简而言之，对于这个似乎已经忘记自己的起源和建国理念的国家，移民既质疑了美国人的自满情绪，也给这个国家敲了一记警钟，提醒它不能再否认“这个明摆的现实，否认美国精神是一种和解……否认移民而来的美国人从来都是，并且一直会是复合的美国人”。[20]
图40 《回顾》（约瑟夫·开普勒）。这幅漫画出现在1893年1月11日的《冰球杂志》上。画中，这个国家最成功的商人们正在试图阻拦移民进入美国，而他们的身后是表现他们“旧世界”根源的影子或幽灵。这幅画强有力地表现了后来格罗弗·克利夫兰也指出的一点：美国人不情愿承认自己的“旧世界”根源。画中对于移民形象的描绘在拉维基拉比的笔下也可以找到类似的描述：“外国人穿着奇装异服，走下跳板，看起来像是某种奇怪的捆束物在移动。他还总是背着更多的捆束物……他肯定适合去演闹剧。”
许多美国人都完全同意美国精神是一种和解，但当这种和解涉及公民身份时，他们就不太确定具体是哪种和解了。在19世纪更早的时候，关于美国精神的辩论主要是围绕非裔美国人、墨西哥人、中国劳工和美国西部的本土土著居民给盎格鲁—撒克逊白人“规范”带来的内部挑战。19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早期，因爱尔兰土豆大饥荒而大量涌入的爱尔兰移民就曾在东北部某些地区引起一股反天主教骚动，但在19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期间，地区间的紧张局势和随之而来的内战都将当时的注意力从反天主教情绪转移到了反移民情绪上。在这么多移民为了捍卫联盟而卖命的情况下，出现这种反移民情绪当真是一种无礼行为。
1870年后，美国从冲突中恢复，移民的大量涌入为工业和城市发展都注入了力量，在改变美国人口构成的同时也改变了美国的经济面貌，激起了美国人对移民的新一轮攻击。和克利夫兰倡导拥护的开门政策针锋相对，斯特朗等人和移民限制联合会等机构都表达了对移民的反对，掀起了一场新的论辩。事实上，自殖民时期以来，关于美国人身份、意识形态和移民的辩论就从未停过，在这场旷日持久的辩论中，杂糅着殖民者和土著部落、保皇派和革命者、北方与南方、黑人与白人的视角。总的来说，在这场拉锯战中，一些人认为自己坚守着美国人的身份防线，另一些人则想要突破这道防线。到了镀金时代，“美国人”和“移民”之间的冲突成为焦点，不过就是这场拉锯战又换了一种形式而已。
坚守这种身份防线的方式并不仅仅是直接的对抗，有时也会是更为微妙的文化对抗。爱德华·贝拉米并不是这个时期中唯一在作回顾的人。19世纪晚期的美国人对宗谱的兴趣大增，美国的一些白人名门望族试图在新来者面前证实自己的美国人身份。他们尝试给自己建立起悠久的传统，将自己的家族史追溯到殖民时期或者独立战争时期，对任何可能表明自己是近期移民的污点予以否认。19世纪90年代，在美国南方掀起一股对邦联军阵亡将士的崇拜。与此同时，在北方以及全国其他地区也都纷纷兴起这样的热潮，出现了不少新的组织，例如美国革命之子（SAR）、美国革命女儿会（DAR）等。除了这些最有名的组织之外，在东北和西北地区还有几十个其他类似的组织。
这些爱国团体在美国各地召开会议，树起历史纪念碑，这一行为既维护了美国国家历史故事中那些值得纪念的人物与地点的历史意义，又牢固树立了这些纪念活动的参与者在美国历史进程中所承担的重要角色。与其说这是在争论“美国早已存在”，倒不如说是在争着证明“我们早已到来”。然而，除了确立自己传承已久的国民身份和文化资质之外，这样做还有更多的深意。这种冲动行为的背后有着一种明显的盎格鲁—撒克逊特点，也存在一种尚武的情绪。
在南方，人们将死去的邦联军将士与传奇化的欧洲历史相联系。里士满圣詹姆斯圣公会教堂的斯图尔特纪念窗就是一例，这扇窗上的图案将典范人物邦联军骑兵斯图尔特（Stuart）描绘成一位具有武士气概的中世纪骑士。与此同时，在西部地区，欧文·威斯特（Owen Wister）等作家在文学作品中创造了一种新的主人公形象——西部牛仔，并且也赋予了他类似的盎格鲁—撒克逊贵族血统，让这种血统在美国的边疆也有了充分完美的表达。威斯特在一个短篇小说中写道，“得克萨斯人是从英国贵族直接练就的”，“在他体内，充满野性的撒克逊人从蛰伏中苏醒”，凭借着几百年来在骑马和狩猎活动中打磨的基因，他证明了自己是“天生的骑手，完美的运动员，尽管出身于名门望族，有着红色和银白的家族纹章，本质上却和那些漂泊浪子是同类，和他们一起呼喊驰骋”。如果说牛仔是“漂泊浪子”的“同类”，那么他就与那些“成群结队侵蚀着美国的外来寄生虫”则毫无联系。在威斯特看来，这些“外来寄生虫”正在改变美国的面貌，“让城市变得喧哗混乱，公民身份变成混杂的闹剧，将我们的联邦变成了一个又像当铺又像掮客的存在”。
边疆象征着自由。在威斯特看来，边疆象征着远离城市的自由，以及远离那些污染美国城市空间的“波兰人、匈奴人和俄国犹太人”的自由。边疆仍然“未受污染”，是美国“冒险精神、勇气与自信”的最后的堡垒。威斯特指出，最重要的是，在边疆地区“人们说的是英语”[21]。这着实是一种脱离了现实的幻想，但不幸的是，这也暗示了关于美国公民身份和民族特性的论辩未来将走向何方，而这场论辩至今仍未结束。
美国精神，即美国民族特性，一直以来既是一个乐观的开放的命题，又是一个相反的封闭的概念。在理论和实践之间，在理念和现实之间，以及很大程度上在那些说英语和那些不说英语的人之间，一直都存在着一种张力。对于像威斯特那样的许多美国人而言，城市曾经是，事实上在很长时间里都是他们恐惧的焦点，在这个一直都认为自己是单一民族的国家里，城市就像一座座令人不安的异质化岛屿。然而，城市只是美国在这个时期所经历的过渡期中的一种元素、一种地点。在鲍厄里之外的其他地方，关于美国精神的争论也在持续进行，而这场论辩的参与者多种多样，有着不同的排列与组合，远比威斯特在边疆小说中描写的多元。
进步的国度
19世纪晚期，美国因为移民问题感到不安的同时，又遭遇了一系列的金融恐慌，其中最严重的一次从1893年一直持续到1897年。这个时期的新兴工业巨头招来的批评之多，几乎和移民的数量一样。约翰·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安德鲁·梅隆（Andrew W. Mellon）、约翰·摩根（J. P.Morgan）和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Cornelius Vanderbilt）这些人从运输（海运和铁路）、工厂、金融、石油和钢铁行业中积聚了自己的财富，推动了整个国家的物质发展，但同时也招来了对于这种发展的道德质疑。里斯和斯蒂芬斯等新闻记者以及贝拉米等作家在批判美国社会中越来越明显的财富失衡现象时，撬起了美国经济发展的基石，而这块基石之下隐藏的东西恰恰是令人不安的。19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反托拉斯（垄断）运动兴起，漫画家托马斯·纳斯特（Thomas Nast）等人将反托拉斯的观点向更广的人群传播。1888年的《谢尔曼反托拉斯法》将反垄断编入法典，但在1895年的美国政府诉奈特公司的所谓“糖业托拉斯案”（Sugar Trust Case）中，这部法律却被判无效。
反托拉斯法的颁布以及对这部法律的第一次重大质疑，跨过了一道实质上的历史分水岭：从镀金时代过渡到“进步时代”。当然，这样的时代划分只是为了历史学家的方便，在当时并没有什么意义。尽管1893年的金融恐慌通常被称为进步时代的“起点”，1893年之后影响美国的金融和社会力量本身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只不过它们的表现形式的确是新的。这个时期支撑着美国工业发展的不仅仅是洛克菲勒、摩根或卡内基的个人野心，也不只是他们雇佣的以移民为主的劳动力，而是他们的商业模式。实质上，洛克菲勒等人赚钱的方法就是给到目前为止相对不受限制的市场建立一种秩序，换句话说，就是吸收或者说消除竞争。
洛克菲勒于1872年创立的俄亥俄标准石油公司在十年后成为标准石油托拉斯，是美国“大财阀”最为有力的一个例证。作为首个也是最成功的垄断集团，标准石油托拉斯受到了保守派社会评论家的欢迎，也同样遭到一些忧虑的社会评论家的谴责。洛克菲勒对生产流程中的每一个阶段都做出了严格的合理化改革——修建了自己的输油管，建造了自己的仓库，洽谈了有竞争力的运输合同——这些做法当然都提高了生产效率。
J.P.摩根也采用类似的方法，将美国的铁路从濒临破产的边缘救了回来，后来又将注意力转向钢铁行业，在1901年创立了美国钢铁公司。从商业层面上来说，标准石油公司和“摩根化”的铁路都是从联合中获得力量的典例。几十年前刚刚结束的那场内战在某种意义上而言也是为了获得这种团结的力量，因此对于美国人来说这并不是多么难以接受的观点。然而，就金融而言，信仰曾经是并且也一直都是任何系统里的自由基；不是所有人都热衷于“财富的福音”那种自由放任的宗教。
那些热衷于此的人在洛克菲勒和摩根身上所看到的，即使不是一种自力更生的理想男性的缩影的话，至少也是一种近似的形象——一个在金融的前沿地带奋力向前，为美国的发展谱写全新篇章的个体。那些人将财富视为国民健康和活力的标志，不过，在威斯特笔下的西部牛仔看来，这个等式中还包括一个略微排他的元素。用于辩论这个话题的语言常常能够显示辩论中充斥的偏见。洛克菲勒本人就指出过，“大企业的发展不过是适者生存原理的具体表现”，这就是“自然的法则，也是上帝的意志”[22]。这是一种典型的美国式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和17世纪清教徒的观点极为相像。与此同时，也并不是所有人都相信，在这个将许多非裔美国人和其他移民团体排除在外，只包含了盎格鲁—撒克逊白人的自由市场里，自然和上帝就能享有完全自由。
鉴于洛克菲勒、卡内基等人宣扬的财富福音中包含了大量公共慈善的元素，物价的下跌也与人们对“大财阀”有损商业发展的批评相矛盾，反对势力于是调转矛头，批评大财阀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心态，认为这种心态既不道德又有限制性。《谢尔曼反托拉斯法》试图遏制托拉斯的势力，限制任何形式的商业联合的发展，从联邦政府的角度为市场竞争提供保护。此前，各州政府尝试管控托拉斯的企图大多以失败告终，因为企业只要迁到另外一个管控不那么严的州，就可以避开本州的限制。和1895年的糖业托拉斯案一样，这部法律在最高法院遭到质疑并且被宣布无效，垄断也因有了法律依据而得以进一步发展，“大财阀”无拘无束地走进了20世纪。
企业得到巩固发展的同时，美国却没有迎来劳工组织的普遍增长。这更是给反移民情绪煽风点火，因为在这个已经被种族对立撕裂的国家，实质上正是由于劳动力多以移民为主，才导致美国无法形成像当时在欧洲普遍存在的那种工会和行业组织。并不是说他们没有尝试过去建立工会，而是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来自各个国家的陌生人发现自己很难和别人团结在一起。1869年在费城创立的劳工骑士团秉承安德鲁·杰克逊和亚伯拉罕·林肯等前美国总统信奉的价值观，宣扬了一个不同版本的“财富的福音”。
骑士团实质上也在回顾从前那个人人都可以切实为自己做主的年代。在他们的理想世界里，就像林肯在1861年提出的那样，劳动不仅“先于资本、独立于资本而存在”，并且本质上也是“优于资本”的。在这个世界里，“自由雇佣的劳动力不必终身都禁锢在这种处境里”。林肯期望“节俭的穷人在为别人劳动、领取薪酬一段时间之后”，能够转成“为自身利益而劳动”，这种期望一直到19世纪末期都是许多人的基本信仰。正如林肯所言，这个梦想“为所有人开辟了道路——给所有人带来希望、能量、进步和境遇的改善”[23]。起初正是林肯式的希望与梦想将众多的移民引来美国，然而在这里，大多数人遭遇的却是洛克菲勒的垄断现实。
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接受这个版本的美丽新世界，有些人也试图迎头而上。1881年，更加实用主义的美国劳工联合会成立，并很快取代了劳工骑士团，但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里，几乎一直在持续爆发劳资纠纷：从1877年的铁路罢工事件，到1892年的秣市骚乱事件、卡内基霍姆斯特德炼钢厂罢工事件，再到1894年更著名的普尔曼罢工事件，人力和机器之间冲突愈演愈烈，而处于这些冲突中心的正是移民。这个政治舞台上甚至短暂出现过一个政党——平民党，又称人民党——既质疑大财阀的崛起，又呼吁限制移民。这个国家所面临的问题的解决办法似乎就在商业和边境两个方面。有人提出，只要管控好两者，一切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在一些人看来，19世纪晚期，劳资关系和移民限制问题上爆发的冲突在美国的发展过程中都是不可避免的。例如社会学家西蒙·纳尔逊·帕滕（Simon Nelson Pattern）就认为这个问题很大程度上在于美国的“公民本能”还处于“萌芽”阶段。对于整个美国来说，这个问题在城市和边境地区的各个种族和阶层中广泛存在，也在关于美国主义的持续论辩中形成了互相对立的声音。每一个“美国的阶层或者地区都越发意识到在自己的标准以及那些发展较低的阶层的活动和发展趋势之间存在着一种对立”。他指出：
南部有黑人，城市里有贫民窟，有组织的劳工中间有工贼，禁酒运动里也有酒鬼和酒吧老板。美国体制的捍卫者害怕无知的移民，工人不喜欢中国人。对于那些有适当资质获得美国公民身份的人，只要他所在的阶级是人们希望限制或者排除在外的，那么，这个人就会被区别对待[24]。
帕滕乐观地相信美国的“公民本能”会逐渐发展，最终形成“一种社会整合，并且在此基础上，还可以形成一个真正的美国社会”。不过，社会整合在19世纪晚期还是一个令人误解的概念。对于一些人来说，重要的是形成一种明智的整合，而只有遵照盎格鲁—撒克逊的社会规范所形成的整合，才是明智的。
乔塞亚·斯特朗曾经断言：“没有人仅凭自己根茎的力量就可以挺立不倒，他的枝杈与别人的枝杈互相联结，这是社会形成的基础。”但斯特朗并没有期望通过移民来形成一个新的国家混合物，也就是拉维基所描述的复合的美国人。恰恰相反，在斯特朗看来，移民不仅是“道德败坏的”，而且移民本身就代表着国家内部的一种疾病。他强调指出，“会传染的不是健康”，而是疾病[25]。在他看来，这种传染病的救药就是美国精神，这是能够治疗美国所有问题的万能药，而到了后来，甚至有人会说，这是可以治疗全世界所有问题的万金油。
1892年，埃利斯岛上新建的移民站投入使用，可以接收那些有明显生理疾病的移民，从而阻止他们进入美国。但斯特朗等人担忧的疾病并不是医学上的疾病，而是一种文化上的疾病，将其阻拦在边境地区并不是个解决办法。斯特朗沮丧地观察到，“许多美国公民都没有美国化”，这种情况既“自然”又“不幸”。尽管斯特朗在后来的城市研究中也指出有必要将城市游牧人口美国化，19世纪90年代里他关注的焦点还是西部地区。他并不是唯一持这种观点的人。许多改革家也警觉地关注着美国那片已被形容为“荒蛮”的地区，其中有些人关注当地的土著居民，另外一些人则更关注新近的移民。
威斯特等作家以及后来的好莱坞对西部边疆的战事进行了演绎，将之描述成一起近乎值得举国庆祝的事件，但事实上，在“荒蛮的西部”基本毫无浪漫可言。在19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之间，“印第安战争”的残忍程度和人员伤亡情况都让内战相形见绌。其中的许多战争在后来都被描述为屠杀，足见整体的暴力水平。与此同时，强调白人定居者和当地居民之间的个别冲突——沙溪大屠杀、小比格霍恩河战役，甚至是伤膝河大屠杀——又会将这些事件定位成孤立的冲突事件。但事实上，这些事件也是19世纪中叶内战后重建的一个基本部分。就美国所有的战争来说，战争从来都不仅仅只是战斗，而是关乎心灵和思想的。
在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里，那些关乎心灵和思想的战争都与一对关键词紧密相连：和解与驱逐。不管是让前邦联成员重回联盟、大胆面对白人极端分子的暴力、处理日益增多的移民可能导致的后果，还是适应“大财阀”反复灌输的变化发展的经济和就业局面以及随之而来的行业动荡，都围绕着这对关键词。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美国人是什么、代表什么。随着美国理想面临着工业、城市和移民带来的巨大挑战，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变得愈加紧迫。美国改革家们对于城市环境的担忧包含了工业、城市和移民三个主要问题，这三个问题相互交织，很难拆分开来。
在边境地区，改革家的动机也许同样复杂，但是他们采取的行动却相当直截了当。当地人和外来者之间的公开战争必须在某个时刻停止。对于密西西比河以北的土著民族来说，一味抵抗工业化和移民的双重势力并不是长远之计。铁路和电报不可避免地到来，同时也带来了定居者、士兵、矿工和传教士，有些人想长期定居在这里，有些人则只是在去往西海岸的路上途经这里，这一切都宣告着一种生活方式的终结，而平原上水牛群的消失也在很大程度上加速了这种生活方式的终结。
然而，土著民族所遭受的损害并不仅仅是失去土地或者生计，有一种更为隐伏的文化攻击——有些人今天甚至称之为种族文化灭绝——毁灭了他们特有的文化。而这正是进入美国政体的代价。事实上，这也是几乎所有移民最终都要付出的代价，但是在西部地区，由于存在故意鼓励甚至是强迫政权更迭的政策，这个进程被极大地加快了。
然而，让土著融入美国是很成问题的，在19世纪晚期当然也没能实现。1816年时，国会通过了《印第安开化法案》，鼓励以同化的手段促进白人定居者扩张进入土著地区。假如印第安人摒弃了自己的部落联盟，就可以被归化成为美国公民，但也只是在一定程度上。他们并不会自动获得投票权（见图41），许多土著人住的只是过渡性的房子，拥有的是双重国籍，而这种身份在损害他们在部落的位置的同时，却没有给予他们与美国公民或归化移民同等的身份。海伦·亨特·杰克逊（Helen Hunt Jackson）在《世纪的耻辱》（A Century of Dishonor，1881年）一书中向美国政府虐待土著部落的做法提出了最为严厉的控诉。明尼苏达州主教亨利·本杰明·惠普尔（Whipple）在为这本书作的序言里写道：“印第安人是我们国土上唯一没有任何个体权利的人种……他的权利融在部落之中——他在法律面前毫无立足之地。”[26]
19世纪末，与美国想要归化“印第安人”的冲动行为相类似，在其他英国白人定居者为主的社会里也有类似的现象，尤其是在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在美国，前废奴主义者威廉·劳埃德·加里森（William Lloyd Garrison）和温德尔·菲利普斯（Wendell Phillips）等人都非常积极地通过印第安人权利协会和国家印第安人防御协会等机构参与印第安人改革运动。这些机构运作了一个寄宿学校体制，将土著儿童与其家庭和社会环境隔离开来，企图向他们灌输白人社会的宗教、教育和语言价值观。这些公然宣示白人民族主义价值观优于土著价值观的企图得到了部分法令措施的支持，其中最著名的就是1887年的《道斯土地分配法》。这部法案规定，愿意放弃部落身份的土著居民将获得美国公民身份，并且将储备土地分给个体的家庭使用——这更接近杰斐逊在西部的土地理想。
图41 《“走开！”印第安人没有什么那些加入美国国籍的人一定要尊重的权利吗？》（托马斯·纳斯特）。这幅漫画出现在1871年4月的《哈泼斯周刊》上。图中，一位非裔美国人警察正在将一位印第安人赶出投票站，周围站着纳斯特笔下相当典型的几位“归化的”美国人。纳斯特也许坚定地支持非裔美国人和印第安人的权利，但他对于移民的漫画形象处理恐怕在刻画动机和手法上就都没有那么高尚了。这幅画中有多重讽刺，从标题开始就暗含讽刺。标题直接援引了1857年著名的德雷德·斯科特案中首席法官罗杰·托尼宣称的非裔美国人在法律上“没有什么白人一定要尊重的权利”。这适当地提醒了我们，在公民权利的问题上，19世纪的美国并没有前进，而是在一个越来越小的圈子里打转。由美国国会图书馆印刷品与照片部友情提供（LC-USZ62-77909）。
不管这种规定从理论上说多么的理想主义，事实上，道斯法案的目的还是促进白人占有土地。在法案通过的1887—1934年间，也就是所谓的印第安人新政时期，8600万公顷土地——占印第安人持有土地的60%以上——落入非土著居民的手中。这种强行的文化适应和土地再分配行为自然会招来强烈的反对，而其中的一种反对形式就是1889年出现的鬼魂舞教。这是对白人文化侵入与文化控制的一种仪式性回应和拒绝，其寓意明显但并未被广泛接受。在一定程度上，这也煽动了19世纪最后一场，可能也是最为臭名昭著的武装冲突，冲突双方正是苏族印第安人和美国政府。虽然这些利害攸关的问题在当时并未得到解决，并且一直延续到20世纪，但事实上，1890年南达科他地区的伤膝河战役还是标志着对西部的控制已经走到了一个结点。
当然，1890年在另外一种意义上也是一个重要结点。正是在这一年，人口普查的负责人宣布“目前那些不稳定的地区已经支离破碎，成为许多单独的定居点，很难说存在一条边界线了”。至少在这一方面，美国想要覆盖美洲大陆的昭昭天命已经达成。而从其他方面讲，美国的昭昭天命可能引起的种族、宗教和社会后果才刚刚开始得到探索。
到了19世纪的最后十年，关于美国的叙述已经出现了两条脉络，两条线的叙述都会进入下一个世纪，两种叙述都向未来做出展望，也对过去进行回顾。一个是关于镇压、种族隔离和受难的故事；另一个则是关于在这些残酷现实面前坚持不懈的故事，一个通过不断努力实现应许之地的希望与期望的故事。正是在艾达·韦尔斯、格罗弗·克利夫兰与欧文·威斯特、移民限制联合会的观点对撞中，这场心灵与思想的真正的战争将会定义“美国的世纪”。
注释：
[1]New York Times, May 15, 1864.
[2]John Murray Forbes to Charles Sumner, August 10, 1872, in Sarah Forbes Hughes (ed.), Letters and Recollections of John Murray Forbes, 2 Vols. (Boston and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and Company, 1899) II: 178-179
[3]Hiram C. Whitley, In It (Cambridge, MA: Riverside Press, 1894) 104.
[4]J. S. Pike, First Blows of the Civil War: The Ten Years of Preliminary Conflict in the United States, From 1850 to 1860 (New York, 1879) 481, 511; The Prostrate State: South Carolina under Negro Government (New York: D. Appleton and Co., 1874) 12-13.
[5]Horace Bushnell, Barbarism the First Danger (New York: American Home Missionary Society, 1847) 16-17.
[6]Whitley, In It, 5, 174-175.
[7]U. S. Grant to the Senate, January 13, 1875, The Papers of Ulysses S. Grant, John Y. Simon (ed.), Vol. 26: 1875 (Carbondale, Ill: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2003) 6-7, xi-xii.
[8]United States vs. Cruikshank (92 U.S. 542 (1875), available (March 20, 2010).
[9]Ida B. Wells-Barnett, Lynch Law in Georgia (1899) 7, 10. For a modern assessment of the Hose case, see Edwin T. Arnold, What Virtue There is in Fire:Cultural Memory and the Lynching of Sam Hose (Athens: 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2009).
[10]New York Times, February 24, 1884.
[11]Ida B. Wells-Barnett, Southern Horrors: Lynch Law in all its Phases (New York, 1892).
[12]John Greenleaf Whittier to John Murray Forbes, June 12, 1891, in Hughes (ed.), Letters and Recollections ofJohn Murray Forbes, II, 227.
[13]Abraham Lincoln to Joshua Speed, August 24, 1855 in Basler (ed), Collected Works ofAbraham Lincoln, II, 323.
[14]Roger Daniels and Otis L. Graham, Debating American Immigration, 1882-Present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01) 7
[15]James Bryce, The American Commonwealth, 2 Vols. (1888. Revised Edition.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23) II, 472.
[16]Josiah Strong, Our Country: Its Possible Future and its Present Crisis (New York: The American Home Mission Society, 1885) 40-41.
[17]? Lincoln Steffens, The Shame of the Cities (1902. Reprint.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57) 7-8. 18.
[18]Marcus Eli Ravage, An American in the Making: The Life Story of an Immigrant(New York and London: Harper and Brothers, 1917) 60.
[19]Grover Cleveland, Veto Message, March 2, 1897. available at: http://www.presidency.ucsb.edu/ws/index.php?pid=70845 (April 20, 2010).
[20]Ravage, An American in the Making, 156-157.
[21]Owen Wister, “The Evolution of the Cow-Puncher, ”Harper's Magazine, Vol. 91(September 1895) 602-17, quotations 603-604.
[22]Rockefeller quoted in Richard Hofstadter, Social Darwinism in American Thought, Revised Ed. (Boston: The Beacon Press, 1955) 45-46.
[23]Abraham Lincoln, “Annual Message to Congress, ”December 3, 1861, in Basler(ed), Collected Works ofAbraham Lincoln, V, 52.
[24]Simon Nelson Patten, The Theory of Social Forces (Philadelphia: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1896) 143.
[25]Strong, Our Country, 41, 48, 44.
[26]Henry Benjamin Whipple, Preface to Helen Hunt (Jackson)'s, A Century of Dishonor (New York: Harper and Brothers, 1881) vi.
第八章 士兵的信仰冲突与服从
我们的国家只是刚刚迎来了黎明。不要脱下军装，继续奋勇向前。为了正义的和平，为了人民心中渴望的繁荣，将你的目光投向那些尚待征服的生命中的伟绩，并战胜人类的所有战争与错误。
伍德罗·威尔逊，葛底斯堡演讲，1913年7月4日
1901年9月6日，威廉·麦金利（William McKinley）总统在纽约被无政府主义者利昂·乔尔戈什（Leon Czolgosz）枪杀，于1901年9月14日去世，这一事件以最悲惨的方式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结束。几乎就在整整20年前，1881年9月16日，另一位美国总统詹姆斯·加菲尔德（James A. Garfield）也死在了暗杀者的子弹下。自1865年亚伯拉罕·林肯遭受暗杀以来，在那一代被内战所影响的领导者中，麦金利是第三位，也是最后一位被暗杀的美国总统。加菲尔德和麦金利都是内战中联邦军的老兵，实际上从1868年开始，每一个当选的总统都是如此。加菲尔德的内战经历尤其突出。在1863年底进入政坛之前，他已经被提拔到少将军衔。相比之下，麦金利是继林肯之后第一位在内战中未曾当过将官的共和党总统，但是他的政治生活在那场战争中就已经开始了。年仅18岁时，麦金利就加入了俄亥俄州志愿步兵团，战争结束时，已经受封为荣誉少校。
麦金利的内战生涯在1896年的总统竞选活动和最终胜利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那次选举中，他的对手是人民党/民主党候选人威廉·詹宁斯·布赖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布赖恩年仅36岁，是美国历史上主要党派的所有总统候选人中最年轻的一个，但年轻恰恰是他的短板。1896年，美国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关税和货币稳定。美国人还没有做好准备将自己的信任托付给年轻的一代。在竞选过程中，一幅著名的漫画描绘了麦金利穿着内战军装的模样，而在这幅漫画的另一边，布赖恩还躺在摇篮里（图42）。它所传达的信息十分明确：相较于一位仅仅充满野心的年轻人，把国家事务交给一个在战争熔炉中锻造过的人显然更为妥当。
实际上，1896年的总统选举在很多方面都唤起了内战的回忆，一些之前在联邦军队中最具影响力的人物，包括参加过葛底斯堡战役的丹·西克尔斯（Dan Sickles），以及后来领导过自由民局的奥利弗·奥蒂斯·霍华德（Oliver Otis Howard），都是麦金利的支持者。西克尔斯和霍华德都是伤残退伍军人（前者在1863年葛底斯堡战役中失去了一条腿，后者则在前一年的半岛会战中失去了一只胳膊），他们有力地提醒了人们去关注一些至关重要的问题。在1893年美国经济衰落的背景下，麦金利的竞选阵营唤起了人们对于美国在内战冲突中那些艰难境况的回忆，并强调美国的经济稳定乃至社会稳定都要依靠“健全的货币政策”（sound money）。他们辩称只有美国保持商业导向的金本位制，这一目标才可以达成。相反，布赖恩的竞选阵营则提倡采纳银本位制。自从美国于1859年在内达华州发现了“卡姆斯托克矿脉”之后，美国的银产量便十分丰富了。他们认为银本位制将会增加货币供应，同时减轻联邦和邦联双方内战遗孤、退伍军人等群体的经济压力。在总统选举的过程中，这些人经常会成为很多政治漫画的主人公。
图42 《致命的对比》（W.A.罗杰斯）。这幅漫画刊载于1896年8月29日《哈泼斯周刊》的封面。麦金利与布赖恩在1896年和1900年的总统选举中交手过两次，并且都是以麦金利获胜告终。除此之外，两人在1900年大选的选票差距甚至比1896年更大。由美国国会图书馆印刷品与照片部友情提供（LC-USZ62-97504）。
当时的美国正在经历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因此这场有关货币的讨论显然是一个真实存在的问题。不过，在很多方面，它同时也体现出美国在货币稳定和国家精神稳定层面存在一种更为根本的分歧。并且，这种分歧绝不仅仅是共和党和民主党之间党派政治的分野。民主党中包括了一些“金制投机者”，同时也存在潜在第三方：人民党。人民党起源于1876年的农民联盟，他们的核心选民集中在美国农村地区，这些人受到农作物价格下降的严重打击；在美国工业和城市迅速发展的时期，他们又感到自己被边缘化了；除此之外，1870年以来的移民潮也让他们感受到了威胁。因此，在1896年总统竞选时，最重要的标准已远远不仅是金融问题。这场选举所产生的影响也远远不止政治领域，或者更准确地说，它使得政治领域的事件在全国范围内引起更广泛的反响。
1896年的总统竞选活动在态度和形象方面既富有感情，又激烈澎湃，这一点在民主党阵营中尤其突出。就在多大程度上吸收人民党的政治纲领、提名布赖恩作为总统候选人和保留两党制政治体系这些问题上，民主党人的意见和以往一样大相径庭。人民党自己在这一问题上意见也并不统一。所谓的“联合论者”支持加入民主党的决策，然而更激进的人民党则更倾向于凭借自身力量扩大其政治势力。在芝加哥举办的民主党候选人提名会议期间，很快就可以明显看出联合论者的主张更可能是最后的结果。这本身代表了美国政治体系的一种区域性转变。西部的经济腾飞和南部的政治复苏加起来构成了民主党提名会议上的“芝加哥纲领”，无疑挑战了传统的权力结构以及东部城市对于全国的影响力。布赖恩明显代表了西部的声音，为“那些面对所有荒野的危险、让沙漠如同玫瑰一样绽放的坚强的拓荒者”发声。[1]不过，不是所有民主党人都欢迎在民主党的纲领上加上人民党的条目。对于一些人来讲，布赖恩本人和他信奉的理想都太过激进（见图43）。《宪法第十三修正案》的主笔人之一、前密苏里民主党参议员J.B.亨德森（J. B. Henderson）就谴责芝加哥纲领，认为这代表了“各州抵制联邦权威这一旧信条”的复兴。亨德森宣称，如果事实证明各州自己的权利和脱离联邦的自由是一对双生的幽灵，民主党就应该“效仿1861年那些人的做法。我们当时只要求保留华盛顿等人制定的宪法。我们现在要保护它……就像我们在1861—1865年间所做的一样。”[2]
这些人虽然在军事和政治上颇具资历，但他们的观点也没有帮助反对布赖恩的民主党人取得胜利。在借助过去唤醒今人的问题上，建国国父们显然要胜过内战时期的这一代领导人。从本质上讲，这也是布赖恩的竞选策略。他高举杰斐逊提出的农业美国梦（如果算不上是田园牧歌式美国梦的话），强调支持美国农民的重要性。布赖恩批评了金制标准给“这个国家的老百姓”带来的负面影响，并辩称“这不是人与人之间的竞争”，而是“整个人类的事业”。他将这场标准之战描述为“兄弟相残、父子相争”、“没人再会顾及爱、相熟、交往这些最温暖的纽带”，并承认其中笼罩着内战的阴影。布赖恩认为，这并不是一场卷土重来的“州际战争”，更准确地说，这是一场“闲置资本及其拥有者”与“苦难大众”之间的战争。布赖恩借用爱德华·贝拉米在《回顾》一书中的祷词表达了对于金制投机者的蔑视，并在当时的选民中引起共鸣：“我们不该把带刺的王冠戴上劳动人民的额头，也不该把人类钉在黄金的十字架上。”
布赖恩慷慨激昂的“黄金十字架”演讲让他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但在1896年的总统竞选中，他并没有取得最终的胜利。他的失败意味着人民党作为一个潜在的政治力量寿终正寝，同时，共和党则开始了对美国长达16年的统治。不过，虽然布赖恩并没有获胜，但对于美国政治、整个总统竞选活动，以及公众对于政治程序的理解来讲，布赖恩的提名和麦金利的竞选活动都标志着一个新的起点。
图43 《历史总会重演》（路易斯·达尔林普尔，1896年）。这幅漫画刊载于1896年10月28日的《顽童》杂志。其中描绘了威廉·詹宁斯·布赖恩的漫画形象，他的手中拿着一张纸，上面写着：“我们谴责联邦政府在地方事务上粗暴的干涉，这是一种违宪行为。”这张纸的下面有一群人，其中包括本·蒂尔曼、约翰·奥尔特盖尔德和尤金·德布斯。在他们中间升起了一面写着“混乱”和“暴政”的旗帜。被称为“干草叉”的本·蒂尔曼是南卡罗来纳州的前州长（1890—1894年），他将南卡罗来纳州从共和党的手中夺了回来，还帮助在那里建立起白人政治霸权。约翰·奥尔特盖尔德是伊利诺伊州州长和一名左翼民主党人，当时普遍认为在芝加哥举办的民主党会议上，布赖恩之所以能被提名，背后的推动力量就是奥尔特盖尔德。尤金·德布斯是美国最重要的社会主义者和联盟领袖。作为世界产业工人联盟和国际劳工联盟的发起人，他以独立身份参加了1900年的选举和1920年之前的大多数选举。在图片右侧，邦联总统杰斐逊在亚伯拉罕·林肯以及联邦部队面前拿着一张相似的纸，并以此强调布赖恩即使没有分裂美国，也对美国造成了破坏。由美国国会图书馆印刷品与照片部友情提供（LC-USZC4-4361）。
在1896年麦金利的竞选活动中，调动媒体的规模与之前几十年的总统选举不可同日而语，这也为未来美国的总统选举活动定下了基调。布赖恩的影响依赖于他与选民的人际接触，但麦金利主要依靠的是非人际方式。在1896年选举中，布赖恩作为一名门外汉，只能亲自走遍全国各个角落，将他的信息直接传达给选民。相反，麦金利的竞选活动是由俄亥俄州企业家、政治狂热分子马克·汉纳（Mark Hanna）筹集和组织的，这使得候选人自己与代表他进行的疯狂筹款和宣传活动保持了较远的距离。汉纳为此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实际上，他为麦金利建造了一台竞选机器，对于这名共和党候选人的宣传方式，用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的名言来讲，“就好像他是一粒专利药”[3]。要想让这粒专利药发挥作用，则需要动用各种媒体的力量，其中包括报纸、期刊，以及一种至关重要的新媒体——电影。
《家中的麦金利》（McKinley at Home）于1896年10月在纽约首映。这是一部不到一分钟的短片，记录了这位未来的总统在自家门前的草坪上阅读电报的情景。这部无声的短片有着重大的意义，是如今那些已经对电视太过熟悉，更加习惯使用推特、脸书、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选民很难想象的。一份纽约报纸评论道，这部短片“非常自然”，“只有那些预先知情的观众才会知道自己观看的是投影的画面，而不是真实的总统”[4]。投影和实体之间的互相影响为这部电影进行了很好的总结。究其本质，在这场首次使用电影的总统竞选活动中，麦金利的形象——以及他最终的胜利——可以通过一种更为直接的方式被传递给更多的选民。[5]除此之外，选举团队对于媒体的控制也更紧，只选择性地发布部分候选人声明。可以说，1896年总统选举切切实实开创了一个声音（原声播放）和影像的新纪元。虽然两者之间还没有相互联通，但它们共同产生的影响绝不应该被低估。
不过，不管是麦金利在家中拍摄的电影，还是他在1897年就职典礼上的影像记录，都不是最早放映的电影。早在1894年，美国城市观众就有机会见证了这一未来将拥有几百万产值的行业，不过这并不是说这种新传播媒介的最初产品一定就是特别针对美国人制作的。即使在电影还处于最初的实验性发展阶段时，其商业潜力和潜在成本就使它将目光投向了全球市场。和欧洲不同，美国本土市场足够支撑起这个国家初期的电影工业，但因为种族和语言的多元化，美国电影工业被鼓励——实际上也是需要——采用一种国际化策略。因此，早期在剧场中放映的美国电影展示了杂技演员、舞蹈家和拳击手这样的荧幕形象，同时还有被称为“水牛比尔”（Buffalo）的威廉·弗雷德里克·科迪、神枪手和女明星安妮·奥克莉（Annie Oakley）和疯马这样的人物。这些形象和人物既在文化上独属于美国，尤其是美国西部，又具有国际性的感染力。
不过，美国观众欣赏的第一部电影的确唤起了至关重要的国家主义共鸣。在《家中的麦金利》上映之前的几个月，维太放映机公司就制作了一部名为《门罗主义》（The Monroe Doctrine）的电影。而后来的事实证明，对于麦金利的总统选举而言，这部影片非常具有先见之明。这部电影在1896年4月首映，电影讲述了在委内瑞拉和英属圭亚那地区之间纷争中，英国趁机入侵美国，美国人奋力抗击，维护了其在西半球的权威。
这场边境冲突给美国提供了绝佳的机会，来宣扬那些长期处于无人问津危险中的教义。美国的建国幸运地享有了天时地利之便，欧洲爆发的冲突加上美国相对遥远的地理位置，意味着除去1812年战争之外，这个新共和国并没有遭受到欧洲的摆布，抑或是对其主权的挑战。不过，在1823年，当时的美国总统詹姆斯·门罗（James Monroe，1817—1825年）还是试图去打消人们在这一问题上存在的任何疑问，并宣称“作为一项原则……美洲大陆已经获得了独立和自由的身份，因此不再是欧洲列强未来殖民化的目标”[6]。
这部电影宣扬了门罗著名的、有些缺乏法律效力的信条。它刻画了阻击英国“约翰牛”侵犯美国自封的势力范围过程中，美国展现出的“山姆大叔”这一传统形象，以此来愉悦观众。观众的认可不仅意味着反英主义——无疑，这其中的确有可观的反英主义色彩——更体现出很多美国人逐渐意识到了一片新的地平线正随着新世纪的到来逐渐显露。美国在银屏或者早期那些闪烁不定的屏幕上推销着自己，这给它带来了一丝全球性未来的曙光，也带来了国际影响力的希望。这种影响力不仅会带给美国权力，还会带给美国利益——简而言之，它召唤的是一种精神市场，也就是一种在理念和物质上推销“山巅之城”的殖民愿景。
门罗的主张已经清楚指出，美国革命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这个新时代里的美国人已经不那么关心如何推销这座“山巅之城”，而是关心如何保护它。华盛顿在1796年的卸任演讲中警告美国人要避免与欧洲的纠葛，这一警告自从那个世纪以来便成为一种信条。不过，这一信条从未真正得到过检验，也就很快褪色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扩张主义。或者有人会说是侵略性的决心，其中一个原因是美国正在遭受金融危机，要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和海外市场。从这个方面讲，在19世纪最后十年间有时被称为“新”帝国主义的东西，其实不过是像美国这样在野心和矛盾中建立起来的国家的基本原则——美国最初的先行者们是为宗教和利益所驱使，才来到美国。
一个移民国家在某种程度上远离国际事务，这本身当然是有些荒谬的。既然世界各地的人们决定来到美国，美国也必然要和与自己相邻的大西洋世界、太平洋世界产生联系，不仅如此，它还要和遥远的欧洲和非洲世界接触：既有的贸易关系和涌入美国的移民意味着即使美国在原则上宣扬隔离主义，但这一理念在实践上是行不通的。实际上，确切地讲，正是由于外来移民的到来，美国才在19世纪末产生了帝国主义的念头。绝不是美国因为实现了征服美洲大陆的昭昭天命——1890年拓荒潮的“结束”暗示美国已经完成了这一使命——然后就直接将自己的注意力转移到海外。
这种严整的论证是由艾尔弗雷德·马汉（Alfred T. Mahan）等人提出的。马汉是一名美国海军军官，他在1890年完成了《海上权力对于历史的影响》（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一书。正如马汉所指出的，美国已经在陆地上建立权威，而出于利益、防御和权力的考量，现在是时候将其注意力转移到海洋了。他认为太长时间以来，美国工业都只注重国内市场，这一做法“假定了一种传统的力量”，并且“被密封在了保守主义的信封中”。因此，这些工业现在类似于“一艘披上重重盔甲的装甲舰，但是马达落后、没有枪支，防御方面密不透风，但进攻上又孱弱无比”。不过，他认为“美国人民的性格并不符合这种迟缓懒惰的态度”，他预计“当美国企业理解了海外利润的机遇，它们将会打通一条通往那里的航线”。
马汉无疑热衷于用海军打比方。他甚至更热衷于这样一种观点：美国企业也许会建立一个美帝国，这个帝国与那些欧洲国家的企业抗衡——或者至少是并驾齐驱。马汉的观点大受欢迎。这一方面是因为欧洲国家正在被“瓜分非洲”的战争所拖累，虽然美国人很少认为自己应该介入到欧洲的混乱之中，但大多数人都对扩张的机遇充满期待。从另一方面讲，相比于其他一些人，马汉的主张也相对完善。从职业和志趣的角度，马汉都倾向于相信美国应该扩张自己的海洋力量，因为他察觉到了“世界整体局势的不安”，担心这种不安在长期意义上会给美国造成麻烦。他指出，如同之前一样，美国的安全依靠的是“自然的优势”，而不是“智慧的准备”，因此，他警告说：“很可惜，美国还没有准备好在加勒比和中美洲地区获得与它利益相称的影响力。”[7]
对于牧师乔赛亚·斯特朗等人来讲，他们建立帝国的冲动，与他们对于移民会给这个国家造成不良影响的恐惧是相辅相成的。在美国内部，保障盎格鲁—撒克逊人对于政治和文化的支配地位——即“对这片土地的道德征服”——引领他们萌生了这种多少有几分野心的主张，他们认为，要想实现这一主张，最好的方式是在美国之外也进行反复的灌输。实际上，就像有一些总统——的确是世界上很多领袖——经常会通过聚焦国外事务来转移国内混乱一样，这一时期的一些美国改革者也提出了一个现代的、更加广阔的昭昭天命。在某种程度上，他们仅仅是在为自己的改革议程寻求辩护，并希望相比西部的土著人和扩张城市中的新移民来说，其他国家和人民更能接受其训教。从更大程度上讲，他们是一项事业的斗士，这项事业就是美国。
冲突的理念锻炼了他们的传道工作。在斯特朗的著作《我们的国家》一书的导言中，公理会牧师奥斯汀·费尔普斯（Austin Phelps）宣称：“要想拯救我们整个国家，就需要通过最严格的训练获得特定的军事品格。”费尔普斯心中的军事品格就是美国内战中所展现的那些。“宾夕法尼亚州的战役对于内战的重要意义，”他认为，“就像是葛底斯堡战役对于宾夕法尼亚战争的意义，阿灵顿山一役对于葛底斯堡战役的意义一样，也正像是当前的机遇对于这个国家的基督文明的意义。”当然，斯特朗的书中专注探讨的就是民族主义这场战役。他强调说，美国人正处于“建立一个国家”的过程中，并且是建立一个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国家（他是指一个讲英语的国家，而不是一个不同的民族）。正如斯特朗所看到的，美国已经走在了“国家的道路上”，因此注定会成为“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伟大家园，也会成为他的权力最重要的栖身之地、他的生活和势力的中心”。这种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主义的影响力将从美国向外扩张，这无疑将使世界上的“下等人民”受益。他总结道，就像17世纪的祖先一样，“美国不是为了自己而奋斗，而是为了世界而奋斗”[8]。
1898年，这种以国家之名——实际上，也以世界之名——将军事与道德合二为一的视角不只是斯特朗和马汉这些才智之士在思想上的汇流。此时正值美国介入古巴的独立事业时期。古巴是门罗主义的一个例外，它实际上是西班牙众多殖民地里有待转手的一个。关岛、菲律宾、波多黎各也都在西班牙的司法管辖之内，但是，在很大程度上，古巴才是麦金利在第一任期内面临的最主要争端的催化剂。介入争端固然是出于一种理想主义，但解放古巴的战争使美国真正开始进入到国际实力政治的惊涛骇浪之中。
很多当时的报纸，诸如约瑟夫·普利策（Joseph Pulitzer）的《纽约世界报》和威廉·伦道夫·赫斯特（William Randolph Hearst）的《纽约新闻报》都报道了西班牙的暴行。对于毗邻的殖民地人民遭受如此压迫，美国人感到非常愤怒，这种愤怒的情绪在麦金利竞选总统那年达到了顶峰。不过，总统最开始并不愿意让美国介入到这场冲突中。在很大程度上，公众对于战争的支持态度是被那些所谓的黄色报刊，尤其是两大媒体巨头之间销量战所怂恿的（图44）。1898年初，一次微小的外交过失——一封西班牙首相写给华盛顿批评麦金利的信件被报纸发表了——导致了一场重大的灾难。停泊在哈瓦那的美国缅因号战舰突然爆炸，超过260名船员因此丧生。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传言普遍相信这是一次西班牙人精心策划的破坏行动。“铭记缅因号！让西班牙人见鬼去吧！”这样的呼喊声表明了美国的态度。同年春末，美国加入到了这场战争之中。
虽然美国人喊出“铭记缅因号”的口号，虽然他们在纽约的哥伦布圆环中为缅因号战舰树立了一座雄伟的纪念碑，但也许在今天，少有美国人会认为美西战争对于美国历史和国家主义具有重要意义。更少人会认为接下来同菲律宾的战争（1899—1903年）是美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不过，两场战争在一些层面上却是至关重要的。美国最初仅仅想要解放古巴的尝试，最终却成为其控制前西班牙殖民地的一种手段。这里面包括菲律宾、关岛、波多黎各，以及和西班牙毫无关联的夏威夷。美国之前已经和夏威夷人达成协议，在珍珠港建立一个海军基地，并在1898年正式将其吞并，因为这个小岛对于美国和中国、日本之间的商贸活动至关重要。实际上，在美国获得这个现成的帝国的一揽子交易里，主导因素是对于贸易而非领土的渴求。当美国决定挑战西班牙的时候，大多数美国人在意的是商业而不是殖民。
图44 《黄孩子的大号铅字战争》（利昂·巴里特）。这幅1898年6月29日的漫画让约瑟夫·普利策和威廉·伦道夫·赫斯特都打扮成了“黄孩子”。“黄孩子”是广受欢迎的连环画《霍根小巷》的主人公。这个连环画最早出现在《世界报》上，但是当它的作者理查德·奥特考特在1896年被挖到《纽约新闻报》工作后，“黄孩子”的形象也出现在了后一份报纸上。他来自贫民窟、穿着长睡衣，睡衣上写着他说的话。借用黄孩子连环画的形象，《世界报》和《纽约新闻报》被贬损为“黄色报刊”或“黄色新闻”，这种贬损在暗示——准确来讲——两份报纸都很少“让事实去讲故事”。它们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源于将两个要素成功地结合在了一起：其一是耸人听闻的故事，这些故事大多发生在城市中，可以激发读者对于犯罪、腐败和社会普遍衰败的恐惧；其二是非常强烈甚至极端的爱国情绪。这种“新闻”报道的策略在今天很多欧洲国家并不会让人感到惊讶，不过在当时，这代表了美国印刷资本主义一个新的转向。从这幅漫画可以看出，在古巴问题上，两份报纸的态度都是强烈反对西班牙、支持美国介入的。讽刺的是，这幅漫画出现之时，普利策和赫斯特之间的销量战已经平息，但是，这两份报纸都在灌输的军事热情却已经引发了公开冲突。由美国国会图书馆印刷品与照片部友情提供（LC-USZC4-3800）。
因此，美国并没有为这场战争做好充足的准备，不过幸运的是，西班牙的准备甚至更不充分。持续4个月的美西战争从一开始就是一场力量悬殊的竞争，但这并不会妨碍媒体将这场胜利归功于美国的军事优势，尤其是出众的海军力量。当大荧幕上反复播放美国军队挺进到加勒比海和太平洋的画面时，美国观众为海战的画面欢呼不已（见图45）。那些对于扩张行为是非曲直的疑虑，以及那些重拾门罗主义的打算，如今都已烟消云散。此时，大多数美国人（虽然并不是全部）都支持美国新的殖民野心。
最初，菲律宾、古巴和波多黎各的人民也同样充满热情，那些国家的居民相信只要推翻旧的殖民统治，就可以获得新的发展机遇。不过，这些人很快就明白了，这样的机遇根本不是为当地人准备的，这种情况在菲律宾尤其明显。因此，针对美国的武装反抗渐渐增多。由此导致的冲突一直持续到1903年，不仅造成超过10万名菲律宾人和4000多名美国人在战争中丧生，在一些人看来也摧毁了美国的价值观。开始有声音警告美国应该回到它最初所宣称的使命中，避免反帝国主义者联盟（1899年成立）所称的背叛“美国自由，寻求反美目的”。它坚称“美国的影响应该”是“道德、商业和社会方面的”，但美国掌控菲律宾的决定对这种影响产生了威胁。[9]
反帝国主义者联盟认为，更糟糕的是，麦金利政府试图“熄灭这些岛屿的1776年精神”（菲律宾仿效美国制定了自己的宪法），并“使用西班牙的方式来扩张美国主权”。它强调说，美国不应该将它自身已经推翻的殖民统治再一次强加给其他国家，这是美国的道德责任。它警告说，帝国主义“对自由充满敌意、热衷于军国主义，而远离军国主义一直以来都是我们感到荣耀之事”。不过，在最后一点上，反帝国主义者联盟的观点似乎与20世纪初的美国现实相左，美国土著人的经历就是一个提醒。毕竟，无论是出于何种道德需要的目的，“1776年精神”在之后数年里一直通过战争的方式来实现。与之相仿，这种在19世纪最后几十年中影响美国政治和社会甚广的精神已经将战争和道德相融为一。到了19世纪末，虽然内战军队早已消散，但他们的影响仍旧存在。
图45 《莱曼·豪在电影行业创造的新奇迹》（纽约：库里耶印刷公司，约1898年）。这张海报宣传了一家剧院将要上演一部关于美西战争海战的电影，当然，这部“电影”并不是镜头记录下海战的真正场景，而是一种原景重现，更准确地说，是一种利用电影工作室中的模型对这场海战进行的模拟。19世纪末的观众已经很熟悉这种电影，以及这种历史事件的“舞台”呈现——它已经是一种很受欢迎的娱乐，这种做法非常普遍，在任何意义上都不会被认为是一种欺骗。本质上讲，观众试图想要从这种娱乐中证实信息，而不是追求逼真的效果；这些作品的目的和效果都指向爱国主义，同时也是20—21世纪常见的、从美国视角拍摄的大量战争电影的先驱。由美国国会图书馆印刷品与照片部友情提供（LC-DIG-ppmsca-05942）。
对于参与过内战的一代人，或者那些在内战的回忆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就像当时的国务卿和前亚伯拉罕·林肯私人秘书约翰·海（John Hay）描述的，与西班牙的战争也许看起来只是一场“辉煌的小战争”，即使有些人认为它的影响甚广，从某些角度看，也不完全是辉煌壮阔的。美西战争第一次见证了内战中曾经的敌人并肩作战，而不是兵戎相见。在1896年，阶级冲突对于民主党来讲尤其是一股分裂力量，而内战的阴影只是提醒着美国人不要忘记旧伤疤。不过，仅仅几年的时间，这些伤口便在一种非常不同的冲突背景下愈合了。这场冲突在一种更加野心勃勃的美国国家主义的旗帜下，将从前的敌人团结在了一起。
不过，这种国家主义既是对外的，也是对内的。吞并海外帝国至少不是它唯一的动力。内战一代已经将一种复杂的遗产传承给了它的国家，而这并不仅仅是指内战老兵自1868年以来就成为主要的行政领导力量。这场冲突在文化影响和仪式上都造成了影响，并且在南北双方各类退伍老兵组织，尤其是联邦的内战联邦退伍军人协会（简称GAR）的支持下，其影响已经不仅局限于美国阵亡将士纪念日的典礼。当新一代美国人学习每日背诵效忠誓词，并向一面意义远在划定国土边界之上的旗帜敬礼时，它就回荡在美国各个地方的教室中。简言之，它象征了一种国家使命和一种军事遗产。
前联邦士兵，后来成为最高法院助理法官的小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在1895年向新一代年轻人发表演讲时，提出了他所谓的“士兵的信仰”。霍姆斯指出，到了19世纪末，战争已然“过时”，如今“世界渴望的”是“商业利益”。不过，霍姆斯本人对于一个也许让“慈善家、劳工改革家和时尚人士”感到“生活舒适，不经历任何麻烦和危险就可以出人头地”的世界并没有什么兴趣。他认为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对于国家的爱”基本就可以等同于“一个老妇人的故事”。霍姆斯带着极大的轻蔑批评现代人“对于各种痛苦的逃避”，还严肃地建议他的听众们“不要为舒适的生活祈祷，而要为战斗祈祷；在对于公民生活的怀疑之上要保持士兵的信仰”[10]。在新世纪来临之前，就这一点来看，霍姆斯的这种祈祷已经得到了回应。不过，在接下来的数年里，很多他的听众和这些听众的国家，都将有理由思考士兵的信仰的完整意义，以及美国进入到20世纪之后所要面临的商业与战争之间的崎岖之路。
新国家主义
“对英雄主义的信仰诞生于英雄主义之中。”霍姆斯曾如此宣称。这些话对于一个人来讲尤其能产生共鸣——西奥多·罗斯福。当麦金利被暗杀时，总统的权力突然降临到了西奥多·罗斯福的头上。不过罗斯福从不缺乏权威，他整个一生都在为这一刻做准备。1901年，42岁的罗斯福作为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统，已经奠定了自己实干家的名望。这一名望主要来自于1898年，罗斯福率领军队攻占了古巴圣地亚哥附近的圣胡安山。不过，罗斯福和他的“莽骑兵”，也就是他召集的志愿骑兵队，并不是唯一在这场战役中扬名的部队。非裔美国人军队在美军的那场胜利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后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成为美国在欧洲战场总指挥的约翰·潘兴（John J. Pershing）中尉强调了这一事实：“白人部队和黑人部队，正规军和莽骑兵，他们代表了南方和北方的年轻人并肩作战，”潘兴赞叹道，“毫不在意种族或肤色，也不在意指挥官是否是前南方联盟的军官，他们只关注作为美国人的共同职责。”[11]
潘兴对于他指挥的军队可以摒弃种族差异感到十分自豪，但这并不意味他可以一直维持这种局面。罗斯福同样也不能。两者都在与包容性的公民国家主义中产生的种族分裂苦苦斗争。在理论上，他们都渴望这种公民国家主义，但在实践上又经常否定它。从圣胡安山山顶传来的故事主要讲述的并不是一个新的、具有种族包容性的国家，而是个人英雄主义，并且这里所谓的英雄就是罗斯福。实际上，在罗斯福的形象塑造中，融合了美国国家主义中大量相互矛盾的方面与一些杜撰的神话。罗斯福看起来就是美国梦的代言人；他并非白手起家，而是出身富裕，但却是在疆场上铸就个人命运的典范。
罗斯福在一些著作中回忆了自己在当时的达科他领地中的放牧经历。其中一本是出版于1888年的《牧场生活与狩猎之路》（Ranch Life and the Hunting Trail）。这本书的插图作者是罗斯福的朋友、西部狂热者、著名艺术家弗雷德里克·雷明顿（Frederic Remington）。在这本书中，罗斯福通过精心选择的引语使这部作品充满了情感穿透力：其中一些句子引自罗伯特·布朗宁（Robert Browning）的诗歌《索尔》，这首诗将“男人至高的精神”描绘为“没有精神感到被浪费/没有一块肌肉在奋斗中停歇下来，也没有一根肌腱松垮无力”[12]。这些诗句不仅体现了罗斯福个人的生活哲学，也体现了他对于西部机遇的态度，还体现了1901年他成为总统之后，对于这个国家的核心愿景。
罗斯福还推崇他所谓的“奋斗不息的人生”。1899年，他以此为题在芝加哥发表了一次演说，自此之后，这一口号永远和他联系在了一起。他的观点和霍姆斯颇为相似，都认为美国人应该高举的“并不是贪图安逸的人生哲学，而是奋斗不息的道理，也就是过一种辛勤努力、忙碌奋斗的生活……”他强调道：“懒惰安逸的生活对国家与个人都是毫无价值的。”在罗斯福看来，一个“健康的国家”中需要其公民过一种“洁净、充满活力且健康的生活”，并教育他们的子女“不要逃避困难，而要战胜困难；不要寻求安逸，而是知道如何在艰险与跋涉中寻求胜利”[13]。实际上，很多其他国家和个人都曾表达过这种本质上属于中产阶级式的好战品德，但却很少会像20世纪初的美国那样表达得如此彻底。通过推广这种“奋斗不息的生活”，罗斯福表达并强调了一种业已在美国文化、社会乃至政治中确立下来的改革愿望。
考虑到罗斯福本人的职业历程从海军开始（他的第一本书写的就是1812年战争），在罗斯福的演讲中听到马汉对于美国海军和国家权力的观点，或者在罗斯福的哲学中发现斯特朗所提倡的盎格鲁—撒克逊典范，也就都不足为奇了。实际上，当罗斯福在1900年介绍两人相识的时候，他促使两人达成了共识。斯特朗于1900年出版著作《扩张：在新世界的条件下》（Expansion: Under New World Conditions），充分感谢了马汉对这本书所做的贡献。但他为美国国内议题和新的全球性问题提出的应对方案却并非仅仅受到马汉的影响；而是也受到时代精神的影响，并且很多人都有理由相信，这将是一个属于美国的时代。
《扩张》一书希望可以将处于世纪之交的美国唤醒。这本书认为美西战争已经赋予美国“一种新的秉性、一种新的国家意识、一种新的对命运的理解”，并以此将各代人和不同的议题彼此相连。对于很多参与过美国内战的人，以及那些像罗斯福一样虽然没有赶上那场战争，但也试图证明自己丝毫不缺乏尚武精神的人，这种观点都是很有吸引力的。更重要的是，这本书对于社会改革者和士兵等人来说也颇具吸引力，因为它假定这对于美国是一场本质上“没有尽头的战争”。双方不仅都会认同作者所说的“一个国家只有在上帝伟大的战争砧石上经受千锤百炼，方可更加强大兴盛”[14]，也都可以将这一主张融入他们自己的参照系中。同时，从斯特朗对于新世界形势的论述中，他们都可以觉察到自己有机会为这个国家而战，保护它免受国内外的威胁——这里的“战争”既指实际的战争，也是一种修辞。
事实证明，对于潜在的国外敌对势力，诸如斯特朗这样的美国改革家考虑得十分周全。到了世纪之交，他们担忧的不只是人，还有细菌。正如斯特朗于1900年所说的，外来传染病的危险是实际存在的。对于疾病的恐惧，如同对于移民将减损民主价值的恐惧一样，是主导20世纪初美国国内外防御心态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斯特朗认为这种威胁来自于“不卫生的……蛮族和部分开化的种族”，这群人中充满了疾病和无知，所以“文明国家为了自己、也为了世界，必须要对这些人加以控制”（图46）。斯特朗的主张被一位历史学家称为“传教外交”（missionary diplomacy）[15]。不过，美国并不是那个时期唯一实行这种外交政策的国家，也不是唯一认为自己文明程度更高的国家，但相比其他国家来说，它也许没有那么快地顺着这种观点得出符合逻辑的论断。美国需要一个契机，而这个契机很快就会到来。
当英国诗人拉迪亚德·基普林（Rudyard Kipling）建议美国“承担起白人的重担/童真的年代已经远去”，并提醒它“来吧，寻找你的男人气概/度过那些忘恩的岁月/忍耐严寒，获得代价高昂的智慧/你终将得到同辈们的公允评判”时，他非常明白他的读者来自向大洋彼岸的美国。基普林的视角也许受到了英国的帝国边境的影响，但是这首诗的副标题“美国和菲律宾群岛”已经清楚表明，他明白这些诗句在美国——这样一个即使深陷种族问题无法自拔，却还在试图开拓自己的国际影响力，并为了达到这个永远难以捉摸的目的，将它仍旧支离破碎的武装力量派到海外的国家——可能会产生怎样的共鸣。其他一些人对于美国是否能够建立帝国，或者可以产生任何影响持嘲讽态度。其中，基普林的同胞、政治家亨利·拉布谢尔（Henry Labouchère）写了一首讽刺基普林的诗歌，名为《棕种人的重担》，其中最后一段如此写道：“堆积起棕种人的负担/通过这个世界宣称/你们是自由的代理人/再没有合算的把戏！/并且，你们口中自己的历史/它是否应该被丢弃？/反驳那种独立/只对白人有利。”[16]
图46 《开始上课》（路易斯·达尔林普尔，1899年）。这幅漫画刊登在1899年1月25日的《顽童》杂志上，它表达了一些围绕美国新的帝国征程的担忧，以及用美国盎格鲁—撒克逊精神教育非白人的前景。在这幅漫画中，教师长着一副“山姆大叔”的模样，前排的四个小孩代表了菲律宾、夏威夷、波多黎各和古巴。后排的学生更加刻苦勤奋，他们手里拿着印有各州州名的书本。坐在门边的是一位美国土著，他把书本拿反了。另一位中国小孩在门口徘徊。在山姆大叔后面，一位非裔美国人擦着窗户。由美国国会图书馆印刷品与照片部友情提供（LC-USZC2-1025）。
罗斯福对于拉布谢尔的批评作何反应，我们不得而知。然而，就基普林而言，他认为《白人的重担》并不算一首好诗，但却是一个很好的建议。罗斯福领导下的美国当然试图在国内外寻求新的机遇。例如，1903年，美国得到了期许已久的巴拿马运河的开发权（建设工程在次年开始动工），这为美国提供了更多的战略和贸易机会。为获得巴拿马运河的开发权，美国和哥伦比亚展开了数轮谈判，其间美国还在一定程度上干预了哥伦比亚和巴拿马之间的冲突——派出纳什维尔号军舰支持巴拿马的独立事业。这一系列行为将有关美国对外政策的争论带入了一个新阶段，同时也引入了一个新的概念：炮舰外交。乍一看，这与传教外交截然不同。在这件事情上，就像殖民时代以来一直的那样，也像罗斯福本人那样，武力和道德相互加强，获得了强大的效果。
作为三位进步主义总统中的头一位（另两位是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和伍德罗·威尔逊），罗斯福为美国设计的发展方案既是创新的，也是保守的。那些他所热衷的计划，不管是巴拿马运河、环保节能问题还是美国的国际影响力，都在不同程度上围绕着“美国主义”这一理念。在罗斯福于1894年谈到“真正的美国主义”这一观点之后，“美国主义”成为又一个经常和罗斯福联系在一起的概念，不过，这也是一个很多政客和发言人都会反复回归的主题。在20世纪之初，如同罗斯福所做的一样，“真正的美国主义”这句口号最常在移民的背景下被提出，尤其是针对美国这样一个深陷矛盾之中的国家。美国的矛盾体现在它既疲于应对经济、种族和政治的平等之梦，又要面对大面积的工业落后和城市贫困的严酷现实；既要履行全球责任，又要解决国内动荡。这意味着美国不仅需要在移民中培养一种切实的爱国主义精神，更要首先确定这种爱国主义的含义。
对于罗斯福来说，美国主义既是一个公共性命题，同时也是一个充满对立的命题。它混合了多条线索。“新近移民的美国化”，以及确保“所有学校中教授的是英语而不是其他语言”只是其中一条。究其本质，美国主义的含义正如罗斯福呼应林肯时所说的那样：“是一个有关精神、信仰和目的的问题，而不是有关教义和出生地的问题。”他并没有什么时间来应对那些坚持自己欧洲身份的人，那些人“愚蠢得难以置信，简直不值一提，竟然回过身去膜拜那些我们祖先早已放弃的异端神灵”。在罗斯福看来，模仿并不是最真诚的奉承，而是一种示弱的表现。当美国“极力用传统欧洲的形式来塑造自己时，”他说道，“我们并没有取得多少成功。”与一个“过度文明、过度敏感、过度精致”的欧洲文化不同，美国主义强调“刚毅的性格和男子汉气概”。罗斯福对此十分青睐，并付出极大的努力试图去体现这种气质。总而言之，美国主义意味着“向所有逐渐崛起的邪恶发起残酷的战争”。[17]
如同罗斯福和其他一些人所表达的那样，进步主义在前景上是绝对乐观的，但其前提——首先要存在诸多需要与之战斗的邪恶——本质上则是悲观的。它大概分为两个主要阵营：社会主义和保守主义。社会主义聚焦于提升美国最贫困阶级的生活，将主要矛头对准所谓的城市环境中的邪恶：住房和健康的不平等、童工法律、有组织的和其他形式的犯罪、卖淫和戒酒，这些仅仅是其中一些需要进行社会改革的问题。保守主义则采取了一个更为宽泛的策略，在过剩的工业时代和有机社会的必要性之间、在消费者和资本家之间、在国家和它所拥有的自然资源之间寻求平衡。它更多聚焦于联邦层面，通过“反托拉斯”来扩张中央政府在铁路定价和税收等方面以及推动八小时工作制等立法方面的权力。其成就包括建立了劳工部和联邦儿童局，并通过了一系列旨在保护雇员和消费者的法律。不过，社会主义和保守主义改革运动有一个相同之处，那就是信仰和恐惧在他们的工作中都是相伴而行的。
尽管进步主义思想的基石新教福音派传统具有和这个国家同样悠久的历史，但它还是经常被恐惧操纵。美国的改革者和政治家认为到处都是邪恶力量，掏粪记者（muckraking journalists）和黄色报刊（yellow press）则让美国公众时刻感受到危险的存在。那种危险潜伏在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双重威胁之中，栖居在城市的贫民窟和酒吧中、在移民和工业化中、在劳动力和资本的失衡中、在犯罪和对犯罪的刑罚中，也在那些让共和国的理想枯萎的阶级差异、种族差异、健康差异和性别差异中。社会剥削已经足够糟糕，但它带给“真正的美国主义”的挑战仍然需要回应。
其中一个解决方法是将道德提升和物质提升结合起来。这方面的一些尝试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其中包括简·亚当斯（Jane Addams）和埃伦·盖茨·斯塔尔（Ellen Gates Starr）在芝加哥创办的霍尔馆。霍尔馆是首个也是最著名的一个“社区服务中心”，建成于1889年，其灵感来自伦敦的汤因比馆。它的目的主要是减轻芝加哥西区移民所面临的一些实际困难。霍尔馆开设了一系列实践项目、社会项目和教育项目，包括托儿所、图书馆、讲座、工作坊和音乐会。这对那些既要应付工作又要照看孩子的妇女而言尤其有用。霍尔馆本身并不是美国化的温床。虽然霍尔馆和很多教育机构一样提供英语课程，但学习一种新的语言并不意味着完全放弃之前的文化。霍尔馆希望可以增长移民的见闻，而不是向他们灌输美国文化。
像亚当斯和斯塔尔这样的中产阶级都秉持着同样的传统理念：白人女性应该成为家庭的道德支柱。她们中有一些人还没有组建自己的家庭，就已经将精力投入到引领其他人的生活中去，希望借此组建起一个更加稳定但并不一定单一的民族大家庭。不过，亚当斯和斯塔尔设法处理的很多问题都并不是那些在这个新世界中苦苦挣扎的移民群体所特有的，而是美国在转型为资本消费型国家的紧急关头时固有的问题。林肯·斯蒂芬斯1904年的著作《城市的耻辱》全面谴责了政治腐败这一问题。之后也有书籍尤其是厄普顿·辛克莱（Upton Sinclair） 1906年的《屠场》（The Jungle），指控这种政治腐败不仅危害了国家的道德利益，还危害着美国人民的身体健康。《屠场》猛烈地控诉了芝加哥肉类加工业的工作条件和卫生环境，由于详述了那些“不可告人的”事情（尤其是牛油中可能掺杂了人肉）而畅销一时。
对美国人来讲，屠场的黑幕具有一种挥之不去的魔力，埃里克·施洛瑟（Eric Schlosser）2001年《速食国家》（Fast Food Nation）的成功便是又一例证。不过，与辛克莱笔下发育不良的移民工人相比，这些黑幕都会相形见绌。就像19世纪那些令人心有余悸的南方种植园一样，这个世界里居住着一群“底层人民。他们大多是外国人，常常徘徊在饥饿的边缘，想要活下来，则全要仰仗资本家的怜悯。这群资本家和旧时代的奴隶贸易者一样野蛮残忍、不知羞耻”。辛克莱认为这种对比并不是那么明显，因为饲养场与战前南方不同，“这里的奴隶和主人并没有肤色差别”[18]。
或许，想要唤起美国公众的注意，与其带领他们回忆不愉快的曾经，还不如指出被污染的食品正要抵达他们的餐盘。在《屠场》出版当年，美国政府颁布了《肉类检查法》和《纯净食品和药物法》。由此可见，当这个新兴的速食国家想要做出改变的时候，可以有多么快的反应速度。不过，在社会和经济问题上，它应该按照联邦法律决议的方向做出多大改变，却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在一个崇尚个人主义的国家，政府干预的前景并不那么光明。事实证明，想要让社会福利项目符合“奋斗不息的人生”这一理念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若再考虑到美国的海外负担——不论是白人的负担，还是其他种族的负担——事情就变得更加棘手了。不过，至少在市场层面，美国接受了挑战。新世纪里的一切都被视为是崭新的。在1912年总统竞选中，罗斯福的核心政治理念是“新国家主义”。这种理念强调通过建立一个更强大的中央政府来实现社会平等和经济平等——他称之为“公道政治”（Square Deal）。与此相反，伍德罗·威尔逊提出了“新自由主义”（New Freedom）概念，强调通过一种更加自由放任的方式来解决私人权力和利润与公共和政治利益之间的平衡问题。简言之，到处都是令人兴奋的新口号，唯独缺少的是“改良”一词。
当然，改良一直以来都是国家主义者的核心问题，也是改革动力的核心诉求。即使现实并非如此，美国理想也一直都在坚持改善个人和集体生活，并将它视为重中之重。当然，这种理想受到种族、宗教和性别的限制。即使到了1900年之后，这些界限仍旧非常坚固。从这种意义上看，也许除去这段时期唤起的雄心壮志以外，在20世纪初期的“新国家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中，其实并没有什么“新”的东西。
1908年，罗斯福卸任美国总统一职。从他的一贯做派可以想见，他的卸任也气派非凡。他作为美国总统的最后几项决定之一就是精心安排大西洋舰队的16艘战舰——后来被称为大白舰队——进行环球航行。这次航行于1907年12月开始，1909年2月结束，历时14个月。这次航行给全世界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美国民众则成群结队地为舰队送行，表明美国国内对于这场国家海军势力的公开展示也同样欢迎（图47）。然而，在公海之外，很多国家都担心美国正在发展一种没有职责的权力、一种没有良知的资本主义，并且这场美国国际影响的爱国展示也遮蔽了美国国内那些给许多人的生活造成损害的不平等问题。
虽然《屠场》一书广受欢迎，但在文学作品里，不讲人情的资本主义力量影响的并不仅仅是肉食加工业的移民工人。因为市场和现代礼仪的怪异状况，社会上层阶级看起来同样受到了伤害。厄普顿·辛克莱至少指出了被压迫者共同的悲惨遭遇，而诸如伊迪丝·华顿（Edith Wharton）这样颇受欢迎的作家则描绘了一个“新的”财富世界，在这里，个人主义很快就会变成社会孤立。在经济层面，这个世界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在精神层面，它又面临着实际的破产。与斯蒂芬·克兰不同，华顿书中的女主角并不会沦为妓女，而是会遭受社会地位的不断下滑，正如他在1905年出版的《欢乐之家》（The House of Mirth）一书所描述的那样。当然，华顿对社会的批判也可以在书名中找到线索，他借用《传道书》（7：4）中的话讲道：“智慧人的心，在哀伤之家。愚昧人的心，在欢乐之家。”
图47 《欢迎回家》（威廉·艾伦·罗杰斯，1909年）。这幅极具爱国色彩的漫画登载在1909年2月22日（华盛顿帽子上的日期）的《纽约先驱报》上。它描绘了（从左向右）“山姆大叔”、乔治·华盛顿和西奥多·罗斯福迎接大白舰队在完成环球旅行后驶回位于汉普顿锚地海军造船厂的场景。由美国国会图书馆印刷品与照片部友情提供（LC-USZ62-136026）。
到了20世纪20年代，美国人的情绪有理由趋向欢乐而不是哀伤，这也并不会让美国人变成愚昧者。不过，罗斯福担心国家繁荣或许会让美国人变得健忘、如果不说自满的话。他对自己的能力充满信心，试图将美国人带回正轨。罗斯福组建了一个全新的政党——进步党，并在1912年重新竞选美国总统。考虑到1910年时罗斯福在堪萨斯州勾画了“新国家主义”这一概念（其历史联系可以追溯至激进的废奴主义者约翰·布朗），同时还考虑到他的听众中有很多内战联邦退伍军人协会的成员，故而罗斯福不可避免地在竞选中推崇内战中的“英勇奋斗”。他强调“过去的人们受到了我们的赞美与尊敬，但他们更应该成为我们未来的榜样”[19]。不过，此时的美国已经与从前大不相同了。此时的很多美国公民与19世纪中叶的美国内战并没有直接联系，在美国经历分裂之时，他们的祖先大多远在他方。故而，罗斯福通过重提美国内战来支持一个所谓的“新”国家主义，这种做法看起来已经过时了。
最终，伍德罗·威尔逊击败罗斯福成为新任美国总统。三年后，威尔逊参加了葛底斯堡50周年纪念仪式。这场历时三天的战役（1863年7月1日至3日）如今被视为美国内战的转折点，因此也是这个国家的转折点。当威尔逊在此次活动中讲话时，发现自己的听众中有很多退役老兵。事实上，威尔逊并没有预料到自己会参加这项活动，虽然被说服参加，他也在一定程度上不愿意在当天的演讲上谈论太多过去的事情。和罗斯福一样，威尔逊在演讲中对“德高望重的老兵”所做出的“英勇奉献”表示感激，但他也许更愿意强调“他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他们的“时代已近黄昏”。威尔逊强调，美国的征途“还没有结束，我们全然肩负起这一重任。”不过，当他从内战一代的手中接过职责的接力棒时，威尔逊所期待的未来仍是一个“和平协商的时代，没人会听到战争刺耳的号角声”。[20]
不幸的是，对于威尔逊和他领导的这个国家，这都仅仅是乐观主义的胜利，而远非现实。1913年，美国有理由相信罗斯福和威尔逊都是正确的：前者断言人类的利益依赖于美国的成功；后者相信美国的国际影响力将确保这样一个未来的实现——“人们通过努力，使世界各国和平相处，享受正义与爱”。两种观点并不一定彼此兼容，但无论如何，在1914年之后，这个世界已经有了不同的想法。
欧洲爆发的战争对美国产生了冲击，但并不会使美国立刻产生忧虑。正如罗斯福一直所讲，美国人享受美洲大陆带来的安全，他们“在这片大陆上实现着自己的天命”，为了公正和“公道政治”而战。罗斯福的军事修辞和一系列进步主义的修辞如出一辙，大部分仍旧是一种隐喻。不过，当罗斯福选择使用战争语言来发表竞选演讲时，他明白在美国这样一个异质性国家中，冲突可以发挥团结的力量。政治分裂、进步主义改革和公共争论都可以找到共同的理由，以国家之名发起战斗的号令。从这种意义上说，士兵的信仰在理论上被证明是持久的，最终在实践上又被证明是具有先见之明的。虽然大白舰队的航行说明这个世界实际上是多么的小，但当罗斯福将美国团结起来，为他的政治事业、归根结底也是美国注定的政治事业奋斗时，欧洲战场看起来仍旧是遥远且安全的。“为了人类的福祉，我们光荣地战斗；无惧未来；抛弃个人命运；心中毫无畏惧、眼神明亮清晰；我们站在末日的战场上”，他宣称，“并为上帝而战。”[21]
新自由主义
伍德罗·威尔逊在战胜罗斯福当选美国总统之后，虽然面对着欧洲的动荡局势，却并没有打算将美国的政坛交锋转变为实际冲突。他宣称“我们与世界和平相处”，还强调欧洲的战争“与我们毫无关系，更不会波及美国”[22]。威尔逊提倡美国秉持中立立场；但是一个移民国家可以做到怎样的中立呢？这个问题需要解答，却还没有答案。从短期来看，美国人的注意力都放在了他们自己国家的进步事业中，希望可以在国内事务的复杂战场上取胜。其中一场战役便是针对女性选举权。罗斯福通过强调“奋斗不息的人生”，让20世纪初的美国充满了男性激情。不过，就在欧洲各国投入到“结束一切战争的战争”的那一年，一些美国人至少已经开始争论，20世纪的女性是否也应该获得选举权。
美国的公民国家主义信条一直以来都在种族问题上寻求妥协，但是公民身份的性别含义却经常被淹没在美国更广泛的改革动力之中——从内战之前的废奴运动，到20世纪初期关于移民和真正的美国主义的争论。1848年，首届重要的女权大会在纽约塞尼卡福尔斯召开，但早在三年之前，著名记者玛格丽特·富勒就已经出版了《19世纪的女性》（Woma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一书。正如富勒所说，虽然她已经充分意识到“男人思想中对待女人的态度犹如对待奴隶一般”，但她认为“既然这个国家已经获得了一种外部自由、一种免受他人侵犯的独立，这个国家的每一个成员也必然应该获得这种权利。[23]”
塞尼卡福尔斯会议通过了一份《感情宣言》，强调了富勒所传达的信息。这份声明故意模仿《独立宣言》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它开篇就讲道：“我们认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所有的男人和女人生而平等。”接下来，它详细论述了女性遭受到的一系列不公，包括剥夺女性“不可让渡的选举权”，却把这一权利给予那些“最无知、堕落的男性——不论是土著人还是移民”。考虑到“这个国家一半人口的公民权都被剥夺了”，它总结道，“同时也因为女性切实感到自己被伤害、被压迫、被不公正地剥夺了她们最神圣的权利，我们坚持要求女性即刻获得所有作为美利坚合众国的公民理应获得的权利和特权。”[24]
对于美国而言，不可让渡之权利这种观念使两性平等的要求更加重要。至少从理论上讲，共和党实验的理念使得将女性排除到政体之外变得更加困难。当然，在实践上，则是另一回事。例如，各州的立法已经确保了女性的财产权。在一些西部州，女性还享有投票权，但仍然没有实现获得完整代表权的主要目标。到威尔逊掌权之时，女性仍然在为获得全国性的选举权而反抗。其中部分问题要追溯到女性权利在更广泛的改革关系中的定位。塞尼卡福尔斯会议之所以能够召开，一部分要归功于伊丽莎白·卡迪·斯坦顿（Elizabeth Cady Stanton）和柳克丽霞·莫特（Lucretia Mott）的努力，而这二人的关系最初就是在反奴隶制的斗争中建立起来的。60多年之后，女性权利和种族平等仍旧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互关联的事情，两个问题都被嵌入到更大的美国公民身份和国籍的问题之中。这一问题曾因《宪法第四修正案》得到部分解决，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又死灰复燃。
非裔美国运动家玛丽·丘奇·特雷尔（Mary Church Terrell）指出：“很难相信在美国，会有任何流淌着非洲血液的人反对女性获得选举权。”相比黑人女性，黑人男性反对者对特雷尔的冲击更甚。在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官方报纸《危机》中，特雷尔写道，女性反对自己获得选举权已经是“够怪异的了”，但在她看来，来自男性的反对才是“这个世界上最为荒谬可笑的事情”。她问道：“一个群体因为自身的权利被否定而奋力去保障自己的权利，同时却又去阻止另一群人得到相同的权利，还有什么比这更可笑么？”特雷尔也许觉得这件事情很荒谬，但纵观整个世界，这都算不上多么不寻常，美国人也不例外。
不过，在美国的大背景中，一方面讲，女性选举权的主张被自《感情宣言》以来一直延续的阶级和种族的问题所影响，另一方面讲，它又体现了这些问题。实际上，特雷尔的主张和1848年富勒书中的思想区别不大。特雷尔引用建国者确立的“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这一观念，这显现出她和内战之前的改革者一样，区分了两类人：其一是“智慧、善良、有教养”却没有选举权的人；其二是“文盲、堕落、恶毒”却自动享有投票权的人。[25]当然，这种关于成为这个国家的一员须符合道德要求的论证，并不独属于争取女性参政权的活动家，而是与罗斯福所提出的“奋斗不息的人生”相融一体，巩固了一种相当具有排斥性的公民身份概念，同时也巩固了一种被称为“百分之百美国主义”的狭义的国家主义。
百分之百美国主义的观念出现于1917年，也就是美国加入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时。战争并不是这种观念出现的原因，但却是一种催化剂。威尔逊曾希望美国可以在参战国之间起到调停作用，也许通过美国的范例，就可以说明“自由，以及解放的精神可以为人和社会，为个体、国家和人类做出何种贡献”。不过在欧洲，交战的双方并不欢迎威尔逊的道德仲裁。威尔逊在1916年连任美国总统一职，似乎证实了美国采取不干预政策，德军和协约国都认为没有必要听美国调停。1914年，威尔逊也确认欧洲的冲突不会触及美国的利益。但最终的事实却表明，这场战争的影响的确会波及美国，威尔逊这一说法并没有什么效力。
德国尤其已经做好了美国参战的准备。它在进行潜艇战时，就明白这可能会把美国拖入到战争之中。1915年，英国卡纳德航运公司卢西塔尼亚号客轮臭名昭著的沉船事件导致128名美国人丧生时，还没有直接动摇美国的中立立场，而潜艇战最终导致了美国的正式对德宣战。1917年4月2日，威尔逊向国会宣布“我们接受这种敌对目的的挑战”。他向美国人民解释说，因为只要存在德国这种“有组织的、一直伺机达到不明目的的力量，这个世界上的民主政府就不能确保安全。”最终，威尔逊宣称“这个世界必须为民主保持安全。它的和平必须根植于政治自由已经验定的基础之上”（图48）。他还向世界宣称，美国放弃中立立场，“不谋求私利，不征服他人，不称王称霸，不索取赔款，只做牺牲，不求物质赔偿”。他保证道：“我们不过是争取人类各项权利的一名战士。”[26]
当然，战争会中止人类的一些权利，即使只是暂时性的。美国自然也不例外。就在4月2日威尔逊不情愿地担负起交战国重担的四天之后，他正式对德宣战。那时，美国立场的实际价值——而非其道德和政治目的——成为优先考虑的问题。4月6日的演讲中，威尔逊花费了大量篇幅谈论识别、遏制或消灭“外国敌人”的必要性。但是，作为一项必要的战时措施，这给排外法案的颁布制造了机会。而在和平时期，想要颁布这样的法案可能会遇到更多的反对和公众示威，当然，在和平时期，这些做法也不会被容许。在这种背景下，德裔美国人自然很快成为怀疑对象，他们的语言和文化也遭到攻击。
图48 《自由将不会从地球上消失》（约瑟夫·彭内尔，1908年）。联邦政府为了给战争筹集资金发行了自由债券，并宣传这是一笔既爱国又收益颇丰的投资。这幅海报强调美国在一战期间对于协约国的支持和这个国家的历史使命感是一致的。如威尔逊所言，这种历史使命已经发展为保卫世界“民主的安全”。这幅宣传自由债券的海报描绘了一幅想象中的屠杀画面——自由女神像被烧成瓦砾。它暗示如果这个世界不再安全，这场屠杀便很可能发生，还暗示美国绝不可能在全球冲突的影响中独善其身。这幅海报在当时极具感染力，如果把它放在将近一个世纪之后的“9·11”事件之中，也会产生同样的感染力，不过是出于非常不同的原因。当然，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自由倒是不一定会遭到毁灭，不过，它却在很大程度上与自1917年后便在美国流行起来的激进爱国主义相容一体。由美国国会图书馆印刷品与照片部友情提供（LC-DIG-ppmsca-18343）。
如今看来，当时有些做法看起来有点可笑，比如在波士顿各个地方都禁止演奏贝多芬的作品，一种德国泡菜被重新命名为“自由卷心菜”，但这些事情在当时却并非小事。例如，一些美国人满怀激情地报名参加美国保卫同盟（简称APL），这本质上是一个类似于义务警员的团体，旨在帮助政府根除激进分子。这种热情显示出民主的阴暗面，也表明了一种要镇压国内反对派的危险决心。显而易见，这是一片清教徒的家园，在这里，清教主义服务于爱国主义。两者的组合就算是在最有利的情况下也不是什么良性组合，而且还为未来开创了一个不祥的先例。
1917年的《反间谍法》和1918年的《反煽动叛乱法》造成了更严重的影响。这些法律强迫民众形成了一个共同观念，或者说是一种错位的爱国主义。在大多数事情上，这种共同观念从未被撼动。1918年，美国社会党领袖尤金·德布兹（Eugene V. Debs）因为质疑美国的战争行为，被判处十年监禁[1921年被威尔逊的继任者沃伦·哈定（Warren Harding）提前释放]。相比之下，世界产业工人联盟领袖弗兰克·利特尔（Frank Little）就没那么幸运了，他在蒙大拿州被一名暴徒以私刑处死。这些都是极端的例子，在这种社会气氛中，这些例子也只是极少数。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想要明确定义美国主义的强烈欲望在规模和势头上都逐渐壮大，他们排斥那些被认为不配享有美国公民权的人，或是强迫那些人去适应一种更加同质化的美国传统。例如，1917年，即使面对总统的反对，使移民限制联盟长期心神不宁的《识字法案》最终还是被写进了法典之中。
当然，排斥并不是面对冲突的唯一反应。战争也让更多积极的进步主义纲领被迅速写入法律，其中最重要的便是女性选举权。《宪法第十九修正案》赋予了女性投票的权利。这项修正案在1918年初在众议院获得通过，但送呈参议院时因为来自南方的抗拒而放慢了通过的速度，不过在1919年还是被正式批准，并在次年生效。不过，美国参议院并不是唯一有机会反对这项法案的。在很多南方州，种族隔离、可疑的人头税以及支持人头税的识字法律仍旧生效。所以尽管在理论上，非裔美国女性在1920年之后获得了投票权，但实际并非如此。
相反，如同之前所有的战争一样，美国的参战决定似乎再一次给非裔美国男性带来机会，让他们可以证明自己的爱国之心，并以此推动平权事业。如果说20世纪推动扩大参政权的活动家们的言辞听起来与内战之前那些从事相同活动的活动家们十分相似，那么，那些在演讲中向黑人陈述这场战争对于非裔美国人之意义的黑人发言人们也同样如此。两者都相信，或至少希望，在危急之时为国效力将会使他们被这个国家所接受。霍姆斯和罗斯福都不曾料到士兵的信仰会以此面目再次出现。“拥有不被侵犯的投票权、工作权、居住权的美国黑人，”一位作者在《危机》中写道，“将从这场战争中崛起。”[27]不过，非裔美国人仍旧在一个种族隔离的军队中作战，不仅如此，他们还被美国海军完全拒之门外——这与内战中的美国海军明显不同。白人指挥官当然会对黑人军队在这场冲突中的影响表示一定程度的担忧，但这种担忧的表达方式是黑人领袖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
此时，已经成为将军的约翰·潘兴不再像1898年那样，允许黑人军队和白人军队在圣胡安山并肩作战。20年后，他发出了一道指令，告知美国的法国同盟军“黑人在美国的地位”，以防这种地位被那些倾向于自由主义的欧洲人干扰。“美国人在‘种族问题’已经达成了一致，不允许任何多余的讨论。”虽然潘兴如此宣称，但如果参考一下美国的人口分布，他多多少少在说谎。潘兴暗示道，法国也许并不了解，“如果不在黑人与白人之间设立一条不可跨越的沟壑”，非裔美国人将会给“这个共和国中的白人带来堕落的威胁”。因此，他警告法国人不要对非裔美国军队持有任何的“亲密和纵容”。他还强调说，任何的亲密都将会是一种对美国“国家政策”的“冒犯”，更甚者，也许会“在美国黑人中激起一种渴望，而这种渴望是白人难以忍受的”。
虽然对法国而言，这也许还是个新鲜事，但在美国，这是一个令人沮丧而熟悉的故事，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和艾达·韦尔斯等黑人活动家们穷其一生都在为此抗争。“虽然黑人也是美利坚合众国的公民，”潘兴解释道，“但美国白人一直将他们视为劣等人，只可能与其维系买卖或服务的关系。白人一直在责难黑人缺乏智慧和判断力，没有公民意识和职业道德，并且有套近乎的倾向。”更有甚者，潘兴转而借助“强奸未遂”的指控作为证据，证明非裔美国人“对美国人来讲是一种持续的威胁，美国人不得不坚决镇压他们”。[28]不论潘兴是在表达自己的观点，还是仅仅承认在美国军队和政府普遍存在的种族主义，这都是颇具挑衅意味的话，非裔美国人领袖很快便做出了回应。
1919年，美国著名非裔知识分子和发言人威廉·杜波依斯（W.E. B. Du Bois）对此表达了旗帜鲜明的反对。杜波依斯在1909年与艾达·韦尔斯等人一同创建了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又在次年创办了《危机》。杜波依斯强调，非裔美国士兵为美国“欣然战斗到流干最后一滴血”，可这个“可耻的”国家却仍旧对他们施行杀戮、迫害，剥夺他们的公民权。“这就是我们这些民主的士兵返回的国家，”杜波依斯有些讽刺地指出，“这就是我们为之奋战的祖国。”“但是，”他提醒读者，“这是我们的祖国。我们为之战斗是正确的。”杜波依斯宣称，欧洲的战争已经结束，但美国的战争才刚刚开始，这是一场“更严酷、为时更久、更坚定的战役，要与我们土地上那些来自地狱的力量搏斗”。杜波依斯重复了威尔逊，或者更宽泛地说是进步主义的修辞，但却是从一个与之完全相反的角度出发。他宣称：“为民主让路！我们在法国挽救了民主，借助伟大的主的力量，我们将在美利坚合众国再次挽救它，或者至少明白我们为何挽救不了它。”[29]
伍德罗·威尔逊和潘兴也许都会对这种说法感到胆寒，但是没人可以将非裔美国人对这些问题的愤怒归咎于法国。1917年在伊利诺伊州东圣路易斯和1919年在芝加哥爆发的种族骚乱预示着美国黑人与白人之间将在未来不时发生暴力冲突。其中，芝加哥发生的一场骚乱是因为一名黑人青年跨过了密歇根湖滨的“种族界线”，继而遭到杀害。这并非威尔逊希望看到的，也不是美国和世界所期待的。他曾相信美国也许能亲身示范，为各国的内部安定以及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和平指明方向。怀着这样的期待，在1919年初的巴黎和会之前，他就为战后和解与未来的国际合作包括国际联盟的建立，提出了颇具理想色彩的“十四点计划”。
不管是威尔逊的祖国美国还是其他重要的协约国成员都没有充分支持威尔逊展望的世界新秩序。不过，协约国至少是接受了成立一个合作性联盟的想法，在1919年一战结束时签订的凡尔赛条约中，这个组织得以建立。威尔逊还因为在这一组织中的工作而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但讽刺的是，他最想影响的国家却拒绝了他的努力。美国从没有加入过国际联盟。事实证明，到最后，威尔逊倡导的和平很快被人遗忘了，和平这件事情也很快被遗忘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并未和它宣称的一样，是一场“结束一切战争的战争”，而只是一个世纪的冲突的开端。从军事角度看，美国战后的状况要优于其他国家。它并没有像欧洲国家一样满目疮痍，也仅有10万多士兵在一战中身亡。考虑到美国参战的时间并不长，这一损失可谓颇高，不过，和欧洲国家比起来，这样的损失又算不了什么。但是，对于一个根本没想卷入战争的国家来讲，美国已经付出了足够高昂的代价。
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战对美国造成的不是实质性影响，而主要是心理上的影响以及某些方面的实际影响。可以说，这场战争将罗斯福的新国家主义和威尔逊的新自由主义勉强融合在了一起。从内战以来，美国的中央政府权力从没有如此强大过，它拥有500万军人，看起来如此团结。出于支持战争的需要，联邦政府通过了一系列法案，将大多数工业和商业领域都归于战争工业委员会管理。这就是以战争之名管控的商业。很多改革派将它视为一种战争的积极副产品，很少有人会愤世嫉俗地将以国家效率为借口的工业标准化与借国际主义为名的社会标准化连在一起，虽然两者明显都出于相似的动机。
同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美国深知爱国主义对战时士气的意义，并主动加以引导。在19世纪，宗教和世俗的私人机构负责向美国人解释内战的意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则由公共信息委员会（简称CPI）负责进行战时宣传，并向美国公众解释这场危机。委员会的成员之一，后来的公共关系专家爱德华·伯奈斯（Edward Bernays）称之为“操控共识”，他认为这一概念意味着“劝服和建议的自由，同时也是民主进程的核心”[30]。
事实上，在1917年之后，美国的共识有时候并不是操控的结果，而是强迫所致。但这丝毫没有损害公共信息委员会传达的国家主义信息。实际上，它的存在本身就代表了一种传播革命的勃兴，或者至少象征传播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美国的传播革命始于早期殖民地的印刷品；随着塞缪尔·莫尔斯（Samuel Morse）让美国人可以通过电报彼此交流，传播革命快速发展；当铁路跨越大平原时，传播革命的势头越来越猛，最终登上了早期电影工业的大荧幕。公共信息委员会仅仅是一种联邦外衣下的旧式国家主义。这种国家主义建立在对自由、美国民主和未来的信仰之上，而不是建立在威尔逊所期许的源于冲突的自由之上。它是西奥多·罗斯福的信仰、奥利弗·霍姆斯的信仰，也是威廉·杜波依斯的信仰。它是1917年之后定义美国民主的“士兵的信仰”。很快，这个国家就将再一次需要它。
注释：
[1]Official Proceedings of the Democratic National Convention Held in Chicago, Illinois, July 7, 8, 9, 10, and 11, 1896 (Logansport, Indiana, 1896) 226-234, 230.
[2]J.B. Henderson speech, Wilmington, Delaware, October 19, 1896, quoted St.Louis Post-Dispatch, October 30, 1896.
[3]Roosevelt quoted in H. W. Brands, The Reckless Decade: America in the 1890s(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5) 258.
[4]New York Mail and Express quoted in Jonathan Auerbach, “McKinley at Home:How Early American Cinema Made News, ”American Quarterly, 51, 4 (December 1999) 797-832, 806.
[5]McKinley's first inauguration can be viewed via YouTube, available .
[6]James Monroe, Annual Message to Congress, Senate, December 2, 1823, Annals of Congress, 18th Congress, 1st Session, 13-14.
[7]Alfred Thayer Mahan, “The United States Looking Outward, ”The Atlantic Monthly, 66: 398 (December, 1890) 816-834, 817, 819.
[8]Josiah Strong, Our Country: Its Possible Future and Its Present Crisis (New York: The American Home Mission Society, 1885) v, 218, 165, 177, 218.
[9]“Platform of the American Anti-Imperialist League, ”in Frederick Bancroft (ed.), Speeches, Correspondence, and Political Papers of Carl Schurz, Vol. 6 (New York: G.P. Putnam's Sons, 1913) 77; Erving Winslow, The Anti-Imperialist League: Apologia Pro Vita Sua (Boston: Anti-Imperialist League, 1908) 14.
[10]Oliver Wendell Holmes, Jr., “The Soldier's Faith: An Address Delivered on Memorial Day, May 30, 1895, Harvard University, ”in Richard A. Posner (ed.), The Essential Holmes: Selections from the Letters, Speeches, Judicial Opinions, and Other Writings of Oliver Wendell Holmes, Jr. (Chicago and London: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92) 87-88, 92.
[11]Pershing quoted in Gary Gerstle, American Crucible: Race and Natio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35.
[12]Theodore Roosevelt, Ranch Life and the Hunting Trail (1888. Reprint. New York:The Century Company, 1911) 2.
[13]Theodore Roosevelt, “The Strenuous Life, ”in Roosevelt, The Strenuous Life:Essays and Addresses (New York: Cosimo, 2006) 1, 3.
[14]Josiah Strong, Expansion: Under New World-Conditions (New York: Baker and Taylor Co., 1900) 18-19.
[15]Arthur S. Link, Woodrow Wilson and the Progressive Era, 1910-1917 (New York: Harpers, 1954).
[16]Rudyard Kipling, “The White Man's Burden, ”McClure's Magazine, February 12, 1899;“The Brown Man's Burden”first appeared inTruth and was later reprinted in the Literary Digest, February 25, 1899.
[17]Theodore Roosevelt, “True Americanism, ”The Forum Magazine (April, 1894), available at: http://www.Theodore-roosevelt.com/trspeeches.html (June 20, 2010).
[18]Schlosser's Fast Food Nation originally appeared as a series in Rolling Stone in 1999. Upton Sinclair, The Jungle (1906.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1984) 129.
[19]Theodore Roosevelt, “The New Nationalism, ”Osawatomie, Kansas, August 31, 1910, available at: http://www.Theodore-roosevelt.com/trspeeches.html (June 20, 2010).
[20]Woodrow Wilson, “Address at Gettysburg, July 4, 1913, ”available at: http://www.presidency.ucsb.edu/ws/index.php?pid=65370 (June 20, 2010).
[21]Theodore Roosevelt, “Case Against the Reactionaries, ”Chicago, June 17, 1912.
[22]Woodrow Wilson, Second Annual Message to Congress, December 8, 1914.
[23]S. Margaret Fuller, Woma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1845. London: George Slater, 1850) 27, 21.
[24]Elizabeth Cady Stanton, A History of Woman Suffrage, Vol. 1 (Rochester: Fowler and Wells, 1889) 70-71.
[25]Mary Church Terrell, “The Justice of Woman Suffrage, ”The Crisis, September 1912, quoted in Marjorie Spruill Wheeler (ed.), Votes for Women: The Woman Suffrage Movement in Tennessee, the South, and the Nation (Knoxville: The University of Tennessee Press, 1995) 152, 154.
[26]26 Woodrow Wilson, Address to a Joint Session of Congress, April 2, 1917.
[27]The Crisis, June 1918, 60.
[28][To the] FrenchMilitaryMission. stationed with the American Army. August 7, 1918, published as“A French Directive, ”The Crisis, XVIII (May, 1919) 16-18, available at: http://www.yale.edu/glc/archive/1135.htm (June 22, 2010).
[29]W.E.B. Du Bois, “Returning Soldiers, ”The Crisis, May 1919, 13, available at: http://www.yale.edu/glc/archive/1127.htm (June 22, 2010).
[30]Edward L. Bernays, “The Engineering of Consent,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250 (March 1947): 113-120, quotation 114.
第九章 在最后的边疆之外美国的新政
美国是一块大陆中的一片。美国是一群控股公司，是一些工会组织的集合体，是一套小牛皮封面的法律书，是一个广播网，是一群连号的电影院……美国是一帮穿着制服被埋葬在阿灵顿公墓的人。美国是你离家后的通讯地址上最后的那几个字母。但是多数情况下美国是人民的言论。
约翰·多斯·帕索斯，《美国》，1938年
1921年11月9日，星期三，持续的降雨和灰蒙蒙的天空让人难以看清波托马克河上正在溯河航行的海军奥林匹亚号。这艘船之前是海军准将乔治·杜威（George Dewey）的旗舰，由于在美西战争期间马尼拉湾战役中的表现而名声大噪。这一次，它将一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牺牲的无名美国士兵的遗体运回国，这也是它在退役前的最后几次行动之一。在一片灰茫之中，旁观的群众不大看得清船的轮廓，却还是能够根据奥林匹亚号经过时礼炮的鸣响声判断出船的位置。船上运送的灵柩将会停放在华盛顿国会大厦的圆形大厅供公众瞻仰，夜里也会有仪仗队守灵。据媒体报道，遗体抵达时举行了简短的典礼，出席人员仅有总统沃伦·哈定及其夫人、潘兴将军以及其他几位军队高官。第二天，阴云散去，在官方正式敬献花圈之后，人群开始涌来凭吊。据《纽约时报》报道，前来凭吊的人群真正是一条“人性的河流，美国的男女老少，那些继承传统的美国人，那些上帝的选民”，“是这个国家流动的生命线——一条缓慢但势不可挡的人性的湍流，涌来为在法国阵亡的美国士兵的英勇作证”。
图49 阿灵顿公墓无名烈士葬礼上的群众（1921年）。由美国国会图书馆印刷品与照片部友情提供（LC-USZ6-1754）。
第三天正是休战纪念日，在这天，这位无名士兵代表无名烈士们被安葬在阿灵顿公墓。总统在悼词中提醒听众，这次葬礼“不只象征着政府对其行为的赞赏，也暗示着在这个国家的心中，有一座坟墓存在”（见图49）。阿灵顿代表的是“民族良知的武装力量”的安息之冲突，不再是对作战力量的考验”，而仅仅是“残忍的、蓄意的、科学的破坏”[1]。
因而，在这些庄严典礼的核心是一种愈加清醒的观点：在这个国家的心中有一座坟墓。这种说法放在今天也许司空见惯，但对于1921年的美国人来说却是陌生的。一方面，对于这个5年前才纪念过内战50周年的国家来说，“英勇烈士”这种说法不算新鲜；另一方面，对于当时的人们而言，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极端破坏让他们更有凭证去相信一战和美国内战一样，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一种反常、一种疯狂，让人类遍体鳞伤，也更加审慎。对于那些见证了无名烈士葬礼的美国人来说，这场葬礼标志着结束而非开始。他们认为，就如哈定承诺的那样，“再不该要求这样的牺牲”。
事实当然不会如此。这场葬礼是美国牺牲的一个最著名的象征，它当然既代表了一种结束也代表了一种开始，但却不是美国参与全球冲突的结束，而是进一步融入全球及其冲突中的开始。不过，美国并没有着急行动。恰恰相反，对一战感到震惊的美国选择了退出欧洲事务，即使没有完全与世隔绝，至少也是不情愿承认自己在全球事务中的新角色，更不用说去扮演这个角色。之所以不情愿承认，一个原因就是，在一些美国人看来，美国是被迫卷入了这场战争，虽然对其胜负起了决定性作用，但并没有在其中扮演主导角色。与此同时，由于这个国家里还有许多人的亲友阵亡未归，无名烈士的葬礼能够引起特别的共鸣。美国的欧洲战争公墓足以表明，这个国家将一部分的自己永远地留在了这里。从法国叙雷纳公墓特别运回的士兵残骸里裹挟着法国的泥土，美国在容下这些泥土的同时，也再次表明，一战虽然没有努力地去缔造、却以最悲剧的方式加强了旧世界和新世界之间的联系。
虽然美国在一战中的伤亡人数仅占伤亡总数的百分之一，这并不意味着战后时期的美国人就一定比欧洲人过得容易。进步时代的美国正忙于建立起高于一切的秩序，这种秩序此前遭到了战争的威胁。事实上，独立革命之后的美国可以说一直都在潜在的混乱之中建立秩序，从各州之中建立国家，武装打压地方势力，将移民美国化，尤其是在来自各州的不同阶级、不同种族的民众之中努力缔造一种团结的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的形成一直都在运用人们的想象，引发人们的关注。1921年11月，人群涌向阿灵顿公墓去聆听总统谈论那些“唤醒世界”的无私奉献的无名烈士时，刚刚才挨过了一段美国前所未有的充斥着局势动荡和种族暴力的糟糕时期。
从1919年夏天，也就是“红色夏季”开始，美国包括华盛顿在内的各个城市都爆发了一股非理性的情绪，恐惧让美国人处于疯狂的愤怒之中，他们开始互相攻击。其诱因之一就是俄国革命之后的“红色恐怖”以及1919年3月第三国际的成立。人们认为在这个本就脆弱的战后世界，社会主义力量（如果不说是无政府主义力量的话）如同猛虎出笼；再加上美国自身行业动荡的煽风点火，战时关于自由的修辞已经转变成一种法律语言，自由只有通过这种方法才能够获得保障。事实上，战争引发了爱国主义情绪高涨，加上对美国内部极端势力的恐惧，制造了一种不容忍的氛围，将对于极端分子的恐惧转变成了一种自身的极端主义。这期间发生的许多事件都相对短暂，例如工人运动领袖尤金·德布斯（Eugene Debs）被监禁的事件在战后不久就宣告结束。另外一些事件则有些不同寻常，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美国政府诉《1776精神》案件。在这起诉讼案中，美国政府向一位电影制片人发起控告，原因是他企图发行一部名为《1776精神》（1917年）的反英电影。这起诉讼案造成的影响同样短暂。事实上，这部明显反英的电影在战后就重新受到了美国观众的青睐，那时美国人已经更能接受影片中的观点了。
在1919年的“申克诉美国政府案”中，最高法院判定《反间谍法》合法，认为它不受《宪法第一修正案》（言论自由）的限制。被告查尔斯·申克（Charles Schenck）是美国社会主义党的秘书长，因散发反征兵宣传册而遭到指控。时任副首席大法官的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指出，言论自由权在战争时期可以予以限制。“问题在于，”他提出，“那些话是在什么情境下使用的，以及它本质上是否会构成明确、现实的危险。”“当这个国家处于战争时期，”霍姆斯裁决说，“许多在和平时期也许但说无妨的话语却会妨碍到人们为战争付出的努力，只要人们还在战斗，这些话就不能被容忍。”[2]这个案件带来的真正危险在于，它从法律上支持了这样一种观点：任何内部的质疑都可能对美国构成“明确、现实的危险”。美国对国内异见者的反应有时候本身就是一种不宣而战的低级战争，而20世纪的美国本来也几乎没有多少太平时期；大多数时候，男男女女都穿着军装。
“红色恐怖”中最臭名昭著的就是无政府主义者尼古拉·萨克（Nicola Sacco）和巴尔托洛梅奥·万泽蒂（Bartolomeo Vanzetti）。萨克和万泽蒂都是意大利移民，因1920年5月在马萨诸塞州武装抢劫和谋杀而遭到起诉，接下来的审判让整个国家陷入分歧。1927年他们被执行电椅处死，这次处决遭到全世界的谴责。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有弹道证据表明致受害者于死地的正是萨克枪中射出的子弹。但在当时，人们认为手头的证据不足以做出正确的定罪，而法官因为对移民和激进分子都太有偏见，又难以做出正确的裁决。萨克和万泽蒂都很容易被定位成阶级战争的受害者和国家分裂的象征。小说家约翰·多斯·帕索斯（John Dos Passos）在《赚大钱》（The Big Money，1936年）中将“老法官这种有声望的小人物”和他们“在街头用棍棒驱散”的乌合之众区分开来，又将美国“被打败的乌合之众”和“压迫者”区分开来，这种阶级划分表达了很多人的情绪。“我们美国这个国家已经被异邦人所打败。他们把我们的语言弄得面目全非，他们把我们祖先用过的干净的字眼拿过来，变成了卑鄙下流的字眼。”多斯·帕索斯控诉道。最后，他得出结论：“好吧，我们已经分裂成了两个国家。”[3]
“两个国家”的说法并非源自多斯·帕索斯，也并非来自英国首相本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的小说《西比尔（两个国家）》（Sybil, or the Two Nations，1845年），虽然他让这个说法在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便广为人知。认为富人国和穷人国之间永久分裂的这种观点，其源头可以追溯到柏拉图的《理想国》，但多斯·帕索斯的论断的影响力在于，在美国这个共和国里，人们从未预料到会出现这样的分裂。美国被认为是一种新的共和国，在这种共和国里，人人平等，人人享有机会，没有人被排除在外，这是一个公民国家，不存在种族、宗教或者阶级的分歧。然而在一战之后，美国经历了一系列的罢工，从西雅图到波士顿，从造船业到钢铁业，这就导致很多人将工人阶级与激进主义画上等号。罢工许多时候反对的是骇人听闻的极为剥削的工作环境，但很多人会不分青红皂白地认为其动机是一种阴险的社会主义阶级意识，威胁到了这个国家的稳定。
在西雅图，1919年从造船厂开始蔓延开来的大罢工让整座城市瘫痪了一周。在波士顿，19名警察因加入工会而遭解雇，他们的同事为此罢工，随之出现了大面积的抢劫和暴力事件，对法律和社会秩序都造成了威胁。同年春天开始，针对工会反对者出现的一系列炸弹威胁事件更是给原本已经很紧张的局势火上浇油。司法部长米切尔·帕尔默（Mitchell Palmer）对此的回应是开展“帕尔默大搜捕”，逮捕那些工会及其支持者，这项行动一直持续到1920年初。在当时的司法部调查局主管埃德加·胡佛（Edgar Hoover）的协助下进行的帕尔默大搜捕行动有些过了火，到1920年末时已经让美国人忍无可忍。随着20年代的过去、30年代的到来，以及可能面临的总统换届，“红色恐怖”的幽灵看起来似乎不再那么可怕。1920年9月，华尔街中心地带发生炸弹爆炸事件，这当然也让美国人深感震惊，但已不再会让他们慌慌张张，冲去检查床底下有没有赤色分子了。
尽管恐惧常常是一种美国领导者会一再使用的强大的政治、财政武器，但没有哪个群体能够一直处在高度紧张的状态里。同样，也没有哪个群体能够忍受连续不断的改革要求。进步主义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相当让人筋疲力尽的，而威尔逊呼吁建立国际联盟，又给美国增添了更大的国际责任。因此，当俄亥俄州参议员沃伦·哈定向美国人指出他们国家“当前的需求不是英勇，而是治愈，不是万能药，而是常态，不是手术，而是宁静”，并且向他们承诺“不会再进行改革试验，而会寻求平衡发展；不会再淹没在国际事务之中，而会专注于国内的成功”时[4]，美国民众多少舒了口气。
哈定的演讲一贯是这样的风格。尽管这些话听起来让人印象深刻，但一旦他当选总统，这些承诺落到实处的时候就大打折扣了。哈定治国的常态只是体现为一种缓和的进步主义计划：他在很大程度上解除了战时的许多限制，支持企业发展，通过减税刺激商业发展，以及尝试改善工作环境，例如推进八小时工作制，而这正是工会及其成员长久以来的需求。1923年哈定突然辞世后，卡尔文·柯立芝（Calvin Coolidge）继任掌舵，美国的政策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事实上，柯立芝讲过一句很出名的话：“美国人的要紧事就是做买卖。”在20世纪20年代，当然是这样。
20世纪20年代的十年间，美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扩张与创新。如果仅仅从国民生产总值（GNP）来看，美国的GNP在10年里从1919年的724亿美元增长至1929年的1040亿美元，表明美国市场正在急速发展。其中一些增长是建筑业带来的；对于许多企业来说，摩天大楼既能迎合他们自我层面的需求，又能满足他们的规模效益，因而摩天大楼很快就成为美国城市景观的一个典型特征，也成为这个正在世界上崛起的国家的象征（见图50）。“在人类对万有引力定律的反抗中有一种史诗般的意义。”《新世界建筑》（The New World Architecture，1930年）的作者、建筑评论家谢尔登·切尼（Sheldon Cheney）曾满怀热情地这样指出。“也许，”他反复思考着，“商业主义是新的上帝，太强大、太有吸引力，人们正在为之建造他们最高的、最为人称赞的建筑。”[5]1925年时，美国的都市景象一片明朗，从一战之前就开始出现的建筑热情似乎丝毫没有受到战争的影响。就在十年前，为庆祝巴拿马运河开凿通航，美国在旧金山举办了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这次博览会围绕的主题是“胜利、成就、进步与抱负”，旨在展现“美国建筑师、雕刻家和画家的完美合作”[6]。
图50 纽约帝国大厦。俯眺克莱斯勒大厦和皇后大桥。这张摄于1932年的照片的拍摄地点为纽约帝国大厦顶层。帝国大厦于1931年刚刚完工，是当时世界上最高的建筑。美国人可以从帝国大厦向外眺望，纽约现代主义的都市风景体现了纽约的工程技术和经济实力，在当时以及现在都常常被视为整个国家的象征。照片中央的装饰派艺术建筑是克莱斯勒大厦，这栋建筑于1930年完工，建成时也曾是世界上最高的建筑，但没过一年就被帝国大厦取而代之（不过它仍然是纽约最让人惊叹的建筑）。照片拍摄者为塞缪尔·戈特朔，摄于1932年1月19日。由美国国会图书馆印刷品与照片部友情提供（LC-G612-T01-17578）。
当时的美国弥漫着这种乐观主义，充斥着一种新的炫耀性工业生产和内需消费，建筑业的急速发展只是一种对此的最明显的表达。20世纪20年代，美国也出现了许多现代服饰，虽然那些样式在如今看来早已寻常。当时的电冰箱、炊具和熨斗并不像如今一样大批量生产，但很快就会变得一样。1912年时，仅有16%的美国人家里有电，但到了1927年，63%的家庭已经有了电插座和新电器。理论上，美国人在当时已经可以用新发明的塑料盒将食物卫生地装起来，储存在新的冰箱里。但事实上，他们越来越爱吃罐头食品，1914—1929年，罐头的消费量翻了一番。他们可以使用酚醛塑料制品烹饪（虽然这种材料主要用于制作收音机和电话外壳）；他们可以穿上新的人造纤维衣服（尽管这种材料让熨斗变得多余）。他们也可以在收音机上收听自己国家的声音；由于收音机的销量剧增，无线电台也开始在广播中迎合这个新市场。
在美国人的家门口，新公路正在建造，每年投入的成本都超过10亿美元。美国人可以开着车行驶在这些公路上，并且汽车的售价也逐渐下降到他们可以承受的范围以内。福特T型车的价格从1908年的805美元降到1925年的290美元，而290美元的购买力就相当于今天的3500美元。美国的制造业发展速度也在增加。福特的新装配线使得组装一台T型车的时间从14个小时减少到仅仅93分钟。即使这样还是供不应求，有太多人期盼这些车赶快从流水线上运下来。20世纪20年代初仅有约900万辆车，到20年代末的时候已经达到2700万。在20年代，飞速发展的汽车行业的确推动了美国经济的发展，不仅拉动了私人销售，也为钢铁、橡胶、石油等支柱产业直接、间接创造了许多就业机会。其他运输形式当然也需要这些商品，但都没有达到与汽车相同的程度。航空运输一直都被富人所独占，但1927年查尔斯·林德伯格（Charles Lindbergh）驾驶圣路易斯精神号从纽约飞至巴黎之后，航空业就开始迅速发展。到了20年代末，每年已有约50万美国人乘坐飞机旅行。
如果说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人脚下或者轮胎下的地面和他们头顶的空域正在迅速变化，他们的生活里也还是有些东西一成不变，让人沮丧。在政府的支持下，美国大多数的领头实业家都在处处与工会作对，也想破坏那些与童工或者女工薪酬相关的进步主义立法。一些商人为了保护自己的雇佣机制而无所不用其极。汽车制造商亨利·福特（Henry Ford）就是一例，他通过暴力恐吓阻止自己的工厂建立工会，这种做法和他在消费者面前宣传的工人天堂的进步主义观点背道而驰。受雇于福特的公司密探确保工人遵守福特规定的生活方式：不许吸烟酗酒，不许坐下休息，房屋必须粉刷，草坪必须打理，孩子必须接受教育，一切都必须遵照福特自己与理想社会常常相矛盾的规范。关于福特曾有一个著名的故事，他告诉顾客，他们可以自主选择他们喜欢的汽车颜色，“只要它是黑色的”。到了20世纪20年代，他同样强调，自己的工人可以买任何自己喜欢的车，只要它是辆福特。
福特担心，如果放任自己的工人不管，他们就会无法无天，这几乎就是一种进步主义控制冲动的极端表现。福特身处的毕竟是一个不相信自己的民众会理性饮酒的国家，这个国家在1918年通过了《宪法第十八修正案》，又称《禁酒令》（也被广泛称为《沃尔斯特法案》），于1920年初开始生效，一直持续到1933年才被废止（见图51）。实际上，戒酒在美国拥有悠久的传统，至少可以回溯到19世纪40年代。到了20世纪，甚至在沃尔斯特法案通过之前，就已经有几个州禁止贩卖烈性酒。美国政府之所以在全国范围内推行这个政策，有几方面的考虑。一方面，一战让德裔美国人制造的酿造业产品即啤酒变得富有争议；另一方面，福特等商人想要，或者说想训练更有纪律性的工人，故而一直在向政府施压。不过，支持禁酒的言论主要还是来自社会、宗教和政治改革家们，这些人担心城市环境中会出现越来越多的酒馆，最终会将这里变成一个充斥着社会溃败和政治阴谋的邪恶之地。
图51 在禁酒时期（1921年）的一次警察突袭中，纽约副警务处长约翰·A·利奇（右）监督执法人员将酒倒入下水道。美国的禁酒时期一直持续到1933年，那时正值1929年华尔街崩盘和随后的经济大萧条恢复期，“湿”派说客（与“干”派说客相反）似乎有理地指出，酿酒业对于当时的经济恢复来说是一个重要元素。1933年12月通过的《宪法第二十一修正案》废止了《宪法第十八修正案》，最终废除了禁酒令。由美国国会图书馆印刷品与照片部友情提供（LC-USZ62-123257）。
然而，那些偶尔想要喝上一杯的人未必就是嗜酒成性的酒鬼。许多美国人都非常厌恶禁酒令，想方设法地想要规避法律。就这一点来说，沃尔斯特法案的一个成果就是让一部分至今遵纪守法的美国人开始犯罪。此外，如果说禁酒主义者的本意是压制酒馆里的那些社会不良分子和政治恶徒，使用禁酒令也是一种非常不成功的手段。非法蒸馏提取酒精、酿酒、制造私酒（以及非法销售酒精）的做法变得非常普遍。纽约和旧金山等城市都出现越来越多的非法经营的酒吧，这些可能会秘密售酒的酒吧的位置和活动常常是公开的秘密。禁酒期间，仅仅是纽约的酒吧数量就翻了一番，1929年时约有32000家酒吧。
正因为此，在被作家斯科特·菲茨杰拉德（F. Scott Fitzgerald）称之为“爵士乐时代”的这十年里，美国人不但没有普遍保持清醒，反倒因过度酗酒而出名。当然，这个时代被我们记住的，也并非只有这一点。在20世纪20年代，饮酒以及与饮酒相关的疾病的确有所下降，因醉酒罪被捕的人数也在下降，但在禁酒时期，整体犯罪数量不降反升。禁酒主义者当然没有想到在这种消费控制下会出现有组织犯罪，但即便他们也没法否认，在20世纪20年代，犯罪的组织化程度确实很高。
非法酒精的传播促进形成了一张互相联系的非法活动网络，包括赌博、药品生产、消费和卖淫，这些非法活动经常发生在那些非法经营的酒吧中。并且，许多顾客在越过了禁酒法的界线之后，就更容易被诱导着继续冒险。有了禁酒令带来的赚钱机会，城市和政府官员、执法部门和法官都很容易腐败堕落、与掌控酒精贸易的犯罪集团串通一气，也很容易遭到恐吓、对犯罪集团的举动视而不见。在这个时期，出现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黑帮：“刀疤脸”阿尔·卡彭（Al“Scarface”Capone）在芝加哥建立了一个蛮横的犯罪帝国，在鼎盛时期每年约有6000万的收益。卡彭的势力相当大，他觉得单独行动既无必要也不明智，因而带着摩托车警卫、开着辆装甲卡迪拉克——他自然有好几辆——四处周游。在十年里他一直规避着法律，直到1931年才最终遭到起诉，而罪名不是别的，偏偏是逃税。
无论是对于当时的美国人还是现在的美国人来讲，卡彭令人着迷的地方就在于，他的经历似乎是一个非常美国化的故事，这个故事的寓意是犯罪得不偿失，但只有在罪犯忘了纳税时才会如此。作为一个个体，卡彭似乎同时体现了20世纪20年代典型的一致性和反抗性，并且也与这个国家的新商业议程步调一致。事实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那些犯罪集团——卡彭只是其中最出名的一个——在管理和市场运作方面与正当业务并无二致；当然，在业务执行方面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福特也许是派过与底特律黑手党有牵连的人来确保工人遵守公司政策，但工人不服从公司政策的最坏后果也只是暂时失去生计，并不会永远丢掉性命。美国黑帮卡彭的媒体魅力至今经久不衰，但事实上，在那个美国人除了恐惧本身之外没有什么可害怕的时代，他却代表着一种恐惧的来源和象征。对此，美国人是感到害怕的。
将20世纪20年代称为“爵士乐时代”或“兴旺的20年代”，其实掩盖了美国人在这十年里所面临的压力，而这个时期的繁盛既是对这种压力的否认，也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反应。在很大程度上，多斯·帕索斯所说的美国是“两个国家”就简洁地总结了这种境况，但这种分裂又共存的关系并不仅仅存在于富人和穷人之间，也存在于当地人和移民之间、黑人和白人之间、男性和女性之间、犯罪分子和守法公民之间、城市和乡村之间，并且在很大程度上聚焦于一战时期。
现代文学对这些分歧做出了回应，作品中也充斥着这些分歧。许多作家都在文学作品里探索了战后的幻灭，如多斯·帕索斯的《三个士兵》（Three Soldiers，1921年）、E.E.卡明斯（E. E. Cummings）的《巨大的房间》（The Enormous Room，1922年）、欧内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的《永别了，武器》（A Farewell to Arms，1929年）和T. S.艾略特（T. S. Elliot）的《荒原》（The Waste Land，1922年）。其他一些作品则聚焦于此世纪20年代这个美丽新物质世界里美国民众个体之间的疏离，并以此来间接反映战争带来的后果，如辛克莱·刘易斯（Sinclair Lewis）的《大街》（Main Street，1920年）和《巴比特》（Babbit，1922年）、斯科特·菲茨杰拉德的《人间天堂》（This Side of Paradise，1920年）和《了不起的盖茨比》（The Great Gatsby，1926年）以及托马斯·沃尔夫（Thomas Wolfe）的《天使，望故乡》（Look Homeward, Angel，1922年）。在这之中，有许多作家都是“迷惘的一代”这个一战后在巴黎松散组织中的一员。他们从一段距离之外观看自己的国家，认为个人与客观力量之间的斗争才是这个时代的核心主题。
海明威在回应哈定的阿灵顿公墓讲话时指出，在这个时代，“光荣、荣誉、勇气”这种概念已经毫无用处。在他看来，这种话“倘若跟具体的名称放在一起，例如村庄的名称、路的号数、河名、部队的番号和重大日期等等，简直令人厌恶”。但这种个性的缺失并不能仅仅归咎于一战。工业化是一股越发无情的力量，它侵蚀了个体的能力，这种侵蚀不是文学修辞，而是真实发生的。例如，在底特律的汽车业中，1910年有75%的工人都是熟练工，十年后仅剩10%的工人为熟练工。1921年的无名烈士葬礼让这种无名身份成为整个国家的一种感情象征，然而对于许多美国人来说，让他们变成无名之辈的不是战争，而是工作，不是武装冲突，而是流水线的到来。在某种意义上，他们也是迷惘的，但迷惘是在众人之中，而不是在巴黎。这就是进步的代价。也有人担忧，这种进步对于美国的意义何在。
“布鲁斯蓝调”
海明威和哈定都断定，在人们所认为的传统价值与现代主义之间存在明显分歧，而现代主义正是一战给欧洲带来的文化、社会转型的一个特点。乍一看，这种论断似乎并不适用于美国，因为1921年后美国的经济繁荣发展、文化充满活力。不过，美国文化的驱动因素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让人不安的阶级和种族辩证法，并且后者再也不能只归咎于“南方”，在这里，南方的意义是心理上的、道德上的，也是地理上的。这是一场全国性的论辩。其实它从来都是，但在20世纪之前，人们也许还可能假装这场论辩没有波及全国，而到了1910年之后，就不再可能了。1910年开始一直到30年代期间，南方农村地区的非裔美国人向北方“大迁徙”（20年代里就有超过100万人迁徙），底特律、芝加哥和纽约等城市的黑人社区数量相应增长，加上从西印度群岛涌入的移民，让这些北方城市本就已经兼收并蓄的社会文化融合变得更加多元。
新移民们为当时美国种族歧视的严重程度所震惊。南方移民可能对此没有那么惊讶，但和西印度群岛的移民一样，他们遭遇了一个二元对立的城市环境，对他们以及对许多欧洲移民来说，这种城市环境都在经济上排斥他们，有时甚至怀有公开的敌意。20世纪20年代，经济繁荣给美国带来新机遇的同时，也让旧问题恶化，一个极端的例子就是三K党（他们声称自己是美国爱国主义的代表）在这个时期的卷土重来（见图52）。随着“百分之百美国主义”这一理念的崛起，在强劲的现代化市场驱动下，三K党的成员数量剧增，从1920年的5000人增至1925年的几百万人。
自内战后首次化身以来，三K党也扩张了自己的势力范围。在移民、进步主义和一战造成的紧张局势中，将三K党的所作所为指责为带有偏见似乎已经不够准确了，因为它看起来好像反对一切的人与事，并且有各种各样的反对理由，从种族到宗教，五花八门。三K党的活动范围也更多地聚焦到城市，一个原因就是很多南方的黑人和白人移居到了北方城市，尤其是像底特律这些汽车行业飞速发展、有大量就业机会的城市。不过，三K党势力的中心地带还是在中西部地区，尤其是在印第安纳州，三K党有效控制了该州的共和党。然而，1925年，三K党领导人大卫·斯蒂芬森（David C. Stephenson）被判攻击一位年轻女性玛奇·奥博霍尔策（Madge Oberholtzer），构成二级谋杀，印第安纳州受雇于三K党的重要政客和法官名单随之流出，至少在政界，三K党的势力开始减退。
图52 三K党游行，华盛顿地区（宾夕法尼亚大道），1926年9月13日。大多数与三K党相关的象征都来源于20世纪早期三K党卷土重来的时期。如照片中所示，三K党公然地展示自己，将自己置于美国的中心位置。然而，在三K党这样展示自己“实力”的时候，它已经不再像20年代初那样具有强大的政治实力，但也没有完全失势。由美国国会图书馆印刷品与照片部友情提供（LC-USZ62-59666）。
在文化上，情况则有所不同。三K党引领了20世纪20年代的至少部分时代思潮，反对伤风败俗——这是从广义上讲，但通常指的是酗酒——也反对移民。它主要利用了正在形成的这个现代的、商业驱动的、多民族的世俗美国和一战前的那个传统的、注重家庭的、单一民族的虔诚美国之间的紧张关系。事实上，美国从来没有哪怕只是接近过这样一种受限的、狭隘的状态，但这个事实并不重要。战后的英国还沉湎于对战前爱德华时代的稳定和安全的幻想中。同样，美国也为自己——不止一次地——虚构了一段神话般的历史，这种历史与其真实的过去毫无联系，却实实在在地影响了它的未来，而在这未来之中也包含了一定程度的虚构——理想的美国人。
想要定义美国人、并且由此定义美国主义的这种冲动，着实可以称之为一种美国传统，向前能够追溯到克雷夫科尔在1783年提出的那个著名问题：“那么，什么是美国人，这个新人种呢？”20世纪给这个论辩带来了新的视角，也就是从科学和伪科学的角度来看待这个社会文化过程。20世纪20年代，在移民问题上，美国通过了一些新的限制法案，而这些限制越来越多地是基于种族的模糊概念。公民国家主义理想，即由克雷夫科尔首度提出、罗斯福加以修订的新国家主义，正是基于对克雷夫科尔所称的对“古老的偏见和风俗”的否定，以及对“新生活方式”的肯定。
然而，在20世纪20年代，这种理想被国家主义中一种近似于生物决定论的解读所改变，或者可能是所感染，这种解读拒绝认为理想的美国人是一种“混血人”，而是强调民族排他性。这种观点通过当时的一本畅销书——麦迪逊·格兰特（Madison Grant）的《伟大种族的消逝：欧洲历史的种族根基》（The Passing of the Great Race: The Racial Basis of European History，1916年）得到了广泛传播。格兰特是纽约动物学会主席，同时也是一位著名的优生学提倡者，他提出北欧日耳曼民族优越论，这在那些本就已经倾向于盎格鲁—撒克逊种族优越观点的人当中引发了共鸣。处于两次世界大战间歇期的欧洲对他的观点相当赞同，而相比之下，虽然许多美国领导人也同意他的观点，美国人整体上却对他的那些极端观点相对无感。
有些讽刺的是，卡尔文·柯立芝还是副总统的时候，曾经写过一篇反移民的诽谤文章，发表在《好管家》杂志上。他在这篇文章中几乎重复了罗斯福对美国化的分析，但最终还是显现出了一些从格兰特那里受到的恶性影响。柯立芝指出，移民如果指望被允许“穿过自由的大门”，就必须表现出“同化的能力”。但柯立芝认为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这种能力。“不管是出于什么情感上的理由，种族因素都太过重要，不能置之不顾，”他论证道，“生物学规律告诉我们，某些不同的种族是不会混合或者融合在一起的。北欧日耳曼民族自身的繁殖是成功的，但一旦和其他民族通婚，双方都会恶化。”“身心发展的质量，”他总结道，“表明对一个国家来说，遵守种族法案和遵守移民法案一样重要。”柯立芝心里想的到底是何种伪造的“生物学规律”，我们无从得知，但他似乎的确把“自由的大门”和天堂的大门混为了一谈，并且非常固执地认为“只有一种移民是可以接受的，这些人会不断显露造物者的神圣意志，并以此证明我们对人类的信仰是正确的”[7]。
柯立芝执政时期的劳工部部长詹姆斯·J·戴维斯（James J. Davis）和柯立芝一样，对生物学规律和移民问题有着坚定的看法。基于对自己威尔士民族传承（他在八岁时移民到了美国）的韧性以及优越性的信念，他总结说“种族特点不会变化，让移民进入这个国家时我们必须记住这点”。他将人类分为两种动物：海狸和老鼠，并且直接用了一本儿童故事书里的信息来说教：海狸建造家园、储存食物，老鼠却进入阁楼、窃取食物。他训诫道：“只有像海狸的人多于像老鼠的人，一个文明才会崛起。”他也警告人们，“要当心美国正在滋生的老鼠”[8]。
不管戴维斯的观点在今天看起来多不寻常，其实都只不过是隐喻地表达了当时许多美国立法者面临的恐惧：他们越来越害怕美国将要被不受欢迎的外来者逼入困境。在当时，人们已经不再会乐观地认为任何新来者都可能被美国化，而犯罪统计又引发了深深的担忧，因而许多人都同意印第安纳州国会议员弗雷德·珀内尔（Fred S. Purnell）所说的，“美国人民的祖先思维清晰、有自治能力。他们与这群正在将旧世界的社会和政治疾病灌入美国血管的不负责任、破产的废物之间，几乎没有任何相似性”[9]。1921年，国会通过一项紧急立法来限制南欧和东欧移民，随后又忙于辩论设立永久性限制的必要性。
国会的辩论中充斥着优生学的观点，其鉴定证人哈利·H·劳克林（Harry H. Laughlin）是优生学档案局局长，也是旨在改善美国人口的极端进步主义“优生绝育”的倡导者。“通过种族隔离、绝育，或者其他方法让美国那些堕落的人口变得不能繁育，”劳克林提出，“符合我们制度的精神。”他提议说，如果“我们人口中的婚育人群想要清除有缺陷的生育”，那么联邦政府就必须准备好“实施那些看起来像是种族歧视、但其实并不是的法律”。他劝告说，“那些优生学倡导者一心想要保存、建立和特殊化我们当中更好的家族，他们提出的移民政策就是将移民的自然素质作为是否允许他们移民的主要评判标准，而不去考虑种族、语言，以及当前的社会或经济状况”[10]。
伴随着这种新的对繁殖和生物学规律的强调，20世纪20年代美国政界上层传达出的信息就是：理想的美国人是天生的，而不是后天塑造的。柯立芝和戴维斯都强调教育在建设国家中的重要性，但同时也指出有些种族永远不可能被教育成美国人的风貌。排外因此成了唯一安全的解决方案，而1924年的《移民法》为之提供了保障。这部法案延展了1921年的《紧急限额法》，根据不同的国籍设置了更低的允许进入美国的移民限额。理论上，每年来自任何国家的移民只能占1890年之前——换句话说，即东欧移民数量增加之前——那个国家已经生活在美国的人数的2%。与此同时，来自拉丁美洲的移民没有遭到限制，而来自亚洲国家的移民则被完全禁止。这个法案将美国从一个受压迫者的庇护所转变成了一个荣耀的封闭社区。山巅之城如今有了相当高的围墙，成为理想的盎格鲁—撒克逊价值的圣地，至少从理论上讲是如此。
事实上，这扇“金色大门”关得太迟。有些人认为这似乎预示着美国的毁灭，但它其实最终是这个国家的救赎。毫无疑问，对于这个据称基于“人人生而平等”信念建立起来的国家来说，在首都中心肆虐横行的三K党并没有提供一个有益的范例；但它也算不上是纽伦堡集会在美国的变体。关键是要记住，就在美国最终废止开门政策的同一年，也通过了《印第安人公民权法案》（1924年），最终承认了印第安人的投票权。然而对于定居者和土著人之间的关系，这部法案并不能解决一切问题，因为权利被移交给了各个州，直到1948年才得以全面实施。尽管如此，这部法案的确凸显出当时的美国社会对“少数派”文化特殊性越来越有兴趣，开始取代之前基于同化的大熔炉民族主义理想。
到了20世纪20年代中期，美国已经在种族上和文化上变得非常多样，这种多样性深深植根于一种强调人人平等的民主公民理想，并且为实现这一理想而专心致力于共和政治，因而不再那么容易受到格兰特或劳克林等人观点的影响，也不再会轻易为他们逻辑论证得出的优生学议程买账。这并不是说有些州没有沿着先前的路一直走下去，他们的确一直走着原先的路。
有几个州的法令里已经有了相关的法律，允许对精神失常的人进行非自愿绝育手术（但对精神失常的诊断在当时也是成问题的，女性精神失常的同义词常常就是存在着活跃的婚外性行为）。在1927年检验弗吉尼亚州《优生绝育法》（1924年）的巴克诉贝尔案中，最高法院确立了这项立法是符合宪法的。最高法院法官小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评论说：“如果社会不是等着处死那些犯罪堕落的子孙后代，或是让他们因为自己的低能而活活饿死，而是阻止那些注定不适宜延续香火的人繁衍后代，对整个世界来说都会更好”。因而，他赞成这项法案并且得出结论称：“低能者延续三代就足够了。”[11]
最后，超过6万名美国人遭遇了非自愿绝育手术。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当时强制实现道德一致、医学一致、精神一致的政治倾向的又一种体现。禁酒和强行避孕只是这种种族、宗教和文化保守主义的极端形式，而这种保守主义体现在许多方面：从限制赌博到对节育和避孕的建议，到文学、教科书、剧院和电影中的审查。最终，这既关乎控制，也关乎自由，既是积极的，也是消极的。1921年成立了美国节制生育联合会（ABCL）的避孕倡导者玛格丽特·山额（Margaret Sanger）的观点就正是这样一个例子。一方面，她呼吁将女性从不断怀孕的负担中解放出来，也免于遭受非法堕胎常常带来的死亡风险，这种观点意在减轻妇女的痛苦。另一方面，她提出的优生学观点与霍姆斯法官相呼应，其重点从为自己选择的积极自由转变为强行向别人施加自己观点的消极自由。这种逻辑导向的一个极端例子就发生在1925年田纳西州的代顿。在那里，宗教原教旨主义者采用了优生学说客提出的美国人是天生的而非后天的这种论点，并将其用到了进化论上。
“斯科普斯审判案”（有时也称“猴子案件”）的焦点是田纳西州一位高中生物老师约翰·斯科普斯（John T. Scopes）是否有权向学生讲授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的《物种起源》（On the Origin of Species）。和巴克诉贝尔案一样，这也是一起试验案件，是由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CLU）为质疑田纳西州的巴特勒法案而发起的案件。巴特勒法案规定，公立学校里只许讲授圣经中所描述的人类起源（巴特勒法案不涉及动植物）。这场审判案在全国引起了轰动，民众甚至可以通过收音机旁听这场审判，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这场审判中的反进化论的鉴定证人是威廉·詹宁斯·布赖恩。不过，布赖恩的出席并不是最后法庭确认巴特勒法案符合宪法的原因（这一法案直到1967年才宣布废止）。事实上，虽然斯科普斯被判有罪，但布赖恩在法庭上的表现难以让人信服，审判案结束后没过几天就去世，着实打击了反进化论者的热情。第二年，斯科普斯的定罪被推翻，其法律根据是判处的100美元罚金太高，但对于这起审判案的主要内容即巴特勒法案没有违反第一修正案中的政教分离原则，仍然维持原判。
当时以及后来对斯科普斯审判案的刻画[1960年有一部名为《向上帝挑战》（Inherit the Wind）的电影大致根据这个事件改编，由斯潘塞·屈赛和吉恩·凯利领衔主演]倾向于将这起事件描绘成一出滑稽的闹剧，如果说没有让不少人彻底陷入尴尬的话，充其量也只是娱乐了大众。事实上，在后来1926年的斯托克斯诉州政府案中，法庭自己甚至称斯科普斯审判案为“这起怪诞的案件”。由于反进化论的冲动在美国一些地区至今仍是一股强大的力量，这可能还不仅仅是一起怪诞的案件。斯科普斯审判案当然是一种时代的产物，在其所处的时代里，传统的力量与现代世俗的力量相冲撞。从某些方面看，这是一种上帝与科学之间的信仰冲突，但同时，它也是一种恐惧的产物：惧怕犯罪，惧怕移民，惧怕城市，惧怕任何无节制的纵欲，尤其是惧怕挑战和改变。田纳西州的一个小镇会感觉到自己不仅与主流文化步调不一致，而且还遭到主流文化的威胁，这种现象透露出这个国家所面临的压力以及持续存在的城乡分歧。
没有从收音机里收听田纳西州代顿镇上的事件时，美国城市居民，尤其是纽约人拥有大量的娱乐活动，可以将他们的注意力从小镇的审判案，也从他们自己的生活中分散开来。兴旺的20年代其实就是，也一直都是一幅沿海地带的图景。人们在刻画爵士乐时代的时候倾向于选择纽约或者加利福尼亚作为表现场所，除了偶尔选择芝加哥之外，不会再选择其他城市。也许真的可以说，没有其他城市会比纽约更能代表20年代乐观的一面。面对更广阔的世界，纽约一直以来都是既提供了一个避风港，又提供了一个入口。例如，纽约的哈莱姆黑人住宅区几十年来一直在收容移民家庭，从最开始以爱尔兰人移民为主，到后来以犹太人为主，到了20年代则成为非裔美国人社区所在地，并且见证了所谓的“哈莱姆文艺复兴”文化浪潮。当然，非裔美国人文化并不是起源于20世纪20年代的纽约，但纽约的确是一面棱镜，将非裔美国人在音乐、文学和政治各方面的光线深深映入当时以白人文化为主的主流文化中。当时许多主要的黑人学者和作家，包括《疲惫的黑人伤感歌》（The Weary Blues，1926年）的作者、爵士诗人兰斯顿·休斯（Langston Hughes）和人类学家、作家佐拉·尼尔·赫斯顿（Zora Neale Hurston）等，都是从哈莱姆走向了全国的读者。
所有这些活动的音乐伴奏，不管是在纽约的俱乐部里，还是在全国其他各地的俱乐部和非法经营的酒吧里，还是在越来越无所不在的收音机里，都是各种爵士乐的组合。爵士乐被普遍认为是北方城市里的南方之音，是这个时期美国的典范隐喻，它强调个人的发声，追求即兴的结构，又有舞曲的能量。乔治·格什温（George Gershwin）著名的《蓝色狂想曲》（Rhapsody in Blue，1924年）也体现了爵士乐对主流“古典”作曲的影响。爵士乐也许最开始是非裔美国人的音乐，但后来发展成为一种独特的美国音乐表达形式。不过，爵士乐还只是爵士乐时代的一个元素，为新的现代性提供了配乐，而为后代记录下这个时代影像的则是好莱坞。从由第一位也是最出名的“年轻女郎”克拉拉·鲍（Clara Bow）主演的默片《懵懂年代》（The Plastic Age，1925年）到由阿尔·乔尔森（Al Jolson）主演的第一部全片充满“对白”的电影《爵士歌手》（The Jazz Singer，1927年），美国已经建立起一个正在扩张的电影产业，既娱乐了当时的观众，又告诉了——虽然并不一定准确——未来的观众，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充满了“疯狂旋转”（1924年一部电影的名字）。
20年代初大概有5000万美国人（约为人口的一半）会定期观看电影，到了20年代末已超过8000万，印刷资本主义转变成了大众娱乐。美国的“想象共同体”已经有了充分的发展，但好莱坞引起的是什么类型的想象是有争议的。当时的电影行业和现在一样，喜欢刻画年轻漂亮的形象，因而美国传达给自己也传达给世界的，是一个充满青春活力、能源和经济过剩的国家形象。不过也有不少美国人同意斯科特·菲茨杰拉德在《美丽与毁灭》（The Beautiful and Damned，1922年）中对爵士乐时代的人物描述。他们对好莱坞尤其充满了忧虑。
涉及贩卖性文化和明星文化的时候，好莱坞一开始是打算发展下去的，但几起备受瞩目的丑闻造成了负面的宣传效应，促使它抢在政府干预之前开始实行自我审查。1922年颁布的（以美国前邮政部长威尔·海斯命名的）海斯法案旨在禁止电影描绘任何可能冒犯观众道德情感的内容。根据法案的建议，除了其他应该谴责的行为之外，大银幕上还不应出现同性恋、异族通婚、裸体、过多吻戏和通奸。
尽管有海斯法案的管制，好莱坞还是不可避免地仅仅呈现了美国现代性的一张面孔，尤其是在对女性形象的刻画上。美国观众很快就习惯了一成不变的年轻女性形象，从葛丽泰·嘉宝（Greta Garbo）的《爱》（Love，1927年）和《安娜·卡列尼娜》（Anna Karenina，1935年）到贝蒂·戴维斯（Bette Davis）的《红衫泪痕》（Jezebel，1938年），这些女性常常在挑战传统——当然是在限制范围内。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期间，这种逃避主义变得空前流行，但对于那些和大屏幕上的生活毫无共同之处，也不可能有一天会变得相同（考虑到许多早期电影的主题，这也许是一种安慰）的女性而言，它毕竟只是一种逃避主义。从20世纪初开始，对女性作为家庭道德核心的持续强调就几乎没有改变过（见图53），与之矛盾的是20年代那种生活节奏很快、饮酒成瘾、不断抽烟的年轻女性的刻板形象：她们又喝酒又抽烟，并且还能以一种很有可能违反海斯法案规定的姿态整晚跳舞狂欢。
当然，在爵士乐时代，与大屏幕或大众传媒里少有共同之处的不仅仅是女性的生活。1930年前可能约有40%的美国家庭拥有收音机，但这也表明剩下的60%是没有收音机的。美国的财富几乎从来都不是均匀分配的，超过70%的人口收入都达不到当时的最低宜居工资——年薪2500美元。尽管购买上的选择在减少，城市与乡村、富人与穷人“两个国家”之间的鸿沟却在加深。汽车制造业正是这样一个例子，公路越铺越宽，开车兜风的闲暇时间也越来越多，当然，可以用来买车的收入也在上涨，但汽车制造业几乎完全被限制在三家公司手中：福特、通用汽车和克莱斯勒公司。然而，没有人对此感到忧虑。尽管福特的雇佣做法和出言不逊的反犹太主义言论有些玷污了他的公众形象，但他仍然是一位国家——事实上是一位国际——英雄，是美国成功运用流水线作业的标志。商业用语里有一个新概念：“福特制”，即通过使工人或生产方法标准化来提高生产效率。福特制的确成为美国化的同义词，成为未来的经济模式。在这个未来中，消费者充满信心，经济力量与日俱增。
1929年，福特为庆祝灯泡的发明以及他自己的爱迪生技术研究所的创立而举办了一次庆典。这是一次乐观的庆祝，新上任的总统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也出席了这次庆典，并且发表了振奋人心的讲话（通过收音机向全国民众现场直播）。胡佛宣布说，科学研究“是进步的最强大动力”，它带来了“更高的生活水平、更稳定的就业形势，减少了工作量、延长了寿命、降低了痛苦”。他断言道：“最后，我们的闲暇时间越来越多，我们对生活的兴趣越来越浓，我们的视野越来越广。生活中有了更多喜悦。”胡佛热情洋溢地指出，最重要的是，托马斯·爱迪生（Thomas Edison）将“电从一个纯粹的物理学概念转变成了一个应税产品”[12]。就在胡佛满怀自信对科学理性和社会理性的经济效益作出预言后的第三天，美国股市暴跌，让整个国家以及全世界都陷入了大萧条的经济灾难之中。
图53 这幅插图出现在约翰·吉布森教授及夫人的《社会纯洁：家庭和国家生活》（纽约：J. L.尼科尔斯出版社，1903年）一书中。图中展示了正上方一位七岁女孩可以拥有的两条人生道路。在左侧，一些不适当的（法国）文学让她走上了通向社会排斥的滑坡；在右侧，更让人振奋的阅读和定期的教堂礼拜为她保障了一个稳定的未来。由于这个女孩成长到二十出头的时候，将会遭遇“兴旺的20年代”，左侧的道路是一个真正的风险；这至少是美国家长普遍具有的持续的恐惧。实际上，这位女孩比她妈妈更有可能遭遇离婚，也更有可能生育更少的子女（美国的出生率从1920年的近30%跌到1930年的20%出头）。她也有可能拥有范围更广的工作机会，不过其中大多数是办公室或者医院里的工作，但也不完全是。毕竟，在这个时期，美国女飞行员阿梅莉亚·埃尔哈特第一次飞上高空，成为继林德伯格（1928年）之后（有别人陪同）飞越大西洋的又一人，并且在1932年又一次独自飞越了大西洋。尽管大多数女性都买不起飞机，在20年代末的时候，已经有超过1000万女性开始出门工作。由美国国会图书馆印刷品与照片部友情提供（LC-DIGppmsca-02925）。
美丽新世界
1925年，纽约人已经可以在一个名为“泰坦城：纽约未来图画展（1926—2006）”的展览中，展望一个充斥着商业主义和城市建设的未来。在这个展览中，纽约被想象成一个未来主义大都市。与两年后德国电影制作人弗里茨·朗（Fritz Lang）拍摄的《大都会》（Metropolis，1927年）中设想的反乌托邦都市不同，这个展览中预想的美国大都市是一个高楼林立的流线型世界、一个整齐有序的世界，专门为新世界的人民定制。此前，这个国家还受着托马斯·杰斐逊提倡的田园牧歌式生活模式影响，一直与城市这个概念存在分歧，而这个展览正代表了它在城市观、国家观以及美国价值观上的重大转变。
这种对于向上流动性的愿景也象征着社会和人口上的一种根本性转变。20世纪20年代，城市里在赞美炫耀性消费的时候，农村地区的农民仍在艰难挣扎。当这个国家奔向城市生活，奔向罐头食品、家庭便利设施、影院、酒吧和摩天大楼的时候，那些农民毫不夸张地说，是被抛在了后面。在20世纪初，美国有超过50%的人口居住在不到2500个农村社区里；到1930年，这个比例降低到约40%。当然，仍有相当一部分的人还居住在农村地区，但从这种人口比例，尤其是从建筑上已经可以看到一种趋势：特权集中化正在取代非集权化，城市正在取代小城镇，城市工业经济正在取代农业经济。
在股市崩盘的时候，观众在影院里又一次被指向了这种愿景。那是一部现在几乎已被遗忘的喜剧片《想象一下》（Just Imagine，1930年）。影片背景是20世纪80年代的摩天大楼城市。这部故意拍得很轻浮的影片暗示了乌托邦的阴暗面：人们变成了数字，生活在委员会的控制下。这种人类未来的反面乌托邦幽灵早在伏尔泰的《老实人》（Candide，1759年）中就出现过，在1932年阿道司·赫胥黎（Aldous Huxley）的《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里也有过最为生动的描绘。
赫胥黎的小说背景没有放在纽约，而是科幻性地放在了伦敦。那是1908年之后的伦敦，第一台T型车刚刚制造出来。在这个后福特（A.F.）时代，“大规模生产的原则”也被“应用于生物学”，人口被系统地分为阿尔法、贝塔、伽马和埃普西隆，他们消遣的方式是观看可感觉电影（而不是有声电影），微微放纵地回望他们造物者愚蠢的一生，那时候人们还被允许玩那些“对促进消费毫无帮助的”游戏。他们对过去的兴趣大概仅止于此，因为这个美丽新世界的信条就是福特的那句名言：“历史就是一堆废话。”这个文明不需要过去，也“绝对不需要贵族或者英雄主义”，并不是因为一战让这种概念变得过时或者可憎，而是因为它们被视为“政治效率低下的表征”。
尽管赫胥黎在小说里公开批评了福特主义（实际上还有福特本人），他的小说其实涉及了乌托邦理念中的诸多层面，并且也没有过分简单化地攻击美国。尽管如此，这部小说在写作以及传播时的背景是共和党实验的经济梦的破灭，或者说内部瓦解。在“黑色星期二”（1929年10月29日），美国市场在一天之内就失去了140亿美元，到周末时已经达到300亿美元。这些数字本身就已经足以让人惊愕，如果等价换算成今天的金额，则分别是1700亿美元和3600亿美元。
在接下来的三年里，市场一直处于自由落体状态。当时，物价持续下跌（跌幅约40%），失业率持续攀升（达到1400万），股票价值继续无情地持续下降。例如，美国钢铁公司的股票从1929年的262美元跌至1932年的22美元，该公司的职工总数也从22.5万锐减至零。世界各处的银行都在倒闭，客户纷纷冲向银行提取储蓄，担心金本位制可能没法承受得住这种突然的冲击（事实上也的确如此）。正如威廉·詹宁斯·布赖恩曾经警告过的，人类就好像是被钉在了一个黄金做成的十字架上。这是一场全球性的灾难，但美国的情况尤其糟糕。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充满了消费、建设与商业自信，而这至少正是激发这场灾难的原因之一。当时的人们正乐观地认为，整个国家不管是在经济层面还是在社会层面都在不断向前，他们对于生产持有一种过度的热情，以至于超过了这个国家的消费能力。
但这个问题只在一定程度上是美国财富不平等，主要问题还在于期望值的平等。很多人——事实上，是整个国际市场——相信自己可以通过购买或租借的方式实现美国梦，又有太多的银行打算通过向其他国家和国内客户提供低息贷款和无抵押贷款来服务于这种观点。很快，这个国家的经济驱动力就成为美国的股市自身，而不是那些进行股份交易的产业。事实上，美国的交易仅仅建立在信念的基础上。因而，当泡沫破灭，丢失的不只是金钱，还有士气。失败的不只是金融，还有对美国这个国家的信念。1928年，胡佛当选美国总统时曾向美国民众宣告，美国人“所享有的舒适和安定，在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我们摆脱了普遍的贫困，”他宣称，“于是获得了空前的高度个人自由。”在这种自由之上，“我们正在稳步地塑造一个新的种族，建设一种拥有自己伟大成就的全新文明”。[13]
胡佛对于美国信用的信心在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上都遭到了货币危机的愚弄。对此，他的回应是坚持自己在竞选活动期间信奉的原则。他借助于私人慈善机构和国家权力机关来减轻失业的最坏影响，寻求在雇主和那些他们再也雇不起的劳动力之间达成自愿合作。他继续拥护共和党的信条，认为美国的实力在于他所说的美国公民的“顽强的个人主义”。胡佛相信，美国人“在很大程度上自给自足”，很快就会再度“走在繁荣之路的最前列”。对于民主党要求更多联邦政府干预的呼声，他不予理会，指出经济“萧条无法用立法行为或者执法声明救愈。经济创伤必须用经济体自身的细胞——生产者和消费者自身——来修复”。胡佛总结指出，联邦政府的干预不仅是错误的，而且从根本上说来与美国的方式格格不入。[14]
鉴于美国显然已经迷失了方向，胡佛的这种回应说得好听是力度不足，说得不好听会被某些人理解成是麻木不仁。最终，在复兴金融公司（RFC）的保护下，联邦政府对于企业的救助终于即将到来，但政府还是认为，美国人个体也会间接地从这种援助中受益。而直接向民众提供联邦支援这种做法，在政府看来，则会让美国沦为社会主义。然而经济萧条久无好转，很显然，需要的不仅仅是传统的美国个人主义了。1932年初，两万多名退伍军人走上华盛顿街头游行示威，要求政府支付在一战中承诺给他们的额外津贴。从政府对该游行做出的不相称的反应来看，美国领导人和民众之间的分歧已经变得非常巨大。道格拉斯·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将军用枪、坦克和催泪瓦斯驱散了游行的退伍军人。对于一个已经陷入绝望的国家而言，这么做并不能将其带上正轨，而对于共和党来说，这么做对其竞选活动也算不上什么明智之举。
考虑到当时的情况，就算共和党没有对退伍军人做出这样的暴力举动，1932年民主党重新获得执政权恐怕也是不可避免的。当选的民主党总统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保证要“为美国人民实施新政”，这句承诺不仅贯穿了他的整个任期，也为美国指明了一个新的政治、社会方向。事实上，在富兰克林·罗斯福之前，另外一位罗斯福总统也曾向民众承诺过实行新政策。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其实是这位新总统的远亲）曾向民众许诺实现“公道政治”，寻求解决劳方与资方、自然资源与工业需求、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两难局面。现在，富兰克林·罗斯福又挑起了这个担子，想要寻回早年的理想主义，提供一种“新政”，从这个新政策中也可以看出西奥多·罗斯福任期之后美国经历的一些不大受欢迎的经济、社会发展。
在评价美国30年代面临的问题时，罗斯福偶尔也会显得悲观。“看看今天的情形，”他在一场早期的竞选演说中讲道，“太清楚地表明了我们所知的机会平等如今已经荡然无存……我们早已抵达最后的边疆，差不多已经再没有自由土地了。”在罗斯福看来，对于美国人民而言，土地一直是个实际上以及心理上的“安全阀”；就像第一位罗斯福总统一样，他特别指出，西部代表着一个避难所，在那里，“那些被东部经济体系抛弃的人可以重新开始”。然而现在，这一切都成为过去时。他指出，“我们不能邀请欧洲移民来分享我们无尽的富饶”，并且更糟糕的是，美国为自己的人口提供的也不过是“了无生气的生活”。罗斯福断言道，是时候“重新评估我们的价值观”了。
事实上，罗斯福提供的本不是对价值观的重估，而是一种对基本原则的重申。这位愿意竭尽所能塑造美国未来的总统尤其善于利用过去来拉动自己的提案，鼓动全国的民众。由于人们担忧民主党也许会让美国发展成为某种社会主义国家，为了稳定民心，罗斯福提起革命时期，称那时正是来自政府的威胁促成了改变，而如今是“经济单元”造成了威胁。他指出，这些只是需要彻底革新，而不需要完全推翻。政府现在需要“协助发展一种经济权利宣言，发展一种经济宪法秩序”，而这“不是阻碍，而是会保护个人主义”。因而，罗斯福归纳出的“旧社会契约的新条款”只是需要重申一种信念：“对美国的信念、对我们体制的信念、对我们自身需求的信念。”他强调指出，尤其要相信美国人可以创造“杰斐逊在1776年时为我们想象过的那个明显的乌托邦”[15]。从根本上说来，罗斯福所做的是援引独立革命时期的愿景，向民众发出了挑战，这也是美国政治中让任何一种观点站稳脚跟的传统做法。他所援引的是信念，是这个国家的开国元勋们的信念。
这位新总统相信，在一定的帮助下，美国这艘航船可能会摆正船头，但除此之外，他心里并没有什么乌托邦的蓝图。因而，他实施的新政是渐进的而非变革的。新政包含了一系列有时互相矛盾的立法以及一些普遍的公共工程计划，其目的有两重：短期的经济复苏以及长期的经济、社会改革。历史学家常常将1935年作为新政与第二次新政的划分点。在这个时期，还出现了新政“联盟”，这是工会与投票团体的一种结合，在新政到来前，这种结合常常显得很不和谐：南方白人与北方黑人，农村新教徒与城市天主教徒，犹太人、少数民族与知识分子。这种联盟改变了美国党派政治的面貌，其中最显著的可能就是让非裔美国人远离了共和党——林肯的党派，解放的党派——转向民主党，并且此后大体说来都会留在民主党内。
美国由于联邦政府权力的扩张而出现过三次重大的社会、政治变革。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新政就代表了其中的第二次转变。第一次转变出现在19世纪，由于联邦军在内战中取得胜利，内战期间以及结束之后，联邦政府的中央集权都得到增强，并且还出现了所谓的重建修正案，即宪法第十三、第十四和第十五修正案，这些修正案根除了奴隶制、定义了公民权、确立了投票权，有力地从司法角度重新解读了自由。第三次转变则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的“第二次重建”时期，体现在当时颁布的平等权利立法之中。连接第一次和第三次转变的桥梁正是新政，新政寻求扩大中央集权，以保障自由观点的进一步扩展：消除贫困、保障经济安全、实现机会均等。
虽然新政是从出台《紧急银行法》开始实施的，但“第一次”新政的经济规划的核心却是1933年颁布的《全国产业复兴法》。该法令规定成立了国家复苏局（NRA），就像一战期间建立的工业委员会一样，能够组织、控制商业（成员可自愿加入，但强烈鼓励加入），不过这次是打着向贫穷宣战的名号。很快，另外一些有着各自势力范围的机构也都纷纷仿效。
政府出台了《农业调整法》（AAA），通过限制生产来解决农产品价格下跌的问题，并向被限制产出的农民提供补偿。这样做的确产生了理想的效果，提高了农产品价格，但也产生了不良的影响，将许多收益分成的佃农和更穷的交租种田的佃农逐出了那些耕作不再划算的土地。这些佃农要么依赖国家救济，要么加入了失业者的迁徙大部队，行驶在美国的公路上（图54）。为了提供就业岗位，民间护林保土队（CCC）寻求通过一系列旨在保护自然环境的项目，公共工程管理局（PWA）也试图在城市里开展修路筑桥以及建筑项目，而在南部农村地区，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TVA）则发起了一个在田纳西河上修筑防洪大坝的项目，这个项目最终将电送到了成千上万的家庭。事实上，新政最明显、最长期的一些效果是美国河流沿岸的大规模建设工程，其中规模最大的就是建在科罗拉多河上的大古力水坝，日后，这个水坝的发电量几乎达到全国水力发电总量的一半。
这些各式各样、数量繁多的项目表明政府在大胆尝试实现经济复苏，但这些做法也招致了批评。反对者将这些机构称为“字母表机构”（他们还仿照儿童意大利面食的名字给那些新政项目取名为“字母表汤”），而它们在实现经济和社会稳定上所取得的成果也良莠不齐。但这并不完全是那些机构自身的问题，因为天意也没有帮助新政。持续的干旱（在某些地区持续了将近十年）带来剧烈的沙尘暴，将大平原变成了“风沙侵蚀区”，这也许最能体现出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的荒废状态。风沙侵蚀在得克萨斯州和俄克拉荷马州狭长地带最为严重，并一直延伸到新墨西哥州、堪萨斯州和科罗拉多州。这些地区的人口得不到救济，成了自己土地上的移民工人。在多罗西娅·兰格（Dorothea Lange）等摄影师的镜头里，以及约翰·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等作家的文学作品中[斯坦贝克1939年的小说《愤怒的葡萄》（The Grapes of Wrath）讲述了从俄克拉荷马州被逐出的一家人，是对大萧条时期的文学描绘中最出名的一部作品]，这些人的困境成为美国20世纪30年代大范围灾难的标志。
图54 经济大萧条时期艾奥瓦州的难民（多罗西娅·兰格，1936年）。这张照片刻画了新墨西哥州一个九口之家中的三位家庭成员，他们是经济大萧条最严重的时期来自艾奥瓦州的难民。这张照片出自著名新闻摄影记者多罗西娅·兰格之手，也是她在一个摄影项目中的作品。这个摄影项目是代表移民管理局（1935年）组织的。移民管理局是在第二次新政的主持下成立的一个改革机构（后来在同年并入了农场安全管理局）。兰格后来也记录了另外一场不受欢迎的移民行动，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裔美国公民被战争搬迁管理局（WRA）强行迁移、拘禁在集中营里。由美国国会图书馆印刷品与照片部友情提供（LC-USZ62-130926）。
1935年之后，所谓的第二次新政是围绕《社会保障法》（1935年）实施的，这部法令落实了一项包括失业保险和养老金在内的社会福利纲领。与此同时，第二次新政也通过公共事业振兴署（WPA）进一步创造了就业。这项举措为美国各地将近900万人口带来了工作，其中有许多都是作家、音乐家和艺术家，这些人接受委托开展各种工作，从为邮局提供壁饰到编写各州官方指南，从举行音乐会、剧场演出到整理民俗档案。在编写美国史方面，WPA有项名为“联邦作家工程”的项目，为大量的报纸、历史记录和档案编写索引，也录下那些仍然记得奴隶制时期情况的非裔美国人的声音。这些都为讲述美国过去的历史组织了大量的原材料，到今天，历史学家仍在不断地熟读并且重新解读这些材料。
但即使是上演话剧这种明显无伤大雅的活动也会招致怀疑。一些人担忧新政背后隐藏着社会主义，甚至是法西斯主义动机，想要在美国复制评论家兼记者雷蒙德·格拉姆·斯温（Raymond Gram Swing）所描述的“德国和意大利的模式，即以国家团结的名义在激进派和保守派之间结成联盟”。斯温警告说，这正是走向美国法西斯主义的美丽新世界的第一步，在那个世界中，个人主义将会被根除，美国人将会“被告知提出反对和批评是非美国人的行为”[16]。斯温的这些观点对于美国的广播听众来说早就不算陌生。尤其是当欧洲正在发生的事件让广播电台对国际新闻做出了更多播报时，这些听众也就对此越加熟悉。美国远非一个孤独的荒野，自然不能免于意大利法西斯主义或者德国国家社会主义（纳粹主义）的影响，因而斯温也并不是什么孤独的先知。辛克莱·刘易斯在当时写了本红极一时的小说《不会发生在这里》（It Can't Happen Here，1935年），书名的前提当然就是这很容易发生在这里。在联邦剧场计划的赞助下，根据这部小说改编而成的话剧走向了全国的观众。1936年，纽约观众可以观赏到其英语版本和意第绪语版本，洛杉矶的观众可以观看意第绪语版本，坦帕的观众可以看到西班牙语版本，西雅图甚至还上演了黑人版本。
事实上，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要变成一个国家社会主义的新世界，几乎是不可能的。总的来说，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美国又一次对自由和民主的含义进行了辩论，但这两者都没有真正面临毁灭的危险。赫伯特·胡佛指责新政是“美国对自由精神的侵犯，而且是自殖民地时期以来见到过的最为让人震惊的一次侵犯”，但罗斯福对此做出反驳（就像林肯在内战期间那样），强调指出需要建立一个“更宽泛的对自由的定义”，这一定义将会“为普通人提供更大的自由、更多的保障，这在美国史上是前所未有的”[17]。
这样说正确与否有待争议，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如何定义“普通”人。经济大萧条带来的苦难并不是均衡分布的，一些新政项目虽然意在缓解问题，却反而加剧了问题的严重性。所谓的印第安人新政正是如此。当时新任命的印第安事务局专员约翰·科利尔（John Collier）认为，破坏土著文化的做法，以及通过道斯法案将部落土地分配给个人所有，都不仅给土著民族造成了损失，也给整个美国带来了损失。因而，1934年的《印第安人重组法》（IRA）就试图撤销之前的同化政策，以挽回这些损失。科利尔实施的也许可以说是一种微观经济（以及文化）版本的新政，他寻求通过强制聚积资源、实现共同利益的方式来重新巩固土著人的土地。当然，不是所有的印第安人都愿意看着自己精心经营的土地消失在共同所有权之中。华盛顿官僚突然燃起一股热情，想要恢复那些不少印第安人已经抛弃很久的传统，对此，那些印第安人可能比别人更充满疑虑，也更想要抵抗。许多土著民族想要的是进步和未来，而不是被迫回到那些被白人理想化、事实上却毫不理想的过去。
美国社会中的其他群体则发现，自己与其说是被引向过去，不如说是无法逃离过去。非裔美国人总的说来更依赖于棉花作物，他们发现新政在调整农业方面的尝试几乎没有带来什么好处。此外，大多数的新政行动，不管是民间护林保土队还是重新安置管理局发起的新示范城镇，都实行了种族隔离。当然，种族隔离并不起源于新政。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美国，自由并不意味着平等，美国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受到盎格鲁—撒克逊至上主义心态的驱使，而当时的流行文化既揭露，又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这种心态。罗斯福支持新公民国家主义的大众文化，而其对手更愿意保留“顽强的个人主义”范式，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紧张的关系，在当时的文学和影视作品中都有所体现。而在两种文化中，美国人的理想都带着种族色彩，其中，公民国家主义在种族上是排外的，成功的个人主义也很少属于移民。
20世纪30年代最为持久畅销的小说当然就是玛格丽特·米切尔（Margaret Mitchell）写就的内战史诗小说《飘》（Gone With the Wind，1936年），后来还被搬上了银幕。这部作品不仅让人们从经济大萧条的困境中退避出来，还肯定了个体只要经得住考验就能成功走出逆境的这种观点。小说中的主角斯嘉丽·奥哈拉（Scarlett O'Hara）几乎没有什么姐妹情谊或者社会团结的观念，撇开她是女性这个事实，她代表的是当时各类文化中银幕英雄的一种结合体。这些银幕英雄大多是男性，不过分为两类，一类是高贵的普通人，如《史密斯先生到华盛顿》（Mr Smith Goes to Washington，1939年）；另一类则是不光彩的罪犯，如《国民公敌》（Public Enemy，1931年）或《疤面煞星》（Scarface，1932年）。
事实上，20年代时阿尔·卡彭让美国人开始对黑帮着迷，到了30年代，小说读者和电影观众对此已经达到了痴迷的程度。不过，这种现象传达出的信息却是复杂的，并不是说电影的道德观有问题，而是因为犯罪的反派角色是移民，他在组织内部的毁灭性行为造就了他、最终也毁了他。对斯嘉丽·奥哈拉和疤面人来说，美国梦都是一个靠不住的命题，对那些处于边缘社会地位的人而言尤其如此。在当时越来越流行的“硬汉派”或“低俗”侦探小说中，银幕上描绘的美国人生活中潜伏的不确定性也一直在遭到消解。这种小说提供了一种逃避现实和证实现实的矛盾结合，常常会安排一个普通人作为主角，不管是达希尔·哈米特（Dashiell Hammett）笔下的萨姆·斯佩德（Sam Spade）还是雷蒙德·钱德勒（Raymond Chandler）笔下的菲利普·马洛（Philip Marlowe），在一定程度上都能顺利闯过作家为他们安排的各种逆境。
和小说背景里所处的经济大萧条时期相呼应，这种小说将美国的城市生活表现得相当悲观，不过这也正是关键所在。30年代的侦探小说的本质是明智的理想主义之于现实困境的胜利，其核心则是一种愤世嫉俗的乐观主义：盎格鲁—撒克逊种族的侦探维护着“美国”的价值，同时也意识到美国梦的背后隐藏着的腐败与妥协。“总得有个人到这些穷街陋巷里去，”钱德勒写道，“这是一个自己并不卑鄙，也无污点或者胆怯的人。”美国人开始越来越认同，或者说希望他们自己可以认同钱德勒描述的“普通”却又“不凡的人”[18]。即使这种“罪行”是纳粹主义的威胁，或者说，尤其是当这种罪行是纳粹主义的威胁时，30年代末的美国流行文化趁机顶着这种威胁定义了美国人，也定义了美国和美国理想。在美国首部公开反纳粹的宣传片《一个纳粹间谍的自白》（Confessions of a Nazi Spy，1939年）片尾的审判场景里，检察官宣布道：“美国并不只是一个仍然保存民主的国家。美国本身就是一种民主。在这种民主中，上帝赐予自由的人们灵感，自由的人们则决意永远捍卫我们继承的自由。”
在美国观众看到这部电影之前，欧洲已经处于战争的边缘。影片上映5个月后，德国入侵波兰。这时，由于持续不断的行业动荡以及1937年夏天开始的经济崩溃，新政遭到破坏，几乎完全失去了势头。政府颁布了一连串新立法，试图稳定经济、保护农民、确立最低工资，但罗斯福不得不拼尽全力，才能让这些立法得以实施。他在1939年1月向国会发表的国情咨文里承认，美国人的首要任务可能不再是全国性复苏，而是国防。不过，这并不是说美国面临着什么迫在眉睫的威胁。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的时候，罗斯福像威尔逊那样发表声明宣布中立，并且在附录里声明可以向同盟国出售武器和物资。罗斯福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既能捍卫民主，同时又能保持一定的距离。
不幸的是，纳粹的战争机器能够以相当快的速度传播开来，毕竟“闪电战”的称号不是浪得虚名。从1940年春天开始，德国仅用数周就占领了丹麦、挪威、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在敦刻尔克将英军从法国逼退，迫使法国投降。此时，德国距离完全控制西欧以及东大西洋就只剩下英国。在美国，罗斯福提高了对同盟国的支持，也加强了美国的防御。他增加军事开支，成立国防研究委员会，说服国会勉强通过了推进美国首个和平时期的义务兵役法草案。虽然这场战争看起来仍然离美国很远，还不足以造成威胁，但对于卷入战争的可行性或者说可取性，美国人当时是意见不一的。罗斯福得到了援助盟军保卫美国委员会的支持，也遭到美国第一委员会的反对。
不过，美国人以及美国的国力确实对别人造成了威胁，到最后，是否参战也不是美国能决定的了。从某种意义上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三种扩张主义议程的暴力融合：意大利法西斯分子在欧洲的扩张、德国法西斯分子在欧洲的扩张以及日本人在东南亚的扩张。尽管1941年时，因为本国船只遭到潜水艇袭击，美国已经被卷入了一场与德国不宣而战的冲突之中，但最终逼近美国的危险不是来自大西洋对岸的欧洲大战，而是来自日本在太平洋上的举动。
图55 珍珠港，1941年12月（美国海军官方照片）。一艘救生船驶向火光中的西弗吉尼亚号战列舰（前景）；内侧是田纳西号战列舰。西弗吉尼亚号战列舰最终沉没，舰上当时有超过60名船员。1944年，西弗吉尼亚号战列舰得到重新组装，在同年9月美国入侵菲律宾时回到夏威夷，随后在硫磺岛战役中参战。由美国国会图书馆印刷品与照片部以及战争资讯局友情提供（LC-USW33-018433-C）。
对于日本人而言，美国太平洋舰队驻扎在夏威夷珍珠港，给他们的帝国野心带来了潜在的威胁，他们决定解决这个问题。1941年12月7日早晨，日本飞机向珍珠港发起突袭（图55）。在此前的两年里，美国的政客之间展开了各种各样的谈判，国会一直在激烈地辩论是否向同盟国提供武器，以及在这场他们不希望殃及美国的冲突中扩大美国的参与程度是否明智；而现在，仅仅在一个半小时里，美国的太平洋舰队就遭到重创，2000多名美国士兵阵亡，美国从此加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在珍珠港偷袭事件的20年前，哈定曾经承诺再也不会要求美国人在战争中牺牲性命。这其实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断言，没有哪个现代国家能够真的做到。在20年代和30年代里，许多美国人都和多斯·帕索斯《三个士兵》（1921年）里的主人公一样，希望他们“永远不用再穿上军装”[19]。但到二战结束时，已经有1600万美国人参战，约50万人战死沙场。实际上，二战让越来越多的失业者穿上军装，却也实现了新政最终没有达成的成果：美国的经济复苏。而二战带来的效果还远不止于此。
在1776年，铸就美国、成为美国人的途径就是战争。在此后的几十年里，许多美国国家领导人也都一直用这一点来提醒民众美国代表着什么、当一名美国人意味着什么。前总统赫伯特·胡佛虽然反对美国加入二战，却也曾将美国人在战争中的牺牲与自由观相联系，提醒国人“在普利茅斯岩，在莱克星顿，在福吉谷，在约克城，在新奥尔良，在西部边疆的每一步，在阿波马托克斯，在圣胡安山，在阿尔贡”都有“那些为实现这个目的而牺牲的美国人的坟墓”[20]。他们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这个目的当然还有待争议。美国准备将其仍在实行种族隔离制度的武装部队派往战场的时候，许多人希望这场战争最终能够促成包容性公民国家主义的形成，而这正是新政百般努力也未能实现的。但在此过程中，美国自由的含义将会遭到挑战，也将面临变革。
注释：
[1]The description of the ceremonies attending the return and burial of the Unknown Soldier are taken from the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9-11, 1921.
[2]Holmes's opinion can be accessed at: http://caselaw.lp.findlaw.com/scripts/getcase.pl?court=US＆vol=249＆invol=47 (July 10, 2010).
[3]The Big Money forms the concluding part of the trilogy that also included The 42nd Parallel (1930) and Nineteen Nineteen (1932) that was published together in 1938 as U.S.A. Quotation from John Dos Passos, U.S.A. (Harmondsworth:Penguin Books, 1986) 1105.
[4]An audio recording of Harding's speech, delivered in Boston on May 24, 1920, is available via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at: http://memory.loc.gov/ ammem/nfhtml/nfexpe.html (July 10, 2010).
[5]Sheldon Cheney quoted in Robert Hughes, American Visions: The Epic History ofArt in America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97) 405.
[6]Sheldon Cheney, An Art-Lover's Guide to the Exposition (Berkeley: Berkeley Oak, 1915) 7.
[7]Calvin Coolidge, “Whose Country Is This?”Good Housekeeping, 72:2 (February 1921): 13-110, 109.
[8]James J. Davis, The Iron Puddler: My Life in the Rolling Mills and What Came of It (Indianapolis: The Bobbs-Merrill Company, 1922) 27, 60.
[9]Purnell quoted in Gary Gerstle, American Crucible: Race and Natio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105.
[10]Harry Hamilton Laughlin, Eugenical Steriliz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Chicago:Published Psychopathic Laboratory of the Municipal Court, 1922).
[11]Buck vs. Bell (1927), available at: http://caselaw.lp.findlaw.com/cgi-bin/getcase pl?court=us＆vol=274＆invol=200 (July 18, 2010).
[12]Herbert Hoover, “Address of the 50th Anniversary of Thomas Edison's Invention of the Incandescent Electric Lamp, ”October 21, 1929, available at: http://www.presidency.ucsb.edu/ws/index.php?pid=21967＆st=＆st1= (July 20, 2010).
[13]Herbert Hoover, Inaugural Address, March 4, 1929, available at: http://www.presidency.ucsb.edu/ws/index.php?pid=21804 (July 22, 2010).
[14]Herbert Hoover, campaign speech, New York, October 22, 1928; Annual Message to Congress on the State of the Union, December 2, 1930.
[15]Franklin D. Roosevelt, Commonwealth Club Address, September 23, 1932.
[16]Raymond Gram Swing, Forerunners of American Fascism (New York: Julian Messner, 1935).
[17]Herbert Hoover, “The Challenge to Liberty, ”Saturday Evening Post, September 8, 1934; Roosevelt, Fireside Chat, September 30, 1934, available at: http://www.presidency.ucsb.edu/ws/index.php?pid=14759 (July 22, 2010).
[18]Raymond Chandler, “The Simple Art of Murder, ”The Atlantic Monthly, 1944;reprinted in The Chandler Collection, Vol. 3 (London: Picador, 1984) 191.
[19]John Dos Passos, Three Soldiers (1921. Reprint. California: Coyote Canyon Press, 2007) 282.
[20]Hoover, “The Challenge to Liberty.”
第十章 变革中的疆域原子能时代的美国
他们很大程度上依据战争的需要负重。
蒂姆·奥布莱恩《士兵的重负》，1990年
“首先，”一封言辞激烈的书信开头写道，“黑人一旦穿上美国军装，就会像佐治亚州那些被铁链锁住的囚犯一样，众所周知，那简直就是地狱。”信中继续说道，在两天的行进过程中，“军队从弗吉尼亚州的李营地出发，经过长途跋涉，深入到遍布黑人的南部，如此长距离的行进中，我们仅靠一顿饭维持体力”。在密西西比州的医院病房中，二等兵诺曼·布里廷厄姆（Norman Brittingham）也过着同样痛苦的日子，他写信抱怨道：“医生把我们当狗一样对待。白人不仅殴打和咒骂黑人士兵，有时还无缘无故把他们丢到监狱里。”另一名士兵写道：“我们是作为人来到部队的，我们也希望被当作人来对待，但实际上我们受到的是像狗一样的待遇。”詹姆斯·亨利·古丁（James Henry Gooding）指出：“我们感觉像是被国家抛弃了。”他恳求总统：“既然我们发誓报效国家，那么请稍微考虑到这一点。”[1]
这四封不同的信件本质上表达了同样的不满：美国的黑人士兵和白人士兵的待遇并不平等。它们的不同之处在于写作的时间相隔将近一个世纪。前两封信出自二战时期的士兵之手，而后两封信则是内战时期联邦军队的士兵所写。诺曼·布里廷厄姆和詹姆斯·亨利·古丁参加的战争相隔了不止一代人的时间，不过，就美国黑人士兵的境遇而言，这个国家看起来被卡在了时光隧道之中。正如一位军官在1943年所说，军队中的种族隔离是一种对过去的令人失望的重复，这一政策使得人们不得不忍受“在75年前的内战中就已经被消灭的区域性习俗和传统”。他坚决认为军队“不仅要训练士兵，也要为战后塑造有用的公民，无论他们是黑人还是白人”。他总结说：“如果这种不平等继续存在的话，恐怕美国有十分之一的军人在面对他们一直信仰的‘人人享有自由和公正’这一理念时，都会无动于衷，甚至是失望。”[2]认为负责为国家塑造有用公民的不是学校或社区，而是军队的这一观点，透露出20世纪中期美国人对待军队和国家之间关系的态度。1941年后，美国不出所料地遭到了军事营销的轰炸，这也巩固了军队和国家之间的这重关系。但是，战争宣传形式多样，美国虽然也会通过讲述扛起步枪、制造坦克或医治伤员的事情来诱导公众，但却远不限于此，它还会一再强调作为一个美国人意味着什么，美国的国家主义又意味着什么。对于这样一个移民国家，尤其是一个刚刚在德国移民的问题上经历冲突，又因此对美国主义进行反思的国家来说，这或许也是不可避免的。
在这种背景下，只要美国还在实行种族隔离，美国的国家信条就会受到损害，这一说法显得尤为合理。罗斯福总统也警告，战争中的美国“必须对任何丑陋形式的种族歧视保持高度警惕，希特勒还会继续在美国人之间制造怀疑和不信任”。不过，美国黑人和白人之间的相互怀疑就很难归咎于这位德国独裁者了。[3]尤其让黑人对整个状况感到愤怒的是，战时美国的公众形象和他们私下遭受的迫害是相互矛盾的。二战时期一幅非常著名、影响力持久的宣传海报（图56）声称“美国将永远为自由而战”，恐怕很多黑人士兵都会怀疑，他们究竟是为谁的自由而战。
图56 《美国人将永远为自由而战》，这幅海报由美国战争资讯局制作。直到今天（也许尤其是在今天）这幅海报仍然被大量复制，人们可以从亚马逊网站上购买到它。这幅海报将二战士兵和独立战争中的先辈放在一起，以情感诉求的方式激发人们的爱国主义热情。这种热情根植于人们美国军事起源的敬意和支持。由美国国会图书馆印刷品与照片部友情提供（LC-USZC4-9540）。
在美国为谁而战这一问题上，罗斯福的两次著名宣言阐明了官方立场的两个核心，这两次宣言都是在美国正在支持盟军但尚未参战时发表的。第一个核心是罗斯福把美国描述为“民主的兵工厂”（Arsenal of Democracy），第二个核心出自他对民主社会最可贵的品质这一问题的阐述，也就是人们熟知的“四大自由”（Four Freedoms）：言论自由、信仰自由、不虞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两大核心含义都建立在民族责任感的基础上，这种责任感让美国人感受到历史的重任，也将美国人放置在了以独立战争为起点的历史脉络中。
罗斯福宣称：“在华盛顿的时代中，人民的任务是创立和团结成为一个国家。在林肯的时代中，人民的任务是保护这个国家免遭内部分裂。如今，人民的任务是挽救这个国家及其建制，使它免受外部瓦解。”罗斯福敦促美国人思考他们“在历史上占据了什么地位”，提醒他们美国的“精神”和它的“生命力已经被写在了我们自己的《五月花号公约》、《独立宣言》、《宪法》和葛底斯堡演说中”。[4]罗斯福传达的讯息在一些巡回展览和爱国刊物中得到加强，这些都让美国人意识到，在一个已被专制独裁所摧毁的世界中，美国作为民主国家的范例，占据了至关重要的位置。1941年11月，一副象征着四大自由和“民主的兵工厂”的巨幅海报在华盛顿特区的广场上揭幕，之后又进行了全国巡展。
对于四大自由的视觉阐释中，最著名的一个是由艺术家诺曼·罗克韦尔（Norman Rockwell）设计的。他的画作由四幅代表小镇生活的家庭场景图组成，每幅图代表一种自由：一场市民会议；不同宗教信仰的人在一起祈祷；一顿感恩节晚餐；父母在床边陪伴两个睡梦中的孩子（图57）。这幅画也被战时新闻局制作成宣传海报广为传播。乍看起来，这幅画表意明晰，实际上在其背后却隐藏着更为复杂的含义。本质上，罗克韦尔表达四大自由时突出的是个人空间而非公共空间，他对美国人的生活方式进行了相对保守和内敛的理想化阐释。尽管这幅画广受欢迎，但是在罗斯福所说的“逐渐缩小的世界”中，它与美国影响力逐渐扩大的步调却不怎么一致。当然，这也正是它受欢迎的根本原因。罗克韦尔展示的不仅仅是和平年代的理想图景，更是一种不会因为冲突而遭受挑战、被迫改变的生活。他刻画的美国是一片丰饶之地，而不是一个兵工厂，更不是什么民主的守护者。
图57 《我们为……而战》（诺曼·罗克韦尔，1943年）。这四张图片最初刊登在1943年的《周六晚间邮报》上，同时还配了一篇文章，来强调自由的“美国性”至关重要。这些图片一经刊登就广受欢迎，也成为“四种自由”巡回展览上最重要的作品。这些展览意在鼓励民众购买战争债券。由诺曼·罗克韦尔家族公司友情提供。
罗克韦尔画中那个和平、温和、以白人为主的美国不仅不符合这幅画创作时期的现实情况，而且也丝毫反映不出许多对现实不满的美国黑人士兵的渴望。归根结底，对于那些在美国社会中试图实现——同时也要求国家意识到——他们完整平等的公民权的人来讲，对于那些把二战视为在国内外实现美国梦的机会的人来讲，事实都证明“为自由而战”这一更加公开和激烈的说法非常有效。1938年，作家、诗人兰斯顿·休斯（Langston Hughes）发表了诗歌《让美国再次成为美国》，强烈呼吁人们照此方向努力。这首动人的诗歌中，休斯将“让美国再次成为美国”的呼吁和“美国从来都不是我的美国”这句话反复并列在一起，不仅突出了种族隔离制度的排他性，也强调了美国改变现状的潜力。他在结尾写道：“我们，人民，必须救赎/土地、矿藏、植被、河流/山脉和无际的原野/所有，在诸州所有充满生机的伟大土地上/再造真正的美国！”
休斯的诗歌被收录进1942年出版的《美国袖珍书》（The Pocket Book of America），这本书试图囊括美国的精粹。它收录了各种关于美国的短篇小说、戏剧、历史文献、诗歌、事实与数据，还在结尾部分细致地描述了如何悬挂和折叠美国国旗，以及如何向国旗敬礼。这本书毫不掩饰它的爱国主义目的；这本在冲突的大背景下编纂而成的书不仅想要反复渲染国家主义情绪，更想去引导人们的国家主义情绪。书导言部分的开头便写道：“在巨大危机的时代，国家和个人一样，都必须重新发现其赖以生存的根基。”它继续写道，美国是一个建立在“社会信仰”上的国家，这就是“美国的奇迹”。它还断言，分辨美国人可以基于他的“思维方式，以及思维基础上的行为方式。一旦失去了共同传统和共通观念的连接，这个国家将陷入比欧洲更加混乱的无政府状态”[5]。
虽然这本书的主编、研究内战的历史学家菲利普·范·多伦·斯特恩（Philip Van Doren Stern）在书中提及了独立战争和美国建国，但真正为全书奠定基调的是书中第一篇文章，爱德华·埃弗里特·黑尔（Edward Everett Hale）1863年的短篇小说《没有祖国的人》（The Man Without a Country）。这篇19世纪中期的道德寓言讲述了菲利普·诺兰的惨痛命运，他在盛怒之下大喊：“该死的美国！我希望永远也不要听到美国这个词！”事实证明，这样讲是不妥的。诺兰因对国家不忠而付出代价，他被驱逐到公海中的一艘船只上度过余生。那艘船上还有一位船长和一名船员。他们在诺兰面前从不提及美国。埃弗里特写道：“五十多年来，他都是一个没有国家的人。”这个故事的核心并不在于要对这样一种不爱国的行为施以重罚，而是强调成为“一个没有国家的人”对故事的主人公所造成的心理影响。在故事的结尾，诺兰在即将离开人世的时候终于找到了上帝，找回了对于祖国的热爱。[6]事后来看，虽然这绝不是斯特恩的错，但他收录的这篇小说是不祥的。日军偷袭珍珠港之后，有一群美国人从来没有什么不爱国的举动，却尝到了没有祖国的人是一种什么滋味。在二战中，有很多事情让美国引以为豪，但其中并不包括它对待西海岸日裔美国人的方式（图58）。1942年2月，罗斯福签署了9066号总统行政令，这也许是美国对其公民自由的最不光彩的一次侵犯。更糟糕的是，没有任何少数族裔组织——包括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和美国犹太人委员会——采取行动来保护这些日裔美国人。他们被驱逐到集中营（官方说法是“重新安置中心”）、财产被扣押，就连日裔美国人的身份都至少是暂时被国家强制剥夺了。
图58 旧金山韦尔公立学校的一年级学生向国旗宣誓效忠（照片由多罗西娅·兰格于1942年4月拍摄）。他们中的很多人后来都被安置到位于亚利桑那、科罗拉多、怀俄明、阿肯色等州的“集中营”，另一些人被流放到印第安保留地。当然，这里的“集中营”是指罗斯福当时所称的“重新安置”中心，而不是二战之后为人们所普遍理解的那个含义。多罗西娅·兰格作为战时人员调动管理局的员工拍摄了这张照片，但是战时人员调动管理局对它所传达的信息十分恼怒，于是没收了这张照片和兰格在1942年拍摄的关于加利福尼亚州日裔美国人经历的其他作品。由美国国会图书馆印刷品与照片部友情提供（LC-USZ62-42810）。
期望美国黑人们在种族隔离的军队中为自由而战，这已经足够讽刺。对于很多入伍的日裔美国人来说，情况更加令人难以理解，因为事实证明他们的忠诚很容易受到区域的影响。西海岸地区以外，尤其是夏威夷地区的日裔美国人并没有被看成美国的潜在敌人，虽然那里比加利福尼亚更有可能成为入侵目标也没有被投入集中营。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美国以如此自相矛盾的方式破坏着他们的公民身份，仍然有超过3万名的日裔美国人选择了参战。当然，并非所有人都会这样做。战争结束后，有大约5000人放弃了美国国籍并离开美国。不过，大多数日裔美国人就像非裔和土著美国人一样，在海外战场上为一个剥夺了他们平等权的国家而战。这一事实不仅证实了他们对这个国家的忠诚，同样也保全了国家对他们的忠诚。
在二战时期，一直以来遭到排斥的美国边缘群体就像在独立革命、内战和一战中那样，在战争中士气得到鼓舞，从而将自身置于离国家中心更近的位置。就此而言，他们遵循的也是一种受冲突影响的民族传统。正如战争宣传的那样，在18世纪帝国侵略时期、19世纪奴隶制和内部分裂时期，以及一直以来的社会不平等中，美国人一直都为自由而战。兰斯顿·休斯在他1942年的诗歌《自由之路》中强调，所有的美国人，无论是何种族，“都行进在自由之路上”：“团结则兴，分裂则亡/为了所有人，让我们把这里变成一片安全的土壤。”他宣称：“我得到一则讯息，你们知道这是正确的/黑人和白人要团结起来共同战斗。”对于休斯而言，美国是一片“变革中的疆域”，这个时期尽管有种族隔离和不平等问题，即使面临着反对的声音，美国人依然有希望实现“从贫困到富裕的转变”。在这个国家中，“一个所有公民都前所未见的、更好更健全的民主制度”仍然是一种发展方向[7]。
然而在20世纪，民主思想本身也经历了从民族观念向帝国主义准则的变迁，这很大程度上是二战造成的。对于美国而言，这场战争主要在两个方面不同于以往的冲突：一是强加于美国理想主义之上的新型全球责任，二是20世纪中期美国出于宣扬自己价值观的目的而承载的物质负担。这种区别在美国将军乔治·马歇尔（George C.Marshall）的承诺中得到了简要的表达：“在这场可怕的战争结束之前，在全世界眼里，我们的国旗既象征着自由，也象征着压倒一切的力量。”[8]
1945年春天，马歇尔的预言似乎得以实现。事实证明，美军在同盟国击败德国的过程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自此，象征着爱国主义和美国力量的美国国旗在硫磺岛的折钵山上竖起，在从德军占领下解放出来的城镇中飘扬，在欧洲胜利日之时，它还被挥舞在纽约、巴黎、伦敦等各地人们的手中。1945年5月14日的《生活》杂志封面上没有使用国旗的照片，而是刊登了摄影师罗伯特·卡帕（Robert Capa）拍摄的照片，照片展示了一位站在纽伦堡体育馆巨大的纳粹党卍字标志前的一名美国士兵。这张名为“胜利的美国人”的照片通过更加个人化的表达方式，表现出美国人在战事结束时表现出的解脱与自豪。士兵的照片与宣传性的挥舞旗帜的图景形成一种对应，后者和旗帜本身一样随处可见，并且在爱国旗帜的背后也藏起了太多的战争现实。
然而，在欧洲庆祝解放的时候，几十万美国军队仍在艰难地攻打日军防卫，从琉球群岛右侧的小火山岛硫磺岛开始，沿着岛屿群一路攻向日本岛的最南端，最后攻上日本岛。这是一场来之不易的胜利，美军仅在冲绳的死伤人数便超过5万。1945年2月，美国国旗在硫磺岛上升起。摄影师乔·罗森塔尔（Joe Rosenthal）将这个画面永久地记录下来，自此之后，它被印在各种海报和邮票上，被和平运动所模仿，还被很多艺术家和摄影师反复提及，试图从中找出一个或严肃或戏谑的角度。这一事件成为马歇尔所谓的那种压倒性力量的有力证明（图59），不过，它并不代表真正取得压倒性的胜利，而只是这场还将持续一个多月的战争中的一次胜利而已。6个多月之后，象征着美国力量的原子弹最终结束了这场战争。对于美国而言，在太平洋开始的战争将在同样的地方结束，但结束的时间要等到1945年8月。
对很多美国人来说，太平洋战场一直是战时美国的情感焦点，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正是太平洋上的珍珠港事件将他们卷入了这场战争。并且从概念上讲，太平洋战场也更加清晰明了。欧洲战争则与此正相反，美国一直以来都对欧洲的纠葛保持怀疑，1940年的纳粹力量更是让美国感到既茫然又恐慌。正如英国文学教授、退伍老兵保罗·富塞尔（Paul Fussell）所强调指出的那样，很多美国年轻人在加入被艾森豪威尔（Dwight D. Eisenhower）称为解放欧洲的“伟大的十字军运动”时，都会在最初表示犹豫。这表明怀疑自己该不该为别人的自由而战的不仅仅只有美国黑人士兵。一些人认为完全没必要和有个美国士兵所说的“该死的欧洲”卷到一起，就更不要说英国这个他们早在1776年就摆脱了的曾经的帝国主义强国。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被迫向英国下议院表明，早在1776年，英国就已不再是一个帝国主义强国了。[9]
图59 《美军士兵在硫磺岛竖起国旗》（1945年2月23日）。这也许是最能代表战时美国形象的一幅照片。美联社摄影师乔·罗森塔尔凭借这幅照片获得了1945年普利策新闻奖最佳新闻图片奖。这幅照片自问世以来已经被无数次地复制和演绎。其中最著名的复制品雕塑摆放在华盛顿阿灵顿公墓外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纪念馆，约翰·肯尼迪在1961年参加了雕塑的落成仪式。经美联社许可使用。
在海外战场上，美国士兵心中的不满无可厚非。而同盟国也同样对他们感到了不满。同盟国不出所料地看到，美国人希望在他们面前塑造一个强大的、乐观的美国国家形象，但他们也看到了美国不那么愿意突出的一面：不管是军队的设施方面，还是军队所驻扎的城市和乡村中，都存在着种族隔离的现象。不管从哪种角度看，美国的实力、自豪和种族关系方面的偏见并非总能让它的同盟国产生好感，不过，美国军队和政治领导者们也并不需要说服同盟国认同美国参战的价值，以及付出这些代价的必要性。
1944年6月6日诺曼底登陆前夕，第三集团军司令乔治·巴顿（George Patton）声称所有“真正的美国人都享受战争的疼痛和碰撞”，他告诉士兵们“美国人从未也决不会在战争中失败”，巴顿将军这样说并非是因为他真的相信这一点，而是为了鼓舞军队士气。与当前的战争宣传一样，巴顿传达了一种尚武的传统，这一传统源自美国大革命时期，并且赢得了绝大多数美国人的赞同。在诺曼底登陆那天进攻奥马哈和犹他海滩的过程中，在两万名士兵丧生的坦克大决战中（在解放诺曼底的过程中同样损失了两万平民），在硫磺岛和冲绳岛战役中，或当他们抵达达豪集中营面对纳粹的“犹太人灭绝方案”所造成的现实时，这种尚武传统是否为士兵提供了精神支撑，我们尚不清楚。但可以确定的是，压倒性的力量必然需要付出相匹配的代价。这里的代价并不仅仅简单指伤亡人数：到头来，美国付出的代价是在1945年之后它将持续不断地投身于冲突，并且通过战争重新定义美国的国家身份。
就这一点而言，不论是在个人层面对于参与战争的美国人来说，还是在政治层面对于美国这个国家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战都成为最终的转变性力量。在二战之前，美国一直采取部分意义上的隔离政策（实际上仅是与欧洲隔离）；在二战之后，美国才应了威尔逊提出的理念，开始不情愿地介入到全球事务之中。二战造成的破坏对美国在冷战中行使的种种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权力起到了促进作用，不过，这种破坏至少从表面上看并未对美国造成负面影响。从经济的角度看，美国在战后一跃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1940—1945年间，由于整个国家卷入到战事之中，美国在工业和国家实力方面实现了空前的繁荣。
显然，美国的军事扩张在速度和影响方面都很突出。军事相关的就业人口从20世纪30年代的约30万人增长到战时全国12%的人口（约1600万），并且再也没有回落到战前水平。这一数字仅在冷战之前短期下降至约150万，并且随着冷战的到来再次增加。军事开销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从1940年的1.7%增至1944年的37.8%。诸如战时生产委员会（1943年改为战争动员办公室）和战时人力资源委员会这些负责军事动员的联邦机构影响到商业和社会的方方面面，民用工业都被联邦政府收归为军事生产机器。以前的汽车生产线都在生产坦克、卡车和四轮驱动的新型“吉普”；飞机制造业（主要是军用飞机）在五年内几乎增长了10倍；因为采取焊接而非铆接技术，“自由轮”运输用船的生产效率也大大提高，战时以超过每天一艘的速度被生产出来。
满足这些战争的需求不仅依赖于男性劳动力，更重要的是，也需要女性劳动力的支持。失业人口从1940年的约900万下降到1943年的70余万；战时工业的扩张导致劳动力短缺，因此超过50%的女性开始从事一些传统意义上男性专属的工作岗位。但是，这种在工作机会方面突如其来的平等并未消除薪酬上的偏见，工会中女性的增加（占据到1/5）也未能缩小薪酬或观念上的性别鸿沟。事实上，在政府支出突然如此迅速增长的背景下，国民收入水平已经成为一项重要问题。因为政府的积极鼓励，工会成员的数量激增，工时延长和工资上涨也成为战时生活的常态，这也增加了通货膨胀失控的风险。全国战时劳工委员会采取了“小钢铁”方案，将生活支出的增长幅度限制在15%以内。但是面对战时不可避免的工作模式巨变，这一准则不可能得到贯彻。1943年，美国矿工联合会举行罢工运动，最终钢铁企业答应支付给工人超过“小钢铁标准”的工资。
1943年的罢工运动让人清楚地意识到，除了战争造成的直接影响以外，1941—1945年间的美国还承受着其他多方面的压力。这次罢工证明，在二战这场被称作“正义的战争”背后，还隐藏着一些糟糕的想法。当然，它并非对此的唯一印证。在约70万美国黑人从美国南部迁移到北部城市的过程中（这比20世纪初期“大迁徙运动”的人数多得多），发生了战争引发的最大动乱。1943年夏天，一名白人警察枪杀了一名黑人士兵，暴乱随即爆发，紧张气氛充斥着纽约哈勒姆区。《纽约时报》认为这场暴乱代表着“酝酿多年的火药桶最终在社会中爆炸”[10]。这只火药桶是由美国的黑人和白人共同填装的。在同一年夏天，白人水手和墨西哥裔美国人之间发生暴力冲突，这场所谓的“阻特装暴动”（因当时拉美裔年轻人的服装风格而得名）进一步证明，国家内部的战时团结依然十分有限，其中的分裂很大程度上是由种族间的不和造成的。
如果说美国人努力支持经济和军事动员，是因为个人以及舆论都在宣传强调团结一致的必要性，这场战争不能也没有消除那些分裂美国人的经济、社会、宗教、种族或政治力量。这场战争倒是切实突出了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差距，尤其是在种族关系上的差距。战时很多宣传的核心内容中都可以看到美国价值观和纳粹德国价值观被并置在一起，这种并置具有关键性的推动作用，它让人们更加强烈地意识到公民权利的重要性，并把“将四大自由所定义的美国信条与美国个体生活的实际境遇相匹配”这一问题摆上了桌面。在战争期间，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成员数量从5万激增到40万，并且成立了种族平等协会，这些都体现了一种全新的呼吁，一种相信社会平等能够实现、美国的彻底民主化也能最终达成的新乐观主义精神。
显然，在“犹太人灭绝方案”计划面前，围绕盎格鲁—撒克逊理想所建立的美国国家主义再也站不住脚了。正如1943年《国家论》（The Nation）一书中所说，美国“不能对外与法西斯主义作战，却对国内的法西斯主义熟视无睹；我们不能打着‘为了民主和种姓制度’的旗号；我们不能在解放被压迫民族的同时，却压迫我们本国的少数民族群体”[11]。在这种社会气候下，“大熔炉”的观念逐步让位于一种更加异质化的国家概念，虽然期间也有挣扎。同时，要确保实现四大自由，美国就需要在民主理想方面从一味的守护转变为公开的进攻性战略。在此意义之上，如同二战时期的美国一样，冷战期间的美国同样面对着两个战场，一个在国内、一个在国外。战争结束时，美国尚能勉强维持着对内和对外政策之间的平衡，这一结果巩固——但有时也损害了战后美国保护国家利益和塑造国家身份方面的努力。
美国世纪
1941年，美国出版商亨利·卢斯（Henry Luce）在《生活》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名为《美国世纪》（The American Century）的著名文章，文中宣称“我们美国人并不快乐。我们对美国感到不满，对于自己与美国的关系也感到不满”。而卢斯认为，美国人应当是快乐的，因为相较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美国人在物质上“显然是富有的：不仅衣食无忧，娱乐活动也很丰富，还有大量的休闲时间，我们非常富有”。在卢斯看来，美国政体存在的问题体现在人们的心理上。从本质上讲，这些问题又归结为一个事实：虽然“美国在20世纪成为世界上最强大、最重要的国家，但美国人却无法在精神上和现实中适应这个事实。因此，他们未能发挥作为一个世界强国公民应有的作用”。卢斯控诉道：“这种失败已经给美国人自己以及全人类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由于美国在自由世界和法西斯主义之间保持中立，卢斯试图唤起一种新的美国作为世界强国的愿景，这是一种真正美国式的愿景，它激励我们生活、工作，以活力和激情努力开创一个“美国世纪”[12]。
其他国家当然会对“美国世纪”这一说法颇有微词，不过，就连美国人自己也并非都会表示赞同。虽然美国人目睹着纳粹在欧洲的暴行，可能已经认识到这场战争比他们原先以为的更像是一场十字军东征，但他们却未必因此就像卢斯力陈的那样会去渴望“在全世界推行、鼓动、点燃所谓的民主准则”。卢斯呼吁加强国际主义，但对一些人来说这听起来太像帝国主义了。而其他人，例如副总统亨利·华莱士（Henry A. Wallace），虽传达了类似的主张，但也试图淡化美国在热爱自由的民主世界的主导地位。华莱士强调各国之间的国际合作这样一种面向全球的新政，追求的不是开创一个“美国世纪”，而是基于“人民的和平”这一理念去开创一个“普通人的世纪”。归根结底，这是一场伟大的圣战，其神圣之处不在于战争本身，而在于其意义，其胜利成果不是结束，而是追求自由的“人民革命”的开端。华莱士认为，这是“自由世界胜利的代价”[13]。
为了阐释美国尚未施行的推进全球民主化进程的主张，华莱士援引19世纪美国南北战争为例加以说明。他认为正如这场自由与奴役之间的战争一样，二战也是“一场被奴役的世界和自由世界之间的斗争”。正如“1862年的美国必须在奴役和自由之间做出选择”一样，这场20世纪中叶为自由和民主的重生而打响的战争也必须有一个最终的结果。然而，对于美国来说，这两场战争之间的相似之处不只在于道德层面。1945年，在这样一个历史的关键时刻，美国再度有一位总统在战争期间去世。这一年4月12日，富兰克林·罗斯福溘然逝世，消息震惊全国。
很少有人知道，罗斯福总统的健康状况一直在恶化；事实上，直到他去世，大多数美国人都不知道这是一位坐在轮椅上的总统，1921年便已瘫痪。罗斯福不仅熟稔于操纵自己的形象，同时也擅长经营美国的形象，这一点从他对30年代的骚动和金融危机，以及对二战的创伤和混乱的处理中可以看到。十多年来，他带领美国朝着新的经济和思想观念前进，这些新观念使得美国超越了自身舒适地带的羁绊，超越了“山巅之城”的束缚，迫使美国在思考新政下国家与公民的新型关系的同时，也思考它在联合国和整个世界中的新型关系。罗斯福至今仍然被认为是与林肯一样伟大的美国领袖。在他逝世后，美国人再也听不到他在“炉边谈话”的广播中那抚慰人心的声音，听不到他提醒美国民众说他们在国际民主运动中担任着重要角色，也听不到他赞美“美国人民的杰出能力和能量”，让美国人民相信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自己都产生了影响。[14]
哈里·杜鲁门（Harry Truman）带领下的美国进入战后世界后，它所面临的最重要问题是，这个国家应该，或者说能够继续产生多大的影响。当然，是美国通过毁灭性的力量结束了二战，于1945年8月在广岛和长崎投下具有大规模杀伤性威力的原子弹。这些原子弹是曼哈顿计划的一部分，由位于新墨西哥州的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研发。原子弹给日本造成了大量的伤亡和物质财产的损失：仅广岛就有约8万人死亡，整个城市约70％被摧毁。但这一事件还引发了其他的争议：原子能技术以及开发这个技术的国家计划不仅向未来的军事部署发出了挑战，也给国家、科技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带来了多层面的挑战。十多年之后，科学研究就已经改变了政治和公众的看法。赫伯特·胡佛将原子能技术描述为一种相对无害的技术——他称之为“最有潜力的进步动力之一”，宣称这种技术不仅可以应用于医学领域、延长人类寿命，也可以保卫国家安全。
虽然美国垄断的原子弹技术在战争中具有极大的破坏性，对二战的结束也起了决定性作用，但其垄断地位在战后并没有持续多久。同样没能长久持续的，还有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于1945年2月4日至11日在雅尔塔会议中为未来国际合作和建立民主政府所绘制的蓝图。雅尔塔会议召开后不到一个月，苏联在罗马尼亚强制推行共产主义政权，明确表明苏联将会按照自己的议程行事，而不是听从什么同盟国。1945年7月，当由杜鲁门、克莱门特·艾德礼（Clement Attlee，英国）和斯大林组成的新盟国阵营在波茨坦举行会议时，很明显，交战规则已经改变了。盟约已经摇摇欲坠，盟国间不再统一行动，而是各自采取单方面的行动，操控它们在欧洲的控制区内的政权更迭。
对于美国来说，美国担心已经饱受战火摧残的欧洲又面临被共产主义政权大规模接管的危险，因此采取了更为强硬的遏制手段，也就是所谓的杜鲁门主义，来对抗日益强大的苏维埃/共产主义政权。在这个变幻莫测的冷战时期，美国的鲜明立场就是要限制共产主义的蔓延。这是一场经济和意识形态上的对抗，一方是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另一方则是给20世纪下半叶蒙上阴影的苏联集团。正如杜鲁门阐述的，世界面临着两种选择。一种是美国的“自由体制、代议制政府、自由选举、个体自由的保证、言论和宗教自由，以及免于政治压迫的自由”；另外一种是苏联式的“恐怖和压迫、严控的报刊和广播、预设人选的选举，以及对个体自由的压制”。杜鲁门坚称，只有“美国的政策才可以帮助那些正在奋力抵抗少数派武装镇压的自由人民……全世界保卫自由的人民，”他强调，“都希望从我们这里获取支持”[15]。
尽管杜鲁门的声明中暗示要进行军事干预，但美国却最先在金融方面展开了冷战。美国实施了马歇尔计划（因其主要提出者为前美国陆军参谋长、时任国务卿的马歇尔而得名），这个计划实质上遵循的依然是罗斯福提出的发展国际合作的路线图。马歇尔计划虽然被批评家谴责为一种隐蔽的“军事计划”，但实际上是一个旨在帮助欧洲经济复苏的经济计划。并且，在这个过程中，欧洲经济一旦重新振兴，便可以再度购买美国市场的产品，这样也能推动美国经济的发展。它的宣传口号是“繁荣带给你们自由”，或者可以说至少能摆脱共产主义，这才是马歇尔计划的重点。马歇尔计划是资本主义对共产主义的终极回击。这项计划不但本身是成功的，同时也象征了美国一定程度的成功。美国当然能负担1948年通过的《经济合作法案》中的规定，拨款130亿美元用于海外援助；但美国后来却无法承受其自身形象与理想之间的冲突。自由是美国对世界各国人民的承诺，但在美国国内，对于一些人来说，这仍然是难以实现的。
不过，在冷战初期，双方刚刚开始发起言辞攻击的时候，美国国内还是有一幕爱国场景正在上演，其规模之大，只有美国能够实现，那就是环游美国的自由列车。自由列车由7节红白蓝三色的车厢组成，牵引整个列车的火车头被命名为“1776精神”。它搭载了精心挑选的美国重要文献，包括《五月花号公约》、《独立宣言》、《解放奴隶宣言》和从硫磺岛带回的美国国旗。在1947—1949年间，自由列车的车轮驶过了美国的每一个州。它拥有自己的主题曲，由欧文·柏林（Irving Berlin）创作，由宾·克罗斯比（Bing Crosby）和安德鲁斯姐妹（the Andrews Sisters）演唱：“自由列车来了/你最好快出来吧/就像保罗·里维尔一样/列车就要来到你的家乡。”它甚至还推出了自己的漫画集《奇迹队长和自由列车》（Captain Marvel and the Freedom Train）。自由列车环游美国的时候，几乎当时流行的每一个漫画系列中的人物，从米老鼠到莱尔·阿布纳（L'il Abner），都曾在漫画中去过自由列车。自由列车极受欢迎，参观者达到了约350万人。这些游客被鼓励进行自由宣誓，并在自由卷书上签名。这些卷书后来被呈送给杜鲁门总统。这场巡展声称：“自由关乎每一个人。”
当然，自由列车蕴含的观念并无新奇之处。19世纪内战期间举办的卫生展会上也展出过具有爱国象征意义的文献、国旗以及武器，以提醒民众关注迫在眉睫的国家问题；二战期间，《美国袖珍书》也起到了类似的作用。同样，自由列车代表了一种在冲突中寻求共识的渴望，这种冲突并不是真枪实弹的战争，而只是观点上的冲撞。然而，自由列车所到之处却依然四面楚歌：这个国家刚刚解决了复员军人的问题，又面临着钢铁、采矿、汽车和铁路行业中更多的罢工。事实上，自由列车开启的前一年，一场全国性的铁路罢工甚至使得总统建议将罢工者征召入伍。但问题还远远不止于此：卢斯和华莱士曾经思考过的美国新的全球责任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1949年9月，苏联的原子弹爆破试验取得成功，比美国人所预料的提前了许多，让解决这个问题的需求变得更加迫切（图60）。1949年1月，自由列车驶进华盛顿特区，在杜鲁门的就职演说中结束了旅程。但过了不到一年，且不说自由，就连美国是否还有未来都很难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了。
1949年，美国失去了原子弹的垄断地位，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赢得了国共内战的胜利，这导致美国在复杂的冷战格局中更加危机四伏。从国际角度来看，美国、加拿大和西欧国家成立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为其成员国提供了某种意义上的互相保护，但对美国来说，保障外部安全只是打赢冷战的一个方面。从美国国内来看，虽然人们认为共产主义会威胁到美国身份认同的根基，但事实上，更能牵制美国的似乎是核威胁。二战结束后，随着美国朝着更强调包容性的公民国家主义的信条前进，很多美国人不再害怕外来者的威胁，反而开始担忧那些业已成为美国公民的人们；简言之，美国人对“内部的敌人”感到特别困扰（并且到今天在某些方面仍然如此）。这就导致了50年代新的“红色恐怖”的出现，它比起一战后的红色恐怖更加极端也更加充满矛盾，从长远来看，明显受到共产主义威胁的美国自由也会因此遭受更大的破坏。
从第二次“红色恐怖”中可以很明显看出第一次的影子，但其所处的社会背景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二战结束后，没有一位总统能像当年的沃伦·哈定那样对美国做出恢复“常态”的承诺，杜鲁门也没有做出尝试。事实上，杜鲁门在1947年3月已经发表了他的“遏制政策”演说，宣布启动联邦雇员忠诚计划，阻碍共产党人及其支持者进入政府部门工作，这当中传达的政治风向十分明显。在自由列车的旅程中，自由宣誓仅仅是自由列车体验活动中一项带有娱乐和教育性质的活动，但效忠宣誓却成为美国人生活中非常重要的部分。美国人以前也有过类似的宣誓经历，但只是在武装冲突的战争时期。而这种宣誓出现在冷战之中，就表明美国真正展开了一场看不到尽头的战争。有战争，就会有人员伤亡。杜鲁门的9835号总统令发起了对联邦雇员的“忠诚度调查”，令几百人失去了工作。这个数目并没有多么惊人，因为总共被调查的人数超过400万。不过，“忠诚度调查”造成了广泛的负面影响，这才是它带来的最严重的伤害。
图60 照片展现了1945年8月9日长崎原子弹爆炸的景象。1945年之后，核试验也并未停止，最著名的核试验发生在1946—1958年的马绍尔群岛比基尼环礁。二战之后几十年间，核威胁给这个世界造成的阴影如何评价也不过分；直到21世纪“反恐战争”的背景下，核威胁才成为了一种低层次的威胁。在当时的文艺界，内维尔·舒特针对这种威胁创作了末日小说《海滩上》（1957年），这部小说又在1959年被改编为电影，由弗莱德·阿斯泰尔和阿娃·加德纳主演。当然，最著名的还要算斯坦利在1964年导演的讽刺电影《奇爱博士》。这一主题的文学作品可以一直追溯到19世纪末放射线被发现之时，罗伯特·克罗米的小说《世界末日》（1895年）以及此后许多的小说和电影。在这些作品中，核毁灭要么本身就是一种威胁，要么就是在隐喻现代世界中的焦虑感。不过，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核恐惧却不是什么隐喻，借用T.S.艾略特的诗句来讲，人们切实担心这个世界结束的方式并非郁郁而终，而是顷刻间轰然落幕。
1938年的“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原本是为了阻止纳粹对美国社会的渗透成立的。在冷战期间，这个委员会将注意力转向了共产主义的威胁，并且获得了埃德加·胡佛（J. Edgar Hoover）领导的美国联邦调查局的鼎力支持，以及负责美国国际安全事务的中央情报局、国家安全委员会等新成立的机构的支持。该委员会的成员既然肩负着探寻危险来源的职责，也就不可避免地找到了危险所在。不仅如此，在这一过程中，他们还制造了全国范围内反对共产主义的狂热情绪。1950年初，威斯康星州共和党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Joseph R. McCarthy）宣布，他有一份为美国国务院工作的共产主义支持者名单，总计约200人，这一反共运动因此被冠以“麦卡锡主义”
（McCarthyism）之名。实际上，这份名单从未具体公布，但人们对于共产主义可能颠覆美国民主政府的恐惧却进一步加深。当然，不是说颠覆的风险并不存在；的确存在着这样的风险，但却不会像联邦调查局和“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在调查听证中所说的那样，在大学宿舍或好莱坞电影业集中存在。
1949—1950年间，美国前国务院政要官员阿尔杰·希斯（Alger Hiss）被指控为共产主义间谍并接受（两次）审判，反共产主义由此成为战后美国的一种文化和政治力量。希斯最终因伪证罪被判刑五年，但真正引起美国和全世界关注的还是希斯被指控的过程。正如知名记者阿利斯泰尔·库克（Alistair Cooke）在《被审判的一代》（A Generation on Trial，1951年）这本书中所言，希斯案件具有典型性，其审判过程引人关注，审判结果也让人觉得不祥。而希斯到底是否有罪这一点随着英国科学家克劳斯·富克博士因向苏联泄露核机密被抓而变得更加争论未决。克劳斯·富克（Klaus Fuch）博士的招供导致了朱利叶斯·罗森伯格和埃塞尔·罗森伯格夫妇（Julius and Ethel Rosenberg）被捕，并且被定罪为间谍共谋罪而处以死刑。由于当时定罪的证据存在争议，这起案件成为可能是史上最臭名昭著的一起反共定罪案。二战期间，英美联合发起了维诺那计划，合作进行秘密情报的破译工作，旨在拦截和抵御苏联的威胁。但事实上，根据维诺那计划披露，朱利叶斯·罗森伯格的确从事了间谍活动，向苏联泄露了核机密。
秘密情报工作的问题就在于它倾向在事实缺席的情况下煽动公众的恐惧，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鼓励公众的偏执。而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无需鼓动，就已经拥有了足够的恐惧和偏执。毫无疑问，在原子弹研究的问题上，苏联人的确危及美国的安全，但麦卡锡在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帮助下，将（也许是不可避免的）苏联间谍活动造成的威胁上升为美国内部普遍的颠覆破坏行为，还把这种潜在的颠覆与自由派左翼联系在一起，最终导致了弥漫全国的恐惧。这个过程成功地混淆了间谍和颠覆的区别，并且制造了笼罩战后美国的恐惧气氛，被加拿大政治学家雷吉·惠特克（Reg Whitaker）称为“冷战魔力”。
当然，这并不是美国第一次经历“红色恐怖”，早在19世纪就出现过“偏执狂风格”的各种颜色的恐怖，但在20世纪50年代，这种现象被扩大了：伴随红色恐怖而来的还有粉红恐怖、淡紫色恐怖和黑色恐怖，后三种恐怖分别引发了争取妇女权利、同性恋权利和非裔美国人权利的运动。对这些运动而言，冷战或许并不是唯一的催化剂，因为50年代不仅弥漫着对于被颠覆的恐惧，还有对“大政府”的再度批判的声音和罗斯福新政反对者对社会主义国家危险性的警告。1950年，照明电力公司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上刊登了一则广告，提示读者警惕其所称的“这种朝向社会主义政府的行动”。在这则广告中，一个年轻男孩手捧四件象征“四大自由”的物品：一本圣经、一把钥匙、一支铅笔和一张选票单，通过这四样物品美国人也许能够抵抗那些威胁到他们自由的力量。不过，其中那把钥匙究竟象征着关闭一扇门，还是打开一扇门，就无从得知了。
虽然麦卡锡主义的政治营销手段具有持久的影响力，但它还是在1954年宣告结束。在许多方面，麦卡锡主义都代表了一种保守的国家主义。当麦卡锡煽动性的野心被注入1952年共和党的竞选活动中之时，就产生了一种本质上自私自利的颠覆幽灵。新总统德怀特·艾森豪威尔虽然憎恶麦卡锡，却也意识到，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政府需要公开表示信任麦卡锡指控。而当时的美国民众也期望看到这一点，因为他们的意识形态和身份认同仍旧处于不稳定的状态，急切盼望在战后世界中站稳脚跟。但不过，这种不稳定也有其积极的一面。在陷入危急的时候，美国总是倾向于向自己内部发起攻击，代表民主阴暗面的麦卡锡主义只是这种倾向的一个事例。虽然美国社会深陷共产主义的颠覆恐惧中无法脱身，“红色恐怖”的余波仍然广泛存在，但在另一个问题上，许多美国人不愿再遵从传统的规范，即种族不平等。
当卢斯和华莱士正在思考普通民众为美国世纪带来了何种可能与挑战时，瑞典经济学家贡纳尔·默达尔（Gunnar Myrdal）思考的却是美国长期存在的种族关系问题。1944年，他出版了名为《一个美国人的困境：黑人问题和现代民主》（An American Dilemma: The Negro Problem and Modern Democracy）的详尽报告。这本书从很多方面谴责和控告了美国，尤其是美国南方的不平等问题，具有巨大的影响力。默达尔指出，美国信条信奉人人享有自由和机遇，而南方的种族不平等问题违背了这个信条。很少有南方人会喜欢默达尔对于南方的描述：一个“乏味、不安全”的偏远之地，“情绪化的清教徒宗教”四处盛行，到处都是“对性的不健康强调”。这位经济学家总结道，在南方以暴力和恐吓的方式控制非裔美国人的行为中，所有这些因素都发挥着作用。[16]
当然，几位当时的南方作家，不管是小说家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还是剧作家田纳西·威廉斯（Tennessee Williams），都对美国南方性和暴力的关系得出了相似的结论；但小说在描写中为读者制造了一定的浪漫元素，而经济学家长达1000多页的报告则不包含这种成分。默达尔从私刑制度和法律制度等方面，展示了美国南方的黑人和白人如何被困于一种充满恐惧和侵犯的破坏性关系中。这种关系因为奴隶制而出现，因为美国人对贫穷、犯罪以及社会隔离的广泛态度而得以延续。实际上，种族歧视的确不是默达尔所指出的唯一困境，但在冷战时期，它占据着主导地位。
默达尔的报告出版三年之后，由杜鲁门设立的美国民权委员会发布了《保障这些权利》（1947年）。虽然没有像《一个美国人的困境》那样卷帙浩繁，但它更广泛地评估了美国少数族裔，其中包括美国印第安人、美国保护国中的公民、日裔和非裔美国人，以及墨西哥移民。这份报告呼吁联邦政府针对种族隔离采取行动。报告中称，种族歧视不仅与“美国信条”相违背，而且不只危及那些饱受歧视的族群，还对整个国家的民众健康与幸福都造成了严重的威胁。同时，报告严厉批评了“隔离但平等”的信条，认为“这种在公共机构和私人机构都普遍存在的种族隔离将南方公民从出生到死亡的日常生活都一分为二”。报告指出，这种所谓的“隔离但平等”（separate but equal）是“美国历史上最出色的神话之一，因为它几乎总是对的。隔离当然是真的，但是，这些设施根本就不是平等的”。它还写道：
“隔离但平等”的信条之所以被定罪，是基于如下三个理由：它违反了美国传承的平等精神；它是无法操作的，因为历史证明，由于隔离导致的服务不平等无所不在；它将种族隔离制度化，并且就算是无可争议的证据表明种族间的正常交流能够促进社会和谐，它也不会做出任何改变。
这份报告在结尾处对美国历史进行了简要的回顾。报告中写道，“回溯历史，美国曾有两次发现有必要反省公民权利的状况”：第一次是在宣布独立和通过《权利法案》期间，第二次是内战期间。报告声称，“我们深信，第三次重新审视公民权利的时刻已经到了”，这样做“既是出于良心、自身利益，也是为了在这个充满威胁的世界中生存。或者换一种说法，”它总结道，“我们有道德上的理由，有经济上的理由，也有国际方面的理由相信现在就该付诸行动”[17]。
这份报告说服了杜鲁门，但没能说服国会。然而，战争总能为那些试图推行不受欢迎的法案的美国领导人提供难得的机遇，冷战也不例外。因此，杜鲁门在1948年正式取消了军队中的种族隔离制度。在冷战时期，杜鲁门意识到，美国人所信奉的理念与他们默许的行为之间不能存在巨大的差异。遗憾的是，种族隔离并没有因为这一项法案而结束，前路仍旧漫漫。不过，就在两年后朝鲜战争爆发的时候，美国派出参战的不再是种族隔离的军队，而是黑人与白人混编的军队。从时间上讲，朝鲜战争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越南战争之间，从冲突规模和产生的影响上讲，朝鲜战争也不及这两次战争，因而常常会被人们所忽略，但这场战争在不少层面上却都具有象征意义（图61）。朝鲜战争不但是美军解除种族隔离制度后参加的第一场战争，还是冷战进行到1950年夏天为止发生的首次武装冲突。由于共产主义国家朝鲜入侵反共产主义的韩国，美国采取了第一次遏制行动，与朝鲜和中国发生正面冲突。
图61 《华盛顿朝鲜战争纪念园》（彼得·威尔逊摄）。很多年以来，朝鲜战争几乎已经被人遗忘。不过，这座纪念园却有意强调这场战争中的美国军队是由多个种族构成的。纪念园内有19座雕塑，所有都比真人要大，高2.2米，组成侦查时的箭头方阵。其中包括12名白人、3名非裔美国人、2名西班牙裔美国人、1名东方人和1名美国土著。这些雕塑同时也体现了当时美国军队中的不同军种，其中包括14名陆军、3名海军陆战队士兵、1名海军军官和1名空军士兵。建造这种纪念园在20世纪50年代是很难想象的。这个纪念园的建造历经几十年的讨论，最后于1995年落成完工。
1950年以后，至少从军队的面孔上，世界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美国。而在美国国内，要实现完全的平等还有一段路要走。就其发生的时机而言，朝鲜战争是冷战中的间歇期；就其对美国国内的影响而言，它又是一个转折点。1953年，斯大林逝世；美国与朝鲜签署停战协议；朱利叶斯·罗森伯格和埃塞尔·罗森伯格被处以死刑；非裔美国作家詹姆斯·鲍德温（James Baldwin）在他的半自传体小说《高山上的呼喊》（Go Tell It on the Mountain）一书中探讨了种族歧视和宗教信仰之间的关系。这些事件使美苏关系暂时得到缓和，但仍有许多美国人清楚地意识到他们与苏联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冲突，而想要在这场冲突中取得胜利，首先就要废除种族隔离制度。次年，美国在这一方向上取得了重大进展，最高法院在首席大法官厄尔·沃伦（Earl Warren）的带领下一并审理了5起由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发起的案件，这些案件日后被称为“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1954年）。
这几起案件依据1896年普莱西诉弗格森案建立起的违宪判例，对学校种族隔离制度发起挑战，案件分别涉及堪萨斯州、华盛顿、特拉华州、弗吉尼亚州和南卡罗来纳州。最高法院援引了诸多论据，其中一个便是默达尔在《一个美国人的困境》一书中的论述。最终，最高法院作出判决：“在公共教育领域，‘隔离但平等’的信条并不适用，”判决称，“种族隔离的教育措施本质上就是不平等的”，它剥夺了非裔美国儿童“被第十四修正案平等保护的权利”[18]。
布朗一案的判决是彻底废除种族隔离的第一步，也是走向包容、无歧视的公民国家主义的第一步。然而，迎接它的却不是全体民众的欢呼，规避者反而远多于实施者，尤其是在南方。南方的情况和默达尔描述的仍旧并无二致，针对黑人的暴力行径依旧十分普遍。布朗案发生的第二年，一个骇人听闻的案例见证了南方白人为了捍卫白人至上论，究竟能做出什么事情来——14岁的黑人男孩埃米特·蒂尔在去密西西比探望亲戚时被折磨致残，最后又被残忍杀害。就在同一年，非裔美国人拒绝接受白人冠以他们的“二等公民”称号，通过亚拉巴马州蒙哥马利的公车抵制运动向公交设施方面的种族隔离发出抗议。就在艾达·威尔斯被赶出白人专用车厢的70多年后，黑人活动家罗莎·帕克斯（Rosa Parks）也因拒绝在公车上给白人让座而遭到了逮捕。
罗莎被黑人牧师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评价为“蒙哥马利最好的一位公民”（她还在2000年被评为20世纪百名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反对这次逮捕行动的人群迅速聚集，由此也形成了黑人教堂领导黑人民权运动的传统，一直延续至20世纪60年代。后来成为非暴力反抗种族歧视运动的化身的马丁·路德·金在抵制运动之初，组建了南方基督教领袖协会。这是一个致力于废除种族隔离的压力集团，虽然势力强大，但仍然面临着一场艰苦的斗争，因为抵制运动在持续一年之后最终迎来的不过是最高法院裁定布劳德诉盖尔案（1956年）中的公交种族隔离法违宪。尽管这是美国公民身份变得更加包容的又一个里程碑，然而，对于那些始终坚守盎格鲁—撒克逊人阵地的白人而言，公车抵制运动只不过进一步激起了他们的敌意。
最后的边界
1957年，就在蒙哥马利公车抵制运动结束后的第二年，美国在冷战期间的国际意识形态与其保守的盎格鲁—撒克逊观念之间发生了首次激烈冲突。在这一年，苏联发射了“伴侣号”人造卫星，阿肯色州小石城中央中学则表明反对“布朗案”的判决结果。阿肯色州州长奥瓦尔·福伯斯（Orval Eugene Faubus）宣称，如果小石城中央中学被迫取消种族隔离制度，鲜血将流满街道。他的说法并非完全是耸人听闻：白人孩子抗议与黑人同在一间教室学习；辱骂试图进入学校的黑人学生（这些黑人学生最终在第101空降师护送下进入学校）。诸如此类事件的媒体报道本不该出现在这片自由的土地上，然而在此后的几年中，南方一些地区似乎完全忘了媒体对他们的种族歧视行为的报道可能会被其余美国人民看见，更不用说会被整个对此感到惊恐却又十分关注的世界看到。随着20世纪50年代末印刷媒体兴起，无线电广播走进千家万户，电视逐渐开始主导现代生活，美国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全球玩家的所作所为，都被全世界看在眼里。
不过，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全球观众更多关注的是发生在欧洲、亚洲和中东的事件，而非蒙哥马利或是小石城。尽管在美国人看来，后殖民主义时代的世界本质上是不稳定的，存在被共产主义者控制的风险，但苏联继任总统尼基塔·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对斯大林的行为提出谴责，似乎为美苏两国建立更加平衡的关系提供了可能。显然，美国并不总是要插手共产主义的每次行动，比如在1956年，苏联镇压匈牙利反共起义，美国便无动于衷。而同一时期，在中东的苏伊士运河危机中，美国却主动地促使英法撤军，为保护这一石油富裕地区的稳定承担起更大的责任。
1957年1月，艾森豪威尔表明了美国在中东事务中的立场，强调美国有责任“在任何国家面临共产主义武装侵略时，为其捍卫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提供援助”，这便是之后为人们所熟知的艾森豪威尔主义。他还在论述中提到了美国人在二战结束后为“追求自由”而做出的生命和金钱上的“牺牲”，并强调“绝不会让这些牺牲白白浪费”[19]。但与此同时，认为美国为了维护全球稳定，也为了维持美国作为世界自由捍卫者的形象，而要承担起消除前殖民政权影响的重担，这种主张并不是没有问题的。就在艾森豪威尔的任期即将结束之时，小石城发生种族动乱，美苏僵局又因为苏联发射“伴侣号”而延伸至外太空。美国人需要担忧的问题不再仅仅是中东地区的稳定。
“伴侣号”的发射在美国媒体和政坛都引发了风暴。一些美国人将这一事件与珍珠港事件相比，这显示出在美国的科技与社会优势受到挑战时，美国人会像对待国家安全问题一样严肃。以林登·约翰逊（Lyndon B. Johnson）为首的民主党人抨击艾森豪威尔，认为他没能保证美国在全球与外太空的优势地位。在某些圈子里，人们贬损却精炼地将白宫称为“那位著名士兵的坟墓”。约翰逊认为：“在冷战这一关键战场上，无法主宰太空就意味着在任何领域都要稍逊一筹。在全世界看来，第一个进入太空的国家就是这个时代的主宰者，第二个进入太空的国家则在任何方面都将位居次席。”毫不意外，约翰逊的观点与美国国家航空咨询委员会不谋而合。后者遗憾地表示，美国未能“赶在苏联之前完成载人登月计划”，这一成就本来“不仅能奠定西方世界的绝对技术优势，还能建立起巨大的心理优势。月球对于太空旅行和太空战具有战略意义，如果西方世界的联合国能够率先登月、宣誓主权，将能创造更伟大、更持久的价值”。
用美国国家航空咨询委员会的话来讲，它希望“在全球领导权和外太空科技、军事霸权的竞赛中，追赶并最终超越苏联”。艾森豪威尔终于意识到这件事情的重要性。他宣称：“苏联之所以可以成为有史以来最独特的威胁，是因为其无处不在。任何一项人类行为都被其压缩成用以对外扩张的武器。贸易、经济发展、军事力量、艺术、科技、教育，所有的思想……苏联在发动一场彻底的冷战。”[20]他批准发起一项名为“水星计划”的载人航天计划，并建立起一个新的联邦行政机构，负责应对“伴侣号”带来的挑战。1958年，资金短缺的美国国家航空咨询委员会被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取而代之。同时，国会中也新增了参议院航空航天专门委员会和众议院科技航空委员会两个常设委员会。
对未来的美国总统与美国国民而言，艾森豪威尔主义的政治遗产和他在面对苏联太空项目时遭受的所谓失败，都被证明影响深远。1960年，约翰·肯尼迪（John F. Kennedy）成为美国首位天主教总统。人们起初视其为一个新的开始，正如肯尼迪本人所描述的，火炬传递到了“新一代”的手上，这一代人“出生在本世纪，既经历了战争的锤炼，也在艰难苦涩的和平中得到了磨炼”。不过，正如肯尼迪所言，年轻的一代人虽然拥有根基深厚的美国革命传统，却是在冷战的背景之下得以形成。在其著名的就职演说中，肯尼迪犹如一位冷血战士，承诺他的国家“为了确保自由的延续和胜利，将不惜代价，不论忍受何种重负、应对何种艰辛、支持何种朋友、反对何种敌人”。[21]然而，肯尼迪的冷战理想却与小说家杰克·凯鲁亚克（Jack Kerouac）的观点相去甚远。凯鲁亚克在其著名的自传体小说《在路上》（On the Road，1957年）中驳斥了中产阶级的人云亦云，并认为肯尼迪所说的年轻人能在美国的“古老传统”中提升自我的看法纯属无稽之谈，恰恰相反，这些年轻人根本不明白美国正在走怎样一条下坡路。
由于战争年代的婴儿潮，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出现了青年文化的迅速崛起，但这种文化的影响需要放在当时的背景下才能被理解。尽管美国的总人口在增长，但二战后的出生率却在大幅降低，1955—1975年间，降低了1/3以上。不过，死亡率也在下降，平均寿命比战前更高，由1940年的62.6岁上升至1960年的69.9岁。简而言之，美国的人口已经开始出现老龄化，从统计学意义上讲，这就导致美国青年一代被边缘化，而这与他们的文化地位并不匹配。如果从更宽泛的文化或教育角度来看，他们则是享有特权的一代人。《退伍军人权利法》曾为二战和朝鲜战争退伍军人提供学费与生活费，尽管该法案在1956年被废除，但是美国年轻人接受高等教育的势头并没有因此减弱。1940—1970年，美国大学的数量近乎翻倍，入学率几乎达到了之前的3倍，并因此创造出一种对美国、美国国家主义、美国国际身份别有见地的校园文化。
这种文化很大程度上受到20世纪50年代“垮掉的一代”影响，具有代表性的作家有凯鲁亚克（生于1922年）、艾伦·金斯伯格（Allen Ginsberg，生于1926年）和威廉·伯勒斯（William S.Burroughs，生于1914年）。他们在毒品的迷雾中反抗物质主义和军国主义，认为这些会毁灭美国人的信仰。自然，他们的回应也被毒品所影响。金斯伯格在他的著名诗歌《嚎叫》（Howl）中写道：“我看见这一代人最杰出的头脑正毁于疯狂/饥肠辘辘赤身裸体歇斯底里/拖着身体走过黎明时分的黑人街巷/寻求狠命的一剂。”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处都是愤怒的年轻人，当然，这一现象并非美国独有，但却在美国产生了特殊的共鸣，因为这个国家在当时的一些公民看来，正是一个自满与堕落、物质富足与道德贫乏共存的国家。
然而，另外一些人眼中的美国却与此恰恰相反。1959年，肯尼迪当选前夕，在莫斯科举行的美国国家博览会中，时任美国副总统的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与赫鲁晓夫即兴进行了著名的“厨房辩论”，尼克松表达了对美国现状的自满，突显了美国经济如何繁荣，人民如何安居乐业。借助略显过头却具有象征意义的现代厨房陈设，尼克松强调了资本主义生活方式之于共产主义的优越性，以及经济富足的力量之于意识形态下的经济收缩的优越性。赫鲁晓夫自然对经济力量不屑一顾。美国人却认为这一切理所应当。即便如此，这场辩论仍有很多积极的方面。
在战争结束至1960年这段时间内，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翻了一番。在冷战期间，联邦政府毫不意外地没有削减国防开支。与此同时，在信贷业务与信用卡服务的快速普及的推动下，居民消费支出同步增长。当总是习惯着眼未来的美国人，如今甚至能够先拿到商品后付款。简而言之，战后美国经济发展繁荣的速度之快，堪比20世纪20年代。如果说爵士乐是20年代的主旋律，那么摇滚乐则在60年代唱响了激动人心的声音。“摇滚之王”埃尔维斯·普雷斯利（Elvis Presley）的歌声最初飘扬在唱片中，1956以后，其身影也开始出现在电视屏幕上。二战结束时，只有大约16000名美国人拥有电视这样的奢侈品，随着美国城郊家庭数量的增长，到了1953年，他们当中已经有2/3拥有电视。郊区生活还意味着大多数美国家庭都拥有了汽车。汽车给美国，尤其是城市地区带来了空气污染问题，而战后大量民众逃离城市去往郊区，也导致了城市中心区域的没落。对美国而言，人口流动是需要付出代价的。50年代至60年代间，美国人口的流动性非常强。1960年，有超过1/4的人口离开了他们的出生地，去往其他地方居住。因此，当凯鲁亚克寻找美国时，他直接走上了公路，也就并不奇怪了。
肯尼迪在寻找美国时，将目光投向了边疆，也就是他所说的“新边疆”（New Frontier）。他没有将那里描述为“一连串的许诺”，而是描述成“一连串的挑战”。肯尼迪坚称，美国已经经历了“智识与道德的滑坡”，很容易混淆“合法与合理”这两个概念。他承诺会让美国重回正轨，要带领美国来到一个新的边疆，在这个边疆之外，存在着“尚未涉足的科学与太空领域，尚未解决的和平与战争问题，尚未征服的无知与偏见地带，尚无答案的贫困与过剩问题”。他宣布，美国正处于“历史的转折期。我们必须再次证明，这个国家——或任何一个相同建制的国家——能够屹立不倒”。肯尼迪的演讲模仿了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说，但美国这次面临的挑战不再是南方邦联，而是“一心谋求发展的共产主义体系”。
在最后一点上，肯尼迪只说对了一部分。他当选总统的那年年初，南方爆发了民权抗议。北卡罗来纳州格林斯伯勒的黑人学生决定在当地“只供白人就餐”的伍尔沃斯午餐柜台前坐下用餐，在遭到驱逐时也不愿离开。他们的坚持最终获得了回报。尽管花了5个月，伍尔沃斯连锁店才答应终止午餐柜台上的种族歧视，但这是黑人争取平等之战的又一次胜利，并且其时机也十分重要。
1960年，南方人，至少是南方白人已为南北战争百年纪念做好了准备。就在一个世纪前，南方为了捍卫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主导地位、捍卫奴隶制度而与北方交战。那时候，奴隶制一词被包装在了“州权利”这样令人费解的宪法条文中。而当联邦军队抵达小石城，执行最高法院对“布朗案”的判决时，奴隶制的捍卫者又公然出现。即使面对着20世纪60年代国内越来越多废止种族隔离的声音，这些捍卫者也不会善罢甘休。午餐柜台抗议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年，第一批“自由乘车运动”的参与者前往南方。这些自由乘车者在种族平等委员会的组织下，乘坐巴士深入美国南部，考察在公共交通上取消种族隔离的法案是否得到了落实。自由乘车者在亚拉巴马州和密西西比州等地遭到频繁的暴力袭击。在亚拉巴马州安尼斯顿市，他们乘坐的一辆巴士遭到了燃烧弹袭击；在伯明翰，自由乘车者也遭到了三K党的袭击。次年，黑人学生詹姆斯·梅雷迪斯试图进入密西西比大学，一名暴徒挡住了他的去路。正如艾森豪威尔当年一般，肯尼迪也不得不派军队平息暴乱。
令人心酸的是，60年代初期非裔美国人的大规模抗议与同一时期白人对平等权的强烈抵抗，均发生在重现内战场景的纪念活动与邦联失败庆典的背景下。民权本来是庆典活动的重要主题，但是黑人代表却被挡在举行内战百年纪念活动的查尔斯顿市宾馆外，这让整件事情开局不利。接下来也没有任何改观。人们寄希望于肯尼迪总统在1963年1月1号发表《第二次解放奴隶宣言》，但这也宣告破灭，因为肯尼迪拒绝去林肯纪念堂参加纪念仪式。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抗议与暴力继续发酵。
1963年5月，暴力冲突在伯明翰达到顶峰。当地警方使用消防栓、警犬和警棍袭击非裔美国人和黑人小孩的画面在电视上播放，目睹这一幕的美国人大为震惊和愤怒。次月，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外勤秘书长、曾在欧洲打过仗的二战老兵梅加·埃弗斯（Medgar Evers）在密西西比州杰克逊市被枪杀。1963年8月28日，约25万美国人参与了华盛顿的政治游行（图62）。这次游行呼吁人们关注的不仅是非裔美国人在南方遭受的种种暴力，还有黑人在就业、住房、教育等各个方面遭受的不公平待遇。最终，将林肯1863年颁布的《解放奴隶宣言》重新带回人们视线的，是马丁·路德·金，而非肯尼迪。“一百年后的今天，黑人依旧没有自由。一百年后的今天，在种族隔离的镣铐和种族歧视的枷锁下，黑人的生活备受压榨。”马丁·路德·金说出了他的那句名言：“我有一个梦想，我梦想有一天，这个国家会站立起来，真正实现其信条的真谛：‘我们认为真理不言而喻，人人生而平等。’”
图62 《华盛顿民权游行》（沃伦·莱弗勒，1963年8月28日）。由美国国会图书馆印刷品与照片部友情提供（LC-DIG-ppmsca-03128）。
肯尼迪付出了多少努力来实现马丁·路德·金的梦想，我们永远也无法得到答案。一直以来，美国人过分关注冷战，过分担忧“勇往直前”的共产主义者，而没有闲暇去对付本国那些全心全意捍卫种族隔离的人。但可以肯定的是，亚拉巴马的暴力事件和华盛顿的游行已经开始冲击美国人的良知。在遏制共产主义方面，肯尼迪所付出的努力鲜有成效，在1961年的“猪湾事件”中，美国试图入侵古巴，推翻菲德尔·卡斯特罗政权，但却遭遇失败。更让全世界担忧的是，这次事件最终导致了1962年10月的古巴导弹危机，美苏关系因此陷入死局，随时可能引爆核战争。直到1963年的夏天，肯尼迪才开始为冷战降温，将注意力转移到民权问题之上。同年6月，他公开承诺将推动联邦政府执行废除种族隔离的法案。然而，他没能亲眼见证1964年民权法案的通过，就在1963年11月22日遇刺身亡。在整个总统生涯中，他为一代美国人展现了希望，弱化了恐惧，然而这一代人目前所面临的边疆，远非尼克松口中的新边疆，而是如同美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那样，充满暴力和未知。
注释：
[1]Anonymous (300 soldiers) to the Editor, Baltimore Afro-American, November 23, 1942; Pvt. Norman Brittingham to Truman K. Gibson, Jr., July 17, 1943, both in Phillip McGuire (ed), Taps for a Jim Crow Army: Letters from Black Soldiers in World War II (1983. Reprint. Lexington: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1993) 11, 18; Anonymous Maryland Black Soldier to the Secretary of War, October 2, 1865, in Ira Berlin et al. (eds.), Freedom: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Emancipation, 1861-1867, Series II, The Black Military Experience (New York a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654; James Henry Gooding to Abraham Lincoln, September 28, 1863, in Corporal James Henry Gooding, On the Altar of Freedom: A Black Civil War Soldier's Letters from the Front, ed.Virginia M. Adams (Amherst: The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1991) 120.
[2]Anonymous, to Mr Carl Murphy, June 26, 1943, in McGuire, Taps for a Jim Crow Army, 42-44.
[3]Franklin D. Roosevelt, State of the Union Address, January 6, 1942, available at:http://www.presidency.ucsb.edu/ws/index.php?pid=16253 (August 1, 2010).
[4]Roosevelt, Annual Address on the State of the Union, January 6, 1941; and Inaugural Address, January 20, 1941.
[5]Philip Van Doren Stern (ed.), The Pocket Book of America (New York: Pocket Books, 1942), Introduction by Dorothy Thompson, v, vii.
[6]Edward Everett Hale, “The Man Without a Country, ”in The Man Without a Country and Other Stories (Hertfordshire: Wordsworth Editions, 1995) 7-8.
[7]Langston Hughes, “My America, ”Journal of Educational Sociology, 16:6(February, 1943) 334-336, quotations 336.
[8]General George C.Marshall, “Speech to the Graduating Class, United States Military Academy, May 29, 1942, ”available at: http://www.marshallfoundation.org/Database.htm (August 10, 2010).
[9]GI quoted in Paul Fussell, The Boys' Crusade, American G.I.s in Europe: Chaos and Fear in World War Two (London: Weidenfeld＆Nicolson, 2004) 41.
[10]New York Times, August 8, 1943.
[11]“Defeat at Detroit, ”The Nation, July 3, 1943: 4.
[12]Henry R. Luce, “The American Century, ”Life, February 17, 1941, reprinted in Michael J. Hogan (ed.), The Ambiguous Legacy: U.S. Foreign Relations in the‘American Century, '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12, 20, 26.
[13]Henry A. Wallace, “The Price of Free World Victory, ”in Russell Lord (ed.), Democracy Reborn (New York: Reynal and Hitchcock, 1944) 190.
[14]Franklin D. Roosevelt, “Fireside Chat 36, ”June 5, 1944, available at: http://www.presidency.ucsb.edu/ws/index.php?pid=16514 (August 20, 2010).
[15]Harry S. Truman, “Special Message to Congress, ”March 12, 1947, available at:http://www.presidency.ucsb.edu/ws/index.php?pid=12846＆st=＆st1= (August 20, 2010).
[16]Gunnar Myrdal, An American Dilemma: The Negro Problem and Modern Democracy (1944. Reprint.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Publishers, 2003) 562.
[17]To Secure These Rights: The Report of the President's Committee on Civil Rights (1947), available at: http://www.trumanlibrary.org/civilrights/srights1.htm(August 22, 2010):) 80, 82, 87, 139.
[18]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 347 U.S. 483 (1954), available at: http://caselaw.lp.findlaw.com/scripts/getcase.pl?court=US＆vol=347＆invol=483 (August 22, 2010).
[19]Dwight D. Eisenhower, “Special Message to Congress on the Situation in the Middle East, ”January 5, 1957, available at: http://www.presidency.ucsb.edu/ws/index.php?pid=11007＆st=＆st1= (August 23, 2010).
[20]Dwight D. Eisenhower, “Annual Message to Congress on the State of the Union, ”January 9, 1958, available at: http://www.presidency.ucsb.edu/ws/index.php?pid=11162 (August 23, 2010).
[21]21 John F. Kennedy, “First Inaugural Address, ”January 20, 1960, available at: http://www.presidency.ucsb.edu/ws/index.php?pid=8032 (August 23, 2010).
第十一章 夜幕下的大军反主流文化和反革命
就在美国这片土地上，人们曾经相信上帝和每个人同在；他不仅给人以怜悯，而且还给人以力量，所以整个国家属于人民。
诺曼·梅勒《夜幕下的大军》，1968年
1963年底，肯尼迪遇刺身亡，林登·约翰逊突然被提拔进入了美国总统办公室。他不仅需要将民心从前任总统那里争取过来，还不能辜负传承了半个多世纪的自由主义。自西奥多·罗斯福以来，在他之前的几乎每个总统都向这个国家提出过某种政策或者承诺过新的开始，例如公平待遇、公平施政、新政、新自由以及1960年肯尼迪所说的新边疆，即“一个充满了未知的机遇与风险的边疆，一个有着未曾实现的希望却又有着威胁的边疆”。任何一个国家可以维持的新政策大概都是有限的，尤其是在1963年时本身历史也不长的美国。然而，约翰逊有他自己的计划，这个计划合并、概括了那些伴他成长的所有承诺，不是要缓解全国性贫困，而是要潜在地解决战后繁荣期的个体贫困问题，并且最终将会履行美国的承诺：“伟大的社会”（Great Society）。
不过，由于约翰逊并不是通过竞选当选上的总统，他在一开始就只局限于把肯尼迪未竟的事业付诸实现：通过《民权法》（1964年）。从理论上讲，这个法案将在全国各地的图书馆、学校、餐厅、旅馆、体育设施和就业场所全面消除公众歧视。约翰逊不顾南方人对这部法案的反对，还成立了均等就业机会委员会（EEOC）来确保非裔美国人、少数群体以及女性的同工同酬。然而，仅凭遇刺的肯尼迪的精神并不足以缓和那些反对立法的人的敌意。从民权法引发的暴力和敌意的大背景来看，民权法在美国走向完全的公民国家主义的路上是颇富争议的一步。面对着来自种族主义者以及共和党的反对，约翰逊向当时在参议院的民主党党鞭、后来担任副总统的休伯特·汉弗莱（Hubert Humphrey）指出，他深知自己必须让民权法成为“一部美国的法案，而不只是一部民主党法案”。即使法案被通过，约翰逊也仍然担心自己没有成功。他对当时的副手比尔·莫耶斯（Bill Moyers）说：“我觉得我们刚刚把南方交给了共和党，这还将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1]
民权法也许是将南方交给了共和党，但却没有将其从暴力中解救出来。1964年夏天，在密西西比州，民权活动人士和南方种族隔离主义者之间的暴力冲突愈演愈烈，其催化剂正是民权法没有直接解决的一个问题：投票权的问题。这年6月，密西西比州夏天计划（又称“自由之夏”）启动，试图提高投票选民中非裔美国人的比例。包括争取种族平等大会、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和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在内的民权群体，为密西西比州的非裔美国人口组织了选民登记活动。此前，在1961年，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就曾做过类似的尝试，但是遭到了反对者的打压，一位当地组织者也遭谋杀。因而，在这样一个能够以如此极端的形式反对黑人选民的州里，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对于实施宪法第十五修正案（投票权）不再抱有幻想。尽管如此，这场运动还是遭遇了难以想象的公然挑衅。爆炸和殴打事件自不必说，从肯尼迪当选总统到1965年民权法通过期间，有20余名活动家在推进南方民权的过程中遭到谋杀。
然而，白人至上主义者迫害的对象不仅仅是黑人。他们绑架谋杀了三名激进主义分子：迈克尔·施韦特纳、安德鲁·古德曼和詹姆斯·钱尼，其中两名（施韦特纳和古德曼）都是来自纽约的白人学生。这起事件激起公愤，政府最终不得不采取行动。让人沮丧的是，历史似乎又在重演，约翰逊像近一百年前的尤利西斯·格兰特那样，派联邦调查局去往南方。虽然三名激进主义分子的尸体都被找到，但这并没有自动引发一桩谋杀审判。在当时，谋杀（主要）是一种州犯罪，而不是联邦犯罪；到1965年时，即便是谋杀美国总统也算不上联邦犯罪。在这起事件上，密西西比州政府拒绝起诉。因而，联邦政府不得不像之前在迈德加·埃弗斯谋杀案中的做法那样，援引19世纪所谓南方重建时期的立法，也就是1870年执行法案，来起诉那些谋杀嫌疑犯。
如果说在白人对黑人的暴力以及阻止这种暴力的立法限制问题上，19世纪的美国和20世纪的美国之间的相像让人沮丧，也还是有些方面能让人看见希望。20世纪60年代被称为美国的“第二次重建时期”也是不无原因的。联邦调查局负责人埃德加·胡佛和格兰特执政时期的特工处负责人海勒姆·惠特利（Hiram B. Wheatley）一样，有着自己特别关注的事情，因而最初并没有能够把民权放在首位。惠特利沉迷于城市里的移民问题，胡佛则痴迷于农村地区的共产主义问题，两个人对非裔美国人的困境都没有表现出特别的同情，不过在打击犯罪的时候也都没有肤色歧视。当然，胡佛也还是授权对马丁·路德·金进行窃听，并且他掌管的反间谍计划（COINTELPRO）也是针对黑人攻击性犯罪群体的，不仅包括伊斯兰民族组织（一个非裔美国人宗教激进主义组织），还包括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和南方基督教领袖会。但是在密西西比谋杀案之后，反间谍计划就开始将注意力转向那些包括三K党在内的白人攻击性犯罪组织，并且取得了相当的成功。
在政界，民权法带来的不良影响汇集在了1964年的总统大选中。新泽西州大西洋城的民主党大会面临着来自密西西比自由民主党（MFDP）的挑战。密西西比州剥夺了非裔美国人的公民选举权，密西西比自由民主党由此成立，注册了约6万黑人选民，要求在民主党大会上获得该州的席位。由于民权活动家法尼·罗·哈默（Fannie Lou Hamer）详细地描述了在实行种族隔离的密西西比州成长过程中的恐怖回忆，以及自己想在那里注册投票而遭到警察粗暴对待的经历，媒体报道都站在密西西比自由民主党一边。尽管如此，一些白人代表还是威胁要离开会场。这种情况之前也发生过，那是在1948年杜鲁门废止武装力量中的种族歧视之后。事实上，怒气冲冲地离开似乎是南方白人的一种传统做法，但却不是1964年约翰逊会纵容的做法。
约翰逊也许害怕自己已经失去了南部各州，但他并不想完全疏远那里的白人选民。他毕竟还是有自己的优先事务：首先“向贫困宣战”，再将其演变成“伟大社会”计划，等竞选后拿到国会去通过——假定他能赢了大选的话。白人对民权法和联邦强行废止南方的种族歧视的对抗，在1964年成为一股潜在的强大政治势力。在初选中，亚拉巴马州州长乔治·华莱士（George Wallace）的表现好得出奇，虽然还不至于好到能对约翰逊的候选资格构成威胁，但已经足以表明华莱士的种族隔离主义信息是有受众的，并且这些受众也不只是在亚拉巴马州。前一年，华莱士当选州长的时候，就已经赢得了全国性的声誉或者说恶名，因为他曾宣布自己代表着“现在的种族隔离，明天的种族隔离，永远的种族隔离”。他自己后来对这种言论也予以否定。这种言论可以说更多的是出于政治私利，而不是什么根深蒂固的情结。
不过，在1964年，出于政治私利的要求，民主党需要在党内强硬派种族隔离主义者和密西西比自由民主党之间实现某种妥协。这种妥协就是承诺1968年的民主党大会将会实现完全的整合，但这样做却有可能两头不讨好。1964年的民主党大会代表了民权运动的一个关键转折点：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开始出现，一边是像马丁·路德·金这样认为应当致力于在未来实现整合的人，另一边则是那些认为推迟在民主党内废止种族歧视有欠妥当的人。因此，1964年之后的时期见证了新激进主义的崛起，即“黑人权力”运动。黑人权力的概念起源于激进民族主义者马尔克姆·X（Malcolm X），他在1965年遭到暗杀身亡，但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领导斯托克利·卡迈克尔（Stokely Carmichael）将他提出的概念推广了开来。黑人权力并不仅仅是一种政治立场，而是一种完全的文化转变，那些人像卡迈克尔一样越来越认为整合是“不相干的”，他们想要的不是未来会作出改变的承诺，而是“现在就自由”。
1964年，自由也在共和党的议程上：不受联邦政府干涉的自由，以及远离共产主义的自由。他们推举了巴里·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参加大选，戈德华特主张的是一个本质上保守主义的议程，这个议程围绕削减“大政府”（Big Government）制定，包括“击退”中国的共产主义力量、在美国国内推行社会福利计划。在选举中，他关于“州权”的保守主义观点在最南部地区（亚拉巴马州、佐治亚州、密西西比州、路易斯安那州和南卡罗来纳州）以及他自己的家乡亚利桑那州都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但在其他地方则毫无建树。三K党对戈德华特的支持（图63）也许印证了约翰逊对于民权法将南方交给了共和党的担忧，不过总的说来，竞选结果清楚表明，最南部地区与美国其余各州都没有联系，与三K党更没有联系。民主党试图暗示戈德华特本人不合拍，并且不是说和国家不合拍，而是精神失常。针对共和党提出的不怎么激励人心的口号——“你心里知道他是对的”——民主党予以回击，用了句更俏皮的口号，“动动脑子，他是疯子”。当然，戈德华特绝不是疯子。他的政治讯息在1964年时没有引起选民的共鸣，却为未来立下了一个指向标。与最南部地区的种族隔离不同，保守主义在未来还会再度抬头。
图63 1964年7月，三K党及其反对者在一次三K党游行活动中发生冲突（沃伦·莱弗勒拍摄）。巴里·戈德华特试图在共和党全国大会上获得总统候选人提名。此次游行便是为了支持他的竞选活动。由美国国会图书馆印刷品与照片部友情提供（LC-DIG-ppmsca-03195）。
1964年的大选在其他不少方面也让人难忘，不仅是因为使用了这些标语口号，也是因为放映了颇有争议的民主党宣传片《雏菊》。这部宣传片仅仅官方放映过一次，但后来在各个新闻频道都被播放。由于共和党候选人戈德华特拒绝完全排除未来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民主党制作了这部宣传片作为回应。在60秒的短片中，一个小女孩拈着一朵花的花瓣从一数到十；最后一片花瓣掉落的时候，一个男人的声音开始给爆炸倒计时；镜头聚焦在小孩脸上，她抬头望着天空；镜头聚焦到她的眼睛，她的瞳孔里映出核爆炸的情景。“11月3日去投票给约翰逊总统吧，”洪亮的画外音响起，“留在家中的赌注太高了。”[2]这部宣传片暗示戈德华特一旦当选就会发起核战争，因而遭到批评、并立即被撤下，但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人和全世界人民都对核世界末日心存恐惧，而这部宣传片正是挖掘了这种恐惧情绪。事实上，《雏菊》宣传片是一个持久有效的政治武器，从1964年首次亮相以来几度被修改借用，尤其是在1996年的共和党竞选活动中被大肆利用，那时，片中的小孩面临的威胁已经不是核战争，而是毒品了。
尽管这部宣传片一针见血、十分深刻，但约翰逊在1964年总统大选中获得的压倒性胜利并不归功于这部宣传片。约翰逊以超过61%的选票获得决定性胜利，从而终于可以授权实施自己的立法纲领，同时也向民权活动家承诺民主党大会至少在未来将会实现整合——但即便是像马丁·路德·金这样的和平主义者也不愿意等上那么久。大选一结束，约翰逊就决定抓住势头，争取在亚拉巴马州扩大投票权，给华莱士对于亚拉巴马州将永远处于种族隔离统治之中的断言送上迎面一击。1965年，马丁·路德·金组织了一场从塞尔玛市到蒙哥马利市的行走游行示威，让电视镜头又一次有机会捕捉南方执法官员对试图穿过埃德蒙·配特斯大桥的民权活动家施以殴打、投放催泪瓦斯的画面。对于像卡迈克尔这样的黑人活动家而言，这座大桥实在是太长了，而因为不同的民权组织动机的冲突愈演愈烈，原本就如何继续行动达成的共识也打了折扣。
第二年，詹姆斯·梅雷迪思（James Meredith）结束了在密西西比大学的痛苦教育经历之后，发起了一次“反恐惧游行”，鼓励南方的非裔美国人利用刚刚获得的投票权，及时注册参与11月的中期选举，然而只有很少数的民权团体对此感兴趣。尽管如此，梅雷迪思还是勇敢地和两位同伴开始了游行，但还没有走上10英里就被一位白人极端分子开枪打伤（幸好不是致命伤）。这场抗议随之升级，种族平等大会和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也开始加入游行，将之变成了一场更激进的“梅雷迪思游行”。这场游行标志着对白人至上主义的消极抵抗开始转向以黑人权利运动为代表的更积极的立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激进民权活动人士放弃了白人自由主义、不再相信联邦政府能有效地保障平等之时，政府却终于做好了准备，至少尝试去信守约翰逊所称的“美国的承诺”。
总统对塞尔玛游行迅速做出了回应。在全国广播讲话中，他谈到美国人坚信并且捍卫“人类的尊严和民主的命运”，同时也将塞尔玛游行事件与独立战争爆发时莱克星顿和康科德地区的游行事件，以及内战结束时阿波马托克斯的游行事件相提并论。他指出，这些事件象征着“人类永无止境地追寻自由”过程中的转折点。约翰逊还呼应马丁·路德·金1963年的演讲，提醒国会“已经过去了一个世纪，距离提出平等的承诺已经过去了一百多年，而黑人却没有获得平等”。“塞尔玛发生这样的事，我们没有理由感到自豪，”约翰逊指出，“上百万美国人长期拒绝这些平等权利，我们也没什么理由感到自满。”“但是，”他断言道，“我们有理由怀抱希望。”[3]
从1954年布朗起诉教育委员会案开始，到《投票权法案》（1965年）通过以及宪法第二十四修正案废除对特权的人头税限制，美国完成了一整套的民权改革。但民权问题涉及的从来都不只是南方的非裔美国人。约翰逊揽过大权的时候，美国已经在最高法院首席法官（1953—1969年）厄尔·沃伦的推动下，开始在美国信条的背景下重新解读宪法（这里的美国信条是一个广义上的概念，因为20世纪的美国形势一直在变，美国公民身份的含义也一直在变）。对宪法的重新解读被一些人称为“权利革命”，而这次革命的动力主要源自新政，这也是美国历史上继19世纪重建修正案之后联邦政府与人民之间关系的又一次变革，意味着联邦政府已经转向保护个体和团体的权利，并且寻求扩大自由。
这些新权利不仅涉及种族平等和公民权问题，更涉及执法问题。在当时的南方，有许多黑人和白人民权活动家都被捕入狱，因而执法问题至关重要。在解决法律面前不平等的问题上，有四个具体的案例：马普诉俄亥俄州案（1961年）、吉迪恩诉温赖特案（1963年）、埃斯科韦多诉伊利诺伊州案（1964年）以及米兰达诉亚利桑那州案（1966年）。在法庭看来，在这四个案例中，抓捕行为都存在某种程度上的不公平。马普案确立了起诉必须基于合理的证据，并且证据的获取必须符合第四修正案关于搜查及扣押的限制性规定；吉迪恩没有钱请律师，法院裁决在这种情况下，州政府必须为当事人提供律师帮助；在埃斯科韦多案和米兰达案中，法庭做出了最重大的改变，即确立了审问当事人时必须有律师在场，必须告知嫌疑人其享有的宪法权利，也就是所谓的“米兰达警告”（Miranda warning）。这些案例对于推进民权而言都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但对于当时的一些美国人，尤其是非裔美国人来说并没有多少帮助，种族、性别和司法上的歧视既没有自行消亡，也没有得到有力根除。
在美国北部，非裔美国人的境遇也不比塞尔玛地区好上多少，黑人激进主义因此愈演愈烈。1965年夏天，洛杉矶以非裔美国人为主的瓦特地区爆发种族暴乱。国民警卫队再次出动平息暴乱，美国电视机前的观众也再次面对撕裂他们国家的暴力景象。《生活》杂志后来将瓦特暴乱称为20世纪60年代的“分界线”，指出这次爆发“撕裂了合法民主社会的结构，定下了对抗与公开反抗的基调，而这正是我们当前状况的典型特征”[4]。
然而，瓦特暴乱作为一条分界线的意义只在于，从这场暴乱开始，对抗和公开反抗不再局限于南方。1965年后，社会骚乱影响到许多北方城市，尤其是纽瓦克、新泽西、底特律和密歇根。从这种意义上而言，人们就美国信条的含义及其与美国公民身份之间的关系所达成的共识已经发生转变。与1964年大选之前相比，人们对民主社会已经普遍不再抱有幻想。对这种现象的解释通常是，当时的美国越来越多地参与到了东南亚事务中。但如果将20世纪60年代作为一个整体来看，仅仅以越南战争作为理由虽有一定道理，但也是有误导性的。在那个时期，出现了一个名词“越战综合征”，暗指1975年以后美国人不情愿卷入外国事务，不情愿应对持续存在的共产主义挑战。从历史角度来讲，想要评估那场战争造成的政治、文化和军事影响还为时尚早，但这个名词也同样适用。当然，毋庸置疑，影响是确乎存在的。
越战是肯尼迪给继任者的遗赠中最重要的一个元素，而这又是肯尼迪从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的信条中继承而来的——施行遏制政策，致力于援助其他国家，打击在二战中产生、在冷战中壮大的共产主义。与此同时，尽管美国没有像欧洲国家那样在二战期间备受摧残，但武器技术的发展，尤其是核武器的威胁还是让美国感觉到了未来的危险。对此，美国的回应是加强国家安全体制，并在这一过程中加强自己的军工复合体。为了实现这些目标，美国一方面建立了掌管国家安全的官僚机构，包括国防部、中央情报局（CIA）和国家安全委员会（NSC），另一方面发展民防组织、培养间谍和反间谍、加大对军事研发的投入。
从防御的角度来看，二战后的美国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一方面，美国相信共产主义是自己的敌人，用艾森豪威尔的话说，这个敌人是“一个全球范围的意识形态敌人，它性情敏捷、目的冷酷、方法狡猾”，它带来的威胁恐怕“要无限延续”。另一方面，变得和自己最恐惧的敌人太过相像的风险也是一种危险。1961年，艾森豪威尔在告别演说中指出“一支庞大的军队和一个大规模的军事工业相结合，这在美国是史无前例的”，尽管这种结合很有必要，却还是带来了“重大的影响”。他警告美国政府“警惕军工复合体带来的预料之中或意料之外的不利影响”，“只有警觉而明智的美国公民才能让庞大的工业和军事的国防机构与我们和平的手段和目标恰当配合，以使安全和自由并驾齐驱，同获成功”[5]。
就告别演说而论，这段话也许有些令人费解。但实际上，艾森豪威尔是在劝告美国人既要发展国防力量、又要抵御这种力量。这是完全符合美国传统的。毕竟，早在1796年，乔治·华盛顿就警告美国人不仅要警惕国际事务的威胁，也要提防内部不满的危险。到了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已经无法继续避免卷入国际事务，而来自内部的不满仍然是个威胁，不管是像共产主义那样反对美国信条的势力，还是那些狂热保护美国信条、想要壮大自我力量的势力，都有可能将美国从内部瓦解。在越战之后，军工复合体的确变成了一种单独存在的邪恶幽灵，但这其实是冷战带来的问题。冷战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人们对于苏联邪恶“无限”的威胁的恐惧，这种恐惧反过来又助长了美国人的信念，认为美国可以，也必须打赢这场战争。在这场战争中，没有有形的敌人，这场战争是为了保卫美国的国家身份，这种国家身份植根于战争，也通过战争变得愈发明晰。
当然，冷战并不是美国单边挑起的，有一些危险也绝不是危言耸听。在越南问题上，尽管共产主义是公认的威胁，但很快，美国的军事信誉就成了主要的问题。美国在1950年决定援助法国保持对印度支那半岛的控制，这种决策的背后正是遏制政策，也就是所谓的“多米诺理论”，即美国担心一旦有一个国家“落入”共产主义手里，将会迅速导致亚洲和中东地区的许多国家也落入共产主义手中。即便如此，美国的这项决定也不是完全独立做出的。事实上，美国最初并不确定二战结束后法国保持在印度支那的殖民统治是否对美国有利，但英法两国的利益都与法国能否保持自己在全球的地位息息相关，而这又离不开美国的支持。美国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一下子放松戒备。不过，艾森豪威尔将权力移交给肯尼迪时，美国已经在为南越地区吴庭艳的亲美政府提供资金和“建议”（武装起来的建议），助其抵御北越地区“越共”的侵犯。
对肯尼迪而言，美国在越南的反暴动行动在一定程度上是出于他不希望像杜鲁门那样遭到谴责。杜鲁门曾遭到共和党对手的指责，称他让中国在1949年“落入了”共产主义手中。与此同时，肯尼迪又不情愿把美国军事力量投入一场说不清缘由、也看不到尽头的战争之中，这在很大程度上也限制了美国在越南行动的成功。1961年秋天，肯尼迪派顾问麦斯威尔·泰勒（Maxwell Taylor）将军赴越南评估局势。泰勒认为，如果没有美国地面部队的帮助，南越是抵挡不住北越的。但肯尼迪对此不能肯定。“军队将会进入，人群将会欢呼，但四天后就没有人会记得了，”肯尼迪对历史学家亚瑟·施莱辛格（Arthur M. Schlesinger）说道，“然后就会有人和我们说，得派去更多的军队。这就像是喝酒，酒精的效力逐渐退去之后，你就得再来一杯。”[6]尽管如此，美国还是向越南派出了部队，并且正如肯尼迪所担忧的那样，很快就要再次增援。1961年底，美国派出900名士兵，一年后达到11000名，而到了1968年时，已经派出了50多万。很快，一切显而易见，美国为了遏制南越的共产主义势头而付出的代价是高昂的，并且会更高昂。“到了1965年底，”《生活》杂志回忆道，“越南已经打响了一场真正的战争——以及一桩国家审判。”（见图64）
1964年，约翰逊为美国大选奔走活动之时，越战已经在逐步升级。8月，北越军舰在东京湾地区疑似向一艘美国船舰开火，约翰逊断言这是一桩侵犯美国的行为，国会因而通过了《东京湾决议案》。这份决议案虽然不是正式的宣战书，却具有同等的效力，允许采取“一切必要举措”抗击北越。次年3月，美国发起滚雷行动，对北越地区进行了地毯式轰炸，不久，美国海军陆战队抵达南越。一周后，约翰逊在国会面前重提“美国的承诺”。“这是古往今来最富裕、最强大的国家。往昔的帝国在我们国家面前不值一提。然而，”约翰逊在结尾说道，“我不想成为一位建造帝国、追寻宏图、扩张势力的总统……我想当这样一位总统：帮助终结人们之间的仇恨，促进各种族、各地区、各党派之间的友爱，帮助终结这个地球上兄弟之间的战争。”
图64 1965年4月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指向一幅越南地图（马里恩·特里科斯克于1965年4月26日拍摄）。在前一个月，美国开展了三项军事行动来袭击北越、保卫南越：滚雷行动、火镖行动和弧光行动。由美国国会图书馆印刷品与照片部友情提供（LC-USZ62-134155）。
“垮掉的一代”
有人说，如果你忘不了20世纪60年代，那么你可能并没有在那个年代生活过——这句嘲弄看似荒谬，却非常精准。美国在越南遭受打击的不仅是军事实力，还有道德律令。从当时的反战游行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看出民众对越战的看法。1969年，《生活》杂志在总结20世纪60年代时为其贴上了“动荡与变化”的标签，这并不仅仅是因为当时还在进行的越战，也是因为就在前一年，马丁·路德·金和罗伯特·肯尼迪（Robert Kennedy，约翰·肯尼迪的弟弟、当年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相继遭到刺杀。这些事件比近五年前约翰·肯尼迪遇刺身亡的事件甚至还要令举国震惊。不过，和其他大多数媒体一样，《生活》杂志在思考美国历史的这个阶段时，对于美国实际上所经历的“巨大力量和改变”的报道还不够翔实。媒体常常大肆宣扬20世纪60年代是个险里逃生的年代，但在如今看来，这个年代多少有些名不副实。
当然，如果没有越战，不管是20世纪60年代的理想主义还是紧随其后的幻灭感都不会如此有影响力。在当时以及后来被认为是激进主义的势力，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反对势力而存在，但这些反对势力并不是在越战中才产生，而是在越战中、在当时整个西方世界的文化背景下得到了增强。在1964年约翰逊竞选美国总统和1965年越战升级期间，一些乐队的歌曲似乎正是当时反叛（在经济上却又精明）的年轻一代的例证。披头士乐队和滚石乐队在1964年举办了首轮美国巡演，他们的出现在群众里引起了狂热的反响，似乎也为这一代人定下了基调：这代人的情感在音乐和道德的问题上尤其容易爆发。“时代在变。”鲍勃·迪伦（Bob Dylan）在同一年向美国人说，他在歌词中也指出了代沟的存在，而这也成为那个时代的特点。“美国土地上的父母们”被建议不要去批评他们不能“理解”的事情，而他们当中一定有许多人想要将这些唱片和光盘扔到窗外。
越战时期成长起来的那代人后来被称为“垮掉的一代”。在越战初期，那代年轻人，而不是他们的父母，是最为支持战争的群体。他们或是目睹了“最后解决”方案（纳粹对欧洲犹太人的大屠杀方案）的后果，或是参加过朝鲜战争，因此，并不难想象“垮掉的一代”这种说法对他们产生了何种影响。越战刚刚打响的时候，美国人当中只有1/1000的人明确反对战争，因而可以说，最开始对于美国军事介入越南的反对声音并不响亮。从这种意义上而言，反战运动堪比19世纪的废奴运动：两者最初都是出于道义的边缘运动，随着政治、文化和军事环境发生转变，演变成为群众运动。对于内战中的一代人来说，这种转变是一场开启“自由的新生”的战争。对于越战中的一代人而言，这种转变则是更靠近一个世纪前对自由的承诺，远离了战争。
不过，在1964年，还很少有美国人会质疑自己国家的军事实力和道德权威。事实上，一直到次年的秋天，还有两万美国民众走上纽约街头举行支持战争的游行，而这并不是什么非典型事件——但是考虑到整个美国历史，则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对于美国介入越南战争，美国民众最初是高度认同的，在美国史上，除了二战和内战之外，这种认同度是极为罕见的。华盛顿当年总要苦苦挣扎才能招募并且维持大陆军的兵力；美国加入一战的时候，有64%的美国人表达了担忧；对于朝鲜战争，也有62%的美国人感到不安。与之相反，在1964年，有85%的美国人支持美国介入越南战争，并且直到1969年，仍有65%的美国人继续表示支持。[7]
20世纪60年代早期，城市动乱和摇滚乐似乎都没有让美国人明显偏离信仰。约翰逊也在雄心勃勃地一心想要消除贫困，美国的承诺也似乎就要实现了。即使是那些对美国民权发展是否会有进展持怀疑态度的人，也难以质疑约翰逊对美国的评估，它不仅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而这种强大主要来源于美国的武装力量、战争中展现的军事实力以及战争胜利给这个国家带来的经济实力。
1964年，二战结束还不到20年，为消除二战造成的经济影响而打响的除贫战争看起来同样有可能取得胜利。约翰逊提出了名为“伟大社会”的社会福利计划，沿用罗斯福新政中对于自由的表达，追求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免于不平等的自由。这项计划包括了一系列就业、教育、环境保护和公共健康倡议，这些倡议也许起源于过去的改革，但关注的是当下的问题。《经济机会法》（1964年）保障了工作经验积累计划的实施，《高等教育法案》（1965年）加强了教育发展计划，尤其是学龄前儿童启蒙计划的实施，而国家老年人医疗保险制度和医疗补助计划则致力于为老年人和穷人提供医疗保险。仿照肯尼迪建立的国际和平队，美国国内也有了类似的为美国服务志愿队（VISTA）。除此之外，约翰逊还提出了一系列环保措施，包括清拆市中心区的贫民区、制定保护乡村河流水道免受污染的法规等。
与此同时，随着这些计划的实施，曾经确定的事情也开始变得不确定。也许不可避免地，联邦政府对于社会经济变革的推动也鼓励了，而不是压制了草根阶层的改革冲动。一个改革议程不管是着眼于性别、种族、环境、政治还是外交政策，在自己的领域里都会造成潜在的冲击。但在20世纪60年代，一系列在其他时候也许会相互矛盾，或者至少相互竞争的改革议程，却在所谓的“反主流文化”运动中汇合在了一起。反主流文化运动并不是一个连贯的运动。事实上，这场文化运动的元素间并不连贯，但它不是向美国信条本身，而是向美国信条在实施过程中的不足发起了持久的、多层面的挑战。反主流文化运动也旨在创造一个“伟大社会”，虽然这个伟大社会和约翰逊所构想的不大一样。
在当时，不是所有参与反主流文化运动的人都会这么认为，但有些人的确是这样想的。新左派的崛起以及像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SDS）这样的组织，带来了一条严肃的政治讯息，这条讯息在美国传统中由来已久，是一种永恒的追问：作为一名美国公民意味着什么？美国代表着什么？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在冷战背景下发起一系列民权抗议活动，希望以此挑战它所认为的那个时代的“统治神话”。该组织认为，20世纪60年代“社会生活的一个决定性特征”就是“乌托邦与希望的衰亡”，并力图建立起所谓的“个人参与的民主”，以“植根于爱、反省、理性和创造力的权力”取代“植根于占有、特权和境况的权力”。简而言之，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传播的情绪十分强烈，足以吸引那些具有高尚情操的人，同时又非常含糊，足以吸引几乎每一个人。“一个新的左派，”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宣称，“必须由更年轻的人组成。”[8]这番言论并不令人吃惊，因为该组织本身就是一个学生组织。但也可以推测，随着这些“更年轻的人”变老，它的影响力会逐渐消退。不过对于20世纪60年代的太多美国人来说，他们根本就没有变老这个选项。
1965年，将近1500名美国士兵在越南阵亡。到了1966年，这个数字攀升到5000多，到了1967年，更是增长到9000。然而，1967年7月的哈里斯民意测验调查显示，72%的美国人仍然支持越战。同年10月，支持率降至58%，但到了圣诞期间又有所回升，约有60%的人支持越战升级。显然，美军在越战中的伤亡数字和民众对越战的谴责之间如果说存在什么因果关系的话，也是一种让人感到困惑的关系。就这一点而言，1967年正是一个佐证。
1967年正是《时代》杂志将“嬉皮士”运动作为其封面故事的那一年。嬉皮士运动始于在旧金山的金门公园门前举办的“人类大聚会”反主流文化行为艺术表演，随后又在海特区举办了“爱之盛夏”活动。而在其他城市，尤其是波士顿、底特律和纽瓦克，“爱”却供应不足，种族暴动也遭到国民警卫队的镇压（见图65），因而《新闻周刊》将“爱之盛夏”更名为“不满之夏”。同年10月，大学生发起了“停止征兵周”活动，随后，反越战示威者在五角大楼前举行反战游行，作家、新闻记者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的非虚构小说《夜幕下的大军》（The Armies of the Night，1968年）正是源于这次游行。然而，这次游行并没有像媒体所报道的那样产生足够的影响。1967年底，根据哈里斯民意测验调查的结果，70%的美国人表示不赞成反战游行。
图65 《1968年华盛顿暴乱发生之后》（沃伦·莱弗勒于1968年4月8日拍摄）。华盛顿国民警卫队于华盛顿街头巡逻。1968年4月4日，马丁·路德·金遇刺后，全国各地爆发了为期5天的种族暴乱。但其实在1968年之前，在许多城市的街头已经正常有武装力量巡逻。尤其是在1967年的“不满之夏”之后，成立了国家民事骚乱专项顾问委员会（克纳委员会）。由美国国会图书馆印刷品与照片部友情提供（LC-DIG-ppmsca-19734）。
这场城市动乱让约翰逊感到震惊，为了探明这场发生在市中心的暴动的原因，他组建了一个委员会，任命伊利诺伊州州长奥托·克纳（Otto Kerner）为主席。克纳在次年提交的报告里得出了一些忧心的结论，尤其是美国“正在走向两个分离的、不平等的社会：一个是黑人社会，另一个是白人社会”。“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一直以来渗入美国人生活的很多方面，”报告指出，“现在，它威胁到每一个美国人的未来……如果当前的进程持续下去，将会继续导致美国社会的两极分化，最终摧毁基本的民主价值。”报告表明，许多暴动的直接原因是非裔美国人“针对美国白人社会的地标性建筑”而非针对美国白人本身的暴力，刺激这种暴力行为的因素包括警察的伎俩、失业、联邦雇佣的“不足”、教育以及社会福利项目。“美国白人永远不会完全明白，同时也是黑人永远不会忘记的，”报告总结指出，“正是白人社会与贫民窟有着密切的联系。白人机构创造了贫民窟、维持着贫民窟，同时也在纵容贫民窟。”[9]
对于日益陷入困境的约翰逊而言，这份发人深省的评估报告并没有很好地反映出“伟大社会”项目的成功，越南的军情也已经让他的这一项目打了折扣。1968年，也就是克纳报告提交的这一年，正值美国总统大选，而这一年美军在越南的形势从一开始就很糟糕。越方于1月开始发动春节攻势，北越（越共）部队打入了美国在西贡的使馆驻地，并且将美国部队围困在了老挝附近溪生地区的美国空军基地——对于这些战况，美国民众都可以从大量的媒体报道中知悉。美军伤亡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民意调查显示约翰逊正在失去美国民众的支持。他当然也失去了自己党派的支持。自1912年以来，民主党首次在内部出现了总统竞选人的挑战：明尼苏达州议员尤金·麦卡锡（Eugene McCarthy）和罗伯特·肯尼迪都宣布参加总统竞选。约翰逊退身而出，让他们二人一决雌雄。3月底，约翰逊宣布“我将不会寻求，也不会接受我的党派再次提名让我担任你们的总统”。没过几天，在田纳西州的孟菲斯市，马丁·路德·金遭到了暗杀。
图66 歌手艾萨·凯特公开批评越战后，一场反战抗议在白宫门口举行（沃伦·莱弗勒于1968年1月19日拍摄）。由美国国会图书馆印刷品与照片部友情提供（LC-DIG-ppmsca-24360）。
然而，不管是马丁·路德·金和罗伯特·肯尼迪遇刺，还是民主党出现分裂，或是作战前线部队中黑人比例失调（与美国人口构成相比）让持久存在的种族隔阂加剧、恶化，都没能动摇美国的外交政策，也没能终结美国人对越战的支持。并不是说没有人抗议，但这些抗议没有持续太长时间，当然也不会都像1967年五角大楼前的那场游行那样规模巨大。当著名歌手艾萨·凯特（Eartha Kitt）鲁莽地，或者说愤怒地在一场白宫午宴上批评当局的外交政策时，她的行为赢得了支持，也遭到了责难（见图66）。女演员简·方达（Jane Fonda）于1972年赴越南河内地区，坐在用作攻击美军飞机的高射炮台上拍摄照片宣扬反战，也遭到了同样的敌意。事实上，在她这么做之前，就已经因为反战立场遭到了不少批评。显然，即使到了最后阶段，许多美国人也不能容忍别人批评美国在越南的行动。然而，越战结束之后，出现的却似乎只有自我批评的声音了。
比起理解美国民众在战争结束后对越战的回应，理解20世纪60年代越战反对声音的缺失可能更为直接。1963—1975年间，总共有230万美国士兵在越南服役，其中有5.8万名（2.5%）士兵阵亡。尽管媒体报道了学生在五角大楼前烧毁自己的征兵证的画面，事实上，美国在越战中调动的兵力规模并没有像在之前的战争中那么大，当然与二战更是没法比。1964—1973年间达到应征年龄的2700万人中，有200万人被征入伍，900万人自愿参军，而仅有150多万人真正参加过战斗。简而言之，越战一代中仅有6%的人参加过越战，因而，当时对于战争的反对并不持久、对于战争的支持相对稳定，也就不足为奇了。
美国人在回顾这个时期的美国史时会发现，1968年似乎不是决定性的一年，而是没能做出决定的一年。而正是这没能做出的决定在后来一直萦绕着“越战一代”，并且在某种程度上至今仍然如此。1968年的时候，美国似乎走到了一个转弯口，从自由主义共识转向了右翼政治。当然，这只是事后的总结。在20世纪60年代这个“骚动与变化”的十年渐近尾声之时，当时的人们仍然具有一种共识，这种共识是在一种美国国家主义的背景下形成的，而这种美国国家主义的形成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又是基于美国的军事实力，同时也基于源自独立革命和内战时期并且在二战期间得到最广泛传播的一种观念：不管是在自己国家还是其他国家的街道上战斗，美国人总是为自由而战的。只有当这种自由没能实现的时候，他们才会清醒过来，开始自我怀疑。就20世纪60年代而言，只有当骚动结束，才出现了变化，出现了社会变革与反对越战的声音。
随着约翰逊时代渐近尾声，新共和党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准备就职，全世界的目光没有聚焦在东南亚，而是聚焦在太空。1968年12月，阿波罗8号完成了首次绕月球航行的太空任务，在平安夜从漆黑的太空里用电波向地球发回了一条圣诞讯息——《创世纪》的开篇。对于这个将要步入新的十年、走向新的政治方向的国家而言，这样的讯息再合适不过了。次年夏天，也就是1969年7月20日，尼尔·阿姆斯特朗（Neil Armstrong）成为登上月球的第一人。然而讽刺的是，到了那个时候，美国的太空计划已经开始趋于缩小规模。事实上，冷战也开始趋于平息。
太空计划的规模精简是毫无征兆的，但尼克松在就职演讲中却表达了对冷战平息的愿望。“我们不仅在太空开阔了眼界，”尼克松断言道，“而且在地球上亦已打开了新的天地。”但是，尼克松也指出美国“在物质上富甲天下，精神上却一贫如洗；十分精确地登陆月球，却在地球上陷入吵吵嚷嚷的相互纷争之中”[10]。1969年之后，这些纷争并没有被驱散，某些方面事实上甚至还恶化了。不过，和之前的每一任总统一样，尼克松也针对美国的弊病提出了自己的计划，但是他的计划却和之前那些总统提出的截然不同，这一计划被命名为“新联邦主义”。
让国会里一些保守派感到沮丧的是，尼克松的新联邦主义并没有完全废除自由主义的新政。事实上，尼克松就职的这一年刚刚经历了反主流文化的巅峰伍德斯托克音乐节（组织者称之为“水瓶座盛会”），因而他给起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一些倡议赋予更具体的形式，也是一种恰当的做法。尼克松建立了一批联邦机构来解决各类问题，例如环境问题（环境保护局）、职业健康和安全问题（职业安全和健康署），同时也通过相应的立法来支持这些机构的工作，例如《清洁空气法》和《濒危物种法》。尼克松没法解决这个国家面临的所有问题，但他的确通过一些行动来确保地球上的新天地变得更加清洁、绿色。
在财政问题上，日益加剧的通货膨胀和失业问题让尼克松颇受限制，而美国在太空、国防和仍未结束的越战上的巨额开支也让他无力调控巨大的通胀压力。针对就业问题及其导致的财务危机，尼克松提出了家庭援助方案，这个社会福利方案本可以保障最低收入水平，却没能在国会通过。针对越南问题，尼克松也提出了名为“越南化”的方案，想要将作战和指导战争的任务逐渐移交给越南共和国陆军（ARVN），以便于美国逐渐从越战中抽身。但这个方案也同样遇到了麻烦：尼克松制定的时段对于越南共和国陆军来说太过短暂，对于日益失去耐心的美国民众来说又太过漫长。此外，一直以来，尼克松本人在解决越战问题上的手段相互矛盾，让人看不到头，这也对他的方案造成了破坏。
尼克松曾经表示，自己就算“爬到河内”也要解决越南问题。在他就职后，就立即向北越地区发起了大量空袭，并且在1970年派兵入侵中立国柬埔寨。这两项行动对于和平进程都无甚作用，却激起了美国民众的反战情绪，造成了可怕的后果。肯特州立大学的四名学生在一场校园反战抗议中遭俄亥俄州国民警卫队杀害，则又让举国上下感到惊骇。而就在此前，美国民众还在为1968年3月16日美军在越南美莱村的大屠杀群情激昂。
在越南一个名叫美莱村的偏僻小村庄，在中尉威廉·凯利（William Calley）的指挥下，第11轻步兵旅的查理连队残忍杀戮了400多名手无寸铁的妇女、儿童和老人。这起屠杀似乎向世界，也向美国自身证实：美国已经失去了道德的指南针。如果说在当时以及后来的媒体报道中，美莱村惨案都被呈现为美国介入越南事件的低谷，这都是从作恶的角度而言的。由于媒体的报道及其在美国文化中的后续影响，许多美国民众都会记得凯利中尉的名字，却会忘记甚至是不知道直升机驾驶员休·汤普森（Hugh Thompson）少尉对于这场屠戮的抵制。汤普森少尉目睹了这桩惨案，试图搭救幸存的平民，并且命令自己的士兵向任何妨碍营救平民的美军士兵开火。美莱村惨案中美军士兵内部的僵持其实正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美国这样的强国既有无限可能行善，也有无限可能作恶。
然而，即便是美莱村大屠杀这样的惨案，也没有像美国国内政局那样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1971年，五角大楼文件被泄密给了媒体，“水门丑闻”导致美国史上首次的总统下台。美国国防部关于美国参与越战初期的五角大楼文件被丹尼尔·埃尔斯伯格（Daniel Ellsberg）泄漏给了《纽约时报》。这起泄密事件让尼克松感到非常恼怒，而他本就因为觉得媒体破坏了美国在越战的谈判而对其怀有敌意，故而在白宫内部成立了名为“水管工”（因为要防泄密）的特别调查小组，闯入埃尔斯伯格的心理医生的办公室，想要找到（永远不会确切知道是什么的）证据来破坏埃尔斯伯格的信誉。次年，又有企业出资成立总统竞选连任委员会，雄心勃勃地想要找到民主党的污点。1972年6月，一伙人闯入华盛顿水门大厦的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办公室时当场被捕，而其中一人正是尼克松竞选班子的首席安全问题顾问。
水门事件一开始看起来有几分可笑，但是在两名《华盛顿邮报》记者的追踪调查下，一个滥用政治权力的复杂真相开始渐渐显露。迫于最高法院的施压，尼克松总统不得不交出美国总统办公室的窃听录音带。他私底下窃听录音被发现这件事本就已经足够糟糕，但录音带里的内容才真正让他名声扫地。然而比起一个人的名声扫地，还有更糟糕的事情：水门事件让一系列的非法窃听、行贿和回扣行为暴露在民众眼前。但造成最大破坏的不是这种犯罪行为本身，而是尼克松对于这种行为的掩盖。民众意识到，他们的总统想要破坏民主进程，想要对此说谎，并且还试图阻挠随后的司法调查。在民众要求弹劾总统的呼声下，尼克松于1974年辞职，这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这一时代开始于富兰克林·罗斯福所推行的联邦政府和干涉主义国家，并通过这种方式来定义和保卫美国的承诺。如今，它已经一去不返。由于发生了水门事件，加之1975年美国又从西贡战败撤军，许多美国人失去了对政府、对美国军事优势，甚至是对美国自身的信任。
然而，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不应夸大国民心态的转变、认为其一味接纳右翼思想而排斥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同时也不能忽视美国仍然存在的国际影响力。五角大楼文件和水门事件虽然占据了头版头条的位置，但与此同时也不要忘记，美国也仍然在探索太空，在寻求与苏联的和解。1969年11月，阿波罗12号的两位宇航员双双踏上月球的表面，1971年，美国宇航员首次驾驶月球车行驶了28千米。次年，美国宇航员再次登上月球表面，但这是美国在20世纪的最后一次了。同年，尼克松和柯西金（Kosygin）就苏美太空合作达成一致，促成了三年后的首个苏美太空探索项目：阿波罗—联盟测试计划。
到了1975年，一切似乎在兜了一圈之后又回到了原地。1957年苏联发射的人类第一颗人造卫星“伴侣号”给美国敲响了警钟，迫使他们开始重新考虑自己的全球影响力以及国内的现实情况。“伴侣号”是冷战的一个标志，而冷战给美国带来了新的思考方式：关于政府、社会、种族、经济、军事和技术。正如林登·约翰逊所说的，美国太空计划是“20世纪60年代的革命的起点”。
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曾经有过雄心壮志。肯尼迪的“新边疆”方针和约翰逊的“伟大社会”方案都旨在解决美国的国内问题与外交政策问题，并确立美国在冷战的新战场——太空领域的优势地位。事实证明，这些倡议都耗费了高昂的经济成本和意识形态成本。1975年之前的美国史可以视为一个成功者的故事：这个国家首先摆脱了殖民统治，建立起共和政府；接着征服了西部边疆，通过一场残忍的内战保持了统一；在有战火威胁到西方世界自由体制的存在之时，两次应欧洲的请求向其伸出援手；这个国家还为其他国家提供了实际支持、策略指导和意识形态的引导。
然而，1975年4月底，北越军队包围了美国使馆的时候，这个国家却不得不混乱地逃离了西贡。虽然美国军队不顾一切地想要让尽可能多的南越盟军登上疏散直升机，甚至是让海上疏散船只甲板上的直升机起飞，以腾出更多空间。但这还不足以疏散所有人。事实上，一直让越战一代人无法释怀的正是那些被他们留在身后、生死未卜的人。
第三个世纪
1975年4月，西贡落入共产主义势力手中时，美国已经开始举行建国200周年庆祝活动，宣布这个国家步入建国以来的第三个世纪。4月初，美国的第二趟“自由列车”从特拉华州的威明顿市出发，开始了一段持续近两年的环美旅程。就在前一年，所谓的“前导列车”已经将自由列车的官方路线试开了一趟，为自由列车的正式旅程做好准备。在建国200周年庆祝活动中，美国自由列车是除电视庆祝节目之外唯一的全国性纪念活动。列车上装载的物品和40年代第一趟自由列车上的大致相同，但多了一些东西，包括马丁·路德·金的布道台和从月球上采集的石头。
40年代的自由列车与70年代的自由列车之间还有另外一个不同之处：前者是政府行为，由一位联邦雇员发起，得到了国家档案馆的协助以及杜鲁门总统的支持；后者则是私人行为，由一位爱好火车的商人小罗斯·罗兰（Ross Rowland）发起，也得到了其他一些人的支持，其中包括为此举办了一场义演的歌手约翰尼·卡什（Johnny Cash）。罗兰本人也许无意借自由列车去证明什么，但实际上，到了20世纪70年代，自由的象征意义和实际含义都在经历着从公共领域到私人领域的转变。1975年底，《哈泼斯杂志》指出，这个国家仍然对总统遇刺事件而举国震惊，仍然因70年代的能源危机而在通货膨胀中挣扎，也仍然为西贡落入共产主义势力手中而感到骇然，这个国家在道德和物质上似乎都已经脱缰，在这个国家中，“新的自我陶醉”只会引起个体的不安与孤立。正因为此，美国的建国200周年庆祝活动非常低调；70年代的自由列车穿过美国大陆之时，途经的风景与40年代也截然不同。这趟列车的目的地是所谓的“保守反革命主义”（conservative counterrevolution），也就是对自由主义的最终拒绝。这种情绪在1980年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担任美国总统时达到了顶点。
有人认为，里根的一生在许多方面都体现了美国政治、社会发生的方向性转变。里根大学毕业的那年正值富兰克林·罗斯福首次当选总统（1932年），他职业生涯的轨迹也跟随着美国从新政自由主义向新保守主义的转变，他本人正是远离“大政府”、重回个人主义的新保守主义典范。然而，这种哲学方向上的剧变却仍然是在美国信条的大背景下进行的。事实上，从很大程度上讲，推动保守主义文化发展的正是对于美国信条可能瓦解的恐惧。新保守主义一方面赞美美国的多种族构成及其隐含的对于自由和公民国家主义的广泛表达，另一方面又担忧对于种族差异的过分强调可能导致20世纪部落主义的形成，从而对美国的国家中心构成威胁。在许多方面，新保守主义都可以追溯到18、19世纪对于自由的局限性以及自由的权利与义务的理解，不过如今这种理解已经不再仅仅被放在盎格鲁—撒克逊的背景下进行。
“政府，”罗纳德·里根在就职典礼那天说道，“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政府本身才是问题所在。”里根援引了托马斯·佩恩的话，指出美国的“特殊利益集团”是“我们人民”。里根提醒民众，美国是“一个拥有政府的国家，而不是一个拥有国家的政府”，正是这一点使得美国“在世界各国中独树一帜”。“我们的政府除了人民授予的权力，没有任何别的权力，”里根宣称，“目前，已有迹象表明，政府权力已经超出了被统治者的同意，制止并扭转这种状况的时候到了。”[11]里根并没有像佩恩那样说出“政府，即使在其最好的状态下也不过是一个无可避免的恶魔；在它最坏的状态下，就是一个无法忍受的恶魔”这样的话，但也许当时的许多听众听到的正是这个意思。
然而，1981年毕竟不是1776年。到了20世纪后期，已经有大量与个体相关的权利得到提倡和实施，这也给联邦政府增加了大量职责，而这些职责是联邦政府既不能废除也无法避免的。对反主流文化运动的抵制将一些思想和利益集团松散地聚合在一起，由此形成的新右派涉及思想、社会、政治、宗教和道德等诸多方面。新右派形成的动力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宗教复兴运动，而政治与宗教之间日益紧密的联系也向一直到20世纪后期都与宗教毫无干系的政治文化发出了挑战。保守的反主流文化在某些方面试图大规模重建清教徒村庄，对于那些反对者，则借助一种宗教的狂热予以打压。然而，这个运动从整体上而言从来没有完全成功地拆解过这个国家与生俱来的权利。在70年代，为了捍卫60年代遗留下来的传统，尼克松推行了一系列环境政策。在接下来的数年里，美国政治、法律、生活中的许多其他领域也都推出了类似的政策。越战时代将有关自由的新声音，尤其是来自学生的声音引入到全国的对话中，同时也放大了那些更传统的对话者的声音，尤其是民权活动家和妇女的声音。在越战、反主流文化运动走向衰落，以及水门事件真相曝光的大背景下，60年代的兴奋感渐渐消失，或者说消退，一直在推动这个时代发展，却又被淹没在当时众多声音之中的一些力量终于开始被注意到。
美国的妇女运动就是一个恰当的例子。虽然1920年颁布的第十九修正案保障了女性的选举权，二战以来女性的就业率也有所提高，但到60年代时，美国企业和政府部门里很少有女性位居高位。种种迹象也表明，这种情况并不会向好的方向发展。1961年，国会里还有20名女性成员，到了1969年，只剩下11位。对于大多数女性而言，她们生活的重心还是家庭。在60年代早期，很少会有女性自称是女权主义者。在反战运动中，女性通常也是有意识地以女性，而不是例如非裔美国人之类的身份来定位自己，这和上一代女性活动家的做法极为相似，那些人对于奴隶制或者19世纪晚期的种族划分的反对事实上基于这样一种纲领：女性是家庭的道德核心，因而也是国家的道德核心。
1963年，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出版了《女性的奥秘》（The Feminine Mystique），关于女性在社会地位的论辩随之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同年，美国通过《同酬法案》，并且建立了均等就业机会委员会，彻底改变了女性的就业状况以及雇主对待女性雇员的态度。1966年，全国妇女组织（NOW）成立，在弗里丹的领导下，借鉴民权活动家的手段与修辞，呼吁实现美国妇女在所有方面的全面平等。从这种意义上而言，性别与种族在平等问题上常常相辅相成。但在其他问题上，两者也是会有分歧的。
60年代中期，针对市中心区非裔美国人贫困率居高不下的问题，社会学家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Daniel Patrick Moynihan）写了名为《黑人家庭：需要国家为之采取行动》的报告（The Negro Family: The Case for National Action，也称“莫伊尼汉报告”）。这份报告出版后遭到了很多批评，批评者认为这份报告试图将白人中产阶级的规范强加于黑人家庭，尤其是黑人单亲妈妈之上。在如今的美国社会中，这种辩论仍未平息，许多保守派主张再次强调由夫妻及其子女组成的核心家庭的重要性，这不一定会解决所有的社会弊病，但对于这些核心家庭中的女性却有着很大的影响。和现在一样，当时的辩论偶尔也会跨越肤色和性别的界限，但有时却只是在两者之间的真空地带徒劳地呼喊。事实上，在女性权利的问题上，争议是常态，这一方面是因为单单通过一份宪法修正案并不能维护全面的平等权利，另一方面是因为这些得到维护的权利本身也正在被割裂开来。
1967年，全国妇女组织在妇女权利领域推动了两方面的重大进展：平等权利修正案（ERA）和堕胎权。前者在20年代就曾被提出过。两个议程的实现似乎都势在必得。国会将平等权利修正案下发给各州，满心期待批准州达到3/4的最低数量，这项修正案就可以被通过。到1973年时，这项修正案已经得到了36个州的批准。国会信心十足地认为这项修正案一定会通过。没想到的是，修正案最终却没能通过，而其原因竟是来自妇女的反对。菲利斯·施拉夫利（Phyllis Schlafly）领导的草根运动建立了停止平等权利修正案全国委员会，指出支持平等权利修正案的人都是反家庭的，这一立场也获得了其他一些像“母亲们在前进”这些听起来有些可怕的团体的支持。然而，国会仍然热衷于推动平等权利修正案的通过，甚至于将批准法案的截止时间推迟到了1982年。尽管如此，1977年之后，已经没有哪个州会去碰这个修正案，更不用说批准了。
与之相反，在一桩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最高法院裁决案“罗伊诉韦德”案（1973年）中，堕胎权得到了承认。但这项权利也曾并且继续遭到直接的质疑（见图67）。就在堕胎权得到通过的同一年，生命权利全国委员会也宣告成立。1989年，在“韦伯斯特诉生育健康中心”案中，最高法院判决认可了密苏里的一项法令，禁止任何医疗机构利用政府资金资助堕胎。不论是在当时还是现在，堕胎问题都充满分歧。当然，在许多国家都有支持堕胎和反对堕胎的活动家在针锋相对，但在美国，愿意做堕胎手术的医疗人员遭到谋杀、堕胎诊所遭遇抗议、医患双方都遭到了辱骂。在这个问题上，许多人至今的态度仍然是援引第一修正案来支持自己的行为，同时却不同意别人这么做。
在有关堕胎权的辩论中，涉及的问题不仅仅是女性和未出生的胎儿之间的权利该如何取舍，也正因此，堕胎权在美国以及其他国家都极富争议。1989年，白宫参与了一桩案件的“法庭之友”陈述，试图推翻“罗伊诉韦德”案的裁决。最高法院对此予以否决，但同时也规定各州可以限制政府资金资助的诊所中提供堕胎服务。最高法院这种中立的解决方案可能让谁都不满意，但也清楚表明了宗教右派并不能完全为堕胎问题设置议程。事实上，平等权利修正案和堕胎权辩论不仅突显了保守主义反主流文化的影响，也突显了对于这种影响一直以来都存在的反对声音。
图67 1976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在纽约举办期间，民众游行支持“主张女性有权选择人工流产”的游说议员，反对主张保护胎儿权利、反对堕胎的总统候选人艾伦·麦克马克（沃伦·莱弗勒于1976年7月14日拍摄）。由美国国会图书馆印刷品与照片部友情提供（LC-DIG-ppmsca-09733）。
平等权利修正案和罗伊诉韦德案事件之后，权利辩论涉及的范围开始扩大，其他一些所谓的少数团体也参与进来，攻击各种形式的歧视——不管是通过《美国残疾人法案》，还是通过为保障美国同性恋、双性恋及跨性别者（LGBT）群体的平等权利而制定的州立法。不管从法律还是文化上而言，这些权利对于美国来说都仍然是一项挑战，不过，开始于70年代、想要终结性取向歧视的势头是不大会消散或者减弱的（图68）。虽然宗教右派继续责骂同性恋，但从更广阔的公众视角来看，尤其是在80年代艾滋病肆虐之后，民众在平等公民权利的问题上是持一种包容而非排斥态度的。
1965年，《移民与国籍法》通过，废除了自1924年起开始实施的原籍国配额制，1970年之后，美国迎来了移民人群的增长。如果说到了20世纪后期，美国在法律和文化上的包容性已经延展覆盖到当时的边缘人群，那么关于这种包容性文化的内涵的辩论——事实上是争吵——在当时的背景下也发挥了自己的作用。80年代的移民人数不到900万，到90年代时已经增长到约1350万，其中很大一部分移民是西班牙裔（主要来自墨西哥）或亚裔（主要来自中国、韩国和越南）。这种情况加剧了保守派的担忧，他们害怕美国文化会遭遇解体，也担心不同的种族和民族团体之间会发生跨文化冲突。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就任总统时，在就职演讲中强调了“美国的理想”中的多样性和统一性，指出美国的理想是“能够从纷繁的多样性中实现最深刻的统一性”。
克林顿在演讲中提到“美国复兴的奇迹”，这无疑是一种精神宣传。克林顿指出，对于这个步入后冷战时代、迈向新世纪的国家而言，这几乎是一场春之祭。美国不再与世界相脱离，而是通过之前几十年的技术发展，重新站在了世界的中心。“这个世界虽然沐浴着自由的阳光，但仍受到旧仇宿怨和新的祸患的威胁。”克林顿指出，“我们在无与伦比的繁荣中长大，继承了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但由于商业失败，工资增长停滞、不平等状况加剧，人民的分歧加深，我们的经济已经被削弱。”[12]
图68 1976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在纽约举办期间，发生了一起同性恋权益游行（沃伦·莱弗勒于1976年7月11日拍摄）。美国最高法院在2003年裁决指出，将同性恋行为定为犯罪是不符合宪法的。由美国国会图书馆印刷品与照片部友情提供（LC-DIG-ppmsca-09729）。
在克林顿任内，有一些分歧还在继续加深。夹在两届布什政府之间的克林顿政府，看起来就像是保守派反革命中间的一片自由主义绿洲。不过这么想也许并不对，在里根和乔治·布什的任期内，右派想要的没有完全得到，左派害怕的也没有全部发生，而到了90年代，美国却出现了一种与个体自由毫无干系、事实上是截然相反的问题：犯罪问题。
在之前分别由共和党执政和民主党执政的两届政府任期内，美国的监禁率都居世界首位。事实上，克林顿任期届满之时，有560多万美国人处于或曾经处于监禁状态。简而言之，每37个美国成年人当中就有1个人经历过监禁，不过这个比率视种族而不同。截至2001年底，16.6%的非裔美国人在狱中或曾经入狱，西班牙裔的监禁率相对较低（7.7%），白人男性的监禁率则更低（2.6%）。“如果2001年的监禁率一直持续下去，”美国司法部的一份报告总结指出，“那么美国的黑人男性在其一生中有1/3的可能会入狱，西班牙裔男性有1/6的可能会入狱，白人男性则有1/17的可能会入狱”。到了2009年6月，有160万美国人被关押在狱中。[13]
这些数据当然能够帮助解释现代人对于犯罪剧的迷恋，但与此同时，它们也突显了一种令人担忧的趋势：美国人口广泛趋向于犯罪，并且犯罪以及对于犯罪的恐惧给美国造成了，而且还将继续造成日益增长的影响。这种趋势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冲突与美国身份之间的关系，以及一种从美国建国之初就一直存在的恐惧，害怕这个世界上的第一个共和实验会特别容易遭到外部和内部力量的攻击，也害怕这些力量有可能会破坏美国。一直到冷战结束，美国人的恐惧其实都可以总结归纳为一类：“美国信条”一直在遭到挑战。这些恐惧的主要来源是英国、“南方”人、共产主义甚至是“大政府”，在美国人看来，这些团体如果说不是真的彼此合作，也是具有一种内在的连贯性的。当然，冷战提供了一种元框架，在这个框架下，这些恐惧可以得到表达，并且也通过对这些恐惧的回应，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美国身份。在冷战的背景下，复杂的问题得以简化，美国的主要威胁来自里根所称的“邪恶帝国”苏联。1991年苏联的解体摧毁了这个框架，开启了通往乔治·布什乐观地称为“新世界秩序”的道路，而这条道路也许不可避免地注定是一条混乱之路。
就在布什任期的第一年里，全球混乱最大限度地冲击了美国。2001年9月11日，纽约的世贸大厦和华盛顿的五角大楼遭到恐怖袭击，引发全球骚乱。当然，恐怖主义本质上就是要传播恐惧。然而，世贸中心双子塔的倒塌让这个一直以来都惴惴不安的国家终于找到了恐惧的对象。媒体对于这起袭击的实时播报增加了这起事件给人带来的冲击和恐惧，震惊的世人只能束手无策地看着最初那些疯狂的营救措施，看着双子塔突然倒塌，看着数千条性命转眼之间灰飞烟灭。
“9·11”事件带来的恐惧感是非常明显的。在此之前，美国人当然也经历过国内恐怖活动。1993年，与基地组织有关的恐怖分子也袭击过世贸中心。然而，美国从来没有遇到过像“9·11”这样大规模的恐怖袭击。布什政府对此的回应是宣布发起“反恐战争”，但这种战争从一开始就冒着落空的风险。恐怖毕竟是一个昙花一现的敌人。布什政府的批判者常常指出，布什自称为“战争总统”，从中赢得了不少好处。他挑起了公民自由权的问题，也为损害那些自由权制造了机会。虽然美国政府将基地组织指为罪魁祸首，但在这场除了恐怖之外其实没有明显敌人的战争中，美国想要自身立于不败之地，在一些人看来是非常冒险的。
“9·11”事件之后，美国成立了国土安全部，通过了《美国爱国者法案》。尽管这些都是针对“9·11”事件采取的行动，但在美国国内外的一些人看来，这些举动都让保守派反革命势力得到巩固，是一种更危险的“新保守派”阴谋的胜利。这种阴谋意图建立起一个美帝国——一个自由的帝国——并且要形成一种可供复制的美国模板，但并不是每个国家都会欢迎这种模板。布什概述并且颁布袭击“邪恶轴心”、在阿富汗推翻塔利班政权（持久自由行动）、在伊拉克终结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的独裁（伊拉克自由行动）并实现“政权更替”的计划时，世界都为之一愣。虽然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美国都指出了至少是切实存在的敌人，但事实证明，想打败他们也并不容易。
在美国国内方面，“9·11”事件掀起了一股爱国主义的高潮，布什对此当然会加以利用。就和二战结束后一样，美国的国旗到处飘扬。它被插在双子塔的旧址上；被展示在每一个可能的地方，汽车上、窗户上；搜救犬身上裹着它，孩子们身上也穿着它。它成了一种反抗的象征，成了一条让人安心的毛毯。战争当然是想要引起这样的爱国反应，把民众团结在一起，进而增强国家主义。而就在2001年之前，这种国家主义正面临破碎的危险。对于美国来说，这种新的国家主义的高涨来源于冲突，从某种意义上讲，与恐怖分子的冲突终结了这个国家在越战失败问题上一直以来的困扰。恐怖主义这个敌人是否会比共产主义更容易约束和击败还有待观察，奥巴马的民主党政府是否能有尊严地获得和平或者从容地从阿富汗撤兵也还要拭目以待。
不可避免地，“9·11”事件没有能够消除所有的分歧，美国继续挣扎在这些分歧之中，与之苦苦作对。2005年，卡特里娜飓风重创美国，也将美国持续存在的阶级分歧和种族分歧暴露在世人面前，而至少在外人看来，这些分歧在2001年之后可能已经不那么明显了。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在2008年的总统竞选中取得胜利，在一定程度上归功于这些分歧的存在，但在更大程度上则应归功于美国人想要解决这些分歧的迫切要求。
奥巴马上任之时，其他国家正在开始怀疑，更确切地说是担忧美国在世界舞台上的角色。美国似乎有时在转向一种内向化的孤立主义，有时又在转向一种想要贯彻全球秩序的强势的救世主冲动；它一方面对自由高谈阔论，一方面却又迟迟不肯关闭关塔那摩湾监狱。奥巴马许诺了一个不同的未来。在这个未来之中，美国不会为了巩固自身安全而让自己的理想妥协；在这个未来之中，美国将会从“百衲而成的传统”中打造出公民国家理想。“这，”他宣称，“就是公民的义务和承诺。这就是我们自信的来源——认识到上帝呼唤我们在前途不明的情况下掌握自己的命运。这就是我们的自由和我们坚守的信条具有的意义。”[14]有些人对奥巴马的这个就职演讲感到失望。他们似乎在期待更多，但那是什么呢？
在某种程度上，奥巴马的当选在很多层面上都是具有——或者说，是许多人都希望其具有——象征意义的。奥巴马的当选不仅意味着在连续两届共和党政府之后，民主党终于重获执政权，也意味着所谓的新保守主义统治明显已经走到了尽头。有些人认为，在乔治·布什任内开始流行起来的新保守主义描述了那些在20世纪60年代属于自由派、到了80年代和90年代却转向保守派的人士。和其他改变信仰的人一样，这些人对待自己的新信仰相当认真、坚定。新保守主义政府对20世纪60年代美国国内一些人表达的反美主义感到失望，对在那之后美国国外表达的反美主义情绪也充满忧虑，其国内外政策都寻求回归“传统”价值，（通过神学保守派）重申宗教是美国世俗信仰的支柱。
这种新信仰到底有多新，还有待争议。早在1920年，英国作者G.K.切斯特顿（G. K. Chesterton）就将美国描述为“一个具有教会精神的国家”，而这种宗教（或者说宗教信仰）与爱国主义（或者说国家信仰）的融合在美国建国之时就已然存在。当时，约翰·温斯罗普在其布道中向20世纪福音派的殖民者祖先们保证，他们的国度将会是一座“山巅之城”。就美国国家主义而言，美国人是上帝的选民这种观念从一开始就被当成理所当然。一直到了20世纪后期，即使奥巴马指出上帝为美国安排的天命也许并不像前总统们所相信的那么确凿，还是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选择相信上帝。
不过，在一个很重要的层面上，奥巴马当选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非裔美国人总统，似乎也代表了至少有一部分的美国天命得以实现，代表着自这座山巅之城建立以来就一直对其造成损害的种族问题得以解决。在这个问题上，开国元勋们一直闪烁其词，从一开始就无法让这个国家实现其1776年制定的宗旨，也引发了后来的很多问题。到了19世纪中期，奴隶制和种族问题让共和实验几乎从内部遭到破灭。奥巴马就职典礼的现场以林肯纪念雕像为背景，并且手按林肯当年宣誓时所用的《圣经》宣誓就任美国总统，这些都清楚表明奥巴马想要让人们想起那位在1863年签署《解放黑人奴隶宣言》的总统。许多美国人在看到这些画面的时候都会回想起过去，虽然不至于想到内战时期，但是会想起1963年马丁·路德·金在林肯纪念堂前台阶上的演讲，想起他唤起的人们对“这个国家将会奋起，实现其立国信条的真谛”的信念。奥巴马的当选似乎证实，美国终于做到了这一点。
当然，仅凭林肯的形象并不能支撑或者完全满足奥巴马当选后面临的那些期待。奥巴马当选之时，正值国际银行陷入困境。美国和其他许多国家一样，不仅遭遇了国内财政问题，也在外交政策上遭到了挑战，而这些问题都不是轻易就能解决的。现今对于美国的讨论常常倾向于使用两个词语：全球化和霸权（有时也称全球霸权），说的好像这两个词语是什么新鲜事物一样，好像经济大萧条影响的只是美国，而不是代表着一场全球经济危机。就美国自身而言，2008年开始的金融危机当然会引起人们对30年代经济大萧条的回忆，就像美军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驻军也会让人们想起越战一样。历史似乎正在重演，并且是一场日益扩大的全球范围内的重演。
全球化让全球人口都容易受市场力量的摆布，也让恐怖主义容易受军事力量的影响，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以及美国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成为许多专栏和博文的话题。美国的人口仅占全世界的4.6%，却消耗了约33%的世界资源。在这种巨大的消费之下，美国在经济、军事，并且也可以说在政治实力上都无人可以匹敌。但是美国和其他国家都开始清楚认识到，美国的实力一旦缺少目的，就是没有意义的，并且这种目的不能像布什所做的那样仅仅由美国自己来定义和捍卫。奥巴马寻求实现更大程度的国际合作与和解，但这当然是一个双向的过程。有人质疑美国的国家理想和国家身份是否能够经受得住全球化带来的外部压力和多元文化造成的内部压力。对此的回答当然是肯定的。这个在一些人看来根本不是个国家的国家，这个常常被描述为“共和实验”的国家，从建国之初就非常团结。这项实验还远未结束。事实上，鉴于美国现在的历史还相当短暂，更准确的说法可能是，美利坚合众国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注释：
[1]Johnson, quoted in Robert Dallek, Lyndon B. Johnson: Portrait of a President(New York 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170.
[2]The commercial can be viewed via the Lyndon Baines Johnson Library and Museum, available at: http://www.lbjlib.utexas.edu/johnson/media/daisyspot/(September 1, 2010).
[3]Lyndon B. Johnson, “Special Message to Congress: The American Promise, ”March 15, 1965, available at: http://www.presidency.ucsb.edu/ws/index.php?pid=26805＆st=＆st1= (September 3, 2010).
[4]‘A Divided Decade: The“60s, ”Life, Vol. 26 (December 26, 1969): 8-9.
[5]Dwight D. Eisenhower, “Farewell Radio and Television Address to the American People, ”January 17, 1961, available at: http://www.presidency.ucsb .edu/ws/index.php?pid=12086＆st=＆st1= (September 3, 2010).
[6]Kennedy, quoted in Arthur M. Schlesinger, Jr., Robert Kennedy and His Times(1978. Reprint.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2002) 705
[7]The reaction to the Revolutionary War and World War I are discussed in previous chapters. Figures for American attitudes toward Vietnam are taken from Rhodri Jeffreys-Jones, Peace Now! American Society and the Ending of the Vietnam War, New Edi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1) 14-15.
[8]Tom Hayden et al., “The Port Huron Statement, ”(1962), available at: http://www2.iath.virginia.edu/sixties/HTML docs/Resources/Primary/Manifestos/SDS Port Huron.html (September 4, 2010).
[9]Report of the National Advisory Commission on Civil Disorders (1968), available at: http://www.eisenhowerfoundation.org/docs/kerner.pdf (September 4, 2010).
[10]Richard M. Nixon, “Inaugural Address, ”January 20, 1969, available at: http://www.presidency.ucsb.edu/ws/index.php?pid=1941 (September 4, 2010).
[11]Ronald Reagan, “Inaugural Address, ”January 20, 1981, available at: http://www.presidency.ucsb.edu/ws/index.php?pid=43130 (September 5, 2010).
[12]William J. Clinton, “Inaugural Address, ”January 20, 1993, available at: http://www.presidency.ucsb.edu/ws/index.php?pid=46366 (September 5, 2020).
[13]Thomas P. Bonczar, “Prevalence of Imprisonment in the U.S. Populations, 1974-2001”(NCJ-197976); Bureau of Justice, available at: http://bjs.ojp.usdoj.gov/index.cfm?ty=pbdetail＆iid=2200 (September 5, 2010).
[14]Barack Obama, “Inaugural Address, ”January 20, 2009, available at: http://www.presidency.ucsb.edu/ws/index.php?pid=44 (September 5,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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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名、地名、术语双语对照表
中文 西文
A
《艾克塞特公约》（1639年） Exeter Compact of 1639
《爱》 Love
《安娜·卡列尼娜》 Anna Karenina
《奥尔巴尼联盟计划》 Albany Plan of Union
阿波罗号 Apo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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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帕霍族 Arapaho Nation
阿梅里戈·韦斯普奇 Vespucci, Amerigo
阿瑟·巴洛 Barlowe, Arthur
阿娃·加德纳 Gardner, Ava
埃德加·胡佛 Hoover, J.Edgar
埃德蒙·安德罗斯 Andros, Edmund
埃尔南·科尔特斯 Cortés, Hernán
埃尔维斯·普雷斯利 Presley, Elvis
埃里克·施洛瑟 Schlosser, Eric
埃伦·盖茨·斯塔尔 Starr, Ellen Gates
埃米特·蒂尔 Till, Emmett
埃斯科韦多诉伊利诺伊州案 Escobedo vs.Illinois
艾奥瓦 Iowa
艾布拉姆·瑞安 Ryan, Abram Joseph
艾达·韦尔斯 Wells, Ida B.
艾尔弗雷德·马汉 Mahan, Alfred T.
艾伦·金斯伯格 Ginsberg, Allen
艾伦·麦克马克 McCormack, Ellen
艾萨·凯特 Kitt, Eartha
艾森豪威尔主义 Eisenhower Doctrine
爱达荷州 Idaho
爱德华·埃弗里特·黑尔 Hale, Edward Everett
爱德华·贝拉米 Bellamy, Edward
爱德华·沃特豪斯 Waterhouse, Edward
爱尔兰 Ireland
“爱之盛夏” Summer of Love
安德鲁·卡内基 Carnegie, Andrew
安德鲁·梅隆 Mellon, Andrew W.
安东尼·阿什利·库珀（沙夫茨伯里伯爵） Cooper, Anthony Ashley (Earl of Shaftsbury)
安妮·哈钦森 Hutchinson, Anne
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乔治国王之战） War of the Austrian Succession (King George's War)
奥格斯堡同盟战争（威廉王之战） War of the League of Augsburg (King William's War)
奥古斯塔斯·盖洛德 Gaylord, Augustus
奥利弗·奥蒂斯·霍华德 Howard, Oliver Otis
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 Holmes, Oliver Wendell Jr.
奥林匹亚号 Olympia, USS
奥奈达 Oneida Nation
奥斯汀·费尔普斯 Phelps, Austin
奥瓦尔·福伯斯 Faubus, Orval Eugene
B
《巴比特》 Babbit
《巴黎条约》 Treaty of Paris
《被救赎的俘虏回到锡安山》 The Redeemed Captive Returning to Zion
《被征服的旗帜》 The Conquered Banner
《濒危物种法》 Endangered Species Act
《不会发生在这里》 It Can't Happen Here
巴尔的摩—俄亥俄铁路 Baltimore ＆ Ohio Railroad
巴尔托洛梅奥·万泽蒂 Vanzetti, Bartolomeo
巴克诉贝尔案 Buck vs. Bell
巴拉克·奥巴马 Obama, Barack
巴里·戈德华特 Goldwater, Barry
巴拿马运河 Panama Canal
巴特勒提案 Butler Act
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 Las Casas, Bartolomé de
芭芭拉·菲尔茨 Fields, Barbara Jeanne
白人至上论 White supremacy
半路圣约 Half-Way Covenant
邦克山战役 Bunker Hill, battle of
保皇派 Loyalists
保罗·富塞尔 Fussell, Paul
保罗·里维尔 Revere, Paul
鲍勃·迪伦 Dylan, Bob
北达科他州 North Dakota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NATO)
北卡罗来纳 North Carolina
贝蒂·戴维斯 Davis, Bette
贝蒂·弗里丹 Friedan, Betty
贝内迪克特·阿诺德 Arnold, Benedict
本·蒂尔曼 Tillman, Ben
本杰明·迪斯雷利 Disraeli, Benjamin
本杰明·富兰克林 Franklin, Benjamin
本杰明·拉什 Rush, Benjamin
闭嘴法案 Gag Rule
标准石油公司 Standard Oil Company
宾夕法尼亚州 Pennsylvania
波茨坦会议 Potsdam conference
波多黎各 Puerto Rico
波卡洪塔斯 Pocahontas
波士顿罢工 Boston labor strike
波士顿惨案（1770年） Boston Massacre (1770)
波士顿倾茶事件 Boston Tea Party
波瓦坦部落联盟 Powhatan Confederacy
布拉特尔街教堂 Brattle Street Church
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 Brown vs. Board of Education
布里埃尔·托马斯 Thomas, Gabriel
C
《茶税法》（1773年） Tea Act of 1773
《常识》 Common Sense
《纯净食品和药物法》（1906年） Pure Food and Drug Act of 1906
《惩治煽动叛乱法案》 Alien and Sedition Acts
查尔斯·达德利·沃恩 Warner, Charles Dudley
查尔斯·林德伯格 Lindburgh, Charles
查尔斯·申克 Schenck, Charles
查尔斯顿图书馆协会 Charlestown Library Society
查理二世（英国国王） Charles II (King of England)
查理一世（英国国王） Charles I (King of England)
朝鲜战争 Korean War
朝鲜战争纪念园 Korean War Memorial
持久自由行动 Operation Enduring Freedom
冲绳 Okinawa
春节攻势 Tet Offensive
D
《大街》 Main Street
《道斯土地分配法》（1887年） General Allotment (Dawes) Act of 1887
《第十八修正案》 Eighteenth Amendment
《第十九修正案》 Nineteenth Amendment
《第十三修正案》 Thirteenth Amendment
《第十四修正案》 Fourteenth Amendment
《东京湾决议案》 Gulf of Tonkin resolution
《独立宣言》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镀金时代》 The Gilded Age: A Tale of Today
《对全世界有色公民的呼吁》 Appeal to the Colored Citizens of the World
《对于拿起武器之原因和必要性的声明》 Declaration of the Causes and Necessities of Taking up Arms
达科他战争（苏族大起义） Dakota War (Great Sioux Uprising)
大白舰队 Great White Fleet
大不列颠 Great Britain
大觉醒 Great Awakening
大陆军 Continental Army
大迁移 Great Migration
大卫·斯蒂芬森 Stephenson, David C.
大卫·沃克 Walker, David
丹·西克尔斯 Sickles, Dan
丹尼尔·埃尔斯伯格 Ellsberg, Daniel
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 Moynihan, Daniel Patrick
淡紫恐怖 Lavendar scares
“刀疤脸”阿尔·卡彭 Capone, Al“” Scarface
道格拉斯·麦克阿瑟 MacArthur, Douglas
得克萨斯州 Texas
德怀特·艾森豪威尔 Eisenhower, Dwight D.
德雷德·斯科特 Scott, Dred
德玛拉拉起义 Demerara Rebellion
德斯托克音乐节 Woodstock
邓莫尔勋爵的黑人军团 Lord Dunmore's Ethiopian Regiment
帝国主义 Imperialism
第二党系 Second Party System
第一次地理大发现 First Great Age of Discovery
第一次牛奔河之役（第一次马纳萨斯之役） First Bull Run/Manassas
第一届大陆会议（1774年） First Continental Congress of 1774
佃农 Sharecropping
独立战争 Revolutionary War
杜鲁门主义 Truman Doctrine
堕胎权 Abortion rights
E
E. E.卡明斯 Cummings, E. E.
俄勒冈小道 Oregon Trail
俄勒冈州 Oregon
厄尔·沃伦 Warren, Earl
F
《凡尔赛条约》 Treaty of Versailles
《反间谍法》（1917年） Espionage Act of 1917
《反煽动叛乱法》（1918年） Sedition Act of 1918
《佛罗里达最新发现实录》 The Whole and True Discovereye of Terra Florida
《弗吉尼亚、新英格兰和萨默群岛通史》 Generall Historie of Virginia, New-England, and the Summer Isles
《弗吉尼亚第二宪章》 Second Charter of Virginia
《弗吉尼亚纪事》 Notes on the State of Virginia
法国胡格诺派 French Huguenots
法国—印第安人战争（七年战争） French and Indian War (Seven Years' War)
法尼·罗·哈默 Hamer, Fannie Lou
法西斯主义 Fascism
反帝国主义者联盟 Anti-Imperialist League
反对印花税法大会（1765年） Stamp Act Congress of 1765
反间谍计划 COINTELPRO
反托拉斯法 Antitrust legislation
范妮·帕尔默 Palmer, Fanny
菲利普王战争（梅塔科米叛乱） Metacom's Rebellion (King Philip's War)
菲利斯·施拉夫利 Schlafly, Phyllis
菲莉斯·惠特利 Wheatley, Phillis
菲律宾 Philippines
废奴运动 Abolition movement
费城 Philadelphia
费城图书馆公司 Library Company of Philadelphia
费迪南德·麦哲伦 Magellan, Ferdinand
粉红恐怖、淡紫恐怖和黑色恐怖 Pink, Lavendar, Black scares
“奋斗不息的人生” Strenuous life doctrine
“疯狂旋转” The Mad Whirl
疯马（苏族首领） Crazy Horse
佛罗里达 Florida
弗吉尼亚公司 Virginia Company
弗吉尼亚州 Virginia
弗莱德·阿斯泰尔 Astaire, Fred
弗兰克·利特尔 Little, Frank
弗朗索瓦·多米尼克·杜桑·卢维图尔 Toussaint L'Ouverture, Fran?ois
弗朗西斯·怀亚特 Wyatt, Francis
弗朗西斯·尼克尔森政府 Nicholson, Francis
弗朗西斯科·皮萨罗 Pizzaro, Francisco
弗雷德·珀内尔 Purnell, Fred S.
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 Douglass, Frederick
弗雷德里克·雷明顿 Remington, Frederic
福特制 Fordism
复活节起义 Easter Rebellion
复兴金融公司 Reconstruction Finance Corporation(RFC)
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 Roosevelt, Franklin Delano
G
《感情宣言》 Declaration of Sentiments
《高等教育法案》（1965年） Higher Education Act of 1965
《高山上的呼喊》 Go Tell it on the Mountain
《关于弗吉尼亚新大陆的真实简报》 A Briefe and True Report of the New Found
Land of Virginia
《归化法》（1798年） Naturalization Act of 1798
戈登·马瑟 Mather, Cotton
哥伦比亚与巴拿马冲突 Panama/Colombia conflict
哥伦布大交换 Columbian exchange
格林湾部落 Green Bay Tribes
格罗弗·克利夫兰 Cleveland, Grover
葛底斯堡战役 Gettysburg, battle of
葛丽泰·嘉宝 Garbo, Greta
工业委员会 War Industries Board
公共工程管理局 Public Works Administration (PWA)
公共事业振兴署 Works Progress Administration (WPA)
公共信息委员会 Committee on Public Information (CPI)
共产主义 Communism
共和党 Republicans
贡纳尔·默达尔 Myrdal, Gunnar
古巴 Cuba
关岛 Guam
贵格会 Quakers
滚石乐队 Rolling Stones
国防部 Department of Defense
国防研究委员会 National Defense Research Committee
国际联盟 League of Nations
国家安全委员会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NSC)
国家复苏局 National Recovery Administration (NRA)
国家公园管理局 National Park Service (NPS)
国家民事骚乱专项顾问委员会（克纳委 National Advisory Commission on Civil
员会） Disorders (Kerner Commission)
国土安全部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H
《海上权力对于历史的影响》 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
《海滩上》(舒特)On the Beach (Shute)
《航海法》（1651年） Navigation Act of 1651
《黑人的灵魂》 The Souls ofBlack Folk
《黑人和奴隶管理法案》（1740年） Negro Act of 1740
《黑人家庭：需要国家为之采取行动》 The Negro Family: The Case for National Action
《横跨大陆（帝国西进的征途已经开始）》 Westward the Course ofEmpire Takes its Way
《红衫泪痕》 Jezebel
《欢乐之家》 The House ofMirth
《荒原》 The Waste Land
《回顾》 Looking Backward
《货币法案》（1764年） Currency Act of 1764
哈莱姆文艺复兴 Harlem Renaissance
哈里·杜鲁门 Truman, Harry
哈丽雅特·比彻·斯托 Beecher Stowe, Harriet
哈利·H·劳克林 Laughlin, Harry H.
哈珀斯费里 Harper's Ferry
哈特福德集会 Hartford Convention
海地 Haiti
海勒姆·惠特利 Whitley, Hiram C.
海伦·亨特·杰克逊 Jackson, Helen Hunt
汉弗莱·吉尔伯特 Gilbert, Humphrey
豪厄尔·科布 Cobb, Howell
赫伯特·胡佛 Hoover, Herbert
“黑人权力”运动 Black Power movement
黑色恐怖 Black scare
亨利·本杰明·惠普尔 Whipple, Henry Benjamin
亨利·福特 Ford, Henry
亨利·华莱士 Wallace, Henry A.
亨利·克莱 Clay, Henry
亨利·卢斯 Luce, Henry
亨利八世 Henry VIII
红色恐怖 Red Scare
华盛顿民权游行 March on Washington
怀俄明州 Wyoming
环境保护局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EPA)
黄孩子连环画 Yellow kid cartoon
黄热病 Yellow fever
辉格党 Whigs
霍尔馆 Hull House
霍勒斯·布什内尔 Bushnell, Horace
霍勒斯·格里利 Greeley, Horace
J
J. B. 亨德森 Henderson, J B
J.P.摩根 Morgan, J.P.
“吉姆克劳”种族隔离法案 Jim Crow laws
《家中的麦金利》 McKinley at Home
《街头女郎玛吉》 Maggie: A Girl of the Streets
《解放奴隶宣言》 Emancipation Proclamation
《紧急限额法》（1921年） Emergency Quota Act of 1921
《近几十年来的西印度新世界》 The Decades of the Newe Worlde or West India
《禁酒令》 National Prohibition Act (Volstead Act)
《经济合作法案》（1948年） Economic Cooperation Act of 1948
《经济机会法》（1964年） Economic Opportunity Act of 1964
《巨大的房间》 The Enormous Room
《爵士歌手》 The Jazz Singer
基地组织 Al Qaeda
吉迪恩诉温赖特案 Gideon vs. Wainwright
加利福尼亚 California
家庭援助方案 Family Assistance Plan
简·方达 Fonda, Jane
简·亚当斯 Addams, Jane
《剑桥协定》（1629年） Cambridge Agreement of 1629
阶级战争 Class war
节制生育 Birth control
杰斐逊·戴维斯 Davis, Jefferson,
杰克·凯鲁亚克 Kerouac, Jac
杰里迈亚·柯廷 Curtin, Jeremiah
金博尔·迪米克 Dimmick, Kimball H.
进步党 Progressive Party
进步时代 Progressive era
禁酒时期 Prohibition
经济大萧条 Great Depression
爵士乐时代 Jazz Age
军工复合体 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 development
均等就业机会委员会 Equal Employment Opportunity Commission
K
《卡罗来纳基本法》 Fundamental Constitutions
《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1854年） Kansas-Nebraska Act of 1854
《康涅狄格基本法》（1639年） Fundamental Orders (1639)
《扩张：在新世界的条件下》 Expansion: Under New World-Conditions
卡尔文·柯立芝 Coolidge, Calvin
卡姆登战役 Battle of Camden
卡特里娜飓风 Hurricane Katrina
凯托来信 Cato's Letters
堪萨斯州 Kansas
康华里 Cornwallis, Charles
康涅狄格 Connecticut
科尔法克斯大屠杀事件 Colfax Massacre
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 Vanderbilt, Cornelius
克拉拉·鲍 Bow, Clara
克莱门特·艾德礼 Attlee, Clement
克劳斯·富克 Fuch, Klaus
克里斯珀斯·阿塔克斯 Attucks, Crispus
克里斯托弗·哥伦布 Columbus, Christopher
克里斯托弗·纽波特 Newport, Christopher
克纳报告 Kerner Repo rt
克纳委员会 Kerner Commission
肯塔基州 Kentucky
肯特州立大学的四名学生遭俄亥俄州国民警卫队杀害案件 Kent State killings
恐怖主义 Terrorism
L
《了不起的盖茨比》 The Great Gatsby
《联邦党人文集》 Federalist Papers
《联邦条例》 Articles of Confederation
《两便士法案》 Two Penny Act
《另一半怎么生活》 How the Other HalfLives: Studies among the Tenements of New York
《论无限服从》 A Discourse Concerning Unlimited Submission
《论西方之探索》 A Particular Discourse Concerning Western Discoveries
拉迪亚德·基普林 Kipling, Rudyard
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 Emerson, Ralph Waldo
拉尔夫·莱恩 Lane, Ralph
拉斐德侯爵 La Fayette, Marie Joseph Paul (Marquis de)
兰斯顿·休斯 Hughes, Langston
劳工部 Department of Labor
劳工骑士团 Knights of Labor
雷蒙德·格拉姆·斯温 Swing, Raymond Gram
冷战 Cold War
理查德·奥特考特 Outcault, Richard
理查德·哈克卢特 Hakluyt, Richard
理查德·亨利·李 Lee, Richard Henry
理查德·尼克松 Nixon, Richard M
理查德·伊登 Eden, Richard
理查德·格伦维尔 Grenville, Richard
利昂·乔尔戈什 Czolgosz, Leon
利比里亚 Liberia
联邦的支柱 The Federal Pillars
联邦儿童局 Federal Children's Bureau
联邦作家项目 Federal Writers Project
林登·约翰逊 Johnson, Lyndon B.
林肯·斯蒂芬斯 Steffens, Lincoln
硫磺岛战役 Battle of Iwo Jima
柳克丽霞·莫特 Mott, Lucretia
路易·若利耶 Joliet, Louis
路易斯安那购地案 Louisiana Purchase
路易斯安那州 Louisiana
罗伯特·克罗米 Cromie, Robert
罗伯特·肯尼迪 Kennedy, Robert
罗伯特·麦克纳马拉 McNamara, Robert
罗伯特·约翰逊 Johnson, Robert
罗得岛 Rhode Island
罗杰·托尼 Taney, Roger B.
罗杰·威廉姆斯 Williams, Roger
罗纳德·里根 Reagan, Ronald
罗莎·帕克斯 Parks, Rosa
罗伊诉韦德案 Roe vs. Wade
M
《玛丽·罗兰森夫人被囚禁和释放的真实记录》 A True History ofthe Captivity and Restoration of Mrs. Mary Rowlandson
《没有祖国的人》 The Man Without a Country
《美国爱国者法案》 Patriot Act
《美国残疾人法案》（1990年） Americans with Disabilities Act of 1990
《美国的前行》 American Progress
《美国口袋书》 The Pocket Book of America
《美丽新世界》 Brave New World
《门罗主义》 The Monroe Doctrine
《懵懂年代》 The Plastic Age
《民权法》（1964年） Civil Rights Act of 1964
《民权法案》（1875年） Civil Rights Act of 1875
《牧场生活与狩猎之路》 Ranch Life and the Hunting Trail
马德琳·奥尔布赖特 Albright, Madeleine
马丁·路德·金 King, Martin Luther
马丁·路德 Luther, Martin
马尔克姆·XMalcolm X
马克·吐温 Twain, Mark
马库斯·伊莱·拉维基 Ravage, Marcus Eli
马里兰 Maryland
马普诉俄亥俄州案 Mapp vs. Ohio
马萨诸塞 Massachusetts
马萨诸塞技工协会 Massachusetts Mechanic Association
马萨诸塞湾公司 Massachusetts Bay Company
马歇尔计划 Marshall Plan
玛格丽特·富勒 Fuller, Margaret
玛格丽特·山额 Sanger, Margaret
玛吉·约翰逊 Johnson, Maggie
玛丽·戴尔 Dyer, Mary
玛丽·库珀 Cooper, Mary
玛丽·罗兰森 Rowlandson, Mary
玛丽·丘奇·特雷尔 Terrell, Mary Church
玛奇·奥博霍尔策 Oberholtzer, Madge
迈克尔·曼 Mann, Michael
麦迪逊·格兰特 Grant, Madison
麦卡锡主义 McCarthyism
曼哈顿计划 Manhattan Project
曼泰奥 Manteo
梅加·埃弗斯 Evers, Medgar
梅雷迪思游行 Meredith March
梅诺米尼 Menominee Nation
美国第一委员会 America First Committee
美国服务志愿队 Volunteers in Service to America (VISTA)
美国钢铁公司 United States Steel
美国公民自由联盟 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 (ACLU)
美国国会法令废止危机 Nullification Crisis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tional Aeronautics and Space Administration(NASA)
美国节制生育联合会 American Birth Control League (ABCL)
美国劳工联合会 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 (AFL)
美国民权委员会 Commission on Civil Rights
美国启蒙运动 American Enlightenment
美国人党（或称无知党） American Party (Know-Nothings)
美国诉克鲁克香克案 United States vs. Cruikshank
美国政府诉《1776精神》案件 United States vs. The Spirit of 1776
美国政府诉奈特公司案 United States vs. E.C. Knight Co.
美国殖民协会 American Colonization Society
美莱村大屠杀 My Lai massacre
美利坚联盟国 Confederate States of America
美西战争 Spanish-American war
蒙哥马利公车抵制运动 Montgomery Bus Boycott
“迷惘的一代” Lost Generation writers
米兰达诉亚利桑那州案 Miranda vs. Arizona
米切尔·帕尔默 Palmer, A. Mitchell
密苏里 Missouri
密苏里妥协案 Missouri Compromise
密西西比 Mississippi
密西西比州夏天计划（自由之夏） Mississippi Summer Project (Freedom Summer)
密西西比自由民主党 Mississippi Freedom Democratic Party (MFDP)
密歇根州 Michigan
缅因号 Maine, USS
缅因州 Maine
民间护林保土队 Civilian Conservation Corps (CCC)
民权运动 Civil rights movement
民主党 Democratic Party
“民主的兵工厂” Arsenal of Democracy
民主共和党 Democratic-Republicans
明尼苏达州 Minnesota
秣市骚乱事件 Haymarket Riot
墨西哥裔美国人 Mexican-Americans
N
《南方恐怖》 Southern Horrors
《农业调整法》 Agricultural Adjustment Act (AAA)
《奴隶解放》 Emancipation
《女性的奥秘》 The Feminine Mystique
纳撒尼尔·培根 Bacon, Nathaniel
纳特·特纳 Turner, Nat
南北战争 Civil War
南卡罗来纳州 South Carolina
内布拉斯加州 Nebraska
内森·贝德福德·福里斯特 Forrest, Nathan Bedford
内维尔·舒特 Shute, Nevil
尼尔·弗格森 Ferguson, Niall
尼尔·阿姆斯特朗 Armstrong, Neil
尼古拉·萨克 Sacco, Nicola
尼古拉斯·德·奥万多 Ovando, Nicolás de
尼基塔·赫鲁晓夫 Khrushchev, Nikita
纽约帝国大厦 Empire State Building
诺曼·布里廷厄姆 Brittingham, Norman
诺曼·罗克韦尔 Rockwell, Norman
诺曼·梅勒 Mailer, Norman
O
欧内斯特·海明威 Hemingway, Ernest
欧佩坎诺 Opechancanough
欧文·威斯特 Wister, Owen
P
《排华法案》（1882年） Chinese Exclusion Act of 1882
《飘》 Gone With the Wind
帕特里克·亨利 Henry, Patrick
培根叛乱 Bacon's Rebellion
佩克特大屠杀 Pequot tribe massacre
披头士乐队 The Beatles
平等权利修正案 Equal Rights Amendment (ERA)
平民党 Populist party
葡萄牙 Portugal
普尔曼罢工事件 Pullman strike
普莱西诉弗格森案 Plessy vs. Ferguson
Q
《奇爱博士》 Dr. Strangelove
《强制法案》（1774年） Coercive (Intolerable) Acts of 1774
《清洁空气法》 Clean Air Act
《穷理查德年鉴》 Poor Richard's Almanacks
《权利法案》 Bill of Rights
《全国产业复兴法》 National Industrial Recovery Act of 1933
七年战争（又名法国与印第安人战争） Seven Years' War (French and Indian War)
潜艇战 U-boat campaign
乔纳森·梅休 Mayhew, John
乔赛亚·斯特朗 Strong, Josiah
乔瓦尼·卡博托（约翰·卡博特） Caboto, Giovanni (John Cabot)
乔治·阿姆斯特朗·卡斯特 Custer, George Armstrong
乔治·巴顿 Patton, George
乔治·伯克利 Berkeley, George
乔治·布什 Bush, George W.
乔治·华莱士 Wallace, George
乔治·华盛顿 Washington, George
乔治·卡尔弗特 Calvert, George
乔治·卡特里特 Carteret, George
乔治·马歇尔 Marshall, George C.
乔治·坦普尔顿·斯特朗 Strong, George Templeton
乔治国王之战 King George's War
切萨皮克—俄亥俄西南铁路 Chesapeake, Ohio and South western Railroad
清教主义 Puritanism
全国妇女组织 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Women (NOW)
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Colored People (NAACP)
R
《让·德·莱里巴西大陆之旅》 Le Voyage au Brézil de Jean de Léry
《让美国再次成为美国》 Let America Be America Again
《人间天堂》 This Side of Paradise
《肉类检查法》(1906年)Meat Inspection Act of 1906
让·博沙尔·德·尚皮尼 Bochart de Champigny, Jean
让·德·莱里 Léry, Jean de
让·里博 Ribault, Jean
“人头权”政策“Headright” system
人造卫星 Sputnik
S
《三个士兵》 Three Soldiers
《社会保障法》 Resettlement Administration
《世纪的耻辱》 A Century ofDishonor/The Shame of the Cities
《世界末日》 The Crack ofDoom
《税收并非暴政：对于美国国会决议与致辞的回应》 Taxation No Tyranny: An Answer to the Resolutions and Address of the American Congress
《速食国家》 Fast Food Nation
萨达姆·侯赛因 Hussein, Saddam
萨拉托加战役 Battle of Saratoga
萨姆·侯赛 Hose, Sam
塞勒姆女巫审判案 Salem witchcraft trials
塞缪尔·莫尔斯 Morse, Samuel F.B.
塞缪尔·沃德 Ward, Samuel
塞缪尔·亚当斯 Adams, Samuel
塞缪尔·约翰逊 Johnson, Samuel
塞尼卡福尔斯会议 Seneca Falls Convention
塞文河战争 Battle of the Severn
塞西尔·卡尔弗特 Calvert, Cecil
三K党 Ku Klux Klan
沙溪大屠杀 Sand Creek Massacre
伤膝河 Wounded Knee
社会主义党 Socialist Party
社区服务中心 Settlement houses
摄影项目 Photography Project
申克诉美国政府案 Schenck vs. United States
声讨挽歌 Jeremiads
圣多曼格岛奴隶起义 Saint-Domingue uprising
圣路易斯精神号 The Spirit of St. Louis
史陶诺动乱 Stono Rebellion
“士兵的信仰”的理论 “Soldier's faith”philosophy
市场革命 Market revolution
水门丑闻 Watergate scandal
“水星计划” Project Mercury
斯蒂芬·道格拉斯 Douglas, Stephen A.
斯蒂芬·克兰 Crane, Stephen
斯科普斯审判案 Scopes Trial
斯科特·菲茨杰拉德 Fitzgerald, F. Scott
斯科特诉桑福德案 Dred Scott v. Sandford
斯匡托 Squanto
斯坦利·库布里克 Kubrick, Stanley
斯图尔特纪念窗 Stuart Memorial Window
斯托克布里奇—猛西人 Stockbridge-Munsee Nation
斯托克利·卡迈克尔 Carmichael, Stokely
斯托克斯诉州政府案 Stokes vs. State
四大自由 Four Freedoms
苏联 Soviet Union
苏人种族 Sioux Nation
苏伊士运河危机 Suez Crisis
苏族大起义（达科他战争） Great Sioux Uprising (Dakota War)
所罗门·斯托达德 Stoddard, Solomon
T
T.S. 艾略特 Elliot, T. S.
《太平洋铁路法案》 Pacific Railroad Act of 1862
《汤姆叔叔的小屋》 Uncle Tom's Cabin
《糖税法》（1764年） Sugar Act of 1764
《天使，望故乡》 Look Homeward, Angel
《屠场》 The Jungle
《土地法令》 Land Ordinance
《退伍军人权利法》 G.I. Bill of Rights
《托德西利亚斯条约》 Treaty of Tordesillas
塔利班 Taliban
汤森税（1767年） Townshend Duties of 1767
糖业托拉斯案 Sugar Trust Case
特奥尔多·德·布里 Bry, Theodor de
特拉华 Delaware
特威德集团 Tweed Ring
天花 Smallpox
田纳西号战列舰 Tennessee, USS
田纳西州 Tennessee
停止平等权利修正案全国委员会 National Committee to Stop ERA
投票权 Voting rights
图皮南巴人 Tupinambá
托伦顿战役 Battle of Trenton
托马斯·爱迪生 Edison, Thomas
托马斯·哈里奥特 Hariot, Thomas
托马斯·亨特 Hunt, Thomas
托马斯·胡克 Hooker, Thomas
托马斯·杰斐逊 Jefferson, Thomas
托马斯·莫尔 More, Thomas
托马斯·纳斯特 Nast, Thomas
托马斯·潘恩 Paine, Thomas
托马斯·丘奇亚德 Churchyard, Thomas
托马斯·沃尔夫 Wolfe, Thomas
托尼·莫里森 Morrison, Toni
W
《为什么芝加哥世博会中没有美国有色人种》 The Reason Why the Colored American Is Not in the World's Columbia Exposition
《伟大种族的消逝：欧洲历史的种族根基》 The Passing of the Great Race: The Racial Basis of European History
《沃尔斯特法案》 Volstead Act
《乌托邦》 Utopia
《巫术性质浅探》 A Modest Enquiry into the Nature of Witchcraft
《五月花号公约》 Mayflower Compact
瓦利福奇 Valley Forge, PA
瓦特暴乱 Watts riots
旺奇斯 Wanchese
威廉·伯克利 Berkeley, William
威廉·布拉德福德 Bradford, William
威廉·迪安·豪厄尔 Howell, William Dean
威廉·杜波依斯 Du Bois, W.E.B.
威廉·凯利 Calley, William
威廉·劳埃德·加里森 Garrison, William Lloyd
威廉·伦道夫·赫斯特 Hearst, William Randolph
威廉·麦金利 McKinley, William
威廉·莫拉利 Moraley, William
威廉·佩恩 Penn, William
威廉·斯通 Stone, William
威廉·苏厄德 Seward, William
威廉·特威德 Tweed, William M.
威廉·威尔斯·布朗 Brown, William Wells
威廉·约瑟夫政府 Joseph, William
威廉·詹宁斯·布赖恩 Bryan, William Jennings
威廉三世 William III
威廉王之战 King William's War
威斯康星 Wisconsin
唯信仰论危机 Antinomian crisis
维太放映机公司 Vitascope Company
“伟大社会”项目 Great Society program
委内瑞拉 Venezuela
温斯顿·丘吉尔 Churchill, Winston
沃尔特·雷利 Ralegh, Walter
乌托邦理念 Utopian ideal
无名士兵 Unknown Soldier
五角大楼文件 Pentagon Papers
伍德罗·威尔逊 Wilson, Woodrow
伍尔沃斯午餐柜台抗议事件 Woolworth lunch counter protest
X
《西北法令》（1787年） Northwest Ordinance of 1787
《西拉斯·拉帕姆的发迹》 The Rise of Silas Lapham
《西南法令》（1790年） Southwest Ordinance of 1790
《西印度毁灭述略》 Short Account of the Destruction of the Indies
《向上帝挑战》 Inherit the Wind
《谢尔曼反托拉斯法》 Sherman Antitrust Act
《新不列颠》 Nova Britannia: Offering most excellent fruites by Planting in Virginia
《新大陆》 De Orbe Novo (On the New World)
《宣示法案》（1766年） Declaratory Act of 1766
西奥多·罗斯福 Roosevelt, Theodore
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安妮女王之战） Queen Anne's War (War of the Spanish Succession)
西部扩张 Western expansion
西部牛仔 Cowboys
西弗吉尼亚号战列舰 West Virginia, USS
西弗吉尼亚州 West Virginia
西蒙·纳尔逊·帕滕 Patten, Simon Nelson
西雅图罢工 Seattle labor strike
夏安族 Cheyenne Nation
夏威夷 Hawaii
向贫困宣战 War on poverty
小比格霍恩河 Little Big Horn
“小钢铁”方案 Little Steel formula
谢斯叛乱 Shay's Rebellion
辛克莱·刘易斯 Lewis, Sinclair
新国家主义 New Nationalism
新罕布什尔 New Hampshire
新联邦主义 New Federalism
新英格兰 New England
新英格兰同盟 New England Confederation
“新英格兰自治领” Dominion of New England
新泽西州 New Jersey
新政 New Deal
新自由主义 New Freedom concept
休·汤普森 Thompson, Hugh
蓄奴自决权 Popular sovereignty
选举权 Suffrage
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 Student Nonviolent Coordinating Committee(SNCC)
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 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 (SDS)
Y
《一个宾夕法尼亚农民的来信》 Letters from a Farmer in Pennsylvania
《一个美国农人的信札》 Letters from an American Farmer
《一个美国人的困境：黑人问题和现代民主》 An American Dilemma: The Negro Problem and Modern Democracy
《一个纳粹间谍的自白》 Confessions of a Nazi Spy
《移民法》（1924年） Immigration Act of 1924
《移民与国籍法》（1965年） Immigration and Nationality Act of 1965
《印第安开化法案》（1816年） Indian Civilization Act of 1816
《印第安人公民权法案》（1924年） Indian Citizenship Act of 1924
《印第安人重组法》（1934年） Indian Reorganization Act (IRA) of 1934
《印花税法》（1765年） Stamp Act of 1765
《永别了，武器》 A Farewell to Arms
《邮局法案》 Post Office Act
《有关邪灵的良知》 Cases of Conscience Concerning Evil Spirits
雅尔塔会议 Yalta conference /Yeardley, George
雅各布·里斯 Riis, Jacob
雅克·马凯特 Marquette, Jacques
亚伯拉罕·林肯 Lincoln, Abraham
亚拉巴马州 Alabama
亚历克斯·德·托克维尔 Tocqueville, Alexis de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 Hamilton, Alexander
亚历山大·斯蒂芬斯 Stephens, Alexander
亚历山大六世 Alexander VI
“一无所知”党 Know-Nothings
伊迪丝·华顿 Wharton, Edith
伊拉克自由行动 Operation Iraqi Freedom
伊丽莎·卢卡斯·平克尼 Pinckney, Eliza Lucas
伊丽莎白·卡迪·斯坦顿 Stanton, Elizabeth Cady
伊丽莎白一世 Elizabeth I
伊曼纽尔·洛伊策 Leutze, Emanuel
伊曼努尔·康德 Kant, Immanuel
伊斯帕尼奥拉岛 Hispaniola
伊娃·琼斯 Jones, Eva
医疗保险制度和医疗补助计划 Medicare, Medicaid
移民限制联合会 Immigration Restriction League
义务兵役法草案 Selective Service and Training Act
印第安人 Native Americans
印第安人新政 Indian New Deal
印第安战争 Indian Wars
印加部落 Incas
英国《权利法案》 English Bill of Rights
英荷战争（1664年） Anglo-Dutch war (1664)
英克里斯·马瑟 Mather, Increase
英属圭亚那地区 British Guiana
优生学 Eugenics
“幽灵证据”说 Spectral evidence
尤金·德布兹 Debs, Eugene V.
尤利西斯·格兰特 Grant, Ulysses S.
尤妮斯·威廉斯 Williams, Eunice
援助盟军保卫美国委员会 Committee to Defend America by Aiding the Allies
约翰·A·利奇 Leach, John A.
约翰·埃利奥特 Elliot, John
约翰·奥尔特盖尔德 Altgeld, John P.
约翰·奥沙利文 O'Sullivan, John
约翰·伯戈因 Burgoyne, John
约翰·布朗 Brown, John
约翰·迪金森 Dickinson, John
约翰·多斯·帕索斯 Dos Passos, John
约翰·格林利夫·惠蒂埃 Whittier, John Greenleaf
约翰·海 Hay, John
约翰·汉考克 Hancock, John
约翰·黑尔 Hale, John
约翰·黑特 Heith, John
约翰·惠尔赖特 Wheelwright, John
约翰·加尔文 Calvin, John
约翰·加斯特 Gast, John
约翰·杰伊 Jay, John
约翰·卡尔霍恩 Calhoun, John C.
约翰·科利尔 Collier, John
约翰·肯尼迪 Kennedy, John F.
约翰·罗尔夫 Rolfe, John
约翰·洛克 Locke, John
约翰·洛克菲勒 Rockefeller, John D.
约翰·梅森 Mason, John
约翰·默里·福布斯 Forbes, John Murray
约翰·默里 Murray, John
约翰·潘兴 Pershing, John J.
约翰·萨萨蒙 Sassamon, John
约翰·史密斯 Smith, John
约翰·威尔克斯·布思 Booth, John Wilkes
约翰·温斯罗普 Winthrop, John
约翰·伍尔曼 Woolman, John
约翰·亚当斯 Adams, John Quincy
约翰·怀特 White, John
约克敦 Yorktown
约瑟夫 E. 约翰斯顿 Johnston, Joseph E.
约瑟夫·达德利 Dudley, Joseph
约瑟夫·多德里奇 Doddridge, Joseph
约瑟夫·麦卡锡 McCarthy, Joseph R.
约瑟夫·普利策 Pulitzer, Joseph
约瑟夫·斯大林 Stalin, Joseph
约瑟夫·斯托里 Story, Joseph
越南战争 Vietnam War
越战综合征 Vietnam syndrome
Z
《在路上》（凯鲁亚克） On the Road (Kerouac)
《宅地法》（1862年） Homestead Act of 1862
《政府论·下篇》 The Second Treatise of Civil Government
《执行法案》 Enforcement Acts
《殖民地教会、道德和军事管理法》 Lawes Divine, Morall and Martiall
《至尊法案》 Act of Supremacy
《种植园税法》 Plantation Duties Act of 1673
《驻营法》 Quartering Act of 1765
《赚大钱》 The Big Money
《自由之路》“Freedom Road”
《佐治亚州私刑法》 Lynch Law in Georgia
《宗教法案》（或《宽容法案》） Toleration Act (Act Concerning Religion)
詹姆斯·J·戴维斯 Davis, James J.
詹姆斯·奥蒂斯 Otis, James
詹姆斯·奥格尔索普 Oglethorpe, James
詹姆斯·加菲尔德 Garfield, James A.
詹姆斯·麦迪逊 Madison, James
詹姆斯·门罗 Monroe, James
詹姆斯·威尔逊 Wilson, James
詹姆斯·谢泼德·派克 Pike, James Shepherd
詹姆斯·鲍德温 Baldwin, James
詹姆斯敦殖民地 Jamestown colony
詹姆斯二世（英国国王） James II (King of England)
詹姆斯一世（英国国王） James I (King of England)
战时人力资源委员会 War Manpower Commission
战时生产委员会 War Production Board
战争搬迁管理局 War Relocation Authority (WRA)
战争动员办公室 Office of War Mobilization
“昭昭天命” Manifest Destiny concept
珍珠港 Pearl Harbor
真正的美国主义 True Americanism
芝加哥 Chicago
职业安全和健康署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Administration(OSHA)
中东地区 Middle East
中央情报局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CIA)
种族主义 Racism
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 House Committee on Un-American Activities(HUAC)
朱利叶斯·罗森伯格/埃塞尔·罗森伯格 Rosenberg, Julius/Ethel
装饰派艺术建筑 Art Decobuilding
自由乘车运动 Freedom Rides
自由列车 Freedom Train
自由民局 Freedmen's Bureau
自由民局卫生处 Medical Division, Freedmen's Bureau
自由债券 Liberty Bonds
自由之土党 Free Soil Party
宗教改革（1517年） Protestant Reformation (1517)
佐拉·尼尔·赫斯顿 Hurston, Zora Neale
佐治亚 Georgia
坐牛 Sitting Bull
1877铁路罢工事件 Railroad Strike of 1877
1883年民权诉讼诸案 Civil Rights Cases of 1883
《19世纪的女性》 Woma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译后记
美国史相关的著作可谓汗牛充栋。早在19世纪30年代，美国传教士高理文便将《美理哥合省国志略》一书翻译成中文，这也许是最早一批美国史译著。随着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的相继失败，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开始思考借鉴国外的发展之道，于是便出现了一批介绍美国历史的译作，其中包括裨治文的两卷本《联邦志略》等[1]。到了新中国成立之后，因为阶级斗争的政治纲领，美国史的研究和引进染上了很多意识形态的色彩，大多是为了适应形势的应景之作。这种情况一直等到改革开放之后才得到了根本性扭转。到如今，因为美国在世界政治格局中的重要地位，美国史研究也成为中国历史研究版图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在众多美国历史的相关图书中，纽卡斯尔大学苏珊—玛丽·格兰特教授的这本《剑桥美国史》有其独特的气质。首先是格兰特教授的女性视角。在本书中，作者非常强调了女性的历史角色，若将这些片段串联在一起，这本书实际上也是一部美国女性的历史。例如针对殖民地时代女性作为商品的社会遭遇、19世纪美国女权主义运动等历史片段，格兰特教授都给出了细致的描绘。其次是作者对美国历史精彩的洞察力，尤其是挖掘出美国历史中的诸多反讽之处，例如她写道：“20世纪下半叶以来，如果说这个新世界的‘巨人’总是发现自己处于一个矛盾的位置上，一边在海外‘传授民主’，一边在海外‘强求解放’，那么，美国自己的历史——不管是在19世纪60年代还是在20世纪60年代——则提醒我们，美国在国内也经常被迫展开相似的过程。”再次是她对于美国历史的把握，即将“何谓美国人”这一问题贯穿全书，同时也给出了别具匠心的答案。
值得一提的是，格兰特教授这本书的语言十分华美，这同时也给翻译带来了一定难度。本书的单数章节由成思翻译初稿，双数章节由董晨宇翻译初稿。历经三次校对，仅求在能力所及范围之内，做到翻译准确，风格统一。在本书的翻译过程中，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学院的本科生于瀛、Robert，硕士研究生武晓慧、胡攀峰协助完成了部分章节的校对工作，向他们表示感谢。另外需要说明的是，除去个别业已成为习惯的翻译之外，本书中绝大部分英文人名和地名全部参照《世界人名翻译大辞典》和《世界地名翻译大辞典》译出。
作为翻译者，我们只能算是历史研究的门外汉。因此，翻译这本书的过程中，我们也不断学习和充实自己的历史知识，深感受益颇丰。
当然，书中翻译欠妥之处，也请不吝赐教。
董晨宇 成思 2017年8月
注释：
[1]参见张友伦《美国史研究百年回顾》，《历史研究》，1997年第3期，第149—1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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